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基于我国2000年—2018年间省级层面数据，通过构建包含滞后项的动态联立方程模型，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作用，并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关系。放松环境规制在短时期内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但恶化的生态环境会加重政府卫生支出负担。(2)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政府扩大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提供了可能；而充分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可以补偿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改善劳动力身体素质，进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3)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政治晋升和发展激励的选择，分权程度与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均呈现负向关系。因此，协调处理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者之间关系，是政策制定的重点。

一、引言

发展始终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内因人类活动的频繁、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生态平衡破坏等环境问题引发了多起公共健康危害事件，环境问题成为现代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实现了突破型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无法忽视的污染问题。对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并坚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合理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作为民生导向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履约。

而根据经典分权理论，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针对性更强、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重大。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激励体制对于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会产生较大影响，地方官员往往会受“政治锦标赛”的影响，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放松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更易出现经济性公共物品挤占民生性公共物品的情况。

因此，厘清环境污染、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之间的发展策略。文章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试图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关注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高能耗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否带来短期的增长效应，而经济增长在长期内能否弥补生态环境的破坏。(2)公共卫生支出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此消彼长”的关系。(3)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分权水平的高低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和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水平上的选择。

二、文献综述

环境污染、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重且复杂的，此方面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三大领域。

第一个研究领域分析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设。Grossman和Krueger［1］首先提出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指出经济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对环境会产生负面影响，随后又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存在对环境产生正向影响。工业化进程中化石能源的粗放式使用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的变化亦会影响经济增长。彭水军和包群［2］运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指出1985—2003年间经济增长是我国污染排放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随着环境破坏导致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转变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具有一定时滞的外在压力。宋涛等［3］基于EKC假设，验证了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短期上人均GDP对人均CO2排放量有单正向Granger影响。王敏、黄滢［4］利用我国112座城市数据发现所有的大气污染浓度指标呈现U型曲线关系且在加入时间趋势后，发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城市的高污染，因此依靠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而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是现实而有意义的。陈素梅等［5］在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认为目前中国能源税的分配难以同时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和居民健康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目标，未来可能面临着“环境-健康-贫困”陷阱。

第二个领域关注了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耿嘉川、苗俊峰［6］认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双向正效应，应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水平，因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均比较高。兰相洁［7］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认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对相邻地区有较显著的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对引导卫生资源合理分配、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亦有积极意义。范柏乃等［8］基于199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认为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且弹性系数大小上呈现出“西部＞东部＞中部”的时空差异。陶春海、王玉晓［9］基于Lasso回归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省级层面政府卫生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只有政府医疗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因人均物质资本投资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门槛效应。

第三个领域集中于环境质量对政府卫生支出的作用关系。与前两个领域相比，学者对此领域的关注度相对较低。部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环境污染对政府卫生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苗艳青、陈文晶［10］运用Grossman模型分析了山西省的PM10和二氧化硫(SO2)数据，结果表明空气污染显著对当地居民身体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医疗支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由于污染物的排放是企业行为，医疗支出的增加在当期却难以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因此医疗支出对当期的环境质量没有显著影响。［11］孙猛、李晓巍［12］认为公共卫生支出对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的抑制作用存在“倒U型”的特征，其拐点效应会对贫困地区的居民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

考虑到现有的文献大多基于单方程模型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但环境质量、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由于相互作用关系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使用单方程检验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为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综合分析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支出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由于公共卫生支出可以视为一种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1］，文章选用引入能源使用水平和公共卫生支出量的拓展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1)：

式（1）中，Y表示产出水平，A表示全要素增长率，E表示能源使用水平，HEP表示卫生支出水平，K表示物质资本投入水平，L表示劳动力水平。假设技术水平一定时，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放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E=b*P，并代入(1)式得：

为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将上式两端同时除以L人均化，并采用对数形式将产出函数线性化，同时结合面板数据的特征，(2)式改写为：

其中，α0=LnA+α1Lnb,下标it表示第i个省份的第t年数据。

为了更好地理解环境质量、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已有的理论分析，参考包群［2］、肖海翔［13］、Sami Chaabouni［14］、郑洁［15］的做法，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地方政府卫生支出存在较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当期的经济增长水平会受前期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当期的环境质量程度受过去环境状况的影响；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受政策惯性的影响，当期支出水平同样受前期的影响，因此文章在每个方程中分别引入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得到最终的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如下：

方程(5)为经济增长方程，假设本期经济发展水平(pgdp)受上一期经济增长情况(L.pgdp)、公共卫生支出水平(hep)，环境污染物排放量(p)、财政分权程度(fd)，以及其他控制变量(X)的影响。X包括物质资本存量(k)、人均受教育水平(h)、城镇化率(urbanr)以及贸易开放度(trado)。

方程(6)为公共卫生支出方程，假设本期公共卫生支出受经济增长(pgdp)、财政分权程度(fd)、滞后一期的公共卫生支出(L.hep)、污染物排放量(p)以及其他控制变量(Y)的影响。Y包括人口出生率(nr)、人口年龄结构(pops)。

方程(7)为环境质量方程，基于现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分析结果，方程引入经济水平(pgdp)、经济水平的二次项(pgdp2)、滞后一期污染物排放量(L.p)、财政分权程度(fd)，以及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的其他控制变量(Z)。Z包括人口密度(popd)、贸易开放度(trado)以及产业结构(indus)。

(二)变量说明

1.核心变量。经济增长(pgdp)以各省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用以反映地区经济水平，是影响公共卫生支出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可以视为对健康人力资本的一种投入，从而影响地区的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在以第二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结构下，以能源“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在短期内确实能带来经济增长。同时为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引入了人均GDP水平的二次项。

公共卫生支出(hep)规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高低。一般来说，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健康意识水平会随之提高，从而客观上要求政府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同时，因地区环境污染会对居民健康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居民健康水平下降时，会将进一步引致公共卫生支出量的扩张。

选取各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CO2)来反映地区的环境压力。在工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的过程中，会造成多种污染物的排放，而二氧化碳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对社会环境、人类健康、生态平衡造成不容忽视的威胁。文章参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16］提供的二氧化碳计算方法及各种类型燃料的碳含量和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结合我国地区能源平衡表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了2000—2018年中国省级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估算方式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14种能源燃料①；Ei表示各种能源的燃烧消费量；NCVi为各种能源的最低单位发热量；CEFi表示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同时，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化石燃烧、工厂排放的尾气中所含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等是造成目前空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因此文章在稳健性检验中同时选取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指标。

财政分权程度(fd)，现有研究对财政分权水平的衡量主要分为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分权(fdexpenditure)=各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比重分权(fd-income)=各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央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以及财政自主度(fd-free)=各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省本级预算财政总支出，其中财政总支出为省本级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之和。值得注意的是，选取财政分权衡量指标的不同，对于经济影响的分析结果也会有所差异。由于文章数据选取时间为2000—2018年，在此期间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尚未发生重大变化，结构较为稳定，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的结果特征，故选取财政自主度指标，也即财政支出比重指标作为财政分权程度的衡量变量。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支出的作用机制不同于财政自主度分权［17］，因此文章也选取了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作为对比。

2.控制变量。物质资本存量(k)，参考张军［18］的做法，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我国2000—2018年的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水平。城市化率(urbanr)进程意味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迁移。城市化率的提高会对城市基础设施、资源消耗等方面的需求加大，进而引致更高的污染物排放水平。同时，从长期看，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9］人均受教育水平(h)以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再与各文化程度人数进行加权平均。即研究生文化程度按19年计算，大学本科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大专文化程度按15年计算，高中文化程度12年，初中文化程度9年，小学文化程度6年，文盲为0年。人口结构(pops)指标选用各省份14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各省年末总人口的比重。14岁以下的青少年和65岁以上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相较于成年人更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同时是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相对高的群体。人口出生率(nr)从理论上讲地区新生人口的增加会引致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量的增长，因此人口出生率亦可能会影响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水平。人口密度(popd)对环境污染程度有重要的影响，人口越是密集，人类活动越频繁，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本文采用各省年底总人口数与各省面积之比作为人口密度指标。产业结构(indus)对于污染物排放量有着重要且正向的影响，由于第二产业大多属于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产业，例如工业和建筑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因此选取了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用以衡量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trado)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高能耗、高污染型产业。在世界各国面临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的大背景下，是否存在具有严格环境管制的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文章控制了贸易开放度，即各省的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三)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2000—2018年间，除西藏、港、澳、台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为消除物价影响，人均GDP数据和政府卫生支出等价格相关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以GDP平减指数进行了价格平减。同时为了减弱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异方差等问题，对模型中的非比率单位的数据都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样本的基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估计方法及结果分析

对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主要分为单一方程法和系统估计法。单一方程法包括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有限信息极大似然法(LIML)、广义矩估计法(GMM)等；系统估计法包括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等。考虑到单方程估计法没有将几个方程之间的联系考虑在内，且文章在研究中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如果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会导致结果是有偏且无效的。同时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些问题是由被解释变量和扰动项之间的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引起的。因此文章选择的计量分析方法为系统GMM。系统GMM估计方法由Blundell和Bond［20］提出，结合了差分GMM和水平GMM估计方法的特征，不仅能有效避免差分GMM估计中可能出现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也能在工具变量与干扰项不相关的基础上实现比水平GMM更有效率的估计。同时，通过提供Hansen和Arellano-Bond统计量来检验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以及确定误差项的差分是否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故选取系统GMM的方法作为本文基本估计方法。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表2的底部显示了模型回归的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AR(2)的P值均大于0.05，拒绝了误差项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的假设；Hansen test的P值均大于0.05，表明模型回归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此模型的设定是较为有效、合理的。

根据表2中列式的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列(1)、(2)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O2排放量每上升1%，人均GDP水平将上升0.0531%，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由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整体上是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式，仍存在高污染、高排放的特征，依靠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能够带来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而且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诸如污染物排放等副产品。而财政分权整体上对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促进作用，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也保持了一致。［21］同时，公共卫生支出表现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每增长1%，地区经济水平上升约0.4656%。这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支出不仅是政府层面的财政支出行为，亦是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减小了居民个人医疗卫生的支出，从而增加了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者生活性支出的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内需性消费，推动了经济增长。

考虑到不同的财政分权衡量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财政自由度指标、还是支出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显著为正。可见中国财政分权所给予地方的权力下放，是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具体来说，一般研究认为，财政自主度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更合理地将财政支出用于生产效率高的领域，经济效率的改善更好地促进发展。而财政支出指标的作用逻辑是支出规模的扩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要略高于财政自主度指标，可见中央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仍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控制变量中人均物资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也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对人均GDP的正向作用。

表2 全体样本的估计结果

在公共卫生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即表2列(3)、(4)中，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上一期公共卫生支出水平，对本期公共卫生支出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经济水平依然是决定政府卫生支出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均GDP对人均公共医疗卫生的弹性为0.9823-1.5931，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由人均GDP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弹性系数大于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逐渐由治疗性(curing)转向了保健型(caring)，这与肖海翔［12］得出的结论一致。公共卫生支出水平也表现出较强的惯性，上一期的卫生支出对本期支出水平的弹性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考虑到地区环境质量因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长1%，人均公共卫生支出上升约0.0166%-0.1173%。可以理解为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对于整个生态平衡、社会环境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整体环境质量的下降则会对居民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导致了就医需求的增加和卫生支出规模的相应上升。［17］控制变量人口出生率与人口结构同样显著的呈现出对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作用，同时，两类财政分权指标显示出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支出水平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财政自主度的提高有利于地方政府改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更自主地决定支出配置的结构。但是由于中央的专项转移支付是针对特定项目的，然而地方政府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缺乏激励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在于支出规模的大小。在现阶段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承担了公共卫生支出的主要责任。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一度作为我国地方政府的考核的主要标准，“政治锦标赛”所带来的政绩压力促使地方政府产生竞争吸进资本流入、以“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挤占“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的行为。［22］

在环境质量方程的估计结果列(5)、(6)中，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下，当期的环境质量水平显著的受上一期环境质量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每增长1%，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会增加3.0056%-4.4723%。现阶段工业化发展水平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加剧了环境问题。观察到人均GDP变量二次项的估计系数为负，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关系。可见在我国环境污染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客观存在，即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和地区产业结构也表现出了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的正向作用。贸易开放度的系数为正可以解释为，许多碳排放高的产业存在中国国内生产而消费在国外的情况。在全球控制碳排放量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碳排放第一大国，与大量高能耗进出口贸易行为密不可分。［23］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因为能源消耗而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确实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向影响，加剧了碳排放的程度。人口密度越大意味着人类活动越频繁，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的转变，能源消费量不断上升，必然导致碳排放量的增长。

有趣的是，两类财政分权指标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表现出相反的作用效果。根据已有的研究，整体上来看地方政府虽然作为地方环境监管的主体，但由于环境质量在政绩考核标准中权重较轻，且对污染治理的成果见效慢，未必能在官员任期内有所体现，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放松环境标准、牺牲环境质量，以期在招商引资、扩大生产上获得更多地竞争优势。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在制度上无法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22］然而，结合陈硕［16］提出的财政分权的“指标的逻辑”，考虑到地方财政自主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优化支出结构，是有利于控制环境污染的。［14］而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更多强调的是支出规模，无法捕捉到整体支出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这就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不同财政分权指标的度量下，表现对污染治理不同的效果。

（二）稳健性检验

鉴于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和财政分权指标也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了同样具有空间外溢性的大气污染物——工业二氧化硫(SO2)，并以财政自主度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对上述回归结果基于差分GMM的方法进行了回归(见表3)。结果表明，不同衡量指标下估计结论基本一致，因而表2的结果是基本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

(三)分区域估计结果

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地方治理水平上具有较强的地区差异性，文章进一步在全国样本上进行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细分，地区划分参照一般做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份，其他省份归为中西部地区。表4-6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样本的三方程回归结果。

由表4列(1)-(4)的经济增长方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和全国样本回归的结果一致，公共卫生支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人均GDP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的弹性系数大于中西部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小于中西部地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两个地区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分布差异。东部地区从事生产性人口比例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健康支出得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公共卫生投入增加的经济效益更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环境效率协调度较低，对能源投入依赖性较大的产业占比较高。由于进出口贸易在东部地区占比较大，贸易开放度在东部地区呈现出了对经济发展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因素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在不同地区间也呈现出了差异。进一步对比表4中(1)、(2)列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这与周东明［24］和林春［21］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保持了一致。由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现阶段财政分权体制和政绩考核指标下，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对GDP的关注程度相对更高。

表4 分区域样本的估计结果——经济增长方程

在表5的公共卫生支出方程估计结果中，经济增长对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在两地区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可见，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同时，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对公共卫生投入的影响也高于东部地区，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多的能源依赖性产业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大程度地影响居民身体健康，从而加重了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无论是在全国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都未能表现出对公共卫生支出的促进作用。这可以理解为，现阶段我国的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作用依然促使地方政府偏好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责任更多地推向市场［22］，政府对扩大民生支出的激励仍有所欠缺。从弹性系数上看，由于中西部地区对中央转移支出的依赖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财政独立性相对较低，因而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要更大。

表6 分区域样本的估计结果——环境质量方程

在表6列(1)、(2)、(4)的环境质量方程估计结果中，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都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以财政自主度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与东部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显著负向的影响关系，但中西部地区却与之相反。考虑到东部地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发展改革的领军地位，不仅有着地区经济基础，民众整体的环保意识也较强，政府有更为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因此其分权程度的提高可能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中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着为了经济发展而放松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的情况，其财政分权程度依然表现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正向作用。

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人口聚集度更高，人口压力更大；且随着东部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正逐步由能源高度依赖型向环境友好型产业结构调整，因此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的弹性系数相对更大，而人口密度对环境质量的负向作用相对更小。可见在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合理调整人口分布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系统GMM的方法检验了我国2000—2018年间省际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结果表明：(1)无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分区域回归中，经济增长是促进政府卫生支出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公共卫生支出作为一种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同样带动了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之间是相互促进而非此消彼长的关系。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省份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客观存在，短期内经济发展要求加剧了环境压力。现阶段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扩大再生产虽然能带动经济发展，但会危害居民身体健康，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加大，客观上加重了民生性支出的财政负担。(3)在我国现行的分权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与由财政提供的医疗服务规模仍呈现出负向关系，考核晋升制度的设计并不利于激励政府提高民生性支出的意愿。同时分权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缓解地区环境压力。

基于上述结论，文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对民生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度扩大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同时对于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疗事业建设应给予更多的倾斜，实现政府保障民生职能的回归，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供给侧改革。第二，地方政府需对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狠抓环境污染问题，坚决避免以“污染换增长”的情况。地方政府应鼓励企业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扶持高效能产业的发展。第三，财政分权程度对于医疗卫生水平和环境质量这两个重要民生问题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这与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晋升考核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机制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同时加大民生考核指标在政治晋升机制中的重要程度，才能防止地方政府间单纯以增长为导向的低质量竞争。如何在现有分权体制下提高对中西部欠发展地区的转移支付效率，保障贫困地区基本民生公共物品提供的最低水平，也是优化分权结构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14种能源燃料，分别是煤炭、焦炭、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其他煤气、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