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

吴寒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镇江 212400）

一、中西译论概况

（一）中国翻译理论

翻译实践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各种翻译理论也随之而生，根据时间跨度，可分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中国现代翻译理论。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密不可分。第一次翻译高潮是汉朝至宋朝的佛经翻译。中国古代关于翻译理论的第一份文献《法句经序》出自三国时期的翻译家支谦，他提倡按照原文的意思翻译佛经，不要进行任何改写。东晋时期，道安也支持严格直译佛经；而鸠摩罗什则提倡用意译的方式来传递佛经的真谛，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译者应在自己的译作上署名的人。自此，“直译与意译”这一议题在中国出现。唐朝的玄奘试图寻求直译与意译的平衡，提出了翻译既要忠于原文又要易于读者理解的标准。并且，玄奘还是“中国第一位尝试增译、省译、从目的语中借用对等术语等翻译方式的译者”。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但翻译理论在此期间并没有得到发展。1840 年至1911 年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让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迎来了巨大飞跃。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最后一个阶段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成熟阶段。1919 年，中国翻译史揭开了新篇章，众多译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如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

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始于1978 年。这一时期，“翻译标准”“直译与意译”不再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翻译理论，并将其与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比较；翻译研究的角度也发生转变，从语言学辐射到文学、文化等更为多样的角度。

（二）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可追溯至公元前1 世纪。巧合的是，中西方翻译史上的首个议题相同——直译与意译。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一文中提出：“我认为没有必要字对字地翻译，而应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和力量”，此处的“字对字”即指直译；后来，诗人贺拉斯（Horace）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7 世纪，英国诗人德莱顿（Dryden）将翻译分为三类：直译、意译和拟译，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两分法。除此之外，多雷（Dolet）的“翻译五原则”和泰特勒（Tytler）的“翻译三原则”也都根植于对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中。

到了浪漫主义时期，翻译研究的议题更为广泛。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首次将口译者和笔译者明确区分开。19 世纪到20 世纪初，关于翻译理论的讨论集中在源文本的地位和目的语的形式上。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当属纽曼（Newman）和阿诺德（Arnold）的荷马翻译之争。二战后，西方翻译理论深受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模型的影响，奈达（Nida）将该模型的关键特征融入到了他的翻译科学中，并提出了对等理论；而（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概念也广受欢迎，在学界常被拿来和奈达的理论作比较。此后，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西方翻译理论开始蓬勃发展：目的论、多元系统理论、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都在世界翻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性

（一）数量差异

宏观上，中国翻译理论数量有限，而西方翻译理论数量丰富。这是因为中国学者侧重于研究他们在翻译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解决困难，而不是建立系统的理论。20 世纪以前，中国的翻译理论都散见于各种译作的序言中。由于忽视对理论的总结，中国翻译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翻译理论，寥寥可数。以明朝为例，这一时期，中国译者成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但却没有形成任何翻译理论。而西方学者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理论研究。随着《圣经》被翻译到各个国家，西方学者总是试图从《圣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翻译。因此，西方翻译理论数量可观。

（二）表达差异

差异之二在于理论的表达形式。中国的翻译理论含蓄简洁，理论家们通常只用几个字来描述他们的理论，解释有限，因此，理论的含义较为模糊。例如，严复的理论只有三个字：“信”“达”“雅”。他在译作《天演论》的序言中，也只是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对这些概念作了简要说明，并没有在别处做出进一步的陈述或补充。由于汉字的含义丰富，后来的学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这一理论。

相反，西方世界对语言和翻译的研究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影响，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学者们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都会进行明确的定义，给出清晰的解释，无需读者自行解读。

（三）创新差异

通过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大部分中国理论都与严复的“信、达、雅”有相通之处，而西方理论更为多元。中国翻译家谭载喜将这一差异定义为“保守性与求新性”。但该问题并不能用绝对的尺度来衡量，如果说中国翻译理论是完全保守的，而西方翻译理论是无条件创新的，那有失公允。但对比双方的理论，不难发现前者相对保守，而后者更有创意。

这种现象与中西方的传统思想有关。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强烈的崇尚权威的意识，他们愿意接受而非挑战传统与权威。谈到中国翻译理论，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严复的理论是权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复的理论似乎是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而后来傅雷、钱钟书的理论都可以被看作是严复理论的更新或补充版本。

在西方，虽然有些理论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但它们总是会受到质疑和挑战。例如，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并没有主导西方译坛；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被视为西方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但人们并不认为它是不可逾越的权威，而是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理论。因此，西方翻译理论似乎比中国翻译理论更具创新性。

三、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相似性

（一）发展历程相似

回顾中西方翻译史，双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都源自翻译实践。无论中西，翻译实践活动都可追溯至公元前，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译者们发现了一些内在的原则，并开始进行总结。由于理论有助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译者们开始将理论化作为翻译的一部分。

起初，中西方翻译理论都散见于一些与翻译无关的序言或评论中。如支谦的《法句经序》、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逐渐地，译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评论并系统性地描述这些理论，关于翻译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应运而生。20 世纪下半叶，中西方翻译界涌现出各种新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辐射到更广的范围，如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翻译的目的、目标文本的功能、语境意义的重要性等。此外，翻译学也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出现。

（二）研究目的相似

著名翻译学者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指出，理论可以为译者的工作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面临问题时，这就是人们研究翻译理论的原因。对于中西方翻译研究者来说，他们研究翻译理论的目都是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对比双方的理论，极易发现它们的关注点非常相似：翻译原则、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过程、翻译中的各种关系，如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等。基于这些关注点的理论都被用来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常见问题，例如：如何译出合适的译文？译本的目的是什么？翻译应该侧重内容还是形式？如何评估一篇译文的质量？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数百年来，这些问题始终贯穿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因此，尽管中西方的翻译理论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相似的。

（三）翻译方法相似

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翻译方法。无论是支谦还是西塞罗，中西方译者最初讨论的都是“直译与意译”这两种方法。千百年来，中西方学者不断地对直译和意译这两种翻译方法提出见解和定义，甚至制定了不同的术语，如中国的“信、达、雅”、“化境说”等；西方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 。这些术语名称不同，但都是用来定义直译和意译的。

由此可见，中西方翻译理论所讨论的主要翻译方法均为直译和意译。这是因为翻译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当信息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时，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原有的意义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丧失。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决定哪种翻译方法更好。有时，直译可能会造成误译，而意译也许可以弥补原文的损失，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罗姆所说，在翻译普通作品时，他更喜欢意译，但就《圣经》而言，它必须是直译，因为《圣经》的意思和句法都包含特殊的奥秘。

（四）主要议题相似

中西方翻译理论最核心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主要议题——faithfulness(忠实，或者说“信”)。

在中国，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引用了老子的观点：“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强调梵文佛经的翻译应该逐字逐句，以保护原意。在西方，“忠实”这一问题可以追溯至贺拉斯的《诗艺》：“neither trouble to render word by word with the faithfulness of a translator”（不用费心去逐字逐句地翻译，像译者一样忠实）。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中西方翻译理论逐渐丰富，“faithfulness”一词也演变出许多其他表达方式，如“fidelity”（准确）、“loyalty”（忠诚）、“equivalence”（对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翻译理论家阐述了他们对忠实的观点，例如，严复提议信是最重要的；林语堂认为忠实于原文是译者的第一责任；德莱顿指出，作者的意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施莱格尔（Schlegel）写道，“忠实必须是译者的最高使命，事实上是他唯一的使命”。此外，忠实原则不仅是针对词义，还上升到更广阔的层面。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试图实现词语功能的忠实，而其他层面还包括语言风格、句法、逻辑上的忠实以及结构、文本类型等方面的忠实。

这一共同的议题不仅证明中西方翻译理论家有着共同的目标——使翻译更加贴近原文，也说明翻译的基本原则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四、结语

由于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翻译理论在数量、形式和表达上大不相同，但这些均为表面现象，双方的理论在内容、目的、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中西方翻译理论表面相异，但本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