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抄袭背后的思想争鸣
——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及其思想史意蕴

刘冰菁

内容提要 列斐伏尔与德波的学术关系如何、两人是否由于抄袭问题而决裂，一直是研究列斐伏尔、德波的学者难以分辨的思想史难题。列斐伏尔与德波能够超越个人的巨大差异、成为紧密合作的学术创作和革命行动的同伴，是因为两人同属于法国战后日常生活批判的思想潮流。列斐伏尔将德波视为乌托邦的日常生活革命的现实化身，德波也将列斐伏尔看作是将艺术活动转变为政治行动的思想同路人和革命指引者。而两人最终走向陌路，表面上是由于德波发难列斐伏尔抄袭，但实则根源自两人在行动主体和组织策略上的分歧。最终，他们的分道扬镳，象征着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潮流，无法兑现对资本主义的总体超越，透露出了反生产叙事的后马克思思潮症候而走向了逻辑终结。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争论，如卢卡奇布莱希特之争、本雅明阿多诺之争、阿多诺马尔库塞之争等。相比之下，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虽没有那么有名，但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为德波和列斐伏尔两人均写过传记的安迪·梅里菲尔德曾说：“他们两人……曾经具有相似的灵魂，一阴一阳，是不联合的辩证联合，正题和反题，肯定和否定，从内部融合在一起发出火花。”①这样两个人居然会分道扬镳，不可不细察深思。本文旨在完整地梳理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的历史原貌，揭示在日常生活批判思潮中志同道合的两位战友最终黯然分手的深层原因。

一场未清的思想史争论：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

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年逾半百的列斐伏尔已是一位知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和《争鸣》等左派期刊、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等作品，都使列斐伏尔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潮流的领军人物。而德波，尚未完成代表作《景观社会》，只是一位年仅二十、初出茅庐的先锋艺术家。年轻的德波恪守“从不工作”的艺术信条，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组织，主张在漂移、异轨、建构情境等先锋艺术实践中，寻求反抗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的可能。光从社会身份和生活经验来看，很难想象这两人之间会存在什么交集。但实际上，在1957年到1962年间，列斐伏尔与德波不仅维持了长达五年的密切来往，而且双方在学术上深刻影响了对方。

列斐伏尔与德波的交好，偶然起于列斐伏尔在1957年的个人选择。当时列斐伏尔陷入对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望，仅在1956年一年之内，波兰波兹南六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就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同时苏共二十大发表了批评斯大林体制的秘密文件。“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官方论坛上揭发了斯大林的‘罪行’与‘错误’，于是潘多拉的盒子便再也闭不上了。魅力被打破，最后共产党的记忆也受到了伤害。”②接二连三爆发的事件，让身为法共党员的列斐伏尔开始怀疑，苏联的统治模式和遵循苏联指挥的法国共产党是否合理。最终是1957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让列斐伏尔萌发了离开法国共产党的决心。他在《革命浪漫主义》中宣称，古巴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未来的无产阶级运动将发生在具有创造力、实践力量的人民群众中。因此，列斐伏尔毫不在意与德波在年龄、学术经历、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成了德波这位极具实践精神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座上宾”：“我是他们的密友……我记得有一整个晚上，我在德波当时住的伯恩施坦的家里和他彻夜对谈……那是个很简陋的住所，但却也是让我们的思考和研究迸发了极大的力量和光彩的地方。”③

德波是一位向往改变生活、实现自由的先锋艺术家，但他从一开始就被列斐伏尔的作品深深吸引。德波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一再称赞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和《总和与剩余》中提出的“瞬间”理论“十分有趣”④，认为这正与他所倡导的建构情境“不谋而合”，“这和我们十分接近——我说的是：瞬间理论”⑤。德波甚至非常反常地出席了列斐伏尔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要知道，德波向来就厌恶学术研究工作，“我们不期待任何科学研究的补贴，也不期待任何学术期刊的赞扬。我们是助燃恶火的料”⑥。德波更是瞧不上专业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看来，学科的专业化分工将个体认知限定在单一的范围之内，阻碍了人们从总体视角反思现代社会。但即使如此，由于对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认可与支持，德波在1961年出席了列斐伏尔在法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日常生活研讨会⑦，并在会议上发表了《论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改变》的学术演讲。

由此可见，在1957年到1961年间，列斐伏尔与德波，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学术探讨上，都保持着相当密切友好的往来。但在1962年，列斐伏尔与德波就公开决裂了。导火索是列斐伏尔在1962年《争鸣》第27～2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巴黎公社》的文章，其中的很多内容与同年3月德波、范内格姆等人合作完成的《巴黎公社》相似性很高。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就在自己的期刊上将两者进行了比对⑧，公开指责列斐伏尔抄袭他们的学术成果，将他们之前讨论产生的共同思考，发表在了他们抵制的左派学术期刊《争鸣》上。

这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它首先指的就是这场众说纷纭的抄袭事件，到底是列斐伏尔抄袭了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成果，还是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污蔑了列斐伏尔？但有意思的是，从列斐伏尔的回应和德波的创作风格来看，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的关键，似乎并不是所谓的抄袭。

列斐伏尔在1983年的采访中曾公开回应过这场抄袭事件。他指出，《巴黎公社》是他与德波等人在法国纳瓦朗集体讨论、共同创作的成果，并非是抄袭。“写作《巴黎公社》所用到的文本，就是我和他们共同创作的文本，而且《巴黎公社》只用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我最先产生了巴黎公社是节日的想法，然后提出了这个议题与大家讨论。”⑨

列斐伏尔并不是强词夺理，因为熟悉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人都知道，他们根本从不在乎、甚至是支持“抄袭”行为。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就公开称颂抄袭过往理论和思想的行为：“思想在改善。词语的意义参与其中。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样做。进步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抹去一个虚假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⑩因为抄袭和剽窃，在现实中直接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用来营利的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可以抵抗资产阶级在元语言层面上的规范性统治。因此，被资产阶级现代文明钉在耻辱柱上的“抄袭”，对德波来说却是用来颠覆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其目的是“在所有层面上，有效地反对统治社会：完整地异轨统治社会，毫不掺杂任何帮助再生产统治的成分”。所以，抄袭并不是列斐伏尔与德波发生冲突的关键。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表面上是双方各执一词的抄袭纷争，背后牵涉的是另一场更为根本的思想史争论。那就是为什么列斐伏尔和德波一开始相互欣赏、共同生产理论，最终却借由抄袭的借口分道扬镳，从此列斐伏尔执著于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生产理论，而德波走向了独立的景观社会批判理论。在此，我们将从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潮流发展的角度，给出一个清晰的解答。

起于日常生活批判的因缘际会

从法国日常生活批判思潮的角度来审视列斐伏尔与德波的关联，乍看有些不妥。因为虽然列斐伏尔通过1947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已然是公认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思潮的不祧之宗，而德波及其先锋艺术实践似乎与日常生活批判思潮相距甚远。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日常生活批判思潮本身就是伴随着20世纪法国战后现代化进程才应运而生，它并不是一门诞生在象牙塔里的学科理论，相反是在艺术、哲学等领域中共同展开、汇集而成的时代精神。也正是在法国日常生活批判思潮的多元形成中，埋下了列斐伏尔与德波相遇的契机。

相比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20世纪欧洲的先锋艺术，更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给现代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先形成了批判和变革日常生活的“问题意识”。兰波在他早熟而忧郁的诗句里，对资本主义规划下的生活发出感慨：“这是什么生活啊！真正的生活缺席了。”随后，布列东也在《超现实主义宣言》里引用了兰波的诗句，确立了超现实主义“必须改变生活”的根本目标，可以说，以布列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在先锋艺术中最早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超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批判人们完全接纳了劳动—休闲的单一生活方式，将自我创造能力转化为对物质财富和享受的狂热追求，陷入了不加反思的平庸生活：“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在人的虚伪和厚颜无耻已经毫无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作为变革日常生活的源泉。据此，超现实主义者们制定了一系列“超越现实”的实践活动，来变革资本主义单调的日常生活。比如，布列东推崇的“自动写作”，就是一种不受现实和理性管控的诗歌创作，凭借无意识的自动流露来连接诗歌中的意象，创造一种没有资本主义利益导向的自由交流。

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欧洲先锋艺术，最先萌发了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意识”，形成了反抗资本主义秩序、变革日常生活的感性意识。但这是对资本理性规划的直觉反抗，并未上升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因而，先锋艺术中萌发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存在着现实行动软弱的缺陷。而这恰恰成为了列斐伏尔与德波合作的起点，他们都想要克服这一缺陷，推进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早在1947年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就注意到先锋艺术中出现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最新形式”，肯定其价值在于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先锋艺术，“从日常出离、与惊奇相遇(既内在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让平庸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但列斐伏尔也指出，先锋艺术的根本问题在于“对现实的先天轻视”，特别是在诗歌、艺术等活动中陷入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和“神秘的非现实”的虚假对立，反而“将人类的现实推开了”。于是，列斐伏尔给出了克服的方法，他基于尼采的酒神精神和青年马克思的“总体人”思想，构想了一场直接行动、变革生活的总体革命。那就是要直接介入现实，在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创造革命的瞬间来解除日常生活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存在，“瞬间赋予日常生活一种特殊的形式……它是一种节日，一种惊奇，但不是一种奇迹”。

而20世纪50年代初露锋芒的德波，从一开始就自诩是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艺术的继承者，认同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立场。更巧合的是，他和列斐伏尔一样想要克服先锋艺术在现实行动上的软弱性。德波在1959年题为“超现实主义是死了还是活着？”的研讨会中总结道，达达主义所倡导的“反艺术”和对虚无主义的偏爱，仅仅是物质丰腴的现代社会逐渐走向文化枯竭的反映，“但并没有注意到其实践维度的消失”，并未真正介入现实生活。超现实主义，确实代表了近一百年来现代艺术的巅峰，因为它不再重复艺术作品、而是超越艺术，明确了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人的自由生活。但德波遗憾地指出，超现实主义太不“现实”了，太过信任“无意识”改变生活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最终陷入了抽象的艺术创作之中。“超现实主义的根本错误是……相信无意识在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力量……我们最终发现，无意识的想象十分贫穷。”

为此，德波也选择了直接行动的方式克服先锋艺术的缺陷。这就是他和情境主义国际在50年代开展的体验非异化生活的活动，包括建构情境、都市心理地理学、漂移等。建构情境，就是要通过选择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时空环境，布置特定的情境，从内部影响其中的个体的精神和行动，从而引导人们发掘被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压抑的真实欲望，实现人的自由存在。都市心理地理学，就是依据漂移——在“不同的环境之间快速通过”的方法——的经验标记出城市的心理地理学地图，反对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功能主义规划。这些实践活动，破除了先锋艺术局限在画室、美术馆等场所中妄图撼动现实的幻想，提倡直接介入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日常生活，让其成为属人的自由时空。

所以，在日常生活批判的问题上，列斐伏尔和德波可谓是不谋而合，他们都想要克服先锋艺术在现实行动上的软弱性，真正实现日常生活革命。这不仅构成了两人共同关注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日常生活批判与革命实践上各有所长，这直接促成了两人的紧密合作。

一方面，在德波主导的实践活动中，列斐伏尔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变革日常生活的行动力，看到了日常生活革命实现的可能性和颠覆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列斐伏尔实际上将德波组织的实践活动视为日常生活革命的现实化身，是真正能从资本主义支配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的革命瞬间。于是，列斐伏尔写信给德波，坦承他在阅读了情境主义国际期刊后急切地想要联系他们，因为他们“对都市主义、对(反对)功能主义的思考，彻底的批判和尽可能迸发创造力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先锋艺术出身的德波来说，列斐伏尔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吸引力更强。不用说，列斐伏尔倡导的日常生活革命与德波改变生活、实现自由的艺术理念不谋而合。而且，德波擅长艺术的感性认知和主观体验，列斐伏尔善于细致分析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总体异化及变革的必要性，这就为志在改变生活的德波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与行动纲领。因此，德波毫不吝啬地表达了他对列斐伏尔的认同，认为列斐伏尔的“瞬间”与他的“情境”一样，都是通往“情势和结构的统一体”，终极目标都是导向个体对日常生活革命的具体实践。

归根结底，列斐伏尔与德波能够成为紧密合作的同伴，首先是由于两人同属于法国战后日常生活批判潮流，一并关注着20世纪资本主义统治和日常生活异化的现实。而且，双方各自擅长的学术优势让他们相得益彰。列斐伏尔将德波视为浪漫的日常生活革命、乌托邦冲动的现实化身，德波则将列斐伏尔看作将艺术活动转变为政治行动的同路人。列斐伏尔和德波相同的研究旨趣与互补的特长才能，促使两人成为亲密合作的学术伙伴，共同投身于法国日常生活批判潮流。

止于日常生活革命难题的分道扬镳

列斐伏尔与德波在20世纪60年初的合作是相当愉快的。德波不仅追随列斐伏尔创作了《论对日常生活的有意识的改变》，列斐伏尔也在196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肯定了德波提出的“日常生活被殖民”的理论判断，还在1962年出版的《现代性导论》里修改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观点，融入了德波推荐的关于现代文化的批判性观点。这就让人不得不好奇为何两人在1963年会以学术抄袭的丑闻公开决裂。个中缘由，源自两人在日常生活革命道路上的分歧，即在革命主体和组织策略上的差异。

在日常生活革命的主体问题上，列斐伏尔、德波和马尔库塞、利奥塔一样，认为“如今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并不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的行为、思想所在的社会场域”。因此，他们都赞同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中的判断，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的青年、知识分子、流浪者视为新的多元主体，期待一场所有人主动参与的日常生活革命。但是，列斐伏尔与德波希望通过多元主体掀起日常生活革命，这本身就隐含着“惊险的一跃”，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行为与无产阶级的集体实践之间如何过渡，也就是如何组织个体进行集体实践的策略问题。

对此，德波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爽快地给出了回答。他拒绝任何关于阶级、阶级意识、集体行动的本体论假设，相信只有确保每个个体的自主实践，才能迸发革命力量。对德波来说，主体是一种“即时在场”的存在，有且只有在个体的自主行动中才能形成。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资本剥削活劳动、劳动者必然反抗的现实产物。而在德波看来，无产阶级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范畴，无产阶级要成为主体，就必然发生在每个鲜活的个体自主参与的活动之中，在“它组织革命斗争、在革命的时刻组织社会之中：正是在这里必须具备形成阶级意识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关于实践的理论在变成被实践的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

德波的个人主义立场导致了他在组织策略上的无政府主义态度。既然主体只在自主的革命实践中成为主体，那么根本不需要在个人行动与集体实践之间增加任何政党组织、领导组织，只需保障个体的自主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于是，德波就基于类似巴枯宁、托洛茨基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提出了一种提倡个体自主行动的组织策略，其特点就是反领导制、反等级制。比如，德波提倡回到工人委员会的传统，要求实现工人自治、自主管理、自由组织，拒绝职业政治家、分级代表的等级制组织。德波特别强调，包括情境主义国际在内的组织，绝不依靠任何代表制的党派或议会斗争，绝不能像传统精英主义占据高地指挥活动，压抑个体行动的自主性：“一个行动组织，有义务时时刻刻都记着，它的目标不是让他的成员们都听到专业领导人的具有说服力的演讲，而是让他们自己说，为了能够起码实现同等程度的参与。”于是，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到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运动、斯特拉斯堡运动等活动中，亲自冲在社会浪潮的第一线。而正当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一往无前时，列斐伏尔选择了相对保守的立场。列斐伏尔虽然也反对官僚领导制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限制，但他同样无法接纳德波的个人主义立场和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策略。相反，他相信，在特定前提下，所有人必将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到日常生活革命之中，而不是杂乱无章地个人实践。

为此，列斐伏尔保留了关于个体必然联合起来的本体论前提。他认为，个体的存在中有着普遍的结构：所有人总要不断超越自然与社会的有限性，积极地实现更自由、更无限的存在结构。“这种无限性包含、摆脱并克服处于自然生存中的无限性，因而可以称为：人类力量、认识、行动、爱、精神。”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革命绝不是个体的盲目狂欢，人类普遍具备的超越性结构将会导致所有人参与日常生活革命。只不过，这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才能发生。只有当人们发觉自己的超越性结构，成为“总体的人”，才能超越世俗的经济和利益，全面联合起来，实现对人类本质的总体占有。

而针对德波热衷的个体情境建构，列斐伏尔指出这并不全是日常生活革命的瞬间，“情境”并不完全等同于“瞬间”。列斐伏尔认为，瞬间是“结构”、情境是“事态”，两者并不完全重叠。情境是一种偶然发生的具体事态，每个鲜活的个体都可能被吸引参与情境建构，但他并不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处在情境中的意识存在被外在的事态所吸引，他必须将自己嵌入进去”。但是，瞬间是一种主体具备的稳定“结构”的外露，是“他故意将他的情境转为一种冒险：从一开始就必然去组织时间与空间，给予具体事态中的各个元素以规律与形式。而这才具体地构成了情境”。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无数情境，但只有当人类自觉地超越当下、重建人与社会的总体性联系，才能从平庸的日常性摆脱出来，发起颠覆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革命瞬间，这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情境。

因此，在如何组织个体进行集体实践的策略问题上，列斐伏尔的答案相对理性：首先，这不由传统政党垂直领导，但也不该流俗于个体的自发行动，个体自发的行动并不绝对可靠。其次，日常生活革命并不由盲目的个人实践构成，而是一场人类有意识地主导的集体实践，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物化状态的节日。

正是由于日常生活革命主体和组织策略上的分歧，才使列斐伏尔与德波相互爆发了不满。列斐伏尔并不认同德波参与的各类活动，甚至在70年代直接批评左派分子的实践盲目性。列斐伏尔认为，这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外、毫无内容的创造性，这种主体的反抗只是脱离了客观条件的盲目冲动，“肤浅的左派分子已经证明了自己空无一物”。德波则谴责列斐伏尔言不符实、拒绝投入集体行动。在1963年2月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德波坦白：“列斐伏尔，他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很多启发，但并没有‘剥削’我们的劳动。他只是在学术计划上有一点点粗俗，因为他在和我们一起进行的集体行动(真正的交流)前退却了。而这才是最严重的。”

所以，这才是1963年列斐伏尔与德波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所谓的抄袭丑闻不过是双方都不在意的扯皮小事，其中真正发生的是两人由于日常生活革命道路的分歧而分散。用德波的话来说，在真正的集体行动面前，他们走向了陌路。列斐伏尔与德波，就像是当年的马克思与巴枯宁一样，一方并未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社会革命的客观立场，走向了研究空间生产如何被资本主义利用谋取幸存，一方则在身体力行着“从不工作”“废除劳动”的个人反抗，走上了五月风暴的中心。

而列斐伏尔与德波之争最有意义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学术观点、实践策略上的异同，而在两人分开之后选择的不同路径所引发的现实效应和理论效应。德波在与列斐伏尔告别之后，选择以个体本位、直接行动的方式反抗资本主义，带领情境主义国际投身于五月风暴。这种将个体主体置于行动中心、祛除本质主义实体主体的理论，激励了当时很多年轻的学者，至今影响着法国当代左翼的激进民主政治。鲍德里亚曾经评价道：“所有的人都热情奔向他们的激进的主体性的概念！”德勒兹也指出，德波开创的情境主义运动“将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主体性的生产联系了起来”。巴迪欧更直接表达了对德波的赞赏：“德波帮助我们宣布：不，我们并没有走错……因为我们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主体的永久追求……我能够想起德波所唤起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主体的美学。”

列斐伏尔虽然提倡日常生活革命，却不完全信任个体主体主导的集体行动，在五月风暴失败后，他选择转向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研究。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先后出版了《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的生产》等。自此，他逐渐离开日常生活革命话语，转而关注资本主义如何超越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时空观，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走向空间的生产。而列斐伏尔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等。例如，曼纽尔·卡斯特尔、爱德华·索亚、大卫·哈维等学者继续将空间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揭示了资本转化为空间资本的社会辩证过程，要求从地理学角度实现空间正义，基于空间辩证法、地缘政治学重新绘制当代西方左派的批判蓝图。

因此，列氏与德波的不同选择，其实映射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学者的两条重要出路，一条走向个体主体、阶级对抗和解放行动的激进民主政治，一条通往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意义深远。除此之外，在这其中我们还可以洞察另一起重要的理论事件，那便是无论列氏与德波的哪一种选择，都共同指向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及其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换。

张一兵教授曾经指认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其标志是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作品中对马克思生产话语及人的解放逻辑的否定。阿多诺等人过度否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将其视为人奴役自然的工具理性之罪，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从生产逻辑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议程。他们认为，即使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颠覆了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形式，它带来的解放也不必然为人带来终极的自由。这就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基础彻底抛弃了，否定了从生产逻辑出发批判资本主义、预测人类解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而在列斐伏尔与德波的思想争鸣及后续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征兆。首先，列斐伏尔与德波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强调了消费先于物质生产在资本主义统治中的基础性地位，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的根本地位。同时，德波的“从不工作”“废除劳动”的理念、列斐伏尔对脱离交换价值体系的返古生活的想象，都包含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否定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逻辑的游移。其次，五月风暴的失败证明了，以德波为首提倡的个人本位的日常生活革命，无法导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集体行动。反抗日常生活统治的个人行动，如果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必然规律的深刻把握，只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昙花一现。最后，在五月风暴结束之后，列斐伏尔和其他学者转向空间生产研究，其实是变相承认了，一场反生产主义的日常生活革命失败了，个体化、多元化的无产阶级主体行动也失败了，资本主义再次通过再现式的空间生产延长危机、得到幸存。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话语及其解放逻辑被质疑之后，接连印证的是个人本位的日常生活革命失败、日常生活总体革命规划的不可实现、资本主义借空间革命得以续命。这些都预示着法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潮流，不仅在理论与实践上无法兑现对资本主义规划的总体超越，更透露出反生产叙事的后马克思思潮的症候，迈向了逻辑终结。因此，列斐伏尔与德波的思想争鸣的根本意义，正在于它折射出了超越个人争论的、一代思想格局的变化。

①Andy Merrifield, “Lefebvre and Debord: a faustian fusion”,Space,Difference,Everydaylife, NY: Taylor and Francis, 2008, p.176.

②[法]皮埃尔·诺兰 ：《追寻法兰西》，刘文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③⑨Kristin Ross, Henri Lefebvre, “Lefebvre on the Situationists: An Interview”,October, No.79, Winter (1997), pp.69～70, pp.77～78.

⑥Guy Debord, “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mur igni(1978)”,uvrescinématographiquescomplètes1952～1978, Paris: Gallimard, 1994, pp.252～253.

⑦这场列斐伏尔举办的日常生活研讨会，实际上是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首次创办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列斐伏尔刚从法国共产党退出，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内工作，因此他当时是将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视为自己十分亲近且重视的同路人，才邀请德波前来参会。当然，德波当时也是将列斐伏尔视为亲密战友才会欣然前往，且将其看作是情景主义国际与社会学研究相撞击的机会。

⑧Guy Debord, “Sur la Commune”,uvres, Paris:ditions Gallimard, 2006, p.628.

⑩这句话本身就是德波对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的诗句的直接“剽窃”，原作：“各种观念变好了。这些词汇的意义有助于此。抄袭是必要的。进步导致这样做。它紧紧地靠近一个作者的语句，利用他的表达，抹去一个错误观念，换上正确观念。”([法]洛特雷阿蒙 ：《洛特雷阿蒙作品全集》，车槿山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0页)。德波一字不差地直接用在了他自己的《景观社会》第207条论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