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的现实书写与愿景展望
——评昭通作家杨恩智长篇小说《普家河边》

杜福全

（永善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云南 永善 657300）

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普家河边》，是昭通青年作家杨恩智创作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对深度贫困地区乌蒙山区的扶贫工作给予了深度介入和抒写。这部小说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2019年度重点扶持项目，作为云南省作家协会“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丛书”之一，2019年底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年来，脱贫攻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国家战略在中国的大地上擂响战鼓，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为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做出了千方百计的努力，广大扶贫工作者牺牲了节假日和双休日，牺牲了陪伴父母、孩子、爱人的美好时光，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为时代而书的文学自然不会缺席，关注现实世界的作家们也不可能成为旁观者。近些年来，文学领域也确实涌现了不少扶贫题材的作品，散文、诗歌、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在长篇小说领域，也出版了像腾贞甫反应辽西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战国红》、江觉迟反应藏区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雪莲花》、罗涌反应重庆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深山松涛》……这些文学作品各具地域特色，对扶贫领域的书写也各有侧重，管中窥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普家河边》这部小说，正是诞生于作家杨恩智对驻村扶贫工作经历的深度挖掘和提炼。在《普家河边》这部小说中，作家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二十一世纪初乌蒙山区贫困乡村在贫困阴影笼罩下的生活图景。在这幅图景里，性格鲜活的各类人群——村民，村组干部，县乡干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以及市里的干部，省里的干部，还有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单位职工、公司职员、打工者……他们在一个叫普家河的村子里，围绕这个村的扶贫开发和脱贫出列任务以及未来发展，演绎了一幅惊心动魄、触动人心的生动画面。

长篇小说《普家河边》的作者杨恩智，出生在深度贫困地区的乌蒙山区农村，从小在农村的土地上摸爬滚打，通过努力读书，考上了师范学校，告别了“农民”这个身份。跳出农门后的杨恩智，在乡村小学教过书，在县区机关单位工作过，后来又调到了市里的单位工作。在创作《普家河边》这部小说之前几年时间里，他被单位派驻到农村担任过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担任过驻村扶贫工作队员。个人的成长经历，在杨恩智的精神世界里奠定了厚实的农村生活基础，而从城市回到农村工作的这段经历，尤其是亲自参与和见证脱贫攻坚工作的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在扶贫第一现场回顾和反思农村和乡土的机会和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对农村和乡土的回顾和反思，可以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观察困境，从而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有利视角，冷静、客观地去观察和审视农村，审视脚下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当下的农村，并不像有些作家笔下那样炊烟袅袅、鸟语花香，充溢着诗情画意，也不是城里人想象的那样田园丰美、春和景明。正如评论家南帆在《冲突的文学》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乡村的纯洁与可亲仅仅存在于城市人的怀乡梦中，这种怀乡梦实际上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附件，城市文化将未曾解决的问题推卸到乡村，从而求得一个诗意的答复。事实上，真实的乡村文化将远远超出城市人的想象，至少，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譬如，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繁重不堪的体力活计、枯燥单调的业余生活、经济拮据所引起的精神贫乏，甚至口粮缺乏所引起的生存危机——是城市人所忽略的，或者是从乡村返回城市的作家所有意遗忘的。”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城市在不断扩展蔓延，欣欣向荣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人才资源，也聚集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城市的扩展和生活资源的大量聚集，给了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势必会吸引更多的人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试图去分享城市丰裕的生活资源。尽管，这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稳农、惠农政策，给了农村居民更多的政策性福利待遇——如，取消“皇粮国税”，发放种粮补贴、草原林地补贴等。从物质生活的层面上讲，农民现在的日子，确实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好得多了，但是，和城市的发展比起来，农村不但没有出现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伴随着城镇化的大肆扩张和大中小城市的不断兴起壮大，乡村的衰落甚至沦陷反而成了一种趋势。这当然不是耸人听闻，在冯骥才、熊培云、阎海军等一批关注乡土社会的文化学者的田野考察报告和研究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证。费孝通先生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过去历史看，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费孝通先生此文写于七十多年前，但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即使不敢说这一论断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起码的一点，作为一种现象，这样的情况现在依然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

《普家河边》这部小说，以市科协派驻普家河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张德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所做所为为主线，普家河村的地域环境、风土人情、村情民意、民生疾苦、人文景象……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而渐次呈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没有回避当下农村生活的种种乱象，也没有回避乡村治理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和弊病，而是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一现实。这种把握和呈现，并不是为了揭露或批判什么，而是为了正视现实、面对现实，惟其如此，才能为现实生活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为扶贫开发、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美好愿景的实现寻找可能的路径。可以这样说，《普家河边》这部小说，正是围绕“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这样一个线索结构，来构建故事的经脉和血肉的。

这些年的扶贫工作，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靶向投放，在真金白银的利益面前，乡土社会几千年来的积淀构建而成内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经历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村民为了争当贫困户，邻里关系变得微妙而紧张，兄弟反目、父子分家、夫妻假离婚甚至真离婚的现象并不鲜见；村组干部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也时有发生；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在《普家河边》这部小说中，普家河村的副支书违反村“三委”人员及其家属不能纳入贫困户的政策规定，将自己的儿子纳入贫困户并申请建房补助；本是集体松山被征用而得的补助款，因被列为危房改造补助的历史原因，导致绿竹林的一些群众既没有安全住房又不能享受危房改造补助政策；村组干部明里暗里冒领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导致一些困难家庭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有名无实；老实本分、自立自强因学因病致贫的人家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不了国家扶贫政策，身强力壮却好吃懒做的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工作中的各种繁复表格、数据、档案的反复收集和填报，消耗了基层工作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除此之外，普家河村的基础设施薄弱，生产生活用水缺乏，导致外来的媳妇因为没水洗澡而抛下自己深爱的丈夫和孩子改嫁他乡；村组公路保通质量不高，还有不通公路的村民小组，给村里人的生产生活和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一些村民却不愿意为公路的扩建和硬化让出一个地角或者一棵杂树；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状态，经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

面对普家河村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德伟，带领驻村扶贫队员，协同乡村干部逐一调查核实情况，形成报告往上级反映。为了实现户脱贫、村出列的脱贫攻坚目标，驻村扶贫队员、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想办法，各尽所能，通过各种途径协调争取项目资金，为普家河村解决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针对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的问题，组织召开村民评议会，准确宣讲传达有关政策，让村民讨论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予以剔除，符合条件的予以重新纳入；争取省林业部门的产业扶持，调整产业结构，在村里发展竹产业；协调争取县交通局支持，扩建和硬化村组公路；协调争取市水利局的支持，解决村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想方设法动员辍学青少年返校读书，接受义务教育；动员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村组村民，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入镇，从根本上改善生存环境……这个过程，尽管确确实实在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也都是让村民得实惠的事情，却面临着诸多麻烦和阻力。一些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一些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村民故意刁难，一些村民“等要靠”……项目的实施，工作的推进，都在挑战和考验乡村干部和扶贫工作者的智慧。

在《普家河边》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灰色幽默和黑幽默相互融合的叙事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做基层群众工作的生动有趣的场景。在这些生动有趣的场景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乡村社会衰落的种种镜像，比如一些村民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一些村民对生活的悲观绝望，一些村民对恶的麻木不仁和集体旁观，农村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在这些镜像里，我们也看到了扶贫干部的责任和担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止于完成工作任务，在看似嬉笑怒骂、打诨插科和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良苦用心，展示了扶贫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也让我们看到扶贫工作者对农村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正是这样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怀，让故事中的人物有了灵魂附体，有了鲜活的性格，有了血肉和情义，也有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故事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和饱满起来。

从整体情况来看，扶贫开发在促进乡土社会的变革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催化剂作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关键还是人的思想观念、生活理念的现代化，其根本还是人的现代化。同样的道理，所谓乡村振兴，如果仅仅从物质文明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没有精神文明的乡村振兴，是没有灵魂的乡村振兴。当下农村社会，一些陈腐的思想观念还根深蒂固，一些陈规陋习也大行其道，乡村治理观念落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村民自治作用发挥不明显……这些都是影响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化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还是人才的因素。人才的匮乏和缺失，才是真正制约农村发展进步的根本所在。

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真的想推动老百姓向现代化生活迈进的话，在我看来只有把人才渗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地方自治事务中去。”但实际上，乡村社会留不住人才，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些年，不少地方的村级组织充实了大学生村官，有的大学生村官还通过组织考察等形式进入了村“两委”班子，甚至担当了村党（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留下的大学生大多是暂时的，一旦有机会离开，他们就会立马走人。为什么乡村社会留不住大学生、留不住人才？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问和技术都没有学得，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必然会引起重要的变化，足够使他自己觉得已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土气的人为伍了。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即使肯屈居乡里，在别人看来也已非昔比，关门，刮目相视，结果不免到家里都成了客人，无法住下去——这是从个人的感觉上所发生的隔阂。城乡之别在中国已经大异其趣，做人对事种种方面已经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文化的差异造下了城乡解纽。”

小说《普家河边》中的彭忠义，对这种城乡文化差异有着切身的体悟。他大学毕业后，在外地的大型企业工作，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村里有学生读个书，或者进城看个病，在外面找点事做，都会经常找他帮忙。作为从普家河出去的大学生，在外一份体面的工作，也算是村里有出息的人，只要乡亲们需要，他都会通过各种人脉关系给予帮助。帮村里人做了事情，彭忠义欠了不少人情，难免要自掏腰包，这里送条烟，那里送瓶酒，或者请客吃顿饭，以表达对同学、朋友的谢意。这些，村里人却不知道，在他们看来，他做这些事情轻而易举，甚至理所当然。当然，彭忠义并不是要乡亲们给予什么物质上的回报，他只是觉得村里人这种对事物的认知和态度简直不可思议。实际上，在彭忠义身上遭遇的情况，在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城里人身上也都遭遇过。

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实际上是思想观念、生活习性和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根本上还是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已经做好了或者正在做着城市生活的准备，而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则继续留守着农村人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主动改变或被动改变的人，已经离开农村，或者正准备离开，没有改变、不想改变、改变不了的人，则继续留在了农村。这个离开与留下之间，横亘着的就是一条深切的鸿沟，就是城乡隔阂，就是城乡差异。要想彻底消除这种隔阂，缩小这种城乡差异，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即使城乡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同向的，但农村的发展速度很超过甚至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费孝通先生分析研究之前一百多年来中外城乡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结论，在近百年后的今天还没过时的缘故。

作为一部扶贫题材的长篇小说，《普家河边》的作者在扶贫第一现场见证了这项工作，而且亲力亲为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对扶贫政策、措施办法、方法步骤和目标任务的把握，都具有明显的客观真实性，对各级各部门的扶贫工作者、扶贫工作的参与者的工作情况和心理状态进行写实的真诚的关注，使这部小说彰显出明显现实主义特征。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和浓烈的乡土气息，为故事的结构和延展营造了强烈的现场感和带入感。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讲述的普家河村的扶贫工作，就是深度贫困地区蒙山区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扶贫工作“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具有区域性和时代性的扶贫工作“历史教科书”。

当然，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社会的历史，而是为了记录和发现事物在历史进程中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一面，让事物呈现出本来的样貌，从而更好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正如作者在《普家河边》中写到的那样，普家河村的扶贫工作仅仅是做了一些面上的事情——普家河村的水、电、路通了，村民有了安全住房，产业发展有了新途径，“两不愁三保障”有了根本性保障，但这只是解决物质贫困方面的问题。普家河村的村民缺乏公共意识，视野狭隘，目光短浅，各干各、各管各，对未来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对新事物的认识和接受持消极态度，缺乏尝试新事物的信心和勇气，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农村社会世风日下，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法律意识淡薄，道德约束日渐削弱……因此，农村要发展，乡村要振兴，关键在扶志，关键在人，要让乡村“活”起来，让农民“活”起来，让乡村自身产生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作为普家河村的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德伟通过多方面走访和调查了解，广泛征求普家河村在外回乡过春节的各界人士的意见后，谋划在春节期间召开普家河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预计有七八十人参加，邀请了普家河村所有的精英人士参加座谈会，包括普家河村在外面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外出打工的有识之士，留在普家河村的能人代表，不同层次的学生代表，村民小组长，还有市科协领导、县里的领导和乡上的领导。在这个座谈会上，要号召普家河村的人摒弃“等、要、靠”的思想，树立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充分利用和发挥人脉等有利资源，形成推动普家河村发展进步的综合合力。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将能动员的力量动员起来，让普家河的这些人形成一种共识，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出力的出力，能出策的出策；该盘娃娃读书的，都狠命地盘娃娃读书；能带动他人致富的，都用心用情地带动起来。”按照队长张德伟的想法，要把这个座谈会开成一个普家河村重新出发的座谈会，开成一个凝聚共识的座谈会，开成一个振作精神的座谈会，开成一个汇聚各方面资源形成发展合力的座谈会，开成一个描绘普家河村美好蓝图的座谈会。这个构想，触碰到制约农村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村民自主发展意识薄弱和人才匮乏的问题。这个把从普家河村出去的各类人才动员起来，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出力，让乡土培植出来的人才为乡土所用的构想，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可能。

小说的结尾，驻村扶贫工作队长张德伟带领一帮人谋划的这个座谈会，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因村里独居老人侯万发的突然失踪而不了了之，似乎暗示了重建乡村秩序、重振乡土精神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作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一部小说不可能断言任何东西，而是探询和提出问题，探寻存在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篇小说《普家河边》这个看似不了了之的结尾，却给普家河村的未来留下了更为广阔的展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