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思议的幸运”
——试论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影响

刘 伟 倪 琦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 大连 116024)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母亲小石对大江说,“在亚洲作家中,最应当获得诺贝尔奖的是泰戈尔和鲁迅。健三郎你跟他们比起来差远啦”[1]。母亲的话语出于对鲁迅的钦佩，同时也是家庭立场及社会普遍认知下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大江健三郎每每谈及中国和中国文学，都会强调鲁迅先生对其自身的影响，坦言“鲁迅的作品一直对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让我爱不释手”[2]13。在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他也依然谦逊地表示：“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2]150鲁迅的为人及其文学作品给大江以现实能量，他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将鲁迅的精神、意识内化为使命和责任，熔铸在自己的文学观和具体创作中。这也使得大江在文学创作伊始便立足于严肃的正义来反观现实，选择批判，对战后日本的社会苦难、紊乱的精神文化进行控诉，并以战斗的个人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寻找“疗救”的出路。

一、潜移默化的文学理念——平民性、启蒙性、政治性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3]这是大江2009年1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的鲁迅之于其文学的深刻影响。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在文学中“向鲁迅靠近”，获得力量和启迪，鲁迅影响了他的文学理念、文学选择。

大江与鲁迅的文学相遇，最初是在家庭中，9岁时经父亲讲述第一次听到这个中国文学家的名字，12岁又由母亲引导正式接触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与自己相似的小伙计、亲切的美的《故乡》以及不甚明了但隐隐震撼的神秘“希望”都成了相遇的动力。期间《一件小事》《药》《社戏》《白光》等都是大江初期接触鲁迅的作品，底层人民的百态情绪及革命者、知识分子的形象都给学生时代的大江留下了文学的初印象和潜在主题，并使他在以后不停地思考温习。而相似的现实背景和人生境遇也让大江在精神上与鲁迅持续贴近。少年时父亲离世、家道中落、看尽冷暖，成年时遭遇相似的国家窘境、民族危机，同为知识分子“边缘人”在政治现实的艰难处境，种种“机缘”让鲁迅一直以精神战友的身份陪伴在大江身边。鲁迅的文学也成为精神给养给大江以慰藉、勇气和希望，凝成坚定直视的力量，促使大江以文学方式表达自我、反映现实。其中鲁迅文学的平民性、启蒙性和政治性也在不自觉间融入大江的文学理念中，并自觉践行。

鲁迅文学“深知民众的心”，为底层人民发声，体现在其许多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里，依托具体的历史现实背景，表现的人物多为穷苦农民、乡绅等下层百姓官僚以及潦倒的读书人，并且内容上直指个体内心来探寻灵魂和精神，这也使得大江在最初的阅读体验中倍感亲切，有所共鸣，并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为平民发声。可以看到，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很少有“贵族”形象，《奇妙的工作》《饲育》《人羊》《拔牙鸡仔》《个人的体验》等都是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百态上，即便早期部分作品中被研究者称为观念先行的写作也是如此，但文本中社会现实的还原、底层人物的生存挣扎、青年在时代中困顿迷茫的体现，却是大江文学根植生活直面生活的坚定反映。而为平民写作的理念也一直伴随着大江，并将自我变成群体的一员，对社会中个人主体性的关注、透视个人的体验，让大江在人的精神书写中越走越远。同时大江也体察出鲁迅文学平民性背后所包含的普遍意义，是对整体国民精神的追问和探寻，“不触及‘民众的心’，就与他们的真实存在‘无干’，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激发他们的自觉”[4]13，小说中的平民个体折射出的是整体的灵魂群像，在直白的“讽刺”描摹间也表达出启蒙的呐喊。

可以说大江在接受鲁迅的文学理念时，也在不自觉间受其文学启蒙性的影响，即便在最初的创作中他本人并未察觉。鲁迅将文学视为启蒙的手段，看作自己思想以及国民精神的出路，是“立人的第一要著”[5]56。启发群众树立个人独立自由之精神，发出心底的呐喊，也成为鲁迅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其中对国民劣根性以及种种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有启蒙与政治意图随行。而大江也正是在鲁迅文学的影响下，在社会现实的彷徨间，在精神焦虑的危机里，坚定了自己文学想要表达的内容，并找到了支撑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以文学方式反思战争与政治时，也区别于其他的战后派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强调了在如此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并昭示了容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暴力因素”[6]，带有启蒙意识。《迟到的青年》所描述的便是具有强烈英雄情结、受绝对天皇和国家主义思想统治的少年。他与“和平年代”格格不入，深切怀念战争环境，却注定在现实生活中“壮志难酬”，最终只能以“性”发泄、暴力屠杀全体村民来展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大江以“迟到”的、战斗的、精神异化的青年的悲剧，向天皇制以及权力中心提出抗议，揭露出天皇体制教育对少年的暴力引导以及对主体精神的绞杀，从而试图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向强权和中心宣战，正视民族的体制缺陷。《人羊》《饲养》等作品表面上是战中战后的伤痛文学，实则在表现现实战争的同时，希望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并从苦难和屈辱感中挣脱出来。他曾在《战后世代与宪法》中提出“放弃战争”是其人生信条中最主要的支柱，大江经历过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深知战争对于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迫害，始终想要唤醒人们对战争的反抗意识。在小说中，破碎的身体和灵魂与战争的沉痛创伤结合在一起，大江以反置的书写来表达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纯洁灵魂的追求，通过毁灭和伤痛反观战争与人性以达到精神启迪的目的，而这也成为他文学中最沉重迫切的呐喊。

与启蒙同行的政治理念，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逐渐抽丝剥茧慢慢具象为自觉的现实内容反映和相关政治问题书写。像在小说《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中，将主人公的政治命运同构为时代缩影，表现出现实政治环境，其中的故事情节也折射出具体社会现状，投射了大江本人的现实关注，包括对核试验、核武器的强烈反抗等。而至“政治的人”“性的人”的提出，大江的政治思考变为有倾向性的文学创作，“所谓‘政治的人’指的是与他人持续地对立抗争，相反，作为‘性的人’则是与他人处于同化、非对立的状态”[7]。大江以“性”的暗喻来表现自己对当代日本的政治主张，形容美国支配下日本的人的发展和政治格局，并在具体作品《我们的时代》中尝试用“性”的身体书写当下暧昧晦涩的政治处境，表现出对文学与政治的开创性探寻。他在小说中曾以士兵的口吻询问政治的意义，而无解的回应是时代政治的暧昧性，同时也是大江本人的政治存疑。但对于政治的诉求，大江从未放弃，像在《同时代的游戏》里“50日战争”的描述中，村民拒绝归属于“大日本帝国”和服从于天皇的国家，与军队展开殊死搏斗，在这里大江借村民之口表达出追求自由、独立于日本、与政治中心对决的姿态，而这也成为他介入文学的完美诠释[7]。

上述的平民性、启蒙性及政治性是大江在鲁迅文学中感悟到的理念，影响了其对文学的理解认识，并且直接作用于文学主题中。因此，读者能在大江的文学世界里感受到多重表现内容，包括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政治环境、人的主体精神建构、文化历史批判，残疾儿主题、核主题、战争与和平主题、未来主题等等。大江作品呈现出现实与精神并行的特点，既强调个人主体精神又有时代现实的考量，既直视社会缺陷也思考关于未来的解决途径。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受鲁迅文学观影响的踪迹，和大江本人理念的发展、深化、变体，而这最终也融汇到文学中成为独特的表达方式。

二、鲜明的文学意识——批判与“疗救”并行

不同于日本传统的私小说注重剖析作家自我，大江的文学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批判及疗救意识，在一定方式上形成一种“斗争”的文学形式。这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复杂的政治环境有关，也有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作用。大江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时，特别感叹和钦佩中国现代作家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和实现目的的精神力量，就是“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在他看来，中国现代作家的实践之作之所以能留存后世，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强大力量所致[8]。同时这种力量也鼓舞大江使其寻找到方向，以文学的形式引导和抵抗。

“日本的文学作家擅长描写美，比如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我也能表现美的事物，但我也表现战斗，这是我的生活方式。”[2]3大江将斗争作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将自己投入到现实洪流的抵抗中，通过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透过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追问日本和日本人存在的意义，这似乎也是鲁迅文学斗争精神在另一时空的发展践行。因而不难从大江的文学中体察到鲜明的批判态度，具体到内容里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现实批判指向。像小说《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表现的便是日本战败后失落的集体精神和麻木情绪，政治环境的压抑胁迫着每个人的呼吸，人们同木偶一样重复着单调残忍的工作，被宰杀的狗似乎同被宰杀的“人”奇妙重合在一起，被搬运的尸体也如同无灵魂的人群被集体抛弃，更可笑的是明明同处于被宰割丢弃的命运，还有人盲目追求阶层等级，在有限的挣扎空间内不忘相互剥削压制，却又在转身后冷漠屈从于更大的权力。在这里，日本青年的迷茫、冷漠、懦弱象征的是战后集体的精神危机，压抑的环境让人们麻木游走于“边缘”，表达作者对时代精神的拷问以及对意识形态的讽刺批判。就像研究者总结的一般，“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多以时代状况同个我间的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为主轴,但实际上，大江健三郎表现监禁状态下失去抵抗意志的人们，是意在唤起人们‘危险的感觉’；对屈从于美国人的强权、却又对自己的同胞施以强权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日本人生存状况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日本现状的批判和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6]。正如作品《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性的人》，通过对外地“边缘人”挣扎的描写，凸显出都市“中心”的冷漠，表达了作者对日本现实社会和战后人们懦弱、绝望、麻木精神状态的批判。而《广岛札记》《冲绳札记》则站在历史批判角度，重视战争创伤，直面核武器的世界性危机，表示出坚决抵制的决心。另外还有对绝对天皇思想的批判，也一直存在于大江文学的斗争主题里，从未妥协。而以文学来介入现实，归根究底，其落脚点即在疗救，批判与疗救并行的文学意识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大江的文学世界。

在鲁迅的思想理念中，“疗救”可以说是一个根本命题，从医学过渡到文学，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批判、捕捉到的国民劣根性，其目的都是“恢复”与“疗救”。鲁迅渴望为民族立根立心，医治愚钝麻木的灵魂，并寻找未来出路，而以文学为基地反观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便带有“疗救”的意味。这些也启发身陷囹圄的大江，在文学中找到内外康复的途径。其中以医学的方式来思考文学，是鲁迅的启迪也有大江自身的经历，包括日本“瘫痪”的现实困境和本身家庭的残疾儿创伤。大江在鲁迅的“疗救”意图里看到了治愈的出口，在残疾儿治疗过程中深化感悟，慢慢将文学同医学固定在一起，找到二者的“康复”原点和精神维系，并在随笔集《康复的家庭》中进行了阐释说明。

《康复的家庭》虽是现实生活的感悟随笔，但表现的却是占据大江记忆重心最本质的思想感情。他所写的康复家庭的感受，写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写治愈和被治愈，是生活的重忆梳理，也是现实社会的比喻性缩影，表达的是对一个国家从生病到康复再到走向再生的希冀，体现其文学思想中鲜明的“疗救”命题。在鲁迅的影响下以及在残疾儿的治疗过程中，医学带给大江健三郎最深的感受，是接受现实接受残疾，勇于直视面对。他在儿子的疾病里，在医患关系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其中找到了文学同自己、自己同读者之间想要传达的东西，确定其文学思想中核心的内容与主题——对“疾病”的关注和治愈，包含身体和心理两个层面，也涵盖现实世界和个人精神主体。大江在书中指出，康复医学的目的是对残疾的接受，他觉得这个过程与文学——甚至文化论的——思维相通，而且似乎发现一种现实先导的东西[9]42。对于大江来说，文学也是医学，二者不单有面对现实、揭露现实、恢复现实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相似“工序”，还有着相似的责任与使命，医者身上存在的人性的宽容、幽默、信任同样在文学中得以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江的文学思想受鲁迅的文学疗救和康复医学的双重启发，正面“接受”现实的困境危机，同时也寻找治愈的途径，许多作品在现实批判的背后都隐藏着“疗救”命题。

在《死者的奢华》的结局，女大学生选择生下腹中孩子，寄希望于纯洁的新的生命，力图摆脱四处困顿、迷乱空虚的价值危机，体现大江对日本人重建自我精神的呼吁。同样在《同时代的游戏》里，大江让孩子们手牵手在大汉的带领下走向原生森林，没有杀戮也没有侵略，勾画出另外一种出路，远离战争和剥削，回归到传统的文明体系中焕发新的生机。而这其中的关于“未来的孩子”书写似乎也构成对鲁迅“救救孩子”的共鸣与回应，带有面向未来疗救于未来的责任和决心。

三、文学创作的影响——独特风格与文学表达

大江健三郎每每回忆起鲁迅，都会强调他最初遇到的是“小说家”鲁迅。他在北大附中发表演讲时也和学生提到，“在你们这些非常年轻的同学现在这个年龄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20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2]151。可以说是鲁迅影响大江关于小说文体的最初印象。大江表示“我不是政治家，我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家是知识分子”[2]156，他践行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参读鲁迅的小说作品，慢慢找到并确定自己的小说主题，围绕“人”展开一系列的现实文化探寻，形成其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

鲁迅将一切问题归结为文学，从来便是以现实精神和清醒意图投入其中，因而自觉地有意识地创作是他的显著特点，鲜明的内容选择也令他的文字都能直达主题，无一字赘言，相应形成的文学风格便是冷静而客观。千字短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往往表达出深刻思想，直指问题中心；散文杂文，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诗性的语言和现代文学意识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超越的创新书写。因而大江曾坦言“鲁迅的一篇篇小说、随笔是世界近现代散文之王,选取一行行就成为最好的诗集。鲁迅小说以外的短文也是一样,非鲁迅写不出。这够我学一辈子的”[10]。受鲁迅文学风格和意识的影响，大江以客观、冷静、写实的文字来反思日本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尤其在以现实题材创作的许多作品中，都以简单的现实故事或是“一件小事”对日本战后生活现状进行批判临摹，简洁精确直面困境，且不乏尖锐深刻，同时带有内省讽刺的风格。

然而大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早期小说，往往被研究者称为受萨特等西方存在主义影响的观念化写作，忽视来自中国文学特别是鲁迅文学的创作动因。鲁迅不仅将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思考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同时其作品也包含现代化的文学表现，超越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书写，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西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亚洲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这种超前意识的现代书写也使得鲁迅的小说被评价为“不仅当时,就是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也仍然是清醒地看取现实而又显示了超高艺术的无与伦比的典范之作”[5]57。大江最初接触的便是鲁迅笔下的现代文学，其中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同样影响着大江，身体话语等文学表达在大江的创作中均有体现。

在萨特的文学观里，“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是用头脑思考，并通过肉体书写”，“将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作为文学家应该承担起的责任”[2]35。面对瘫痪畸形的现实和精神环境，大江选择并接受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并创作出许多与日本当代现实紧密结合的作品。然而这种文学观和文学表现，早在20世纪前期的鲁迅作品中便有所体现。鲁迅在民族存亡的现实体验中意识到精神危机，知晓如果不进行“改造”就“无法起死回生”的境遇，并试图用文学引导人们去寻找本源的存在与价值，其创作中显然包含无意识的“存在主义”思考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试图推证，大江在与鲁迅的文学相遇中便体察到其“存在主义”特点的文学形式，鲁迅小说中鲜明的身体话语包括“疾病-疗救”叙事、现实的苦难身体等都涵盖通过肉体书写精神的特质，这也让大江在“传统文学主题”中找到存在主义身体书写的可能性。

其中在鲁迅的身体话语中，把疾病和残缺的身体视作承载现实的容器，而文学承担着疗救的功能，身体话语背后带有明显的民族国家倾向。同样，在大江的文学创作中也把身体特别是其中的“性”当成描绘人类、世界的手段，从身体的“现代主题”里体察社会、体察人物，从而思考人为何物，以此作为现实反映和精神寻根的出口。死亡、性、出逃的身体(人物总是在现实困境中选择前往国外)这些大江小说中对主人公常见的身体描写，往往被他用作表现社会的病态现实和人的困顿状态。像在《个人的体验》中，大江以形貌如鸟、矮小瘦削、沉寂毫无生气的主人公身体形象，来联系小人物机械、枯燥、烦琐的生活和敏感、脆弱、懦弱的神经，“眼睛里满是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表情流露，但偶尔会像受惊了似的猛然睁开”[11]6。其中不切实际的“流亡”非洲的愿望是他试图用身体出逃来摆脱现实束缚，而最终对残疾儿及自我身体的接受则是选择直视现实。另外大江文学中以“性的人”作为政治隐喻的表达，也可以说是大江受鲁迅身体政治意义影响的直接变体。鲁迅以政治化的态度书写身体，“在鲁迅的小说中，身体总是被处决、被规训和毁灭的”，具体表现为“观看”的暴力、“被吃”的身体以及“政治化”的头发[12]。大江则以“性的人”隐喻政治，通过“性”表现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形成对政治中心的批判，同时也是从身体到政治的现代性批判。

鲁迅的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自觉的创作，在现实追问和反映中也有创新和突破，奠定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多种崭新样式。他也重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传播，力图打破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借鉴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将其融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书写中。而这些也都成为无形的影响投射到大江的文学体验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给大江以现实参照，为其自身文学提供发展条件。不难看到大江文学中多样化的形式，像其小说创作中对书信体样式的创新和挖掘，还有像《两百年的孩子》以超现实的笔触进行大胆的内容想象等，都体现出一种自觉、前进、创新的文学表现。但创新发展并不意味着抛弃和否定一切过去，相反应从传统的文化积淀中找到精神根基，进行重构深化并融入现实诉说中去。另外在二人的文学作品中还能看到许多相似的文学要素和文化表现符号，例如“看客”社会、示众隐喻、对边缘地带边缘精神的书写、死亡意象和残缺意象等，从这些自觉和不自觉的相似中都可以窥探出二人一定的关联性影响。同时大江在具体创作中也运用对外国文学的互文表达，同鲁迅一般，传达出向世界文学、文化精神沟通学习的心愿。

对于文学，大江始终坚持一个根本原理，那就是“只要人是历史性生物，那么，理所当然，文学的作用就是创造包含着过去与未来的同时代，以及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典型”[2]2。对现实、历史、人的全方位关怀，立足传统与过去，追问民族的现在与未来，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些都与鲁迅的文学理念、文学精神跨时空地契合在一起。谈到心中的鲁迅，大江表示“这个时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鲁迅是一个以自己优秀的小说为此做出证言的人。在这一点上,没人比鲁迅做得更出色”[6]。文学之于鲁迅，始终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将历史和时代的命运熔铸到自己全部的文学生命里，从而冲撞挣扎，找寻脱离铁笼的出路，给世界以希望的命题，给黑暗以光明。而大江也有幸在少年最初的昏暗迷茫里与其相遇，“我要从森林中的村庄去城市学校的早晨,母亲默默给了我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第一次回乡探亲,被问:读了《故乡》吗？就这样我与文学相遇,学会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态度。这是我迄今经历的最不可思议的幸运”[10]。从12岁起，鲁迅的精神信念便一直陪伴在大江左右，带来重要影响，无论在其文学创作还是在人生道路上都响有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