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关系评估

周俊鑫 王培佳 胡潇予 李晓梅 张玲 陈军君 胡华（通讯作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 重庆 400016）

抑郁症是一种高复发、高持续性的常见精神心理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1]和幸福感。总体幸福感是评估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它使个体在身体健康与长寿、工作与社会适应、友谊等诸多方面受益[2]。既往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具有类似的作用，同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随着国家越发重视人民幸福水平，进一步探索抑郁症患者以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心理弹性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子[4]，它使个体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中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它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5]。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自我接纳的整体感受，具有社会适应功能，它能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弹性，也同样影响着个体幸福感水平[6]。既往研究发现抑郁症的形成与积极资源的缺乏有密切关系[7]。Frefrickson 指出积极情绪能使个体在更高水平的互动中更灵活并增加觉察、激发个人潜力、促进个人资源的丰富等，最终这些心理资源反过来也促进积极情绪产生，形成正向循环[8]。那么积极行为是否也有类似作用？因此本文就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心理弹性、自尊、总体幸福感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假设积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弹性有正向作用，进而影响抑郁症患者总体幸福感，且心理弹性、自尊在其应对方式及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象为2017 年7 月－2019 年1 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住院部及门诊正在服抗抑郁药物等治疗的抑郁障碍患者，其中357 例符合条件。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2）年龄18-55 岁；（3）初中及以上文化；（4）能够理解并配合填写问卷；（5）自愿参与该项目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患脑器质性疾病者；（2）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3）合并严重躯体疾病者；（4）伴有物质或酒精依赖者；（5）3 个月内有电抽搐治疗史者；（6）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1.2 方法

1.2.1 质应对方式量表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 共20 个条目，分为积极与消极应对方式两个量表，各包含10 个条目。采用5 级评分。积极应对得分越高，特质应对方式越好。本次选用积极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信效度良好，积极应对的克伦巴赫α 系数为0.7[9]。

1.2.2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该量表用于评价个体心理弹性水平。共有25 个条目，采用0 ～4 级的5 级计分，得分越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信效度良好，克伦巴赫α 系数为0.91[10]。

1.2.3 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SES) SES 为外显自尊自评量表，由Rosenberg 编制，共10 个项目，采用1 ～4分的4 级评分，总分值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克伦巴赫α 系数在0.77-0.88 之间[11]。

1.2.4 总体幸福感量表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 原量表包括33 个项目，研究表明前18 个题目更符合国内情况，本次选用前18 项，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内部一致性α系数在男性为0.91，在女性为0.95[12]。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进行t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心理弹性、自尊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总体幸福感与积极应对方式、心理弹性、自尊均呈显著正相关（r=0.52，0.54，0.50，P＜0.01）；同时，积极应对方式同样与心理弹性、自尊呈显著正相关（r=0.65，0.46，P＜0.01），见表1。

表1 应对方式、总体幸福感、心理弹性、自尊的相关分析（n=357）

2.2 路径分析模型

为验证本假设的合理性，并进一步确定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合既往研究及相关分析结果，我们建立了应对方式、总体幸福感、心理弹性、自尊间的路径模型。通过对初始模型进行设定、计算及分析变量，绘制路径分析图式如下（见图1）。图中可见，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积极应对方式可以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也可以通过自尊与心理弹性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自尊和心理弹性在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值为43.85%，同时心理弹性同样在自尊与总体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模型中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路径分析模型图

2.3 中介效应检验

进一步检验自尊与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采用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 法计算间接效应的95%可信区间，重复抽样5000 次，得出结果见表2。结果说明，“应对方式-自尊-总体幸福感”中介路径可信区间为0.05 ～0.17；“应对方式-心理弹性-总体幸福感”中介路径可信区间为0.01 ～0.13；“应对方式-自尊-心理弹性-总体幸福感”的链式中介路径有效（可信区间不包括0）。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3.85%。

表2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3.讨论

3.1 抑郁症患者积极应对方式、总体幸福感、心理弹性、自尊间的关系

应对方式是指当人们面临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与行为方式，过去对抑郁症的临床和研究往往多关注其消极应对方式。而通过本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与自尊、心理弹性及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进一步路径分析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对自尊、心理弹性及总体幸福感均有直接作用，这与既往基本一致[13，14]。面对生活压力，积极应对倾向于寻求支持、认知改变和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等，从而不断获得成长，对个体自尊、心理弹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积极应对方式增加了正性情感体验，幸福感也因此得以提高。还发现，抑郁症患者总体幸福感与自尊、心理弹性同样也存在显著相关，自尊与心理弹性对总体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这与张雯等研究一致[5，6]。这表明抑郁症患者常常是低自尊，对自我的接纳程度低，从而具有低幸福感；而其心理弹性也往往低，影响其从困境中走出和获得幸福感。同时，自尊与心理弹性两者间关系同样显著，高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使他们在逆境中更好地缓解压力的影响[15]。因此，本文提示，未来可通过心理干预加强抑郁症患者自尊和心理弹性水平的提升，从而增强其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和幸福感。

3.2 自尊、心理弹性在抑郁症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路径分析发现积极应对方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抑郁症患者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还可以通过自尊、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总体幸福感产生影响。既往相关研究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对于个体幸福感有促进作用[13，16]，但极少有研究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对于总体幸福感影响的内部心理机制。通过本研究路径分析的结果，揭示了自尊与心理弹性在这一内部机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通过心理干预提升了抑郁症个体的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拓展其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建设，使抑郁症个体不断得到成长，这些发展的心理资源反过来再次促进个体积极应对方式。可以预见这种不断发展的自尊、心理弹性与积极应对方式，最终会带给抑郁症患者更高的幸福感。

3.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揭示了自尊与心理弹性在抑郁症患者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但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未对抑郁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伴随症状进行控制，在相同应对方式水平下，伴有躯体症状、睡眠障碍等的抑郁症患者总体幸福感可能低于那些不伴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其次没有控制药物使用，且不同药物类型和剂量对测量结果的干扰同样可能存在，例如治疗效果较好的患者其幸福感水平可能相应增加。而在关于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的内部机制研究中，同样还需要综合考察其他社会心理因素的参与，例如人格、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等，纵向连续的效果亦需进一步去验证。

但不可否认的是，抑郁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往往存在意志活动减退表现，如行为退缩、逃避、人际交往减少、生活懒散等，他们在面对压力事件时，往往由于缺乏积极的应对，可能会使压力事件不断累积，形成恶性循环，影响患者的疾病预后及幸福感。而通过对积极应对方式与总体幸福感的内部机制，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干预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