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吴晓明

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我采取一个比较广义的形式，即中国自1840年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所开辟出来的道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是一个展开过程，而这个展开过程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事实上，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规定，其一叫现代化，其二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因此，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可以概括在这样两个关键词中：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中国道路的必然性，是因为如黑格尔所说，现代性在特定的阶段具有绝对的权利。现代性不仅开辟出“世界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马克思把这样的支配—从属关系表述为：它使非资本主义的文明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文明，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关于这种必然性，海德格尔有一个更简短的说法，即“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我们一般就把这个必然进程叫做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成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本质规定。

但是不仅如此，在百年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作为本质规定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成为中国道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是因为中国要完成现代化任务，必须经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定向，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关联，更确切地说，建立起必然的、本质的关联。在这种关联的基础上，开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进程。

所以我认为，如果要谈论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话，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本质规定，就是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的比较晚近的形式，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大体上把最近的40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实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此而言，中国道路在今天具有怎样的当代意义呢？我的观点是：中国道路正在展示一种史无前例的意义，这种意义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属于“世界历史意义”。而中国道路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意义，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已然表明：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中国道路正在展现出来的当代意义，固然是完成现代化任务，固然是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然而不止于此——它正在积极地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而这种文明类型是超出现代性范围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是对现代性的“积极扬弃”。什么是新文明类型呢？它是扬弃了现代性的文明，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外来的术语叫“英特纳雄耐尔”。《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种新文明类型的中国式表达叫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话出现在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这段话的第一句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句话，它意味着中国道路的一个基本定向。中国道路的当代意义是与此种定向本质相关的。一句话，中国道路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在积极地占有现代性成果的同时，正开启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为了历史地表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三十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我想，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段的人一定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或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挫折。苏东解体，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场接着一场的颜色革命——有些颜色革命是如此的轻易，以至于被叫做天鹅绒革命。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普遍氛围，似乎都认为马克思主义这次是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中的结论最终破产了。确实，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知识氛围和意识形态。最能表明这种情形的是福山的那部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按照这部著作的观点，世界历史终结了，它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建制——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建制——中得到了最后的完成，世界历史不再可能展现出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这部粗陋的应景之作之所以一时风行，只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界的普遍氛围罢了。

正是针对这种观念的无头脑和目光短浅，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发表了一个系列演讲，后来以《马克思的幽灵》为题结集出版。其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也许不再具有肉体的存在，现实的存在，但它依然存在——它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这一说法立即使我们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一词)。而马克思的幽灵之所以不能不存在，是因为这个幽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中，植根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中。德里达的见解比起福山的观点来，比起当时一般知识界的氛围来，显然要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但是德里达没有看到，我们也不能要求他当时就看到，有一支现实的具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强有力地生成，正在生机勃勃地成长——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这一事实已经可以被看得非常清楚了。我们之所以能够看清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在十九大报告中被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的构成，是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通过这个历史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它的展开过程中开始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多重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但是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叙事。不仅如此，还有第三个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因此，中国道路在今天所占据的新的历史方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展现出名副其实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意义的本质来历正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是在超越现代性的过程中被开启的。因此，它不可能封闭在现代性之中，也不可能仅仅通过现代性的规定来得到真确的理解。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在我们面前到处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新型大国关系”，我想美国总统就听不懂。这不是我的揣测，因为我读了基辛格的三本著作，发现即使是这位对中国颇为友好的国际政治老手也真的听不懂。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在现代性的框架中，一个国家强起来不称霸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这完全不符合现代性的逻辑，就像初来中国的利玛窦完全无法理解当时强大的中华帝国为什么不实行殖民主义一样。所以即使我们一再解释，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当中，是无法得到真正理解的。因为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上，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真正说来是建立在丛林法则即弱肉强食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之上的和平方案只能是所谓均势，即力量相当，谁也吃不了谁。所以基辛格说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德国的崛起，而一个国家崛起以后，它一定会打破原有的均势和平衡，因此就必定出现争霸战争。这是现代性的逻辑，按照这个逻辑，国强必霸，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恰恰是要超出这种逻辑的。

由此可见，中国道路的当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在占有现代性的同时能够超越现代性。只有在这样的境域中，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才可能得到真确的理解和整全的把握。最近我们还在倡导“文明互鉴”。事实上，现代世界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场所，因为它构成了世界历史；但是真正说来，在现代性的框架中，文明间的互鉴可以说是最少的，比以往的历史时代要少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道路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能够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作出贡献，为世界历史作出贡献。惟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始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发展，在其特定的阶段上开始显现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为中国的理论和学术、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基础。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领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任务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正面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其转折性质可以被简要地描述为：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它在学术上的“自我主张”。这种自我主张绝不意味着放弃或拒绝对外学习，而是最坚决地要求使习得者成为被能思的批判所把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