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资本能否解决过剩劳动力
——来自深圳特区的启示

资本与劳动力双重过剩是经济面临的“危”，正确使用过剩资本以解决过剩劳动力却是化解经济困局的“机”。经济特区是资本流动的通道，是获取国际市场有效需求的窗口，资本与劳动双重过剩的现状使其资本流通功能调整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使用Myint-Smith理论分析我国资本与劳动力双重过剩现状，结果表明，有效需求是创造就业的源泉，双向直接投资能促进有效需求增长。实证分析表明IFDI和OFDI分别是就业量的格兰杰因，反之就业量未必促进OFDI与IFDI增长。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双向直接投资增长冲击能引起就业增长持久的正向响应。稳健性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与空间计量回归方法，双向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及其空间滞后项等变量对就业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

一、导 言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深圳经济特区作为资本流动的通道，已从引进国外直接投资为主单向通道转变为双向直接投资并重的格局。改革开放前，中国劳动力过剩，西方国家资本过剩，深圳是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窗口，中国香港是境外直接投资进入内地的窗口，两个窗口相连仿佛一座船闸，成为境外直接投资进入内地的主通道。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资本从极度稀缺且劳动力极度过剩的状况，转变为资本与劳动双重过剩与不足的局面，即有的地区与行业资本不足而劳动力过剩，有的地区与行业则资本过剩但劳动力不足。劳动力过剩是新时代最突出的问题，［1］稳就业也因此成为优先政策并位居“六稳”之首。［2］在稳就业成为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探讨如何利用过剩资本解决过剩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过剩资本利用得当能成为经济的利好，利用不当反而有害于经济发展。［3］跨国资本流动是过剩资本转化成经济效能的最佳渠道，经济特区的发展史已证明吸收过剩资本也是解决过剩劳动力的重要方式。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结构变化促使经济特区资本通道功能需要调整：一方面，深圳须转变为双向直接投资并重通道。2003年深圳IFDI和OFDI分别为36亿美元和8821万美元，2017年分别增长到74亿和65亿美元。深圳OFDI增长快于国内主要城市，2017年已占全国总量的8%。另一方面，香港应转变成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到境外的安全平台。图1和图2所示，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抑或是外商直接投资，香港仍远远领先于深圳，超过全国份额的三分之一。香港资本要素流通也已从单向流入转向为双向流动格局。图1和图2直观地表明在双向直接投资作用上香港影响力远大于深圳。因此，深圳经济特区在疏通国际资本上将肩负更重大的使命，《意见》明确提出要“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在直面国内存量改革阻力更大的情况下，基于经济特区视角探究双向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是由外而内的增量改革之路，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图1 1997—2018年深圳、香港与全国IFDI比较

图2 2003—2017年深圳、香港与全国OFDI比较

过剩资本如何有效利用使OFDI&IFDI越来越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4-6］本文侧重探讨过剩资本如何解决过剩就业问题。相关理论分为微观跨国直接投资和宏观国际资本流动模型。根据跨国直接投资微观研究理念，后续学者以跨国企业为对象构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微观思路文献仅着眼于OFDI［7-9］或IFDI［10-12］某一方面的就业效应。因此，微观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并不适用与OFDI与IFDI双向流动的经济现实研究。

“走出去”与“引进来”政策已成为过剩资本双向流动的重要方式，而探讨IFDI与OFDI的就业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新方向。根据MacDougall-Kemp跨国资本流动模型的宏观理念，经济学家构建了IDP和TDP理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和均衡实际汇率等理论。一项基于跨国资本流动模型的研究，证实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直接投资实现了就业双赢［12］。更多文献采用IDP和TDP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基础与实证模型。［13］［14］中国研究方面的实证研究认为IFDI有利于企业增强所有权并促进中国OFDI增长［15］。有文献根据IDP理论并采用63个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动态面板数据发现，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等不显著促进OFDI，但会显著吸引IFDI；［16］也有文献认为，新时代的双向直接投资的不均衡是主要特点与问题症结，应坚持质量优先规模并重，区域与产业均衡，同时要强化风险管控。［17］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项研究表明，OFDI通过国际投资获得国际有效需求市场与资源，能提升人力资本，IFDI和OFDI能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TFP，同时也能对劳动工资增加和提升人力资本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18］均衡实际汇率理论本质上是Macduall-Kemp模型的延伸［19］，立足该理论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水平型双向直接投资不利于出口贸易增加而垂直型双向直接投资则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东道国会强化汇率调节机制。［20］

国际资本流动模型虽分析了OFDI与IFDI对就业的影响，却并不适用多要素过剩现状，更没有探讨如何在过剩资本前提下提出解决过剩就业的对策。国际跨国资本流动模型及其衍生的实际汇率均衡理论立足于美国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汇率与利率或许能调节国际的美元资本流入与流出美国进而影响其国内就业水平，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IDP理论仅关注了OFDI与IFDI量的变化，并未从质上进行理论分析。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假设国内充分就业情况下才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它忽视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不成熟不完备的普遍性，资本分布不均导致资源和劳动力过剩与劳动力不足并存是普遍现象。上述理论本质上是资本过剩理论，而不是多要素过剩理论，无法解释多种要素过剩的经济现象。过剩资本与过剩劳动力双重现象存在亟须创新的多要素过剩理论创新来完善现有理论不足。

因此，本文的创新试图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完善Myint-Smith理论。Myint-Smith理论是研究要素过剩的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思想，假设条件是过剩产生交易。它认为市场自由自发形成，但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故需要完善它；二是用就业函数进行数理模型推导与分析。大多数文献用生产函数进行推导，比较而言就业函数更为直观有效。

二、理论机制：Myint-Smith理论与开放经济下的就业函数

解决过剩通常有两种思路：一是政府干预思路，这是凯恩斯的理论；二是挖掘市场思路，创造国际市场化解过剩，这是斯密的思想。直面分配制度的存量改革须面临巨大的阻力与风险，而对外获取国际市场是增量增长的战略，向外部获取有效需求解决就业困境的阻力最小，在实现稳就业的情况下改革国内分配制度又可以进一步化解劳动力过剩危机。因此，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是解决过剩的主要战略思想，理论机制是立足Smith思想结合凯恩斯理论而构建。

（一）Myint-Smith理论机制

虽然《国富论》已历数百年，但其思想仍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石，再次回顾Smith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思想［21］（下册，P16），能让我们更好理解过剩资本解决过剩劳动力的作用。

经营国外贸易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从此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即输出本国不需要的剩余部分的土地劳动年产物，输回本国所需的别种物品。以剩余物品交换他物来满足他们欲望的一部分，从而增进他们的享乐品，即是给剩余物品以价值。

Myint［22］发展了Smith过剩产生交易的思想并构建了“Vent For Surplus”理论（也称Myint-Smith），主要思想在于利用外部市场有效需求解决过剩要素。因为分工产生效率的同时也会形成过剩的风险，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生产的盲目性和不均衡性，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国际分工大背景下，要素过剩往往来源于国际市场，［23-24］国际市场需要交换并挖掘有效需求，使闲置资源卷入经济生产中实现其价值。Myint认为国内要素及产能过剩会促使资本在国际流动，过剩并非供给过剩引起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市场需求对过剩要素及产能缺乏弹性，尤其是市场机制不完备的国家，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结构性失衡会引致要素和产能过剩。Myint-Smith理论认为过剩是国际贸易的前提，过剩根源于有效需求不足。

一项研究采用中国乡镇企业数据检验了Myint-Smith理论，并论证了IFDI通过推动出口贸易进而推动就业增长。［25］Myint-Smith理论最早由约翰·穆勒在《Principles》一书中提及，最终由Myint于1958年完善并用例证检验形成有实证基础的理论。鉴于Myint的突出贡献，Fu&Balasubramanyam称之为“Myint-Smith”理论，［25］研究旨在研究如何为过剩要素拓展国际市场通道。根据文献综述可知，现行相关理论并不适合研究多种要素过剩的经济现状，Myint-Smith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的比较见表1。

表1 Myint-Smith理论与相关理论比较

从表1的对比可以得出，其他几种理论模型均不研究多种要素过剩的情况。但Myint-Smith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它认为市场自由自发形成，但“自由”市场既不自由也不免费，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26］（P5）。结合该思想可对Myint-Smith理论进行完善如下：首先，Myint-Smith理论是一般过剩理论。因为多种要素过剩并存是普遍现象，一种要素过剩才是特例；其次，市场不完善将诱发有效需求不足进而缠身要素过剩；再次，引入外部有效需求可以撬动内部过剩要素并使之卷入经济循环过程；第四，国际市场并非自发形成而是成本高昂的公共品，需要持续资本投资。

（二）开放经济下的就业函数推导与分析

本部分基于Myint-Smith理论和凯恩斯就业函数［27］（P191），推导开放经济中的就业函数。根据凯恩斯理论可知，总需求函数公式如下：

D代表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C（Y）］和投资需求（I）两部分组成，投资（I）取决于储蓄水平。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就业函数如下：

其中，N是就业量。凯恩斯就业理论没有分析开放经济的情况，我们试图在凯恩斯就业函数基础上分析开放经济的就业函数。开放经济中，经济体的市场并不局限于一国范围，有效需求可分为国内消费需求、国内有效投资需求和国外消费需求三部分。根据Myint-Smith理论可知，市场并非免费获得，国外消费需求（Do）需通过OFDI获取，国外消费需求是国外产量（Yo）与OFDI的函数，即Co（Yo,ofdi）。开放经济的有效需求函数如下：

其中，下角标n表示国内，o表示国外。Dn代表国内有效需求，Do代表国外有效需求，Cn（Yn）代表国内消费需求，In代表国内投资需求，Co（Yo,ofdi）代表国外消费需求。国内资本量创造的投资需求是资本量的函数，即II=η（I），II代表国内资本量。假如OFDI不在国外而在国内投资，它创造的投资需求是OFDI的函数，即Iofdi=φ（ofdi），代表该投资额因对外投资而产生的可能损失，相当于OFDI的机会成本。IFDI在国内创造的投资需求是IFDI的函数，即Iifdi=φ（ifdi）。因此，国内投资需求In等于国内资本量减去OFDI的机会成本φ（ofdi），再加上IFDI创造的有效需求φ（ifdi），公式如下：

综上所述，开放经济中的国内就业函数如下：

根据Myint-Smith理论假设条件，过剩产生交易。国际资本流动源于过剩：一方面过剩资本通常在国内无法找到更好投资机会，或者国外投资获益显著高于国内投资；另一方面，国内投资In不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需要IFDI弥补。举例来说，中国钢铁产品出现过剩需要OFDI促进过剩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而国内人工智能、医药等资本不足，需要引进国外资本。据此可知，每单位IFDI在国内创造的投资需求大于每单位OFDI的机会成本，即φ（ifdi）/ifdi＞φ（ofdi）/ofdi。因此，IFDI比OFDI留在国内更有利于投资需求增长，促进就业增长。

若OFDI创造的国外消费需求［Co（Yo,ofdi）］大于其机会成本［φ（ofdi）］，将促进国内就业增长，反之则相反。因OFDI多由过剩资本组成，要么在国内难觅投资机会，要么国外投资收益显著高于国内投资。显然，OFDI创造的有效需求通常会大于其机会成本，即Co（Yo,ofdi）＞φ（ofdi）。因此，将过剩资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投资更能促进有效需求增长，并促进国内就业增长。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模型有两种，分别是时间序列模型和省际空间面板模型。首先，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借鉴相关文献［28］的做法，构建向量回归模型（VAR）及其脉冲响应函数，具体模型如下：

公式（6）中的y是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年末就业、OFDI、IFDI和出口额等变量。模型（7）来自VMA模型，左边代表n维列向量yt+s对n维行向量υt求偏导υ't，右边是n×n矩阵ψs。

其次，稳健性检验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借鉴并改进相关文献的做法，将空间滞后和误差模型延伸为7种空间计量面板模型。考虑省际空间交互效应，我们构建了空间面板模型如下：

公式左边是被解释变量lnemploy，用自然对数ln表示就业。公式右边包括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及其空间交互项，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下标i和t均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Xit表示可能影响就业的其他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取对就业产生影响的工资收入、教育、医疗、固定资本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主要考察系数γ1、γ2、γ5、γ6的情况。

实证数据有两种分别对应两种模型：一是深圳时间序列数据，二是全国省级数据。深圳数据来源于1979—2018年历年《深圳统计年鉴》，主要指标有就业数量、IFDI、进出口贸易、人均GDP、固定投资等指标。全国省级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统计网（NBS）、2009-2018《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包括就业人员、IFDI、进出口贸易和工资等数据。OFDI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历年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限于文章篇幅，数据统计留存备索。

四、深圳经济特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与经济特区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对过剩资本能否促进就业增长进行实证检验，即双向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增长效应回归分析。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建立在平稳数据假设条件下，因此必须进行实证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

数据平稳性检验通常有两种假设：一是数据平稳的原假设，如KPSS方法，检验值越小表明数据越有可能平稳；二是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检验的值越小表明数据越不可能存在单位根，如DFGLS、PP和ADF等。通行做法表明，DFGLS比另外两种方法更有效。因此，我们选择KPSS和DF-GLS方法检验数据是否平稳并进行验证。

通过KPSS与DF-GLS正反两种方法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原数据都不平稳而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基本消除了单位根。接下来我们基于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与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有多阶滞后项，故其参数很多以至于无法解释其经济含义。因此，我们只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第一，双向直接投资与就业的格兰杰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的重要方法，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因；二双向直接投资增长之间呈互为因果关系，即IFDI会引发OFDI增长的同时OFDI也会促进IFDI增长；三就业增长与双向直接投资增长没有因果关系，即就业增长不会影响双向直接投，也就是说过剩资本会促进过剩劳动力就业。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增长能促进就业增长，从而有力地证明了Myint-Smith理论。

2.脉冲响应结果与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是进一步的直观分析，要素替代弹性模型显示了劳动要素与双向直接投资的替代效应，反映了要素替代对要素过剩的影响。矩阵中的某个元素表示扰动项增加1个单位时对变量的影响。当变量是对数一阶差分对数时，脉冲函数恰好表达的是要素替代弹性。图3的结果表明，过剩资本流动获取的国际市场有效需求对国内有效需求的补充，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就业。

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图3 IFDI、OFDI、出口与就业的脉冲响应总图

正交化脉冲图形由名称、脉冲变量和响应变量组成是IFDI、OFDI、出口贸易与就业四者间的脉冲响应图。由于图形的值有大小差异，我们需要将图形分别呈现出来，以更直观地观察脉冲响应效果。

首先，IFDI与就业的脉冲响应分析。将图3中的IFDI对就业的脉冲响应变化图放大后得到图4，其脉冲响应呈先降后升再降再升的“W”型变化。由此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呈现波动形状。从深圳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的发展可知，外商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成规模地进入经济特区，吸纳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由于国际环境波动，致使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成功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再一次大规模涌进经济特区，因而对就业的影响再一次扩大。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波动的根源。从这点更加明确地证明IFDI对就业会造成显著且持久的冲击效应。

图4 IFDI对就业的正交化脉冲响应

图5 OFDI对就业的正交化脉冲响应

其次，OFDI与就业的脉冲响应分析。OFDI对就业的脉冲响应是图3中第四行第三个，其脉冲响应呈先降后升的“N”型变化，如图5所示。OFDI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更剧烈且显著的变化，OFDI代表国内过剩资本向国际市场寻求资源、市场与技术的过程。随着“走出去”战略加速，国内过剩资本对于解决过剩就业有持久的效应。

最后，就业对就业的脉冲响应分析。就业对就业的脉冲响应如图6所示，就业对就业本身有持久的影响。该图形深刻反映了Myint-Smith理论，当有效需求的引入实现过剩劳动力实现就业，那么就业形成的消费力将形成新的有效需求，从而进一步带动就业的增长。因此，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是撬动国内市场的杠杆，国内就业响应就业增长带来的有效需求增长而自动形成增长机制。过剩资本化解了过剩劳动力，将使劳动力市场产生良性循环，进一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图6 就业对就业的正交化脉冲响应

总之，格兰杰检验与脉冲响应结果均显示，IFDI与OFDI通过获取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促进国内产能扩张或直接带动就业，这些都对就业有显著影响。经济特区通过IFDI与OFDI引发的过剩资本流动调剂了国内劳动力要素，使过剩资本得以解决过剩劳动力。特殊政策与区位优势促使经济特区一方面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地，另一方面引导国内资本对外直接投资，调节了国内资本结构与数量并降低了资本流动阻力。经济特区先行先试阶段，一方面在中国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拉动就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境外资本渠道获取国际市场、资源与技术。经济特区从先行先试调整为先行示范的深层背景在于中国资本与劳动结构已从资本极度稀缺和劳动力极度过剩阶段，发展到资本与劳动力双重过剩与不足并存的阶段。中国既“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时代造就使命，经济特区的使命也必须随之改变。经济特区应该构建IFDI与OFDI同时并重的战略：引导IFDI到内陆资本不足的地区与行业以直接或间接促进就业增长，同时也应将内陆过剩资本通过OFDI通道投资到境外地区以获得内地需要的利润、市场、资源与技术。经济特区必将成为过剩资本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平台，为内地资本与国际资本流通构建通道，也必将为解决内地过剩劳动力做出贡献。

五、省级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经济特区的数据已验证过剩资本是可以化解过剩劳动力就业，但尚不具有全国的普遍性。为进一步检验过剩资本对就业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我们使用全国省际OFDI与IFDI数据并用空间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空间计量模型的使用需要检验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并且需要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

（一）空间计量模型比较与莫兰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因设定不同变量空间交互项而产生不同空间计量模型，目前常见的空间计量模型有三种。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是设定空间权重矩阵W，本文使用省会城市间距离倒数作为权重矩阵。其公式如下：

莫兰值通常介于［-1,1］之间，小于0表示存在负向空间效应，大于0则表示存在正向空间效应，等于0表示无空间效应。2008—2017年省级数据存在正向空间效应。

（二）全国空间计量实证结果

选择最优模型有三个依据：一是存在嵌套关系的模型其似然值（Log likelihood）比较，如SAC与SEM模型判定，可通过LR=-2［1ogL（SEM）-1ogL（SAC）］值与χ（1）0.05比较；二是赤池信息准则与贝叶斯信息准则，越小表明模型越精确；三是调整的拟合值R2，越大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越高。本文根据三个依据选择SAC、SDM和GNS模型作为计量模型，选择过程留存备索。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模型SAC2、SDM2、GNS2比SAC1、SDM1、GNS1增加了控制变量出口贸易额，其余皆相同。表中所呈现的信息显示认为在考虑空间交互效应条件下，OFDI与IFDI对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SAC1和SAC2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工资水平、贸易出口额等变量对就业由显著影响，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表明其他地区就业水平对某地区的就业水平有正向影响。SAC2模型的就业水平对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实证中的意外收获，证实了富裕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人才“掐草尖”效应。［28］其他模型分析与此类似，均可得出OFDI与IFDI对就业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证实了Myint-Smith理论。

六、结论与启示

深圳经济特区在新时代应该有新定位，这正是《意见》的意义所在。如何驾驭过剩资本使之成为稳就业的利器而不是破坏性因素，是资本过剩时代面临的严峻问题。深圳经济特区是双向直接投资流通的重要通道，通过获取国际市场，有效需求对国内就业产生了直接与间接影响。在当前资本与劳动双重过剩与不足的新形势下，深圳经济特区转变为先行示范体现了使命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境外资本通过IFDI进入经济特区，促进投资需求和国际消费需求增长。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投资需求促进生产扩张，若无国际消费需求，生产扩张必定诱致生产过剩。促进国际市场消费需求是IFDI更重要的作用，根本上促进了就业增长。同理，OFDI是获取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方式，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就业增长。IFDI与OFDI通过经济特区平台，成为促进国内就业增长两个重要力量。开放经济中，双向直接投资通过获取国际有效需求，促使国内过剩要素卷入经济生产中实现其价值。随着内地要素双重过剩凸显，OFDI逐步增长，经济特区也成为内地资本进入国际的重要平台。

表3 SAC、SDM和GNS模型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比较

无论是跨国资本投资模型还是IDP理论都无法解释劳动力与资本双重过剩现象，中国的多要素过剩看似危机，实则危中有机，过剩资本就是解决过剩劳动力的最有效资源。通过过剩资本流动实现劳动力的流动与就业既可以实现产能增长又可以实现稳就业，是解决危机的关键。IFDI与OFDI一方面是获取国际市场有效需求的资本渠道，另一方面国内过剩劳动力得以卷入生产中从而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IFDI与OFDI可以通过经济特区在全球范围内调节国内过剩与不足资本，以匹配劳动力生产活动。经济特区通过吸引IFDI和内地劳动力，已然形成过剩资本与劳动力的集聚地，成为全球的经济高地。内陆地区资本与劳动力过剩已成为不争事实，OFDI呈现增长趋势，而经济特区是内陆过剩资本进入国际市场的天然渠道。国内过剩资本与国外过剩资本将再一次助推经济特区并实现就业快速增长。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经济特区的过剩资本流通功能将持续加强，对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解决更多过剩劳动力的功能将持续加强。国内过剩资本与国际过剩资本通过经济特区实现双向对流，有利于中国经济冲破“内卷化”的风险，与世界经济连成一体，实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意见》 中公布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将把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成为国际金融和要素高地。双向直接投资通过经济特区平台，获取有效投资与消费有效需求促进国内就业增长。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深圳经济特区已然从思想和目标上完成了定位。而一海之隔的中国香港特区应立足其金融优势把握新时代发展时机，与深圳一起优势互补共同经营国内与国际过剩资本，为解决国内过剩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