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西部世界”
——《极花》中的乡土想象

魏梦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作家贾平凹在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讲述了一位被拐女子的辛酸遭遇与心路历程，贫困地区的拐卖现象是小说叙事表面上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笔端触及偏远山区男性的无偶问题，而在这浅层结构之下也深刻反映着作家对乡村衰落的担忧与焦虑。在《极花》中，贾平凹依然对乡土世界投入深厚浓烈的情感关照并将其转化为一笔一画的文本描叙，采用全息体验的方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不仅说明了被拐女子蝴蝶的悲惨境地，同时以这位外来者的陌生眼光完成了对当下乡村世界的真实描摹，为读者展示出一幅西北农村美丽的乡土画卷。

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的描写是乡土小说两大重要的构成内容与艺术审美源泉，正如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所言：“‘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它们是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赋予了乡土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美学风格，以及魅力四射的生命力度。”[1]24从“三画”入手对《极花》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将会揭示贾平凹乡土想象的骨骼构成和生存基质，美丑、善恶、真假互相交织，构成了其乡土世界的立身之本。

一、西北农村人文与地理的全景书写

进入小说叙事空间的乡土风景以其独特的美学风貌与异域情调呈现出所表现地区的地方色彩，在《极花》中，贾平凹也撷取了西北农村的人文与地理景观融入创作主体笔下乡土世界的构想中。妇女拐卖事件是故事的出发点与着手处，农村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大量往城市迁徙等原因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间接促使了贩卖女性这一行业的兴起。按理说妇女拐卖这类违法犯罪行为是应该全盘否定并严厉打击的，但在小说中，作者透露出的情感立场却并不如此。圪梁村的女性大部分嫁到外地或者奔向城市，并没有新的面孔入住，这里的人口一味往外流动，女人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遂发生妇女拐卖现象。小说文本对这个偏远的高巴县圪梁村并未进行宏观的整体描摹，对这个事件发生场景的刻画主要通过被拐女主人公胡蝶的视角反映并转达出来，各种动、植物以及窑洞、石磨等等零零散散的意象共同组成了作品必不可少的底色部分。胡蝶第一次来到圪梁村的时候对整个环境是极为陌生的，目光所至，坡崖下的白皮松犹如一列旗帜成为村里的地理标志，在之后的叙述中也多次出现白皮松的意象。村子像是一面被掏空的坡，这是外来者胡蝶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随着胡蝶被囚禁在黑亮家，她的视点发生迁移，视域也因缺乏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贾平凹采用胡蝶这位被拐女子的视角作为小说贯穿始终的叙事方式，注定了文本中关乎风景画面的描写只能随着胡蝶的目光所到之处才能表现出来。乡村是独一无二的，贾平凹注意到地域性的因素与差异对风土人情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用，小说中有大量关于饮食、风俗习惯、地方建筑窑洞、土崖的描写。胡蝶从没有想到窑洞在这里可以作为房屋居住，它没有栋梁、后门，只有一扇前窗稍稍透出一点光亮，闭塞的空间里永远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被囚禁在窑洞里的胡蝶只能透过前窗观察这个陌生的世界，往近处看，从硷畔上看到一股股炊烟却看不到那些人家的窑洞，远处是连绵不断、起起伏伏的黄土高原，沟岔、峁台和壑梁像筋脉一样贴合在土原上。黑亮家的狗在窑洞门口卧着，在院子里到处撵鸡、撵老鼠。这些画面的描写叙述了胡蝶在窗格前能看到的所有景与物。胡蝶怀孕了以后开始走出窑洞，站在硷畔观察这个村落。乌鸦从土崖顶飞过来，突然像石头一样坠下来砸在磨盘上。两只鸡在抢夺着一条蚯蚓，蚯蚓的身体被拉得笔直。秋末时节，黑家人在硷畔堆放起苞谷和豆杆，豆杆和豆荚隆起垛子准备用连枷打豆子，胡蝶用草棍逗着垛子里爬出来的瓢虫。春天来临，老老爷门前的葫芦架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每一根新长出的藤蔓、枝条都在努力向上攀爬，新的生命周期悄然开始。瞎子坐在窑门口编织草鞋，双手搓着龙须草。动物们也异常活跃，毛驴在硷畔上打着滚，腾起的灰尘里夹杂着毛驴慵懒的叫唤声。蚂蚁成群结队地从硷畔沿上爬过去，拖着蚊虫的尸体或者饭屑。小鸡仔们常常为一只虫子闹得不可开交。

黑亮家的气氛不再紧张，胡蝶也不再反抗命运，顺从环境既定的安排并选择融入圪梁村，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自身厄运产生的摇篮。自然环境并未单纯带来温润舒适的一面，圪梁村的生态问题其实十分严峻。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巷道横七竖八，常常这户人家的窑顶同时又是另外一户人家的庭院或者硷畔。黑亮拉着胡蝶走出巷道，往西面的斜坡上二百米，拐个弯就到了立春、腊八兄弟两的窑洞。雨过天晴，路上的尘土皆化作烂泥，村民们脚上粘粘的泥蹭在石头、白皮松、磨盘等所有能蹭的地方，柴火被打湿了难起焰，窑门里黑黄色的炊烟沿着崖壁冒出在空中变为灰白的一团。西北地区天气干燥、植被不良、黄土飞扬，沙尘暴、走山、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胡蝶和訾米在窑洞里闲聊，太阳余晖映照下，无数灰尘在窑里飞扬。沙尘暴在平原上时常没来由地肆虐而起。狗吠驴叫，屋顶被掀翻，沙尘暴铺天盖地、尘土纷纷扬扬撕扯着一切。走山时，斜坡上的岩土顺坡而下，坡梁峁台大面积崩塌，不仅破坏了村落的交通网络与地形结构，也造成许多无辜的人员伤亡。极花是圪梁村的“冬虫夏草”，村民们发现它的经济价值以后毫无节制地开采，以致于极花濒临绝迹，严重破坏了该地的生物多样性。

在《极花》里，描写乡村风景并未采取宏观的扫描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从胡蝶的视角近距离的深入接触这个偏远村落。以胡蝶刚被拐卖到圪梁村起始，一直到她最终融入这里为止，主人公观察的视角逐渐放大拉长，文本呈现的风景画面也慢慢延伸：从门前活跃跳脱的鸡鸣狗吠到村口南边涓涓不息的流水，从一个窑洞的构造到整个西北平原的布局，用鸡零狗碎的细节铺陈出一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质感的西北农村风景画。胡蝶在小说中的角色就类似于导游，为读者的“西北偏远农村之旅”不断提供详细解说。[2]贾平凹以深厚的热爱和深切的悲悯情怀纪录了圪梁村的乡土风貌。小说以微观写实的叙事手法成功刻画了中国偏远、落后地区的生存景象，作者用一幅幅日常琐碎风景的动态图案进行拼贴、整合，完成了极具地域色彩的西北农村人文与地理景观的广阔呈现。

二、标记式的乡土写作

贾平凹的小说之所以能独具地方特色，原因在于他的作品里存在着大量有关风俗景观的细致描写，从人物的吃穿用度、到大型祭祀仪式、宗教礼仪的考究无不流露着浓厚的地方性，文化地理造就的风俗习惯不仅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成为其作品中的独特标记。风俗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和共同经验，需要乡土社会里的人们共同维持，它是来自民间又流行于民间的世代相传的行为规范准则。风俗因地而异，不同的地理范围造就不同的社会文化区域，形成了各地纷纭复杂的民俗景观。《极花》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偏远的西北地区，有关风俗的描叙在小说中大量呈现，贾平凹用细腻的笔触将西北的日常琐事转化为诗性的民俗叙事，为读者带来一幅具有生活质感的乡土风俗画。

“木头房子的风水好木梁上会长出一颗灵芝，窑洞顶结有蜘蛛网是窑洞风水好的表征。胡蝶被抬进窑洞时，村人们便把锅灰和烟油往黑亮爹脸上抹。儿子娶亲需要作践当公公的爹，这是村里的风俗。凡是谁家有人丢失或久出不归，就将他们穿过的鞋吊在井里表达心里的期盼；手的中指不能指天，否则会死娘舅；大路上不能尿尿，不然生下的孩子没屁眼；鬼怕人吐唾沫，所以夜里出门要不停吐唾沫；饭吃过了要舔碗，否则就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称作补粮，吃的粮食多寿命就长；掉的牙齿和剃下来的头发要扔到高处；窑门前的院子或者硷畔不能栽木桩，有木桩便意味着这户人家不会再有女人等等数不清的习惯讲究。”[2]25村里的人们并不去思考这些考究的真实性和实际效用，只是一味地共同遵守着这些传统经验形成的行为规范。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不言自明的。它不仅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理需求，而且具有十分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处在偏远西北地区的圪梁村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活条件的贫瘠养成了特色的饮食文化。大蒜是独瓣的，却能辣到心；南瓜个头不大，扁圆形状，可以存放两年。这里盛产紫皮土豆，蒸着吃有板栗的味道且十分干面，把紫皮土豆切片敷还能治疗皮肤瘙痒、湿疹等病症。挖土豆是村里一年里最忙的时节，所有外出的人都回乡来，如同农村过年的景象，热闹非常。在村民们看来，土豆是土疙瘩在地里变成的豆子，如果成熟了不及时挖就会跑掉。黑亮家一天三顿都有土豆，黑亮爹将土豆变换出各种花样，炒土豆丝，砸土豆糍粑，焖土豆块，炖土豆粉条等等，后来兔子的满月宴席上也有土豆的花式出场。饭桌上的苍蝇也有着饭苍蝇的说法，吃饭时总要在桌上放一只木雕的鸡。老老爷年年都捉蝎子给村里人泡酒，这蝎子酒能治疗风湿、败火、排毒。农历二月二，圪梁村除了和其他地区一样需要喝雄黄酒以外，还多了吃炒五豆的风俗，吃下黑豆等五种代表五毒的豆子就能百无禁忌。在这一天村里几乎所有人都来拜谒老老爷，老老爷会把过去一年闲散时间里编织的彩花绳都送给村民们，保佑人畜兴旺、鸡犬安宁。

当我们采用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便会发现很多诗性的日常风俗习惯实际上是人们在落后困窘条件下的苦中作乐。木雕的鸡端上桌只做装饰却不能食用，村民们终年靠土豆、面食果腹。自然地理条件落后，水资源匮乏，这里的人们才多种植土豆、黄豆、荞麦等庄稼，遂形成了爱吃粗粮、杂粮、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他们善于应用蒸、煮等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同一种原材料做出千百种花样，圪梁村离不开的土豆就是一个经典案例。针对原料的不同属性特征，劳动人民发明了食材的处理方法，荞面不够筋道做不成面条，便把它加工成饸饹，胡蝶后来便学会了当地这款特色菜肴“荞面饸饹”。饸饹可以凉调、烧汤，也可以炒了吃，村里红白喜事之时还会选择做“涎水饸饹”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菜肴。这些饮食文化的形成源于地域条件下农作物种类的单一。因为物资匮乏，一切能当作吃食的东西都要想尽办法转移到胃里来填饱肚子。村民们给老老爷拜寿，一升豆子却说成三万石粮食。圪梁村随处可见剪纸艺术的踪影，这并不意味村民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圪梁村常年多旱，用纸花花来代替产量低的瓜果蔬菜作为祭祀用品是其根本原因，而后才发展成一门装饰艺术。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生活风俗极大程度增强了故事的异域情调，贾平凹在小说文本里描绘了一帧帧鲜活生动的西北风俗画，全方位展示了西部社会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与风尚，这些生活习俗的传承是人们在极端落后环境下苦中作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不仅表现了村民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所释放出来的艺术韵味也强化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地方性特质，带给了读者极其丰富的审美餮足与感官享受。如果他将《极花》故事发生的背景搁置在其他地理位置，也一定能塑造出另外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的“圪梁村”。

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与困惑：“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他是站在中国城乡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件事的，拐卖固然可恨，但这个社会并没有深入关注那些偏远的贫困地区，那里的人们无法达到基本的生活需求，国家需要关注的重心应该是如何平衡城乡发展的天平，保证劳动力的稳定流动与分布。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贾平凹没有将圪梁村的人塑造成十恶不赦的恶棍，却刻画了像黑亮这样一个宽厚、淳朴、善良的买妻人，未开化的文明、落后的经济、重男轻女的封建文化等都是妇女拐卖的罪魁祸首，以黑亮为代表的村民不过是这些大山重压下的受害者。万千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想要拥有一个家庭又有什么过错，但生长环境不允许他通过正常婚嫁方式完成心愿。城市对劳动力和女性的诱惑也是一种变相的拐卖，只不过这些出走的人口纯粹出于自愿，但落后的乡村就要白白承受城市在铁轨上快速前进时从窗边抛掷的垃圾吗，缺失劳动力与女性的农村与城市不仅不能一体化，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作者在呼吁的是：不要忘记乡村，把农村人还给乡村。

三、乡土中国的温情与伦理

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土壤与精神源泉，农民们依靠土地讨生活，土地的不流动也造就了生活范围的隔绝，在特定区域内人们各自形成了较为孤立的社会圈子，安土重迁、乡土情怀是自古以来农业文明下人类的普遍心理。在特定圈子、背景下生活的人们与他们本真性情的呈现与表露即文学创作中风情画面的表现对象与艺术资源。

贾平凹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乡村智者的人物群相，例如《秦腔》备受清风街人们尊敬的夏天智、《古炉》里会行医治病的善人，他们是乡间智慧的化身，也是乡贤。“所谓乡贤，是指那些生活在乡村，却说着与村人不一样的话，有着深厚的文化涵养和深邃思想，能用自己的智慧为村人排忧解难化解纷争疾病的乡间智者”[3]。《极花》里的老老爷便是这样一位乡贤，他是圪梁村传统风俗文化、乡村道德与智慧的象征，是村民们的精神领袖。他是一位身在民间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会夜观天象，知晓天文地理，又懂得传统风俗、宗教文化，且具有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种葫芦、编彩花绳、泡蝎子酒只为村落集体，不为个人利益。“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4]35老老爷便是这个乡土村落里所有人的长者，所有人的大名都是他取的，谁家生活出了什么疑难杂症也都向他讨教、找他出主意。麻子婶是小说中除了老老爷以外另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她是民间艺术家和巫蛊文化的代言人，也是作家着墨较多的一个重要角色。麻子婶剪纸技艺高超，作品形不似却神似，堪称一绝。除了日常装饰，她的剪纸作品还有为人招魂的效用。胡蝶受辱以后，身心俱碎、情绪低落，麻子婶便说胡蝶的头疼是因为鬼捏的，剪些纸花花，鬼就不上身了。我们无法判断纸花是否真的具有招魂的能力，但剪了纸花以后，胡蝶确实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圪梁村发生走山这类严重的地质灾害，麻子婶昏迷数日却起死回生，此后每每剪纸她总能顺嘴唱一段歌子。黑亮爹是个技术炉火纯青的石匠，身上也透露出巫文化的气息。任何石头在他手里如同面团。村里光棍多，他就免费为村里很多单身汉做了石头女人，没想到凿了石头女人，立春、刘全喜、王保宗等人都有了媳妇。面对走山这样的自然灾害，黑亮爹也凿了一个石狮子要镇压住形似“老虎口”的山体垮塌处。老老爷是儒道文化的化身，麻子婶与黑亮爹宣扬的则是巫文化，还包括其他礼俗、禁忌都是村民们的精神良药，它们共同维持着这个村庄思想体系的正常运转。圪梁村大部分村民依靠土地谋生，但黑亮、立春、腊八等人则是这些村民中的例外，他们是市场经济冲刷下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人物代表，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乡间创业者。黑亮在村口开了一间杂货店，去县城进货有什么贩什么，这间小店是村人与外界社会联络的桥梁与纽带。立春、腊八两兄弟最早发现了血葱的有利可图并开垦了血葱生产基地，使血葱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远远提升。他们几人也因不同于传统农耕经济的生财途径成为村里相对富裕的人家。村里还有接生手法炉火纯青的满仓娘、热心肠却不表露真心的外来妇女代表訾米、炸狐狸的宽余、为妻子哭坟的金锁等等。村民们长久的交往接触养成了对彼此声音、体态等特征的熟稔之感。麻子婶来黑亮家讨要红纸，黑亮的叔叔是个眼瞎的残疾人，但是他却能告诉麻子婶半语子来了。黑亮叔说他听到半语子的脚步声，穿着胶鞋，鞋烂了里面进了水。黑亮叔所言并无纰漏，这种判断便来源于村民间的熟识，甚至可以说长期的熟悉已经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与效果。在这个接近于凝固状态的社会里，所有成员的联络接触不断加深，每个人之间也不存在隔膜，保持着一种亲密的交往方式。如费孝通所言：“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4]9人们在长期的相处中形成了深厚的感情，面对问题时团结一心、一致对外。顺子爹、金斗爹去世，村里的年轻人十分默契地帮忙料理后事；单身汉园笼打算买妻，黑亮开拖拉机帮忙，黑亮爹告诫他不要收一分钱；被拐女子的亲人找上门，村里人齐心把人赶跑；胡蝶难产，满仓娘没有推脱就立刻赶过来帮忙；立春腊八遇上走山，村里人都去救援、勘察情况。这些人物涉及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农业、商业、医疗等各个行业，小小圪梁村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成为社会历史转型期传统伦理秩序与规范受现代文明冲击的当代农村社会缩影。[5]

现代文明的冲击不仅反映在经济层面，它也导致了乡土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秩序衰败甚至土崩瓦解，老老爷手中剩余的大量彩花绳、《极花》中毛虫与三朵之间关于拜不拜谒老老爷引发的争吵等事端隐喻的便是现代物质文明与传统乡土秩序、伦理观念的尖锐冲突。贾平凹没有对乡村采取乌托邦式的凭空构想，在他的笔下传统乡间并不是人人平等、没有困苦、压迫的世外桃源。农村有它的真善美，同时也有卑劣不堪、藏污纳垢的一面，圪梁村是现实乡村世界的缩影，它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对于圪梁村的村民，我们无法用绝对的标尺去评判其好坏，作家采取辩证的思维方式去刻画这些人物。不可否认的是圪梁村的面孔已经变得丑恶、破败不堪，它逐渐走向深不见底的欲望深渊，伦理扭曲、道德滑坡、传统破败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这里乱象丛生，妇女拐卖现象严重，村民之间明争暗斗，污言秽语、脏话频出，基层政权形同虚设，即便是善良忠厚的黑亮一家也是拐卖妇女事件的帮凶。《极花》里的村长是圪梁村的特权者，他拥有村里唯一一部电话，凭借权力强迫多位妇女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看到血葱生产的巨大利润也要来插上一脚。村长横行乡里，不仅蛮横焦躁，还目无道德法纪、为所欲为，他是乡村基层结构里滥用职权的干部典型。公检法司机关对拐卖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村长更是从中获取私人利益。王保宗、张耙子等人在黑亮家喝茶总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不欢而散；梁水来偷窥妇女如厕、几个光棍捆胡蝶的时候还不忘顺手揩油；立春腊八兄弟二人因分家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把訾米当做财产来分割更是闻所未闻；圪梁村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大大小小的口角争执、明争暗斗，人人都是是非精，满嘴生殖器的脏话。不仅言语粗鲁，还封建迷信、愚昧无知。

在圪梁村村民生活中的许多细枝末节里，灌注的正是人类最真实、最朴实的情感，其流露出的是一种不饰伪的、简单明了的爱与恨。贾平凹用《极花》写出了圪梁村这一传统乡间村落缩影的烟火气息与生活景象，却并不忌讳刻画其卑劣的一面。这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乡土人民朴实率真的人性之美与涌动翻滚着的生命活力，也关注到乡间传统沦丧、道德败坏、伦理扭曲的丑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村世界拥有自身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观念，存在其赖以维系的运行机制与模式。圪梁村范围虽小，但保障日常生活稳定的各个要素都不缺少，黑亮、立春、腊八等人是商人，满仓娘是接生婆，老老爷是精神领袖，这个基层结构的每个成分都有角色来担任。不仅如此，乡土世界是个礼俗社会而不是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法理社会，圪梁村的丑事村民们也不主张请求派出所出面而是自行解决矛盾，从节日仪式、饮食文化乃至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它有着自身的价值观念与处理方式。农村生活的切身体验、乡村文化长期的熏染在贾平凹心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只有在对乡土文明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农村有全方位透彻的认知，才能描摹出西北乡村真实的生活图景。

四、结语

从贾平凹近三十年来的创作《高老庄》、《秦腔》、《极花》等可以看出乡村的衰败是他小说中一直持续深入开垦挖掘的主题，底层叙事的内容所指与民间书写的视角体现了贾平凹对乡土文化、人性与命运等方面的全面反思。通过《极花》的工笔细描，乡村的生活状态与生存景象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农村人文与地理的全景书写、标记式的乡土写作以及乡土中国的温情与伦理一同搭织起贾平凹的西部世界，从中也可以窥视作家本人对农村的态度与立场。在这乡土想象的背后呼之欲出的是作家本人对传统乡土世界逐渐衰落、崩溃的担忧与焦虑，是他对当下社会巨大转型时期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冲突等现代化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因此这种乡土生活图景的虚构与想象可以说是贾平凹对于文化焦虑的文本补偿。贾平凹的乡土文本中时常出现一类改革甚至逃离乡村的人物形象，对于贫穷落后的乡土中国实际上他也有些哀其不幸、想要变革的诉求，但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革刺激着贾平凹站在基层乡土结构的支点上回望传统乡村的诗意与美好，怎样能在确保乡土精神依旧的前提下加快步伐、提高经济水平与发展速度，社会该如何对待传统的乡土与传统的农民呢？这是他在小说中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