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谢 涵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一直是提高农村人口收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亿，其中99.6%均从事非农工作[1]。然而这个群体的非农就业质量却一直不容乐观，呈现出工作层次低、工作保障不足、流动性高等特点。Knight的研究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不仅明显低于城市劳动者，也远远低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2]。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业稳定性直观的反映了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当劳动力与工作岗位所需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相匹配，工作岗位也能给劳动力带来符合预期的报酬时，劳资双方都会愿意维持当前的雇佣状态，表现为就业的稳定；反之，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技能水平与工作岗位产生差距或工作岗位的报酬水平不足以满足劳动者的预期时，当前的雇佣关系就会可能产生变化，从而表现为就业的不稳定。基于此，就业稳定性是就业质量的重要内容，因而探究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成因意义重大。已有研究表明，宏观和微观因素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基于宏观视角，国家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差异、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上升、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新型雇佣形式的出现都会带来就业稳定性的下降[3][4]；基于微观视角，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职业培训、社会资本等都会对非农就业稳定性产生影响[5][6][7]。从新迁移经济学角度来看，个人的就业特点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家庭整体决策的影响，基于我国农村传统家庭观念依然影响深远，从这样的角度探讨非农就业稳定性更加适合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现状，已有文献从婚姻状况、流动模式、家庭责任感、子女随迁等角度对此作了分析[8][9][10]，这些研究都给本文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但从家庭和个人就业决策的关系来看，家庭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命周期之中，期间家庭成员组成、经济情况都在变化之中，单从静态的角度考虑二者关系可能不够完整，因此本文引入家庭生命周期概念探讨农村劳动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变化，以期为认识目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提供新的视角。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最初源于Glick于1947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家庭生命周期”一文[11]，它描述了一个家庭从诞生到消亡的历程，是家庭人口结构和家庭关系变化的完整过程，与家庭整体的劳动力配置、收入、储蓄、消费等各种行为密切相关，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家庭库和成人库数据，尝试探究我国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认识不同阶段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稳定性特征，为更好理解非农就业稳定性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假说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假说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采用汪为（2017）对中国农村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12]，按照结婚、生育、成年、衰老、死亡等人口事件划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依据家庭人口特征将农村家庭划分为6个生命周期阶段，分别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和空巢期。其中各阶段反复交替，随着成员结婚、分家、衰老等人口事件发生改变。各阶段特点如下表：

表1 农村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及其家庭人口特征

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特征不同，期间整个家庭的负担和非农就业目标有所差别，在抚养期、负担期和赡养期，家庭抚养或赡养负担较重，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首先要保证经济上的稳定来源以负担家庭的需要，在这些阶段家庭成员更可能倾向工作稳定而非频繁更换工作，另外家庭的抚养或赡养负担还需要家庭成员在非农就业的同时保证家庭照料的时间，而更换工作必然会产生时间成本，据此提出本文假说：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对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不同，其中抚养期、负担期和赡养期的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较高，起步期、稳定期、空巢期的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较低。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库，主要为CFPS2016数据。该调查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本文数据主要为成人数据库中农业户籍的非农就业样本，将研究范围内的样本与家庭数据库匹配得到相应的家庭特征，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142个。

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2.3.1 变量选取。（1）因变量。本文中，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用2014-2016年间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工作变动情况衡量，在2014-2016年间无工作变动的农村非农就业者视为非农就业稳定，而在此期间有工作变动的农村非农就业者视为非农就业不稳定。

（2）自变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它作为一个复合变量，通过经济上为一家人的家庭成员数、父母年龄、最小子女年龄等进行测量，将符合研究范围的农村非农就业者所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划分，分为起步期、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空巢期六个时期。年龄变量为2016年调查时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实际年龄。人力资本变量包含受教育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状况：受教育程度根据农村非农就业者的最高学历换算为相应年限；接受技能培训状况为农村非农就业者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的情况。社会资本用农村非农就业者求职或工作中是否获得亲戚和朋友帮助衡量。自然资本包括家中是否有土地资产和是否有土地出租。物质资本用家中是否有生产性固定资产衡量。另外为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条件的不一致影响，本文选取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变量来衡量地区经济特征，按照行政区的东中西部进行划分。

2.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均值为0.59，农村非农就业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34年，样本中农村非农就业者东部地区占比48%，中部地区占比27%，西部地区占比25%。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参照汪为（2017）对中国农村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将研究范围内的农村非农就业者所在家庭划分到相应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内，并将相应的非农就业稳定情况统计如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处于稳定期的家庭数量最多，占总样本的48.17%，抚养期家庭数量次之，占总样本40.10%，起步期和空巢期家庭较少，仅占总样本的1.55%和0.93%。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非农就业者就业稳定情况来看，赡养期、负担期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稳定性较高，非农就业稳定的比例分别达到70.83%和69.29%，而起步期和稳定期家庭的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较低，非农就业稳定的比例仅为44.21%和56.37%。

表3 样本在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上的分布及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情况

2.4 模型设定

本文中被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稳定性为二分类变量，无工作变动为稳定，有工作变动则为不稳定，所以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型二值选择变量，使用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基本模型表达式如下：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3对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模型的Logit回归分析，得到结果见表4（方程一）。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相比起步期家庭，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空巢期的家庭中成员的非农就业更加稳定。进一步将农户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按照抚养或赡养负担进行划分，将起步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划分为无家庭负担时期，将抚养期、负担期和赡养期划分为有家庭负担时期，再次进行Logit回归，得出负担程度对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见表4（方程二）。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负担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相比无家庭负担时期，有家庭负担时期的家庭成员非农就业更加稳定，这个结果验证了假说中家庭负担较重时，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更加稳定以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

表4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另外，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者的性别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男性的非农就业更加稳定，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在农村家庭中，男性是更主要的经济负担者，更多的承担养家的经济任务，在非农就业的选择上更加谨慎，所以相对来说工作的稳定性也更强。非农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也对其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非农就业稳定性越低，可能的原因有，受教育程度高，非农就业的技术性更强，对工作的各方面期待也更高，可能更不容易满足于目前状态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也更容易通过换工作找到更合适的工作。而受教育程度低的非农就业者换工作的成本相对较高，因其受教育程度所限，对工作的各方面要求和期待相对较低，反而非农就业更加稳定。技能培训对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从样本中看，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村非农就业者仅占9%，很明显绝大部分农村非农就业者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社会资本对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是提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重要信息来源，当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信息时，农村非农就业者的非农就业稳定性相应下降。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让农业生产对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变小，一种可能性是提高的效率让农村非农就业者可以兼顾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第二种可能性是从家庭分工的角度看，生产性固定资产可能让家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员减少或不再需要非农就业的成员再兼顾农业生产，从而让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提高。最后从地区上看，地区的经济因素对非农就业稳定性也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西部而言，东部和中部的非农就业稳定性更强，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工作单位的发展更稳定，非农就业者的收入也会比西部非农就业者高一些，使得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更强。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和非农就业稳定性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规律，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不同，无子女的年轻夫妇就业稳定性较低，因无抚养负担可能会更轻易更换工作，随着子女出生，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在逐渐变高，非农就业稳定性在负担期到达第一个峰值，但随着子女离家无需抚养，同时也暂无老人需要赡养时，家庭处于稳定期，此时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又呈现下降，这种下降随着老人开始需要赡养停止，在赡养期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到达第二个峰值。最后空巢期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又略有下降，但仍高于年轻夫妇家庭。

图1 农户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波动规律

4 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仍是实现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非农就业稳定性作为衡量非农劳动者与工作岗位匹配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就业市场中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变化情况，对认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状况至关重要。本文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角度考虑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发现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阶段的家庭在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等方面的特征各不相同，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原因和目标也不同，因而其非农就业相应呈现不同的特点。通过CFPS2016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对非农就业稳定性的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相对起步期家庭，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赡养期、空巢期家庭的成员非农就业更加稳定。第二，从家庭负担角度来看，抚养期、负担起和赡养期家庭的成员非农就业更加稳定。第三，非农就业者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其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男性在非农就业中更加稳定，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稳定性越低。第四，非农就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五，家庭的物质资本即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家庭其成员非农就业稳定性更高。第六，地区经济特征对非农就业稳定性也有显著影响，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非农就业稳定性更高。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在认识农村非农就业的就业稳定性问题上，需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趋势，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非农就业者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考虑到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目标差异，对起步期、稳定期、空巢期的家庭在非农就业稳定性问题上多加关注，加强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基础教育和技能培养，同时重视专用性技能的训练，提高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非农就业者的就业稳定性。另外，加强中西部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增加西部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和提高非农就业岗位质量，有效提高农村非农就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