“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发展的对策

2020-02-01 02:08
新疆艺术 2020年6期
关键词:新疆一带一路创作

电影《哈森与加米拉》剧照

“一带一路”的实施开展,既为新疆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也对它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要改变创作观念。选取新疆“好故事”,适应电影市场需求,技术更新,创作出能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精品“大片”,扩大新疆电影影响,打造新疆电影品牌,突破当前“跨域性”阻碍,发展“共同体美学”,新疆电影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为新疆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必须努力克服阻碍发展的现实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才能真正促进新疆电影更好地发展,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笔者首先谈谈“一带一路”背景下阻碍新疆电影发展的现实问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阻碍新疆电影发展的因素

(一)新疆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电影《远去的牧歌》剧照

经过近70 年的发展,新疆电影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从第一部新疆电影《哈森与加米拉》到“十七年”家喻户晓的新疆电影《天山上的红花》《阿娜尔汗》《冰山上的来客》以及“文革”后广春兰导演拍摄的《不当演员的姑娘》《买买提外传》《西部舞狂》《良心》等影片,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全球化”语境下,新疆电影依旧屡获大奖,如《望山》《风雪狼道》《大河》《真爱》《梦开始的地方》《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歌声的翅膀》等。这些优秀的影片为新疆电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使得新疆电影当前在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方面处于全国领军地位。尽管如此,新疆电影却很难出现市场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佳的作品,真正在国内或国际产生“现象级”影响力的影片几乎没有。正如著名电影评论家李道新评论新疆电影时所说:“与‘十七年’相比,新时期后再无现象级的新疆电影作品。当前的新疆电影,在叙事表达和民族特质的运用上,与当代社会的整合度也不高。”①正因如此,所以尽管新疆电影屡获“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等大奖,但大多数新疆电影票房低,社会影响力不大,观众的认可度不高,这表明新疆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二)新疆电影的创作生力军不足

新疆电影的创作主体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自1959 年建立,始终立足本土,坚持创作新疆电影,也为新疆电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如著名的导演广春兰、高峰、董玲以及编剧张冰等,这些电影人凭借其不懈的努力,为新疆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但这批优秀的新疆电影人目前很少或者已经停止创作新疆电影。广春兰是著名的新疆导演,但年事已高,早已停止新疆电影创作。高峰导演和董玲导演也都已经退休,高峰导演几乎不创作新疆电影,董玲导演近年来拍摄的新疆电影数量有限,而且拍摄的基本都是小投资影片,难以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张冰已经去世。其余的新疆电影人由于创作的影片数量或者质量不够,因此影响力还不够,新生代的新疆电影创作者还没有成长起来,新疆电影创作主力军严重不足,这是新疆电影欲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长足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三)新疆电影人的创作观念相对保守

新疆电影在70 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观念和电影美学思想,这既是新疆电影得以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新疆电影发展难以突破的主要原因。电影艺术发展突飞猛进,电影创作观念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但是,新疆电影在主题的表达、题材的选择、影像风格的表现等方面却很保守,缺乏标新立异的创新。客观上说,新疆电影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但却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惊喜”,难以引起观众的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由此可见,新疆电影创作观念保守是新疆电影一个隐形致伤的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更广阔的交流平台上,世界各国优质影片互相交汇,观众可观看的影片数量大增,不能震动观众心灵的影片是难以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的。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的创作观念必须不断更新,寻求突围之策。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发展的对策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针对阻碍新疆电影发展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渠道培养更多新生代的优秀电影人,为新疆电影的发展储备生力军,另一方面要改变创作观念,努力提高新疆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双赢的局面。正如某些电影理论家所说:“新疆电影始终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寻求更多的创作主体,不仅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电影人,而且包括更多的汉族电影人才;另一方面,向内寻找核心的电影文化生产方式,保留新疆电影中的风俗文化传统以契合观众对新疆电影的既定期待。”②所以,对于新疆电影的发展,培养创作主体虽然急迫但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提高新疆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是当前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对此提出几条发展对策。

(一)创作气势恢宏的“大片”

大片是国内外电影发展的趋势,自2002 年国产影片《英雄》问世之后,中国国产大片就蓬勃发展起来,相继出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十面埋伏》《梅兰芳》《唐山大地震》《赵氏孤儿》《让子弹飞》等。近年来,大片的趋势并未消减。当然,关于“大片”的涵义不尽相同,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 年第一版第248 页)认为大片是指耗资大、制作精良的影片。《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254 页)认为大片是指投资大、制作成本高的电影片,多为题材重大、影响面广、并由著名影星主演的影片。而在《电影艺术词典》(2005 年第一版第476 页)中指出:“指一种大制作影片,这种影片的特点是:投资大、明星多、场面壮观、制作水准高。”可见,“大片”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那么大片之“大”应该如何界定呢?笔者认为,大片之“大”有几方面:

一是人物之“大”。有研究者指出:“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创作的成功与否,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写好这个‘人’”③电影作为叙事性艺术,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讲述是其核心。人物之“大”不一定是崇高的英雄人物,小人物的内心品格同样震撼人心,是心灵之“大”,“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只有有灵魂的东西才有内涵”。④它可以是令人敬仰的品格,或刺入心灵的人性,可以是大悲大喜的人生,或是慷慨激昂的民族气慨、民族精神等等。谢晋的扛鼎之作《芙蓉镇》在揭示人性的深刻性方面堪称典范,看后荡气回肠,可以算“大片”。《公民凯恩》是大片,大在报业大亨凯恩的兴衰史;《泰坦尼克号》是大片,它大在生死与不渝爱情的考验上;《林则徐》是大片,大在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上;《唐山大地震》是大片,大在人性的拷问上,如此等等。总之,大片需要征服观众心灵的人物,人物是要能成为让观众记住的“这一个”(黑格尔)。新疆电影在这方面拓展的空间还很大,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部影片塑造的人物达到了“大片”的水准。《大河》虽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探索,但是影片中的人物还有艺术探讨的空间:陈大河正面却稍显单薄。固然,陈大河是六七十年代中国援疆大军中的一员,他是时代的缩影,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这样的大爱形象也容易遮蔽了人物其他方面的性格形象,这容易使人物单一化、主旋律化、意识形态化,不能简单地塑造成一个简单的奉献牺牲型的类型化的援疆的大爱形象,应该深入人物内心情感深处,展示出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思想,由此可见,在人物形象的开掘方面,新疆电影的拓展空间极大。

电影《风雪狼道》海报

二是故事之“大”。即故事的内涵与内部张力要给人以心灵震撼、情感激荡回旋之感。《红高粱》是大片,它大在那些人物的生命像酒一样燃烧的性情里面;《活着》是大片,大在起伏不定的人生际遇上和动荡起伏的人生。电影作为叙事性艺术,故事的讲述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选取一个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的好故事是“大片”的必要条件,好的故事必定能够直击观众的心灵、冲击着观众的情感,使得观众欲罢不能、灵魂震撼。当然,好的电影的故事并非绝对是曲折离奇的,有时“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同样震撼人心,让观众达到“含泪的微笑”(普希金)的效果!新疆电影在这方面应该下大功夫,挖掘出令人深入人心的好故事,使得这些故事能够直击人心,产生深广的影响。

三是环境之“大”。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电影中可以表现为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场景。场景浩大能够增加影片恢弘的气势,但是仅仅以场景的恢弘气势来震服观众是肤浅而不可取的。吴宇森的《赤壁》、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赵氏孤儿》等都有这个倾向,但是这些影片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应,所以说场景之大若无内涵,不能与人物的命运、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连接,就只是一个空壳式的背景,对观众来说就只是视觉的奇观,难以触动心灵。在灾难片中,特别是由自然地质引起的灾难片中,场景的视觉冲击是首要的,诸如《泰坦尼克号》《2012》等电影都以恢宏的灾难性场景冲撞着观者的眼球,但它们最终都不是为再现灾难而灾难,而是以地质灾难警示人心,或在灾难中揭示人性。新疆电影《风雪狼道》也有灾难片的意味,但其中的灾难只是故事的一个片段,没有以灾难作为故事讲述的逻辑的起因,主要人物性格的开掘还不够深刻丰富。因此,场景对于大片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必须的。新疆电影投资有限,可以不必在场景之大上下功夫,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回人物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使得人物形象经受复杂环境的拷问,人物和故事更富复杂深刻的内涵,是影片成功的重要要素。新疆电影在这方面有初步的尝试,高峰的电影作品《大河》,将人物陈大河置于苏联援助中国、中苏关系破裂的复杂关系中,使得这部电影具有史诗般的气势,治理塔里木河的历史就是新疆各民族为生存而抗争的历史,但是人物的塑造还不够直抵人心,因此可以说新疆电影在这方面还可走得更远一点,即在确保意识形态和主旋律的底线上,将人物打造得更丰富饱满一点,将一个人物置于历史的风口浪尖或历史大潮的旋涡中,使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将二者熔为一炉来锤炼,这样的历史才不是脱离人物的历史史录,这样的人物也不是超越历史时空的稻草人。

总之,人物、故事、环境三者是环扣互动的。伟大之作必是多种因素的巧妙结合而成,除了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讲述、场景的布设,还有诸如表演、技术、选材等诸多要素。所以,气势恢宏的大片除了场面的宏大,制作的精良,更在于人物形象的深刻复杂性和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它不仅仅是通过历史场景的宏大壮观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更在于场面和动作必须与人物命运的融合,而视觉画面和环境要为人物服务。仅仅是场面宏大,制作精良,而没有人物,没有性格,没有气节,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影片,不能称之为大片,只有那种气魄、场面、制作精良与人物、故事情节等紧密联系的优良之作,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大片。新疆电影应该致力于创作这类气势恢宏的大片,通过大片产生震撼的社会影响,为新疆电影的精品化、品牌化奠定基础。

2010年7月,蔡振华接替退休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开始分管足球工作。从那时起,蔡振华身上多了“足球”的标签。

(二)调整创作思路,打造新疆电影品牌

电影品牌可以说是区域文化软实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造力、文化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商业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电影品牌的形成既可带来经济利益,也可很好地传播新疆形象,为新疆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促进新疆的政治、经济更好地发展。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要赢得更好地发展、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更好地服务,就应该打造出新疆电影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吸引观众,这是一条捷径。品牌的形成涉及到两方面的元素,一方面是数量,另一方面是质量。因此打造新疆电影品牌首先必须扩大新疆电影生产量,用成批量的新疆电影加深扩大影响,要持续保持关注度。除了一定的数量外,还要努力打造电影精品,建立与观众良性互动的局面。当前,国家在霍尔果斯的新疆影视公司提供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其目的可能就有提升新疆电影的构想,但是许多内地来新疆开办的影视公司却并不拍摄新疆电影,所以新疆电影的品牌只能靠新疆本土影视公司来打造。目前新疆电影的主创团队是新疆电影制片厂,而其他新疆本土影视公司由于资金、规模有限,只能拍摄一些小成本、小制作电影,几乎很难产生大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要想打造新疆电影品牌,新疆影视公司应该联合起来,集中所有力量出精品、创品牌,而不是每个影视公司都捉襟见肘、苦苦挣扎,都创作不出能掀起浪花的影片,陷入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在新疆电影创品牌的过程中,要改变融资方式,改变天山电影制片厂主要靠政府投资,民营影视公司独立融资的情况,天山电影制片厂与民营影视公司应该互相联合、采用入股分成等方式,共担风险,共谋红利,群策群力,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影片,让精品成为新疆电影创品牌的通行证,然后做好发行放映工作、在影片放映后及时收集观众的反馈意见,根据观众意见调整,确定创作方向,这对类型片尤其是系列片的创作非常重要。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必须要树立品牌意识,从创作前期就要掌握好市场定位,然后进行详尽的策划,在“追求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前提下,倡导电影题材、叙事手法的多样化,人物个性的丰富多彩,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产品体系。然后改变融资创作模式,将新疆众多影视公司的财力联合起来,群策群力,打造精品,努力提供能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精神需求的优秀的影视作品,力求新疆电影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在观众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改变观众对新疆电影固有的僵化影响,使得新疆电影逐渐走进观众心中,打造出新疆电影的品牌。

(三)探索“类型片”之路

纵观新疆电影的发展历程,最繁荣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80 年代。这一时期广春兰导演的一系列影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研究分析广春兰导演的作品,会发现其采用了“类型化”的创作之路。广春兰充分利用新疆的电影资源,如美丽的风景、多彩的歌舞、维吾尔族诙谐幽默的特点,拍摄出独具新疆特色的“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探索出了独具新疆特色的“类型片”之路,使得新疆电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形成了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局面,使得新疆电影进入了新疆电影史上最繁荣的阶段。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广春兰的创作之路是值得新疆电影借鉴的。众所周知,“类型”是指一种创作和观赏、反映的程式,每一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其创作的规则系统及观赏中熟知的一种心理套路程式。因此类型片以大众熟知的表意体系来讲述故事、表达主题,在形式上注意对观众趣味的认可,注重模仿既成的艺术经验。正因如此,所以只要探索出一套成功的创作思路,后面的作品就可以模仿既成的成功经验,创作出一系列的类型相似的作品,创作出新时代的“新疆歌舞片”、“新疆喜剧片”与“西部片”,吸引全国观众走入影院观赏新疆电影,提高扩大新疆电影的影响力。当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观众的审美心理、观影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广春兰时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如今虽然可以借鉴广春兰发展“类型片”的创作思路,但是却不能因循广春兰导演“类型片”的既成经验。而应该根据当前观众的精神需求、社会的发展变化、新疆电影的发展目标,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探索出一套新的表意系统与表达程式,打造出新时代的新疆“类型片”。新疆电影自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创作主旋律影片,在这方面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经验,而且新疆电影还必须承担起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与使命。所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必须探索用类型片对主流价值观念进行包装的新方法,力求创造一些主导文化传输政府观念的新形态。新疆电影要力求把主旋律电影的叙事语境与商业电影的观赏机制有机“缝合”,努力做到既传输政府观念,又能吸引观众的观影热情,能够经受住电影市场的考验。这并非是难以实现的事情,中国近年来热映的影片《战狼2》《红海行动》就很好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诚然、新疆电影不可能有《红海行动》《战狼2》这样大的投入,但是新疆电影可以充分挖掘出新疆元素独特的魅力,探索自己一套方案。新疆电影在这方面曾经也有过探索,如《风雪狼道》巧妙地将新疆元素融入“警匪片”的类型化改造之中,运用了“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使得矛盾冲突激烈、人物形象鲜明,同时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采用电脑特效,营造出令人震撼的视听观影享受,可以说是新疆主旋律影片的“类型化”探索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但是,在传输政府观念的表达方面非常失败,屡次通过刘佳扮演的女书记来进行指令性的传达,就使得这种观念意识的传达显得过于生硬突兀、破坏了影片的融合协调效果,使得影片的艺术水准被拉低。2009 年的献礼片《大河》虽然没有走“类型化”改造之路,但是影片中也改造了“西部片”的经典桥段,特别经典的是沙漠“骑马追车”的桥段,很有“西部片”中牛仔“沙漠追凶”的气势,既震撼人心,又颇具独特的情韵,这是非常成功的探索。

电影《你美丽了我的人生》海报

总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在探索“类型片”之路上,虽然会有很多困难,并非“一蹴而就”即能成功。但是可以借鉴广春兰导演的成功经验,而且当前中国大量主旋律影片在“类型化”影片上的成功也可为新疆电影“类型化”的探索提供经验。新疆电影人只要勇于探索,善于利用现有资源,就有成功的可能。例如,在新疆电影资金有限,难以邀请大牌明星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新疆现有的一些“明星”资源,打造新疆自己的明星团队,诸如2015 年“中国好舞蹈”年度总冠军古丽米热、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帕尔哈提以及蒋敦豪等,他们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新疆电影可以去运用他们在歌舞方面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以及他们的影响力来吸引观众对新疆电影的关注。此外,还要充分开掘他们艺术表现的张力与电影融合来强化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古丽米热绚烂的歌舞融入新疆“歌舞片”中,将歌舞元素与故事情节巧妙融合,一定会提高电影的“可看性”效果。同样,帕尔哈提和蒋敦豪的音乐,也同样会提高新疆“歌舞片”的“可听性”效果。当然,前提条件是电影故事本身也要好看,据说《你美丽了我的人生》邀请了古丽米热担当女主角,但是由于故事情节本身缺乏吸引力,而且讲述故事的艺术手段稍显生硬,致使古丽米热的舞蹈无法与电影叙事融合,舞蹈并没有在影片中大放异彩,实在令人叹惋。因此,在新疆电影探索“类型化”之路时,一定要努力讲好“新疆故事”,将一个好故事与明星效应融合才有可能赢得市场。决不能通过一个明星来带动一部电影,否则只会事与愿违。所以讲好故事是前提,运用“类型片”是讲好故事的途径。只要有好故事、有好的表达方式,新疆走向全国的明星如佟丽娅、迪丽热巴、哈尼·克孜等,凭借他们对新疆的情怀,邀请他们出演新疆影片,依托他们在全国观众心目中的号召力来吸引观众,扩大新疆电影的影响力,助力新疆电影的发展,为新疆电影的发展提供助力元素也是一种发展策略。当然,类型片的种类很多,只要新疆电影人用心去探索,新疆丰富的本土元素一定会为新疆类型片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影视资源,使得新疆的类型片别具特色,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

(四)发展共同体美学思想,突破“跨域性”传播的阻碍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打造新疆电影品牌,不仅要从融资渠道、放映发行方式等外在要素进行改变,而且要从创作内部进行改变,从电影本体改变,这就涉及到电影叙事策略的改变。众所周知,新疆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无论是独特的自然景观、多彩的民俗,还是丰富多彩的文化,都是新疆电影发展的重要元素。纵览新疆电影70 年,从第一部新疆影片《哈森与加米拉》就在极力通过新疆元素凸显地域特色。这些新疆电影通过展现自然景观、多彩的民俗和新疆的文化来凸显所谓“异域风情”来吸引观众。从这些新疆电影的影像意义结构和叙事来看,新疆元素不仅仅作为承载着“有意味之形式”的表象元素,而且还在于影像意义结构中承担着一定的话语表意功能。在故事的表达中,通过再现、表现、隐喻、造境等电影手段,实现了“本土景观”从影像的视觉功能向话语言说功能的转化,也完成了电影语义的电影化表达。这种利用新疆自然地域环境、多彩民俗及新疆独特文化的手段营造出的“异域风情”,曾经令全国观众耳目一新,掀起了观影热潮。新疆电影70 年的发展一直在极力贩卖“地域性”的创作思路早已令人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在一个全球化与在地化交互生长的年代里,在需要高度交流对话的社会语境下,这种单向度的地域奇观展示,缺乏交流融通,难以唤起情感交流与共鸣,是难以赢得观众和市场的,新疆电影越强调地域性,跨域的交流与融通阻力就越大。“跨域”交流融通要求新疆电影必须创作出能够引起不同地域观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新疆电影必须探求与观众进行跨时空跨地域的精神对话,从而激发起不同地域观众的共情、共鸣。新疆电影要积极探求发展共同体美学思想,突破“跨域性”传播的阻碍。《战狼2》《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在共同体美学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因此赢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无数个平凡的“我”共同构筑了“国家共同体”,“通过民族精神和个体关怀建构了一个‘共同体’,让观众能够在其中实现情感上的认同”。而《流浪地球》的成功,也是基于共同体美学的建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可以借鉴这些影片的成功经验,努力与观众建构起对话沟通、互动交流的渠道,选取能够激发观众共振情绪、共鸣情感的好故事,以饱满的人物、温暖的情怀、丰富的语言、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吸引观众,使得广大观众通过电影进行精神交流、情感沟通,从而更加亲近融洽。新疆电影发展“共同体美学”思想,在影片题材的选择上要丰富多元,可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关注、与各族人民命运休戚相关的话题,传达出全国人民的心声,以真情、真心、真感关注观众的精神诉求,走入观众的心灵世界,就能够突破“跨域性”阻碍,赢得全国乃至世界观众的认可,由此使得新疆电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电影要克服不利因素,改变创作观念,改变长期形成的依赖独特“地域性”博人眼球的创作思路,发展“共同体美学”的创作观念。选取新疆“好故事”,适应现代新的市场观念、技术要求、创作出能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精品“大片”,使得新疆电影不断扩大影响,打造新疆电影品牌,突破当前“跨域性”传播阻碍,使中国电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①《全球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及区域电影研究》.[J].当代电影,2019 年12 月第4 页.

②《全球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及区域电影研究》.[J].当代电影,2019 年12 月第5 页.

③郝朴宁 李丽芳.影像叙事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266 页.

④[匈牙利].巴拉兹·贝拉.可见的人——电影文化[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第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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