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原因及其治理
——基于云南省问卷数据与个案资料的分析

龙翠芳 聂建平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校外青少年由于成长、生活交往的复杂环境，极易涉足吸毒行为。新型毒品滥用、吸毒后的不安全性行为加重感染HIV的风险，是艾滋病问题治理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本研究探讨校外青少年吸毒问题，构建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社会治理体系，为有效改善这一群体健康意识和行为状况，为公安部门禁毒、医疗机构艾滋病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以13～24岁脱离学校正规教育，流动性大，处于社会边缘的有吸毒行为的校外青少年为调查对象。

(二)问卷调查

调查点立足云南省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规模、级别的城市，选取省会城市—昆明市、县级市—安宁市和县城—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开展问卷调查。2016年1月20～31日深入云南省和谐家园社区康复中心、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1)云南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分别设在两个地方，男子戒毒所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女子戒毒所在安宁市。、娱乐场所(KTV、夜总会、宾馆、招待所、酒吧等)，采取整群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来抽取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填问卷法、集中填答法、当面访问法发放与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348份，回收有效问卷329份(女46份，男283份)，有效回收率94.54%。

(三)面对面深入访谈

抽取10个典型案例进行半结构性的深入访谈，围绕其家庭环境、同伴环境、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对未来生活的态度、行为干预、心理矫正及社会文化关怀等方面进行详细了解，力图从中得到启示，以便从问题的定量分析深入到定性分析。

(四)变量赋值与统计分析

整理、统计调查问卷，对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进行频数分析，描述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对自变量X1文化程度(0文盲、1初中及以下、2技/职校、3中专、4高中、5大专、6大学及以上)，X2户籍(1农村户口、2城镇户口、3城市户口)，X3家庭生活水平(1上等、2中等偏上、3中等、4中等偏下、5下等)，X4性生活安全套使用(1总是使用、2多数使用、3偶尔使用、4从不使用)，X5性伴数量(1人、2～5人、6～10人、11～15人、16～20人、21人以上)，X6是否再婚家庭(0否、1是)，X7朋友或同伴是否吸毒(0没有、1有、2不知道)，X8朋友或同伴是否感染艾滋病(0没有、1有、2不知道)，与因变量Y是否感染艾滋病(0否、1是、2不知道)进行赋值/取值替代后，采取统计软件SPSS 16.0进行交叉列联表及卡方检验来分析吸毒校外青少年个体因素、家庭环境与社会关系网络与艾滋病感染有无统计学上的相关性。

二、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现状分析

(一)吸食毒品类型

闲散社会以及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校外青少年，极容易接触到毒品。在329名吸毒校外青少年群体中，吸食毒品排在第一位的是海洛因(白粉)，占88.75%(292/329)；其次是冰毒占62.61%(206/329)；再次是鸦片，占29.18%(96/329)；摇头丸、大麻、K粉分别占24.01%(79/329)、27.05%(89/329)和27.36%(90/329)；其他毒品(麻黄素、麻古、卡古等)占4.26%(14/329)。说明云南省毒品市场流通中以海洛因为主，但新型毒品(冰毒、摇头丸、大麻、K粉、麻黄素、麻古、卡古等)也逐渐受青少年追捧，市场占有率大幅上升。

(二)第一次吸毒的年龄、原因及心理

在问题“你第一次吸毒是多少岁？”受访者第一次吸毒时间在18周岁以下的有153人，高达47.09%。这说明，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育尚未成熟，在受到外来诱惑的时候，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极为容易涉足吸毒行为。在问题“你为什么吸毒？”(多选题)有70.21%(231/329)的受访者认为是出于好奇；44.38%(146/329)追求欣快刺激；29.48%(97/329)认为受到了别人的引诱或陷害。另外，在缓解病痛、家人影响和其他(失恋、醒酒、好玩)上分别占6.38%(21/329)、9.73%(32/329)和1.52%(5/329)。可见，校外青少年好奇心理和追求欣快刺激的生理享受是涉毒的主观因素，再加上受“朋友”引诱或陷害这一客观因素的推动，使这些缺乏理智和自我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比较成年人更容易陷进“毒池”。

而第一次吸毒时的心理(多选题)，占65.65%(216/329)的受访者“觉得好玩，想试一下”；占37.69%(124/329)受访者表示“有点害怕，但想试一下”；占25.84%(85/329)的受访者“听说不会上瘾”；19.76(65/32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能控制”；7.60%(25/329)的受访者“心情不好，想从中解脱”；6.38%(21/329)的受访者表示“糊里糊涂，无所谓”；0.61%(2/329)的受访者表示当时“不知道不能滥用”。可见，绝大多数吸毒校外青少年是知道毒品危害的，但了解不深，普遍有“玩一玩，想试一下”的心态，并且是在坚信自己有意志力控制不上瘾的心理作用下尝试吸毒。

(三)对毒品知识的认知

在问题“你当时知道它是违禁药物吗？”占65.96%(217/329)的吸毒校外青少年表示“知道”；14.29%(47/329)表示“不知道”；19.76%(65/329)表示“不太清楚”。为进一步考察吸毒校外青少年对毒品知识的了解程度，在问题“你认为吸毒对社会的危害性如何？”57.8%(190/329)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的危害；31.9%(105/329)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危害；3.3%(11/329)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小的危害；7.0%(23/32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任何危害。吸毒校外青少年尽管对毒品知识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做出理智或正确的行为选择。

(四)毒品来源

在问题“你吸毒通常是从哪种途径获得？”(多选题)，回答“同伴提供”占57.75%(190/329)；从“黑市”购买占40.43%(133/329)；亲友提供占8.51%(28/329)；“在娱乐场所购买”占7.60%(25/329)，在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里购买毒品，主要是一些社会的混混、服务员、小姐、员工、业务经理、发零包的人或朋友介绍购买。可见，吸毒校外青少年的“朋友”或同伴是他们获取毒品的主要渠道，因他们的家人或亲友吸毒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他们获取毒品也提供了便利。

(五)吸毒经费开销及吸毒次数、方式、地点

“每次吸毒要花多少钱？”回答从10～2000元不等，其中回答50元、100元、200元、300元的分别占13.98%(46/329)、33.74%(111/329)、17.33%(57/329)、10.64%(35/329)。一周要吸的次数也各不相同，10次以下的占(184/324)；10～20次(93/324)；21～42次占(22/324)；另有21人表示不确定，不记得，4人表示多次。在问题“你通常采取什么方式吸毒？”排列前三位的是：烫吸(踏食)占63.22%(208/329)，静脉注射占31.91%(105/329)和卷烟吸占13.68%(45/329)。说明大多数吸毒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预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吸食海洛因静脉注射共用针具的机率最高，吸食新型毒品较少用到注射器。“你吸毒通常是在什么地点？”(多选题)“自己家里或别人家里”占56.23%(185/329)；“租住房”占48.33%(159/329)；娱乐场所(酒吧、KTV、夜总会等)占28.27%(93/329)；“旅社或宾馆”占10.33%(34/329)；其他地方(地里、野外等)占32.83%(108/329)。说明吸毒校外青少年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往往选择私密性较高的地点吸毒，如家里或是租住房。另外，因为云南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文山等地都有个体家庭户种植罂粟、大麻、鸦片，因而在地里或野外稍加工就吸食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六)戒毒方式

20.06%(66/329)的校外青少年吸食毒品后有过破坏性行为(如伤人、自伤、破坏财物等)。吸毒校外青少年能够自愿戒毒的很少，仅占6.38%(21/329)；社区戒毒在我国基层戒毒工作和艾滋病防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仅占4.56%(15/329)；主要是强制戒毒，占90.58%(298/329)。也仅有34.04%(112/329)的吸毒校外青少年接受过戒断药物依赖的治疗，说明能够得到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关怀与救助十分有限，帮助戒毒与防治吸毒的政策使用率不高。

(七)戒毒康复后是否复吸

对于“戒毒康复后是否会复吸？”这类主观性的问题，44.98%(148/329)的受访者表示“坚决不用了”；20.36%(67/329)的受访者表示“不想用了，但怕生理上有瘾戒不掉”；12.16%(40/329)的受访者表示“不想用了，但心理上不适应戒不掉”；10.64%(35/329)“不想用了，但怕生理心理上都有瘾戒不掉”；2.43%(8/329)的受访者“不知道、不敢保证、很纠结”。这些都是吸毒校外青少年主观的想法，其实在他们离开戒毒所后，一旦接触到以前的吸毒朋友，绝大多数是摆脱不了生理和心理的“毒瘾”，从而走上复吸之路。因而在访谈中，“工作机会少”“别人看不起”“生活方式难以改变”“摆脱不了生理、心理对毒品的依赖”等是吸毒校外青少年难以戒掉毒瘾的原因。

三、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HIV感染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X2=30.919，P=0.029)，户籍(X2=12.730，P=0.048)，性伴数量(X2=1.451，P=0.000)，性生活安全套使用(X2=24.184，P=0.019)，朋友或同伴是否吸毒(X2=14.316，P=0.026)与是否感染艾滋病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均P<0.05。吸毒校外青少年主要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以初中和小学为主，共占73.56(242/329)，是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其弱势地位与艾滋病高危行为及HIV感染密切相关。他们在戒毒所里经常获得毒品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高。但是，对毒品与艾滋病相关知识懂得多并不能说明在艾滋病防治的风险意识和行为选择上是自觉、理性和正确的，他们缺乏艾滋病高危行为防范意识和能力，在艾滋病预防意识上持侥幸心理，知识与行为普遍脱节(2)林卡，周伦.中国吸毒与艾滋病状况调查的综述和评论[J].社会工作，2010，(01).，因而高危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商业性行为和共用针具注射吸毒)普遍发生。性伴数量越多，艾滋病感染风险越大，性伴数量与感染艾滋病正相关。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都是导致中枢神经兴奋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后有兴奋感、性冲动和发泄的欲望。大多数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后，都会发生性行为，而且他们的朋友或同伴多数也是吸毒者，聚众吸毒淫乱使他们丧失了抵抗艾滋病风险的自我保护意识。在329名受访者中，9名受访者选项缺失外，22.19%(71/320)的受访者表示在进行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套；偶尔使用的占50.63%(162/320)；多数情况使用安全套的占18.75%(60/320)；总是使用安全套者仅占8.44%(27/320)。吸毒校外青少年性生活安全套使用情况与艾滋病感染显著相关，从不使用、偶尔使用安全套的受访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明显高于多数使用和总是使用者。而是否再婚家庭(X2=2.274，P=0.518)、家庭生活水平(X2=20.296，P=0.161)、朋友或同伴是否感染艾滋病(X2=8.191，P=0.224)与是否感染艾滋病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P>0.05。

四、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原因分析

(一)同伴环境差，影响力大

差异交往理论认为，越轨者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及其交往对象的差异，将会对交往者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吸毒人群有相互交往的需要，同一圈子的人通过交往，诉说各自的喜怒哀乐，增进彼此的情感交流，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在问题“你通常与什么人交往？”(多选题)，占86.93%(286/329)的吸毒校外青少年表示经常与社会结交的朋友和网络结交的朋友交往，朋友或同伴的一言一行对他们具有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朋友或同伴吸毒，那么吸毒行为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种流行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心理学家称为“同伴影响力”。当校外青少年对自己发生的事情茫然无助时，因行为能力和社会认知水平有限，他们会向同伴寻求答案和帮助，朋友或同伴以接纳或拒绝的方式告诉他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同伴言行无论正确与否，他们渴望被同伴群体接纳，获得认同，因而易接受朋友或同伴群体的意见。

(访谈资料)到了2013年7月，几号我不太记得清楚了，那天晚上大家也是到旅社去睡觉，去了五六个，到了旅社后他们把门关严实了，有朋友就拿出了白粉，是用小包装的那种，用火机烤吸起来。我当时不知是怎么的，看到他们的那个样子觉得很舒服，在他们的劝说下(他们说吸了以后很舒服，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就这样吸上了第一口，接着就上瘾了。但是我吸了刚一个月左右，被父母发现了，我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由于当时的瘾还不算大，几天后我也就戒掉了。在家里老老实实待了几个星期，我觉得很无聊又没班上，就又出来玩了。虽然还是和以前的朋友在一起，但我和那些吸毒的朋友还是有了一定的距离，故意疏远他们，一直坚持不吸。一直到去年5月份，我实在经不住他们的劝，又吸上了，这次上瘾很快。6月18号那天我们在街上逛，有警察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吃药的，我们说不是，他们把我们抓了来尿检，就这样我到了戒毒所。

可见，朋友或同伴对校外青少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朋友或同伴的某种行为可能影响青少年对此种行为的信念、态度的建立，乃至行为的发生，尤其是群体中若有不良行为的同伴，群体中其他人就有可能受到影响，甚至感受到同伴压力而发生不良行为(4)孙霄，朱广荣,季成叶.流出地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03).。朋友或同伴中有高危行为的人较朋友或同伴中没有高危行为的人更为容易发生高危行为。如果同伴群体认为吸毒不仅是一种时尚和普遍的行为，也是一种可以拯救痛苦的解药，那么朋友或同伴中有人吸毒的，其他人稍不注意就容易被引诱或鼓动吸毒。

(二)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弱势使生活陷入困境，往往铤而走险涉足贩毒、吸毒行为

在社会急剧变迁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转型期，人口流动与迁移大量涌现。农村每年均有大批的校外青少年外出打工。流动校外青少年文化素质低，工作经验欠缺、社会阅历不足，又缺乏学历和工作技能，只能干一些不需要什么技术的体力活或相对轻松易上手的服务业工作，然而多数人不甘心这样的工作，他们迫切想要改变命运，认为另寻发财捷径，如运输与贩卖毒品、搞传销、团伙盗窃、卖淫等才能改变经济困境。他们在城市就业与生活受排斥，权益保障薄弱，因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弱势，是徘徊在城市的弱势群体，在开放的城市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引诱下，增加了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的风险。

校外青少年处于一种体制内、外摇摆的游离状态，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处于转型过程中所特有的制度“脱节”，因而总是处于各种可能性与改变现状的无力感之间的焦灼状态。一方面他们有明确的市场就业需求，希望能借助市场竞争充分实现自我价值，但同时他们能力不够，又害怕承担风险，向上流动机会少，实现自我价值极为艰难，往往以非理性，甚至是违法行为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与社会适应，守法意识薄弱，易铤而走险涉足吸毒行为。校外青少年合法渠道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越轨群体社会关系的生成，都是受价值体系变迁的影响，其涉足吸毒实质上反映的是这一群体在社会变迁时代，企图通过高危行为或违法行为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三)父母关爱与家庭教育缺位或错位使亲情缺失，行为缺乏管教

校外青少年失学、辍学或退学后就踏入社会，因而大多数校外青少年能够在家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享有的关爱不多；再有的父母本身就已离异分开，来自离异家庭的校外青少年就更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家庭温暖，他们的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困境时更无助，也容易受不良朋友或同伴引诱或鼓动涉足吸毒行为。

在问题“你父母对你的教育方式属哪一类型？”1人此项回答缺失，回答“唠叨型”的33.54占%(110/328)，“溺爱型”占14.02%(46/328)，“打骂型”占15.24%(50/328)，“放任型”占15.55%(51/328)，“谈心型”占19.82%(65/328)，“其他(畸形)(5)在调查中，有些受访校外青少年认为父母在打骂自己时几近疯狂，很反感父母的教育方式，甚至用“畸型”“变态”来形容。”占1.83%(6/328)。在这几种教育方式类型中，除了19.82%(65/328)的受访者的父母采取“谈心型”的教育方式被认可外，其余80.18%(263/328)受访者的父母采取极端或是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教育正处于叛逆和敏感时期的青少年，这样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逆反心理。在问题“你觉得你的家庭幸福吗？”1人此项回答缺失，回答“很不幸福”的占7.93%(26/328)，“不太幸福”的占13.41%(44/328)，“一般”的占47.56%(156/328)，“比较幸福”占18.29%(60/328)，非常幸福占12.80%(42/328)。可见，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家庭幸福程度“一般”，受访者生活在“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家庭占了21.34%(70/328)。不幸福的家庭主要是父母感情不好、单亲家庭、寄宿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都去世的家庭或是孤儿，来自这些家庭的吸毒校外青少年占了35.26%(116/329)。生活在不幸福家庭的校外青少年注定是缺少家庭关爱的，长期得不到亲情慰藉的校外青少年更为容易涉足吸毒行为，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校外青少年的家庭成员本身就吸毒，家人吸毒是家庭破碎、贫困的直接原因，青少年生活在有父母吸毒的家庭，其影响是惨重的。可见，校外青少年的家庭状况、父母的教育方式、亲代与子代的关系决定他们所走的道路。

(访谈记录)读书的时候，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个时候根本无所谓，那个时候父母亲很忙，他们在外地(浙江)开厂做生意，根本也没有时间来管我，我学得怎么样，经常逃课之类的，他们也不知道。后来读到初二，我不想上学了，也没有跟父母说，他们后来知道了很生气，叫我到他们那边去上班，我也不想去，从小就没有跟他们待过几天，不习惯。

(四)网络传媒文化误导认知，使青少年价值导向偏离主流价值观，易滋生越轨行为

当今网络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搜索引擎、即时通讯、网络购物、博客、QQ、微信、公众号、关注平台等应用，对人们的生存、交往和组织方式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日益深刻影响着社会情绪和群体行为的走向(6)吴理财.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湖北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报告[EB/OL].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研网http://www.hbzyw.gou.cn/index.php/index/index.html,2015-11-04，尤其对青少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导向和行为选择有重大影响。调查显示，校外青少年通过手机或电脑上网不仅是他们交友、寻找工作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获取艾滋病、毒品、生理卫生与性健康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他们虽然远离学校教育，但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比较快，学习欲望比较强。由于文化程度低，鉴别能力差，在接受科学、健康新知识的同时，也极容易受网络低俗文化和淫秽色情文化的侵蚀，使他们沉陷网络不能自拔，使他们的思想、行为偏离主流文化方向，诱导发生越轨行为。

网络在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的传播中起着桥梁和媒介的作用。毒贩与毒品吸食者往往借助QQ、微信等网络媒介，贩卖毒品、传播吸毒和进行毒品交易，女性吸毒者通过网络联系嫖客，获取毒资；校外青少年贩毒与吸毒相互交织，吸毒行为具有网络化特点。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网络化不仅仅是交际的拓展和利益的实现，更是一种群体亚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与相互认同。在一个网络交易平台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或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此形成一种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传播与流行的多元互动，增进个人或群体利益，达成群体组织秩序的循环系统。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助推校外青少年性行为、毒品吸食与交易的发生，使艾滋病高危行为更加复杂和隐蔽。既给毒品和艾滋病防控提供新的技术和手段，也增加了防控的难度。

(五)社会治理机制缺乏，帮扶与救助政策使用率不高，吸毒行为难以有效防治

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中游离出的农村校外青少年，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有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其尴尬的身份背后就折射了转型社会的烙印，始终处于“融不进城市、回不了农村”的尴尬境地。社会体制转轨、社会规范缺失，导致社会解组和人们思想观念变迁。在社会失序或无序状况下，人的行为往往不受制约，守法意识薄弱，易铤而走险涉足艾滋病高危行为。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缺乏有效促进流动校外青少年就业，以及吸毒校外青少年帮扶与救助的机制，是吸毒行为流行的制度因素。

吸毒校外青少年流动性大，职业、住所更换频繁，不利于人口信息跟踪与管理。比如，在云南省的调查笔者遇到了样本抽样的问题，因为各个州、县都没有机构专门统计13～24岁校外青少年的人口数量，因此调查无法获得这一年龄段的样本框。这个问题正好说明校外青少年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的缺乏，直接导致对这一群体社会治理的缺位和错位。城市社区都是把校外青少年纳入流动人口管理体系中，因而从整体上针对流动人口的治理之策，对校外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缺乏可行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吸毒人群被置于“客体化”的管理对象，忽视这一人群的利益诉求和心理慰藉，也缺乏对民族地区毒品防控的本土化思考和吸毒人群民族文化的考量。吸毒校外青少年对政府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不甚了解，有关帮扶与救助政策的可及性和使用率不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吸毒校外青少年无视政策的存在，导致目标人群自身权益得不到充分体现。对吸毒校外青少年心理矫正和社区帮扶机制不完善，一味强调法理型权威社会秩序“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而忽视传统权威及社会组织、社区等，对协调目标人群社会关系合法性和有效性考虑和运用。在回答“希望别人或社会为你做什么？”时，答案排在前三位的是：不要歧视、排挤；多关心；提供就业机会。而在回答“社会、政府机构或其他组织给你提供过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吗？”仅有12.60%(61/329)回答“有”；87.40%(423/329)回答“没有”。可见，政府对涉足吸毒行为的校外青少年的帮扶与救助机制是缺乏的，制度欠缺使这一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也为社会歧视提供了温床。

五、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社会治理

有效治理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需要突破公安部门和医疗机构主导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单纯的行为干预模式，打破“客体化”视角，树立主体化理念，建立及完善帮扶与救助的治理机制。这不仅是吸毒行为管控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吸毒行为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过程。

(一)构建原生家庭教育机制，强化源头治理

通过深入访谈可知，大部分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来自一个不幸的家庭。有的父母离婚，有的父母酗酒，有的父母吸毒，有的父母有暴力行为，有的父母被判刑，而孩子要么无人监管，要么与爷爷奶奶或其他亲戚生活。他们长期缺乏关爱，甚至长期受人打骂，缺乏家庭的温暖，这种孩子一旦失去父母，一般寄养在他人家里，生存环境不好，家庭关系冷漠，孩子往往被迫离家出走。精神上的滋养、行为上的引导和童年的教育都缺乏，导致校外青少年离开原生家庭，踏上社会后寻求情感的慰藉。由于亲情的缺失，对朋友的情感寄托就会超越对亲人的情感依赖，原生家庭的推力和同龄伙伴的拉力往往共同促使校外青少年涉足吸毒行为。

原生家庭在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青少年为人处事的态度、思维方式，其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互动情境等很多时候取决于原生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因此，从原生家庭出发，强化校外青少年涉足吸毒行为的源头预防和治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从小教育青少年学会正确认识自己，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适应社会，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和本领；从小教育青少年尊重生命、关怀生命，引导青少年形成文明的性道德观念，培养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要重视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疏导，多给予情感的慰藉和心理的关怀，家人多给予陪伴和理解。构建原生家庭三生教育机制(7)“三生教育”指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从三道防线：家庭管教，社区强化，公安、民政综合治理，强化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生命、生存、生活三个方面的教育，使之在面对工作压力和生活困境时能够做出理性、正确的行为选择。对于辍学的校外青少年，要确保未成年青少年回归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重新获得家庭教育，并回到学校接受学校教育。

(二)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促进治理法治化

我国虽然在打击毒品走私、贩卖，吸毒管控立法上已有了较大进步，但毒品贩卖与吸毒防治的法律制度还是不完善。从法律层面来讲，为公安部门、医疗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家庭、目标人群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吸毒提供法治保障，必须加强吸毒问题社会治理政策立法和执法的社会系统控制，明确吸毒行为的法律性质界定和执法控制边界。对于吸毒行为的立法，要加强对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以淫养吸行为从重制裁。从毒品、性、社会与人的行为这一整体视角来看，禁毒和打击卖淫嫖娼工作，不是要建立在静止的对象概念的司法定性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对性质不定的吸毒行为和卖淫行为，进行系统控制的决策基础上。毒品滥用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对于吸毒者，是帮助戒毒还是惩罚，需要法律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对于静脉注射吸毒感染HIV、吸食新型毒品后发生高危性行为感染HIV,吸毒者与HIV感染者合二为一,这种特殊群体权益的立法问题要寻找适当的切入点。既要强化对吸毒者的惩戒，又要保护HIV感染者隐私，同时也要体现亲人的知情权。例如，吸毒感染者结婚权的保护和限制问题，其配偶或性伴知情权与生命健康权的问题。在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干预措施方面，吸毒行为治理立法要明确医疗机构在吸毒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使用与公安部门打击吸毒贩毒是有区别的，二者相辅相成，不矛盾。两者目的不同，医疗机构在吸毒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使用是为了预防HIV病毒经性传播；公安部门打击吸毒贩毒是为了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8)黎满云.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几点法律思考[J].卫生软科学，2009，(02).。公安部门和医疗机构只有在明确了各自的法律职责基础上，才能做好各自的工作。

(三)建立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机制，增强治理的实效性

当今变迁社会，规范缺失易引发社会失序状态，导致社会控制乏力，各种矛盾在风险社会中频发，建立畅通、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可靠的权益保障机制，是解决矛盾、化解风险的根本措施。校外青少年虽然年龄尚小，心理和生理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但好奇心强、思维活跃、精力旺盛，这一群体也不是被动承受的群体，在应对这个风险社会的过程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新的规则和新的话语模式，并在行动中创造了自己的主体性(9)瞿进．从失范到紧张：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的衍变及本土化视角[J]．社会科学研究，2012，(03).。校外青少年涉足吸毒行为与无序或失序的社会状态，与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价值观异化，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腐朽、堕落的娱乐消费方式等有关。校外青少年脱离学校的管教走上社会后，要协同解决他们面临的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包括就业、婚恋、住房等方面遭遇的困境与最迫切的需求，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向上发展的畅通渠道，是化解吸毒行为的根本措施。同时，为他们开启有效的利益诉求通道，保留体制内外以及市场和网络等充足的言论表达空间，让他们有充分表达自己权益要求的机会和平台，化解利益矛盾，解决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对艾滋病高危人群帮扶和救助的力度较大，但关键是政策的知晓率和使用率不高，要加强防治政策的宣传，提高政策的影响力和使用率。在校外青少年面临涉毒风险时，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从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如何获得帮助，谁可以提供帮助，提高目标人群对政策的知晓率，以及受助对象对政府提供帮扶救助政策的可及性。这些应对风险时的认知及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如果能够内化到青少年的内心，并以法律手段来确保心理诉求的渠道畅通，那么无形中就会减少高危行为带来的危害，甚至化险为夷。

(四)建立信息跟踪机制，加强网络化治理

建立校外青少年人口调查数据库。包括一个针对全国人口的当代校外青少年生存状况及行为态度调查，以及在当前数据的基础上，加强校外青少年长期跟踪性研究，将研究集中在校外青少年艾滋病高危行为的追踪调查，做好系统数据更新与动态跟踪，建立并完善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信息跟踪机制。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治理领域由实体空间逐渐向网络空间延伸，治理工具、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逐渐向“信息化”转型(10)骆毅.互联网时代社会协同治理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利用网络加强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治理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传统的线下干预服务进行延伸，例如通过网站进行毒品与艾滋病知识宣传，利用QQ进行信息交流与咨询，通过网络购物平台发放安全套等。第二类是则是利用网络新技术平台进行的创新性干预，通常以增加目标对象的自主性为目的，改善以往单项的干预模式，例如在线进行HIV咨询检测、自我评估等(11)李希光，顾小琛，景军，等.中国MSM人群艾滋病传播的网络干预[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3，(08).。基层社区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防艾社会组织人员、戒毒工作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校外青少年戒毒QQ群、微信群里，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发布毒品与艾滋病相关知识、HIV咨询检测相关事宜，将线上网络关系延伸到线下现实生活，从线上线下加强与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的联系，有效开展行为矫治与心理矫正，提高毒品与艾滋病防控政策的知晓率和使用率。

(五)创新同伴教育方式

在制定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的社会治理同伴教育方案时，可聘请文化素质较高，影响力较大的卫生防疫人员、高校心理学老师、艾滋病防治专家等的广泛参与(12)陶根惠，罗万云，李何殊.重庆市校外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干预效果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0，(04).，尤其要注意同伴教育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同伴教育与社区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以提高目标人群毒品与艾滋病的认知水平和行为改变。

立足农村社区或流动校外青少年，就业集中的建筑工地、工厂或居住(租住)集中的城市社区，选择态度积极并有影响力的志愿者作为同伴教育者(13)韦琳，王萍，覃彦香.城市校外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教育策略定性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2，(03).，还可培育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内部成员作为同伴教育员，先对同伴教育员进行预防吸毒行为、艾滋病知识强化培训与指导，以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语言沟通能力。吸毒人群内部成员作为同伴教育员易于得到这一群体的信任，可以很方便地发动圈子成员参与同伴教育活动。同伴教育员在健康教育中既是联络员，同时也是宣讲员。通过同伴教育员联系好群体成员，选择合适的教育地点，恰当有效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注意健康教育方法的选择，要把开展健康教育的方法与目标人群的职业特点结合起来。对于有稳定工作的目标人群采取集中授课的方式，而对于在娱乐场所工作的目标人群，因为流动性比较大，可采取“一对一”访谈的方式(14)刘刚，杨永利，施学忠.郑州市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及影响因素[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02).。宣传艾滋病、吸毒的预防知识，传授正确使用安全套，拒绝不安全的性行为等技能。

(六)立足社区戒毒，开展行为矫治与心理矫正

对吸毒校外青少年的社区戒毒，可以把戒毒干预、心理康复和行为矫治结合起来，将生理上的美沙酮维持治疗、心理上的人格重塑、家庭支持和社区帮教结合起来，开展社区戒毒。把“生理—心理—社会”的戒毒范式，运用在社区监控救治与戒毒模式上，综合运用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心理治疗和社区帮教的综合戒毒模式(15)韩丹.社区戒毒模式——基于多元整合视角的实证分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04).，对吸毒校外青少年进行积极有效地帮教，与禁毒社会组织、戒毒社会工作、禁毒志愿者密切合作，共同治理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探索并完善社区戒毒模式，促进社区戒毒社会化工作体系的建立。校外青少年涉足吸毒行为大多出去好奇、模仿和冲动，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程度较低，可塑性较强。采取社区戒毒的方式，相比戒毒所的强制隔离戒毒来讲，社区戒毒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心理需求。社区人员帮扶关怀和家庭亲情关爱，有助于帮助其戒毒，心理上也容易接受。社区戒毒通过开展行为干预，促进行为干预与社会文化关怀相结合，提高矫治率，减少复吸率，遏制校外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等方面，具有强制隔离戒毒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若完善社区戒毒方式，不断提高戒毒效果，将会是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七)构建传统权威机制，促进治理本土化

社会治理需要权威，但权威的来源不一定是政府，传统文化在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治理中，同样可以发挥和体现其权威性。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相对贫困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人口对当地的民间习俗、乡规民约等传统文化有较高的认同，可充分发挥寺庙、祠堂、习俗、民间信仰、家族文化等传统权威对少数民族人口涉足违法行为或越轨行为的规避和惩罚功能(16)龙翠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婚恋观与和谐民族文化构建[J].山东工会论坛，2016，(01).，以加强和改善这一人群的价值观、文化认同、生活态度、社会行为模式。传统权威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只要释放民族文化认同效应，就会发挥着重大作用。这一点仍可运用农村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治理方面。如四川省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彝族家支运用传统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解决当地青少年面临毒品和艾滋病困扰的问题。家支道德在当地削除艾滋病歧视，建立HIV感染者/AIDS病人自助与他助的艾滋病防治模式，以及阻断毒品传播上发挥着很大的功能。

校外青少年吸毒行为治理要结合各地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促进治理本土化、民族化。如云南盈江县景颇族妇女成立的禁毒组织，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表演来宣传毒品和艾滋病的危害，激励吸毒人员戒掉毒瘾，回归家庭和社会。另外，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人民信仰小乘佛教，当地政府可动员佛教的佛爷参加艾滋病知识培训，通过佛爷组织开展宗教活动时对信教群众进行禁毒和艾滋病防治宣传及临终关怀教育(17)李祥福.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控过程中本土化资源的发掘利用[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