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的文学人民性

程慧琴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一、作为美学原则的人民性

所谓人民性就是指文艺作品中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等的反映。[1]文艺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两种。文学作品总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如果表达的是人民大众的思想，就具备了人民性；如果表达的是人民至上的民本思想，人民性就达到了新高度。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主题思想、对象及其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都是定义文学人民性的重要元素。不同的历史阶段，因社会制度和劳动分工不同，人民大众这一群体所包含的阶层也会有所不同。

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进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里，文学的人民性不仅存在于直接表现和反映人民的作品中，如描写人民的生活与抗争，抒发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期盼等；也存在于描写统治阶级生活和塑造统治阶级形象的作品中，如在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及其凶残的内部斗争中抒写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等。

可见，人民性并不抽象，它源于现实世界，反映百姓生活，重在喜闻乐见。历史上优秀的文人学士皆有放眼天下的赤子之心，他们关注天下苍生，同情人间疾苦，期盼美好生活，努力用手中的笔为人民大众代言，写就了一篇篇令人动容的诗文。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学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人民性也一直闪烁着不灭的光芒。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小说则具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它起源于劳动休息时的“谈论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2]1377从神话到寓言故事，到汉魏六朝的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再到宋元话本等，无不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透露人民大众的真情实感，这都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土壤和营养，从而滋养其结出丰硕的人民性果实。

“三言二拍”（即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以下分别简称为《喻》《警》《醒》和《初刻》《二刻》），作为中国古代通俗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不但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已有人民性的优秀品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人民性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等，作品的人民性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探析“三言二拍”的人民性，揭示作品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原因，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学人民性的认识，也有利于推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三言二拍”：文学人民性的传承与发展

关注大众生活，描写百姓的所思所感，这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人民性的内涵也不断深化，“三言二拍”的出现，标志着市民文学的成熟与繁荣，文学人民性有了创新性的发展。

（一）在主题内容上深化人民性内涵：针砭时弊，彰显人性

“三言二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主题鲜明，既有对友谊、爱情和英雄行为、侠义肝胆之举的歌颂及伟大爱国主义情怀的颂扬等；又有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及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和批判，具有广泛的人民性的特点。

揭露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与黑暗，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是古典文学人民性最具普遍性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直采用的主要题材之一。明清时期，反映这一主题的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不仅延续了这一创作主题，而且以更直接、更有力、更辛辣的笔触揭示封建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如《醒》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直白深刻地揭露了明宣德年间官场买官卖官的黑暗现实。当时，只要有钱就能当官，但凡有钱人家可以独自买个官做；独自无力的，便四五个人合伙出资购买，一人做官，其余的人充任役吏，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3]751这样的官员岂能为百姓做主？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捕快杨洪，借助职务之便，受人钱财，诬良为盗，甚至于杀人害命；《二刻》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中的毛烈贿赂知县和县吏丘大，致使陈祈不但未能赎回被毛烈讹去的田契，反遭诬陷与毒打；如此鱼肉百姓、知法犯法、草芥人命，比比皆是。对于此类黑暗现象，冯梦龙在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毫不隐晦地评论道：“只因强盗设捕人，谁知捕人赛强盗！买放真盗扳平民，官法纵免幽亦报。”[3]385

爱情是文学的主题，“三言二拍”中有许多描写恋爱婚姻生活的场景。作品赞美爱情，强调每个人都有获取爱情的权利，充分肯定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恋爱观与婚姻观。文学人民性闪烁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平等和自由的亮光。

“三言二拍”对女性的描写不再是单纯的悲悯与同情，而是十分重视女性的感受、意愿和欲望，并赋予女性追求幸福快乐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封建礼教要求古代女性必须从一而终，离异再婚 、寡妇再嫁往往被视为离经叛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妇女再婚再嫁的“正位”只是缺少敢于正视现实、大声疾呼的有识之士，冯梦龙和凌濛初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直接在“三言二拍”里为女性鸣不平，“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反而“没人道他薄幸负心”。[4]191同时，他们也在作品塑造了许多渴望爱与被爱的勇敢女性形象。如《喻》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寡妇平氏再嫁蒋兴哥，夫妻团圆恩爱到老；卷五《穷马周遭际卖䭔媪》中的寡妇王媪再嫁马周，富贵终生；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田氏离异再嫁秀才鲁学曾，夫妻两口和睦孝顺，等等。“三言二拍”这种大胆摒弃所谓的“贞节”、充分肯定合理合情的人欲思想，与王阳明“心学”中的“人欲即是天理”不谋而合，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观，又体现了古典文学史上的人民性。

从《诗经》起，中国古典文学的血液里就流淌着人民性的基因。像“三言二拍”这样借用通俗的艺术形式对封建礼教进行无情批判、旗帜鲜明地肯定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的文学作品，具有创新意义，其所具有的人民性价值无疑倍加珍贵。

（二）在描写对象上拓展人民性范围：颂扬才女，塑造新形象

“三言二怕”最为成功的人物塑造，应该是那些勇于抗争、追求婚姻自主、个性鲜明、才智卓越的的智慧女性群像。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性，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她们往往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但这并不说明女子处处不如男。冯梦龙在《智囊》专辑《闺智部》中，就专门刻意赞颂了古今才女。作者认为，“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5]417这种进步思想亦在“三言二拍”中得以充分体现。作者在塑造了许多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大胆追求自由婚姻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形象之外，还特别出彩地塑造了众多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小女子的形象，如名妓杜十娘、花魁娘子莘瑶琴、团头女儿金玉奴、青楼歌姬严蕊等。她们地位卑微、身份特殊，身心备受摧残，也同时催生了潜在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美貌与智慧并存，凭借特殊生活中磨练出来的经验与智慧，大胆嘲弄权贵、流氓恶霸；她们敢于追求并坚定捍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让实现美好爱情生活的愿望有了更多的可能。在古典文学史上，像“三言二拍”这样从各个角度、不同侧面和多重层面塑造女性形象尚属首次，从而也使文学人民性所指向的人物群体更加丰富多样。

只要为人民发声的文学作品就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民性的范围和内涵自然也随之扩展，“三言二拍”便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文学史上，“三言二拍”首次在小说中关注和描写市民生活，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市民艺术形象，其中的新商人形象颇具原创意义。如《醒》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知恩图报、重义轻利的贾昌，在石知县落难后，主动收养了他的女儿，担心自己的老婆虐待石小姐，宁愿少赚钱，一年多都不外出经商；《醒》卷 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养蚕商人施润泽和朱恩，拾金不昧、知恩图报；《醒》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酒店老板刘公，好善乐施、不计较盈利得失；《初刻》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儒商文若虚，待人宽和友爱、讲义气；《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的商贩程元玉慷慨大方、正直仗义，等等。这些新商人的形象，既丰富了古典文学的人物世界，又诠释了人民性具有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特点。

除了新商人形象外，还有新仆人形象。“三言二拍”对于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仆人有了新关注，使文学作品中的“人民”这个大家庭又增添了新成员，并赋予这些新成员在以往的文学作品较少出现的“忠”和“义”的品质。如《醒》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忠心耿耿、为供主人读书而不辞辛劳经商的仆人钱兴；《警》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爱憎分明、同情弱者的朱婆，她本是贼人徐能的女仆，受命劝说郑夫人就范，结果反被郑夫人的故事所感动，情愿抛弃已有的一切，与郑夫人一起深夜出逃；《初刻》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中忠厚朴实、不忘旧恩的郑兴邦，因拾金不昧而被郑指挥收为义子，但在发达之后，依然前往拜见无故遗弃他的原主人；《二刻》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忠心事主的闻龙夫妇，等等。可见，“三言二拍”赋予了仆人以新的内涵，他们不再是唯命是从的内涵单一的奴仆形象，而是有血有肉、忠义肝胆、有思想、有行动力的新义仆形象。这种对小人物的关注及其价值的肯定，给中国古代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广受人民大众的认同和喜爱，作品的人民性也随之突显出来。

总之，明代中后期，城镇居民构成复杂，贩夫走卒、落魄文人、工匠妓女等聚集而居，各种思想情感的表达相对自由，一些积极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新兴市民阶层中破茧而出。冯凌二家正是以市民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为导向，广泛搜集材料和精心编撰了被誉为“市民文化的百科全书”的“三言二拍”。他们的作品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较为全面地呈现明末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与当时市民阶层的喜好和审美趣味相契合，表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和愿望，作品也因此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人民性。

（三）在表现形式上丰富人民性概念：自然的结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艺术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所关注的对象和呈现的内容是衡量文学人民性的两大要素，但艺术表现形式也不能忽视。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的特性。富有人民性、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当然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言二拍”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高峰，除了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外，其独具特色的文本结构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三言二拍”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1．文本结构与人民性

文学源于生活，人民性离不开人民。冯梦龙在《喻》序文中提到：“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人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6]1于此，冯梦龙强调了通俗化与群众性的密切关系，认为只有采用通俗的形式，才能让人民大众理解和乐于接受。凌濛初也认为，小说不应该偏重传奇性，而应关注通俗语言的运用。《初刻》叙开篇便道：“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7]1从冯凌二家对文学的见解上可以看出，他们不但主张关注和描写客观现实，而且努力在探寻某种贴近人民大众的艺术表现形式。

为了方便百姓的阅读、记忆和传播，“三言二拍”不但以平实妙趣的笔调记录生活，而且秉承宋元话本的独特体例，形成了一套“入话+正话+韵语作结”的结构形式。这种相对固定的文本结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具生命力，不仅利于传播，而且契合了人民大众企盼社会稳定的心理，也成为评价文学人民性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的一个参考依据。

“三言二拍”中，诗词开篇的入话，或为了吸引读者，点出故事的主旨、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命运等，以满足读者急于知道结局的好奇心；或拾取地域风光、历史故事、世情传闻，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以帮助读者了解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或以比兴的手法，假桑喻槐，映衬正话，烘托主题，以引起正话所要叙述的内容。正话的布局特点则十分契合人民大众的阅读趣味，疏密相间，虚实相映，繁简得当，恰到好处地把握了人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更是体现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而结尾处的韵语一般是作者用于表明自己立场、评论是非曲直，总结故事主旨的部分，往往与入话相映衬，给读者留下完整的印象，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阅读习惯。

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正是人民性之所在。可以说，考量文学作品的人民性，不仅要看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属性，还应该将作品内容的传达方式纳入评价体系之中。

2．语言艺术与人民性

一部文学作品客观地再现人民大众的生活，但如果由于文字晦涩艰深，人民大众难以看懂读懂，则无法体现“人民性”。“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8]154应该说，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愿望，只有通过鲜活平实的语言，才能得以有效地表达和传播，作品才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性。于此，“三言二拍”堪称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一。

“三言二拍”最具人民性的语言艺术特点就是在口语化的叙述中夹杂韵语。作品中的俗语、俚语、谚语琳琅满目、信手拈来，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的生活，俨然是当时市民生活浓缩化的鲜活再现。如关于男女爱情婚姻的名言，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6]27，“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6]410，“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8]440，“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6]192等；关于惜福积福的，有“惜福积福。小来穿线，大来穿绢”[6]150，“贴人不富自家穷”[6]588等；关于商贾买卖的，有“买卖不成，耽误工程”[6]13，“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8]364；关于世情冷暖的，有“人心似铁，官法如炉”[8]186，“棰楚之下，何求不得”[4]367等；关于市民伦理道德观念的，有“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8]1，“种田不熟不如荒，养儿不肖不如无”[9]321，“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9]728等；关于警戒教喻的，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7]131，“善人听说心中刺，恶人听说耳边风”[6]143，“观棋不语真君子，把酒多言是小人”[9]170等等。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充满哲理，既是对人民大众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提炼和高度概括，又贴近、吸引人民大众，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心灵上的默契和情感上的共鸣，进而起到审美教育的作用。

“三言二拍”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关系，做到用老百姓的话讲深奥的道理，堪称中国古代文学描写的典范。可见，内容通俗易懂是建立在语言通俗易懂的基础之上，因此，强调人民性的内容属性时，语言艺术不容忽视。

三、“三言二拍”人民性的形成原因

“三言二拍”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所具有的人民性优秀品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往的文学更为广泛和深入。作品不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8]，而且承前启后地运用平实通俗的语言塑造了众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仆人、智慧女性等普通市民形象，既拓展了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又赋予了文学人民性新的内涵。“三言二拍”这种具有首创意义的人民性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 “三言二拍”文学人民性发展的客观原因

明代中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在东南沿海的主要城市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文学随之兴起。

1．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人数和实力不断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商人，随着地位的提高，与士人的差距逐渐缩小，他们渴望被重视、被尊重，经商之余也开始关注“高雅”的文学，而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阅读口味，使得他们更喜欢通俗轻松的短篇小说。就如“三言二拍”中写的那样，小商小贩们多数奔波在外，通俗短篇小说成了他们打发枯燥旅途时间的点缀品。意识到这一点，睿智的作家开始将自己的创作视角投向鲜活的世俗世界，于是合乎市民阶层阅读的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应运而生，作品的人民性随之突显出来。在当时，小说一经出版，便迅速流行起来，“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致刊布成帙，举世传诵”[10]647；需求量一路飙升，甚至出现了“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7]1的繁盛局面。

2．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为文学作品的流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自宋代毕昇发明创造发明胶泥活字、木活字排版之后，到明中后期，铅字或木活字印书十分普遍。江南一带的印刷出版业已比较成熟，印刷技术与商业化刻书业的发展，刺激了通俗小说群体的出现和白话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和生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冯梦龙和凌濛初就是生活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商业繁荣的苏州府，他们二人在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之余，也都与印刷出版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冯梦龙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及《智囊》等作品就是应藏书家毛子晋之邀而完成的，作品出版之后迅速席卷江南，“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7]1。基于“三言”的热销，凌濛初也应书商的要求，完成并出版了“二拍”。可见，出版印刷业的发达催动了文学创作的大众化，也给了冯凌二家立身扬名的机会，让他们自民间搜集而来的“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7]1登上“大雅”之堂，并得以广泛传播。

3．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明代晚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刺激并引导出一场堪比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李贽、袁宏道等一大批进步思想家。他们主张“本以为民”“至人之治”[11]77“顺性因人”[11]87；倡导个性解放，在肯定人欲的同时，宣扬合理的物质追求；推崇通俗文学作品，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充分肯定通俗文学作品的价值和作用。这些具有明显平民性质的进步思想和人民性倾向的文学理念，对晚明的文人，尤其是冯凌二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找到了全新的创作方向。在思想上，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批判虚伪的礼教，强调真挚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强调通俗文学中真挚朴实的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认为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12]。他们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抒写人民之所想之所愿，为人民发不平之音，形成了歌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主题思想，表达了人民大众积极向上的美好愿望，充分凸显了文学作品的人民性。

（二）“三言二拍”文学人民性发展的主观原因

如前所述，冯梦龙与凌濛初生活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腐败并存、专制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兴盛的特殊时期。他们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皆出身世家，饱读诗书，少年成名；都没有考中举人，最后都以贡生为出身；而且在短短的仕宦生涯中，又都表现出非凡的治理能力。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中年时期编撰出“三言二拍”这样反映底层百姓生活和情感的作品？

1．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

科场失意、怀才不遇、广交朋友、由富贵而入穷困等境遇，让冯凌二家有了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并与民间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深入民间，与普通百姓，包括农夫、商贩、歌妓都有交往，对民间文学的特点、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促使他们主动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2]1377等反映时代变化和人民大众生活的“活”素材，并编撰成书。随后又凭着敏锐的商业触觉和出版经验，陆续将“三言二拍”付梓出版，成为最受人民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在民间掀起了阅读通俗文学的热潮。

同时，冯凌二家长期与普通百姓接触，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和需求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能够及时感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洞察到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并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当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恒久的生命力。可以说，“三言二拍”既是冯凌二家努力创作的、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又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繁荣、个性解放要求、市民文学兴起的产物，这也有力地诠释了人民性与时代紧密相连的道理。

2．深厚的学识素养和独特的审美体验

冯梦龙从小喜好读书、博学多闻、多才多艺，且“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7]1-2，以杂学见长，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戏曲词赋无所不通；后又“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13]，使得他拥有丰厚的学识素养。多次科考的失败和细心观察，使他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科举选拔的不公。与青楼女子的真诚交往和市井生活的体验，使他对茶坊酒楼下层生活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了解。多年的游学和文人社团活动，使他的学术造诣日臻完善，思想更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

与冯梦龙一样，凌濛初亦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爱好广泛，小说、诗歌、戏曲、评论、史传等，文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及。在多次应举不第之后，他曾打算归隐山林，然而在居家多年和广泛游学、交友中，他切身体验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接触到普通百姓日常起居中那些不可以常理推测的事情，便将科场、生活失意转而著书小说，大量收集民间“奇闻逸事”并将之“演而成说”，借此来“聊舒胸中磊块”之意。[4]3

凡此种种，都为冯凌二家编撰出高质量的、适合人民大众欣赏习惯和要求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独立的撰稿人身份和“从俗谈”的编辑原则

冯梦龙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从事编辑书籍工作，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优秀撰稿人所必需的所有素养。由于家庭贫困，他没有财力去开设书坊，从事刻印事业；他的狂放不羁和追求自由的个性，又使得他不可能受制于某一书贾，于是他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独立撰稿人上。这种具有超前意识的身份定位，使得他既可以挣钱养家，又能够保持独立的编辑人格；使得他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实现作品“警示”“醒世”“导愚”“适俗”的编辑思想，撰写出合乎人民大众和市场的需求、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三言”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

而凌濛初则从小就是在家庭长辈的编纂出版环境中成长的。他的父亲凌迪和叔父凌稚都是编纂高手，且编撰的书籍都是自己出版。在父亲和叔父的影响下，他也与刻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具有娴熟的编撰技能，而且还是一名江南刻书名家。在天启、崇祯年间，他曾带动凌氏家族刊印了大量的套色书籍，内容涵盖经、史、子、集，深受百姓欢迎。而且受冯梦龙的启发，他也开始以独立的编辑人格和开放心态，编撰了以市井琐事和普通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二拍”。作品一经出版，就吸引大量的读者，甚至比那些“捻须呕血，笔冢研穿”[4]3作品更为风行。

综上，作为人民生活真实写照和传达人民大众的情感与思想的杰出代表作，“三言二拍”是冯凌二人日积月累的结果。他们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人民大众生活，一边深入民间感受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一边不断积累和丰富创作素材，这也是“三言二拍”具有鲜明人民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殊为可贵的是冯凌二家在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创造，赋予了小说以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言二拍”所折射出来人民性的光芒，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言二拍”是中国通俗白话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研究文学人民性的一个较佳范本。通过对 “三言二拍”人民性的探析，不难发现，人民性作为衡量文学作品质量的一项重要标准，有其一些基本的参考要素，如作品的关注对象和主题内容等，但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作品关注对象的类别和范围也会随之变化，其思想内容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此外，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天然互动的特性，文学人民性在重视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艺术表现形式等因素，这样才有助于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人民性的评价体系。“三言二拍”之所以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并代代相传，与其高度的人民性紧密相关。因此，研究“三言二拍”的人民性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以及文学作品评价体系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