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陵十三钗》电影改编之失

□ 章简宁

由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所著的同名小说。电影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的是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南京，军人李教官带领教导队从日军手中救出一批教会学校女学生，而李教官等人却丧失了出城的机会。幸免于难的女学生返回教堂，随她们一起来到教堂的还有受雇远道至此收殓神父遗体的美国人约翰·米勒，以及十四名强行进入教堂避难的风尘女子。在日军要求女学生“赴宴”的逼迫之下，教堂内的人们面临孰生孰死的抉择。

中国新浪娱乐网站对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进行观影调查，大约有56%的观众认为《金陵十三钗》超出期待，非常优秀。但原著小说所表达的女性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所塑造的饱满人物形象也存在扁平化的缺陷。

一、电影和小说的差异

（一）媒介不同

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依据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程度、受众想象力的发挥程度和参与程度，将媒介划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所谓“热媒介”，即传递信息明确、受众无需进行广泛的联想就能够理解与接受的媒介；“冷媒介”则与之相反。电影影像和小说文本恰好分属两方。电影是声、光、色、影的艺术，创作者通过有限的画幅，运用景别、色彩等画面语言进行直接具体的表达；小说的核心是刻画人物，是一种通过完整的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其表达是抽象的，需要通过文字叙述激发读者的想象，进行一种间接的构建。张艺谋导演《金陵十三钗》以其独特的声画艺术、娴熟的运镜，令人深切体验秦淮河女子的美艳、日军的残忍和南京人民感受的苦难，比文字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

但电影由于时间限制，不得不砍掉许多枝蔓，要求矛盾突出，主题明确。在有限的时间内，复杂的人物性格难以进行完整的表达，故而人物性格刻画趋向扁平单一；而篇幅对于小说的表达限制较小，细腻的心理、动作、语言、表情描写可以生动形象地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离开善恶二元对立的传统价值叙事，描写人性中的灰色地带，塑造更为贴近现实的人物。小说《金陵十三钗》中的人物饱满而富有张力，人物的正反两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玉墨在电影中的形象是高贵、冷清、没有污点的“英国女王”，在小说中却是和普通“窑姐”一样勾引有妇之夫、为自己生存谋利、向神父下跪、讲荤段子的“五星窑姐”。

同时，电影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其本身的投入又要求它不得不以谋利作为目的之一。除了导演、演员、摄影、剪辑会对于同一剧本、同一影像有不同理解，从而进行多次创作以外，行业审查、大众爱好等都是电影创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在《金陵十三钗》电影的创作中，张艺谋舍弃原本女性主义的表达，转变为一种英雄主义。暴力美学、情爱因素迎合现在的消费市场，从而为票房取得保证。小说的创作则相对个人与私密，与电影相比投入较小，受行业制度干涉有限，对于盈利追求较低，且主创人员有限，能够较为忠实表达作者本身的思考与探索。在小说《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想要表达内容之一，即两种身份的女人之间的和解与解放，对于人性层面、女性主义的探索内容在电影有所缺失。

（二）受众不同

小说以文学性、隐喻性将受众划定为相对较高层次的群体，而电影因其影像化的表达，理解门槛较低，故而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尤其是院线上映的电影，在前期制作时本身就会考虑受众群体的问题。

二月河认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方面是关照到忠于原作者、忠于原作；另一方面要关照到观众的欣赏能力和欣赏层次。

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的拍摄纪录片《张艺谋和他的金陵十三钗》中也表示，他曾为影片结尾设计的镜头是风吹起日军卡车后的帆布，十三钗们着学生装，高兴地唱歌。但最后他舍弃了这一想法，因为“这是去日本人那里，可能观众不一定会马上转过这个文学性的弯来，可能会误读”。

二、电影改编之失

（一）女性主义的缺失

小说是以书娟的初潮作为开端的，女性特征贯穿全程。包括使用相当大的篇幅去刻画书娟和同学小愚之间的情绪纠葛，描绘每位女性都会经历的拉拢、背叛、排挤和孤立以表现她们作为女性的成长与欲望；女学生对于地下室“花船”的多次窥视与对于使用身体过活的窑姐又好奇又厌恶的复杂心情……小说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女性群体相互和解的过程，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背景，严歌苓想要叙述的不仅仅在那个时代女性的痛苦，更是女性群体之间的相互原谅、相互救赎和认同内化的过程，是在战争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状态的问题，是对刻板印象发起的挑战，是对人性的考量。

在小说中，男性形象是无力的——军人没有能力保护女人；神父为了保护女学生们不得不在心里就预设“窑姐的生命是次一等的”，以减轻献祭她们的心理障碍。玉墨等人作为年长的女性，不仅完成了女孩们对于性别的启蒙，而且最终完成对于后代的一种保护。在小说中，如果没有十三钗的出现，教会的女学生认识到自己女性特征和欲望的时刻将会延迟。因为小说中的这些孩子多半是孤儿，生命中女性的痕迹较少，但十三钗的出现激发了女学生对于女性、对于身体、对于男女之爱渴望又复杂的情感。由于戴少校这样有男子气概、军人理想的男人出现，书娟与玉墨之间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恋父情结”。这一情节与“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相对。书娟嫉妒玉墨能够得到戴少校的爱，从而怨恨。此时的书娟已经逐渐剥离女学生的圣洁形象，走下神坛迎接欲望本我。

在超我和本我的拉扯中，女学生们最终完成自我的成长，接纳十三钗，接纳自我欲望，接纳男女之事。故而在小说的结尾中，所谓优雅有教养的女学生身上时常冒出窑姐的习气，她们的嘴里常常吐出窑姐的脏话，这是两个群体之间的认同和内化。

而在电影中，十三钗和女学生之间的矛盾被压缩，删去了女学生多次窥视、讨论哪个窑姐最好看的情节；删去了女学生夜谈时针对窑姐的讨论；书娟对于救赎者的爱恋也被玉墨的几句话轻轻带过；女学生之间的群体拉扯也失去了痕迹。玉墨等人在决定代替女学生的时候，打的旗号是打破“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社会偏见，是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以期洗刷“自古以来的骂名”。但妓女地位低下的社会语境，本身就是男权背景下的话语体系，故而即便在最后，两个群体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心理认同。张艺谋试图通过女学生叫十三钗“姐姐”，将自己的衣服给十三钗穿来表现两个群体之间的和解，但是其为打破骂名而进行的前提预设就使得女性主义本身有所缺失。

（二）人物形象的缺陷

在小说中，严歌苓将矛盾拘在小小的教堂，着眼于几个群体内部的冲突，是对战争背景下人性的剖析和思考，这种思考甚至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由于严歌苓的华人身份，以及《金陵十三钗》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历史上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林女士的日记，故而在小说中还有法比对于夹在中西两国文化之间的挣扎和纠结。但是在电影中，矛盾主要转变为中日民族冲突，每个人物身后的故事枝蔓被砍掉。军人们一改小说中软弱的形象，英勇无畏，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强化了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血性，并且通过小心翼翼地归还女学生皮鞋，听到她们唱歌时落泪的细节，凸显军人柔情的一面。

严歌苓的小说原著中记载了许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士兵为了出逃扒平民的衣服，将孩子硬拉入伍等与受众的情感认知相左的历史事件，并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力图将人刻画为饱满的正反两面的结合体。在原著中，玉墨有风尘、软弱的一面；书娟固执傲气；士兵身上有兵痞子式的“流里流气”，在地窖中和窑姐们调情；神父在内心看不起风尘女子；法比也和普通男人一样对玉墨的风情有所贪恋……面对生命的威胁，每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但是为了迎合受众的期待，表达一种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宣传，电影中人性的弱点被崇高遮蔽——士兵英勇无畏，约翰从贪生怕死到奋起反抗，十三钗们有情有义，携手赴难。这样的改编确实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悲悯崇高的情怀，但从一部影片的人物塑造和真实程度来说，未免有所欠缺。

作为一部商业片，电影《金陵十三钗》无可避免地受到商业化和社会语境的影响。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观众都十分熟悉，因此好奇有限，悲愤十足。故而大众对影片的心理期待本身就不是想要获知历史的真实面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悲愤情绪需要泄口和安抚。张艺谋借用《金陵十三钗》的女性叙事角度，从战争中最脆弱的视角入手，塑造出的是小人物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而当入殓师约翰从一开始的唯利是图转变到出手保护女孩，甚至放弃和同伴离开南京的机会，就完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表述，是典型的好莱坞的英雄主义叙事，但因缺少铺垫，这一转折显得生硬。

三、结语

不可否认，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充分运用电影的音画表现艺术，塑造了秦淮河女子的美艳形象，方言的使用也使小说原著中的描写具象化，战争场景的加入更显厚重感。严歌苓在《五写“十三钗”》中表示，她自己都不相信这个生命体和她有什么关系，电影给予了她太大的惊喜。我们当然赞赏电影《金陵十三钗》对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宣扬，赞赏对于战争中小人物的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人们更倾向于观看作为热媒介的视频图画，而作为冷媒介，天生具有“排斥”特性的小说文本难以得到关注。视觉传播的地位逐渐上升，碎片化阅读广泛，人们很少花时间深入阅读经典，去了解小说文本之后的哲思。因此，承接文本的责任，视觉传播艺术责无旁贷。

视觉传播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声画之美，局限于用艺术手法讲好一个简单的故事。时代要求进步，要求我们面对中国独特的历史情况和社会语境拿出自己的“轨”。这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优秀的画面语言和改编过程中的缺失给予我们的思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