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民变在清初小说中的文学书写
——以《梼杌闲评》为例

杨剑兵 郁玉英

(汕头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民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民变包括民众暴动与农民起义(1)民国时李文治编《晚明民变》(《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4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即将明末农民起义视为民变。，狭义民变专指民众暴动。与农民起义相比较，民众暴动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一是自发性。农民起义一般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主要包括宗教组织、军事组织等；民众暴动一般只是民众自发行为，缺乏统一组织领导，但也不排除由个别人物来领导。二是短暂性。农民起义一般时间较长，短则一月或数月，长则达几十年；民众暴动则常常只有几天时间，绝少出现数月以上者。三是针对性。农民起义常常以推翻地方或中央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为主要诉求，明显具有政治性；民众暴动一般不以谋求政权为目的，只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发生的群体性行为。有史记载的最早的民众暴动，一般认为是发生于共和元年(前841)的“国人暴动”[1]14，而最早的农民起义比最早的民众暴动要晚得多，史界一般认为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陈胜、吴广起义[2]1949-1965。本文所述民变是指狭义之民变，即指民众暴动。

晚明民变是从民众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开始的。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为满足自己的奢华生活及弥补对外征战造成的巨大军费亏空，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派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括民脂民膏。这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主要包括万历二十七年(1599)反对税使陈奉的武昌民变、万历二十八年(1600)反抗市舶太监李凤的新会民变、万历二十九年(1601)葛成领导的反对税监孙隆的苏州民变、万历三十年(1602)反对矿监潘相的景德镇民变等。进入天启时期，民变开始转向反对阉党的斗争，主要有天启六年(1626)三月的苏州民变、天启七年(1627)二月的徽州民变等。崇祯时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民变又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主要有崇祯十三年(1640)的杞县民变，这次民变直接导致李岩率领民众投奔李自成。

民变是晚明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书写晚明重要历史事件为己任的清初时事小说对晚明民变表达了应有的关注，如《剿闯小说》第一回、《新世弘勋》第五回、《樵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九回都描写了杞县民变，《樵史通俗演义》第十回、第十三回分别描写了苏州民变和徽州民变。相对于上述时事小说，《梼杌闲评》(2)本文所引《梼杌闲评》内容，均据刘文忠校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梼杌闲评》。描写的民变次数更多，计有三次，包括武昌民变、苏州民变、徽州民变；描写民变更有自己的特色，如：描写武昌民变时加入更多的虚构因素，描写苏州民变中的五义士形象更为具体，描写徽州民变的过程更为完整。通过对这些民变的描写，小说更加突出晚明时期重要历史人物魏忠贤的形象。故此，笔者将以《梼杌闲评》为例，着重探讨历史上的三次民变在此小说中的文学书写。

一、更多虚构的武昌民变

小说第八、九回描写了武昌商民痛打税使程士宏事件，这一事件当以万历二十七年(1599)反对税使陈奉的武昌民变为原型。《明史·神宗本纪二》载：“(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丁丑，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3]281《明史·冯应京列传》又载：

税监陈奉恣横，巡抚支可大以下唯诺惟谨，应京独以法裁之。奉掊克万端，至伐塚毁屋，刳孕妇，溺婴儿。其年十二月，有诸生妻被辱，诉上官。市民从者万余，哭声动地，蜂涌入奉廨，诸司驰救乃免。应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阳饷食而置金其中。应京复暴之，益惭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诸司，以甲士千人自卫，遂举火箭焚民居。民群拥奉门。奉遣人击之，多死，碎其尸，掷诸途。可大噤不敢出声，应京独抗疏列其十大罪。奉亦诬奏应京挠命，陵敕使。帝怒，命贬杂职，调边方。给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应京。帝益怒，除应京名。……缇骑抵武昌，民知应京获重谴，相率痛哭。奉乃大书应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愤，聚数万人围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执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伤缇骑；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门，可大不敢出。奉潜遣参随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杀数人，伤者不可胜计。日已晡，犹纷拏。应京囚服坐槛车，晓以大义，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请还京。[3]6174-6175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此次民变的原因是税监陈奉“恣横”，导火线为“诸生妻被辱，诉上官”，民变结果是冯应京遭罢官、押解，而陈奉却逍遥法外。

再看《梼杌闲评》中的武昌民变。这次民变是由税使程士宏引起。程士宏在魏进忠(即魏忠贤)的建议及殷太监的周旋下，得到了“湖广矿税钱粮，着程士宏清查”(第八回)的批条。在前往湖广途中，程士宏及其一帮随从“狐假虎威，虚张声势，无般不要，任意施为”，“山东、江淮经过之地，无不被害”，“荆湘一带，民不聊生”(同上)。特别是在均州武当山时，以“擅开金矿，刨挖禁地”之名，“把黄同知父子拿来收禁，把家财抄没入官。田地房产仰均州变价，侵占的田地准人告覆。将妇女们尽行逐出”，最后，“黄同知父子苦打成招，问成死罪，候旨正法”(同上)。在前往湖广任参政、途经武当山时，冯应京遭黄同知妻拦轿喊冤，愤而上疏斥责程士宏“凌雪有司，诈害商民，罪恶已极，难以枚举”，并策划众人捉拿程士宏。在送走前来拜见的冯应京后，程中书“忽听得一声炮响，岸上一面白旗一展，只见江上无数小船望大船边蜂拥而来，岸上也挤满了人。大船上只疑是强盗船，正呼岸上救护，忽又听得一声炮响，岸上江中一齐动手，把五六号大船登时打成齑粉，把程中书捆起送上岸来，余下人听其随波逐流而去”(同上)。这次民变的结果是“程士宏暴虐荆、湘，以致激变商民，着革职解交刑部严审。冯应京倡率百姓毁辱钦差，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交三法司审拟具奏。其余愚民着加恩宽免”(第九回)。

从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民变的主要原因是程士宏借清查矿税、钱粮的名义一路搜括商民，民变的导火线是黄同知妻在武当山拦轿告状，民变的结果是程士宏与冯应京双双落职。

通过史书记载与小说描写的比较，可以发现小说在创作时更多体现其虚构性：

(一)民变中加入了魏忠贤因素。据《明史·魏忠贤列传》，未有魏忠贤在万历时期参与矿监税使的记载，而小说将此次民变加入魏忠贤因素，当为小说作者的虚构。在小说中，无论是在民变前、民变中，还是民变后，魏忠贤因素自始至终贯穿其中。

民变前，在魏忠贤建议下，中书程士宏顺利成为朝廷钦差前往湖广清查矿税、钱粮。当时，魏忠贤随其母侯一娘进京探访魏云卿，不料魏云卿却外调广东任职。于是经人介绍，无所事事的魏忠贤成为中书程士宏的跟随。在程府，魏忠贤说话乖巧，办事麻利，深得程中书喜爱。有一次，程中书因杨太监往陕西织造驮绒事而大为受气，魏忠贤建议其上本说“历年进贡钱粮拖欠不明，当差官去清查”(第八回)。果不其然，在得到重金贿赂的殷太监的周旋下，程中书得到前往湖广清查矿税、钱粮一职。

民变的导火线发生在武当山，而武当山正是魏忠贤建议程中书前往游玩的地方。在武当山时，魏忠贤受到黄同知吏目的欺侮，而武当山道士与当地百姓亦深受黄同知的欺压。程中书在魏忠贤和道士的怂恿下，以“擅开金矿，刨挖禁地”之名拘押了黄同知父子，并抄没家产、逐出妇人。而此时正前往湖广任参政的冯应京恰好经过武当山，黄同知妻拦轿喊冤，冯应京大为光火，一方面去抚院申诉其事，一方面又出示白牌告知民众。最后，在冯应京的策划下，民众痛打了程中书及其随从。

民变后，程中书为冯应京羁押，而魏忠贤则落水漂流至沙市，并与时任荆州卫经历的魏云卿相见。在小说中，魏忠贤自始至终经历了这次民变，这亦是魏忠贤在入宫前经历的重大变故之一。

《梼杌闲评》为何将此次民变与魏忠贤联系起来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对矿监税使的痛恨。明万历时期，矿监税使可谓横行霸道，为时人所痛恨，而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来描写这次民变，是对当时现实的反映，亦是对矿监税使罪恶的揭露及对民众反抗的同情。二是基于对魏忠贤的痛恨，小说冠以“梼杌”之名盖即指此。这次民变的直接责任应归咎于中书程士宏，而程士宏的诸多行为又与魏忠贤的建议与怂恿有关。换言之，小说中这次民变的发生与魏忠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作者亦意欲借此次民变加入魏忠贤因素而达到间接痛批魏忠贤的创作目的，从而保持全书对魏忠贤态度的一致性。

(二)小说更改了史书中的民变结果。从上文对史书与小说中民变的比较可以看出，史书中的冯应京在民变后是“囚服坐槛车”，而陈奉是“亟请还京”。出现这种民变结果，主要是因为陈奉代表了明神宗的利益，而冯应京冒犯陈奉的行为实际上也就冒犯了明神宗的利益，所以在《明史·冯应京列传》中出现了几次“帝怒”[3]6175现象：“奉亦诬奏应京挠命，陵敕使。帝怒，命贬杂职，调边方”，此一“帝怒”；“给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应京。帝益怒，除应京名”，此二“帝怒”；“吏科都给事中郭如星、刑科给事中陈维春更连章劾奉。帝怒，谪两人边方杂职，系应京等诏狱，拷讯久之不释”，此三“帝怒”。小说家似乎并不太满意已有的史实，而是按照自己的情感因素去设置情节。于是，在小说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民变结果：程士宏“着革职解交刑部严审”，冯应京“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交三法司审拟具奏”，“其余愚民着加恩宽免”。这种民变结果的更改主要是指将史书中的陈奉更改为小说中的程士宏，而这一更改正反映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历史上的陈奉在湖广做税监时为所欲为，却在明神宗的庇护下逍遥法外，时人对此不满，稍有正义感的文人更为不满。但是，面对无法更改的史实，小说作者只能通过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将程士宏革职并交刑部严审，既是作者良好愿望的表达，亦是对民意的呼应。换言之，作者对历史上陈奉的不满，在小说中的程士宏身上得到了纾解。这或许即是作者将历史上的陈奉更名为小说中的程士宏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与史书相比，小说有一个重要共同点，那就是都有一位极力支持民变的人物冯应京，但它们在表现方式上又有所不同。《明史·冯应京列传》记载了湖广佥事冯应京直接与税监陈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捕治其爪牙”“独抗疏列其十大罪”等；而小说则将其描写为这此民变的直接策划者，包括出白牌告示民众、以白旗为号拿下程士宏等。欧阳健谓之云：“文中云冯应京为民变之策动指挥者，则是对于史料的典型加工的结果，这种构思，更显匠心独运。”[4]208小说中的冯应京与史书中的冯应京虽在支持民变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深受民众爱戴却是相同的。《明史·冯应京列传》记载了冯应京被逮后士民为其送行与申冤的情形：“应京之就逮也，士民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既去，则家为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诣阙诉冤，帝不省。”[3]6176小说第九回描写道：“抚院接了旨，官校即将冯公上刑具，荆、湘之民扶老携幼，皆各出资财送与官校，才放松了刑具。有送至中途者，有直送至京到法司处代他打点的，各衙门都用到了钱。”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小说描写，读者均能感受到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在当时是符合民意的，而斗争的代表人物受到民众的爱戴即是这种民意的表现。所以，冯应京是民变的支持者，实质上也是民意的支持者。

总之，小说中的武昌民变在依据一定史料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虚构成分，特别是魏忠贤因素的加入对塑造入宫前的魏忠贤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在描写入宫前的魏忠贤时，更多倾向于“明珠缘”的描写，而未更多突显其奸诈的个性。然而，这次民变无疑将魏忠贤本质性的一面展露无遗，亦为其入宫后种种罪恶表现埋下伏笔。

二、更为具体的苏州民变

明万历时期，苏州发生过两次民变，即万历二十九年(1601)葛成领导的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和万历三十年(1602)反对税监刘成的斗争。进入天启时期，由于阉党专权，苏州民众由先前反对税使的斗争开始转向反对阉党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三月的反对阉党的斗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史书与文学作品对天启六年(1626)的苏州民变多有记载和描写，史书记载较为全面的是《明史·周顺昌列传》，文学作品主要有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吴肃公的《五人传》、江左樵子的《樵史通俗演义》第十回、佚名的《梼杌闲评》第三十五回等。其中，相对于史书记载及其他文学作品的描写，《梼杌闲评》第三十五回的描写更加丰满与具体：

(一)五义士形象更为丰满。无论是史书的记载还是文学作品的描写，都重点突出了这次民变中的五义士，包括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但是《五人墓碑记》、《樵史通俗演义》第十回及《明史·周顺昌列传》均只对五人的英雄气概作总体上的记述，而未对其中某个人物作具体描述。如张溥《五人墓碑记》描写五人就刑时的气概道：“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5]卷三不过，《五人传》却相对有具体描写，如颜佩韦“爇香行泣于市中”[6]261，马杰“击柝呼市中”[6]262，杨念如、沈扬“攘臂直前诉”[6]263等。然而，相对于《梼杌闲评》第三十五回的描写，仍然稍显单薄。且看《梼杌闲评》对马杰描写道：

有司只道是来看开读的，不知内中有个豪杰，起了个五更，在街上敲梆喝号道：“要救周吏部的都到府前聚齐！”故此满城的挨肩擦背，争先奋勇来了无数。

又描写颜佩韦道：

各官迎接龙亭，进院分班行礼毕，才宣驾帖。忽听得人丛中一片声喊道：“这是魏忠贤假传的圣旨，拿不得人！”就从人肩上跳出一个人来，但见他：阔面庞眉七尺躯，斗鸡走狗隐屠沽。胸中豪气三千丈，济困扶危大丈夫。这个豪杰手中拿了一把安息香，说道：“为周吏部的人，各拿一枝香去！”一声未完，只见来拿香的推推拥拥，何止万人，抚按各官那里禁压得住？

又描写沈扬、周文元、杨念如痛打校尉李国柱道：

有一个不识时务的校尉李国柱乱嚷道：“甚么反蛮，敢违圣旨！”只见人丛中又跳出几个人来，一个个都是：凛凛威风自不群，电虹志气虎狼身。胸中抱负如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几个豪杰上前将李国柱拿住道：“正要剿除你们这伙害人的禽兽！”才要动手，人丛中又抢出几个来，把李国柱揪翻乱打，各官忙叫“不要动手”，那里禁得住？打的打，踢的踢，早已呜呼了。

从上述对五人的描写可以看出：小说出现了对五人外貌与气质的描写，如对颜佩韦描写：“阔面庞眉七尺躯，斗鸡走狗隐屠沽。胸中豪气三千丈，济困扶危大丈夫。”再如对沈扬等三人的描写：“凛凛威风自不群，电虹志气虎狼身。胸中抱负如荆聂，专向人间杀不平。”这种描写亦是《梼杌闲评》的独特之处。小说还出现了对五人动作与语言的描写。在动作上，如马杰“在街上敲梆喝号”，颜佩韦“从人肩上跳出”“手中拿了一把安息香”，沈扬等三人“上前将李国柱拿住”“把李国柱揪翻乱打”等；在语言上，如马杰的“要救周吏部的都到府前聚齐”，颜佩韦的“这是魏忠贤假传的圣旨，拿不得人”“为周吏部的人，各拿一枝香去”，沈扬等三人的“正要剿除你们这伙害人的禽兽”等。这种动作与语言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五义士对周顺昌的崇敬及对阉党的痛恨，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五义士有血有肉、触手可感的形象。总之，相对于史书和其他文学作品较为笼统而模糊的描写，《梼杌闲评》通过对外貌与气质、动作与语言的描写，对五义士形象的刻画更为具体、丰满，同时将作者的情感因素亦蕴含其中。

(二)民变中被打死的校尉有了具体姓名。据查阅现有材料，笔者尚未发现在这次民变中被打死的校尉有具体的姓名，如《五人墓碑记》未涉及校尉事，《五人传》描写缇骑被杀：“一(缇骑)匿署阁，缘桷桷动，惊而坠，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以屐，脑裂而毙。其匿厕中、翳荆棘者，俱搜得杀之。”[6]284但是作者仍然没有提及死者缇骑的姓名。《樵史通俗演义》第十回虽涉及到两位被打校尉的姓名(张应龙、文之炳)，但仍然无从得知那位被打死的校尉的姓名。《明史·周顺昌列传》亦只作如是载：“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3]6354而《梼杌闲评》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给予那位死者校尉以李国柱的具体姓名。李国柱在小说第三十五回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

有一个不识时务的校尉李国柱乱嚷道：“甚么反蛮，敢违圣旨！”

几个豪杰上前将李国柱拿住道：“正要剿除你们这伙害人的禽兽！”才要动手，人丛中又抢出几个来，把李国柱揪翻乱打，各官忙叫“不要动手”，那里禁得住？打的打，踢的踢，早已呜呼了。

府县恐有不虞，叫将城门关了，一面着人访拿为首的，一面具题道：“三月十八日开读时，合郡百姓执香号呼，喧闹阶下，群呼奔拥，声若雷鸣。众官围守犯官周顺昌，官校望风而逃，有登高而坠者，有墙倒而压者，有出入争逃互相践踏者，遂至随从李国柱身被重伤，延至二十日身故。”

在小说中李国柱可谓是“短命”人物，刚出现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小说将校尉姓名具体化，或许是作者依据了不为人知的材料，或许是小说家的“创造”。正如《樵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九回描写杞县民变时将知县冠以宋姓一样，栾星谓之云：“有趣的是，在懒道人及蓬蒿子笔下，这位杞县知县为无名氏。因而蓬蒿子代写的告示，只能写‘杞县正堂示’，不能写‘杞县正堂某(应填姓)示’，这是一大缺点，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种空头告示的。更有趣的，到了江左樵子手中，就迳直派这位知县姓宋了，且说‘极是执拗’(第二十九回《李公子投闯逃祸，杨督师失机殒身》)。江左樵子始料不及，这样竟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待康熙间杞县人看到了他的书，坚执说这是造谣，杞县既无乙卯举人姓李名岩者，那时也没有知县姓宋。为此县人专门写了一篇《李公子辨》，载之县志。这就是最早否定李岩其人的那篇《李公子辨》的写作缘由与抛出的经过。”[7]15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史料记载与其它文学描写，《梼杌闲评》在描写苏州民变时着重突出了其具体化。这种突出描写对塑造巅峰时期的魏忠贤形象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间接反映了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控朝政、肆意妄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把控朝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假传圣旨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肆意妄为则主要表现在魏忠贤党羽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民众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痛恨。对五义士有血有肉的具体描写，将民众与阉党之间的矛盾刻画得极为细致。这亦说明阉党的飞扬跋扈早已造就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只需要导火线的点燃，而周顺昌事件正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故此，苏州民变是晚明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小说塑造魏忠贤“梼杌”形象的一个重要事件。

三、相对完整的徽州民变

徽州民变发生于天启七年(1627)二月。这次民变是由发生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的吴养春狱引起的，即程演生在《天启黄山大狱记》中谓之明天启间徽州三大狱之一的“吴养春侵占黄山之狱”[8]第七集第二册。所谓吴养春狱，《明史·魏忠贤列传》载：“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养春仆告其主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忠贤遣主事吕下问、评事许志吉先后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残酷。知府石万程不忍，削发去，徽州几乱。”[3]7821《明史·霍维华列传附李鲁生列传》载：“主事吕下问治徽州吴养春狱，株累者数百家，知府石万程不能堪，弃官去。”[3]7866正是由于阉党成员吕下问秉承魏忠贤的旨意，在徽州为所欲为，从而激起民变。关于这次民变的前期过程，《安徽文化史》引用了《天启黄山大狱记》及相关材料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

天启七年(1627)2月底，吕下问“坐勒士商吴献吉山价银一万两”(按：此段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天启黄山大狱记》)。献吉逃匿，吕下问即命差快黄文拘催，两白捕窜至岩寺献吉至亲潘谟家。“时潘谟已外出，文所带白捕知潘谟邻室潘家彦富厚、思蚕食之。适家彦亦远出未回，室尽妇人，两白捕擘门入，妇人惊号。众愤不平，殴两捕死，毁其尸……乡城之人，无不切齿部差者，乘机而起，大书‘杀部安民’四字，遍布通衡。”(《丰南志》第10册)三月初一日，民众万余人冲入吕下问公署，吕已“仓惶破后壁宵遁”，于是愤怒的民众“毁门火其宫”(《丰南志》第10册)。最后，歙县令倪元珙“徒步，挥涕慰谕”，民众方散。此即“徽州民变”。[9]1810

《樵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对吴养春狱作了简要描述，第十三回又对徽州民变作了简要描述；而《梼杌闲评》第四十一、四十二回对吴养春狱、徽州民变的描写则相对完整。

徽州民变由两部分组成：前期是由吕下问激起，后期是由许志吉激起。史书记载多为前期的民变，而对后期的民变则较少涉及，如《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明史》等。《樵史通俗演义》对这次民变的描写亦有这样的特点，如小说对后期民变仅在崇祯帝的旨意中提及：“许志吉以参处秽吏，投身奸逆，借吴养春籍没追赃变价之事，鱼肉乡邑，深可痛恨。着抚、按一并提问。”(第二十三回)但《梼杌闲评》对前期的民变有较为完整的描述，对后期的民变也有充分描写。吕下问在徽州激起民变后，魏忠贤再派徽州籍寺丞许志吉查处吴养春狱。许志吉“本是徽州许相公(许国)的孙子，以恩荫仕至苑马寺丞，与吴养春是至亲”(第四十一回)，但他到徽州后却不顾乡梓情谊，不但厚脸行事、大肆敛财，还意欲霸占程有政遗孀，最终激起民愤，小说描写道：

那许寺丞犹自做张做势的狂吠，众人上前一齐动手，打得个落花流水，将手下人打死了几个，那许寺丞早逃走个不见。众人见他走了，竟打到他家里去，放火烧他的房屋。百姓都恨他，也齐来帮助。家财尽遭掳掠，妇女们剥得赤条条的，赶出街坊。这一场丑辱，却也不小。还要寻到许寺丞，打死才称众意。(第四十一回)

最后，魏忠贤将许志吉撤回，徽州民变才告一段落。在魏忠贤倒台后，许志吉“以参革秽吏，投身逆珰，鱼肉乡里，几至激变”而“照律拟绞”，后就刑于西市。(第五十回)

相对完整的徽州民变描写，有利于学者对此次民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感受到当时阉党势力炽热的社会现实以及民众不屈于阉党淫威的斗争精神。同时，这次民变距魏忠贤倒台仅半年时间。所以，这次民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最后疯狂，亦将魏忠贤罪大恶极的形象描写推向一个新高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梼杌闲评》描写的三次民变各有其特色。如武昌民变是在魏忠贤入宫前，初步显示其罪恶本质；苏州民变是在魏忠贤掌权巅峰期，充分显示其操控朝政；徽州民变是在魏忠贤倒台前夕，充分彰显其最后的疯狂。

三次民变在塑造魏忠贤形象方面有其共性：

一是将三次民变与魏忠贤紧密联系起来。历史上的武昌民变本与魏忠贤无关，但作者在小说中却通过文学的形式将其联系到一起，而且让魏忠贤自始至终经历了这次民变，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历史上的苏州民变与徽州民变均直接与魏忠贤有关，小说在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增添相关情节、细节，使这两次民变在人物形象上更为突出、故事情节上更为完整。作者之所以将民变与魏忠贤紧密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表达对魏忠贤的痛恨，或通过虚构的描写，或通过忠实的描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总结了万历以降明廷逐渐走向衰亡的痼疾。

二是揭露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恶。魏忠贤在引起武昌民变的因素中仅扮演着参与者角色，但仍然可以看出其早期善于逢迎、贪图利欲的个性。苏州民变与徽州民变表面上是由毛一鹭、吕下问、许志吉等人恣意妄为引起，实际上幕后操纵者均为魏忠贤。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小说揭露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利欲熏心、大肆敛财、排斥异己、操纵朝政等罪恶。

三是张扬民众的斗争力量。小说在揭露的同时还有褒扬，主要是褒扬民众敢于与权势斗争的精神。无论是武昌民变中的程士宏还是苏州民变中的毛一鹭，以及徽州民变中的吕下问、许志吉，他们都是以钦差的身份来到地方，而民众敢于同这些钦差官员及其部下作斗争，一方面需要巨大勇气，另一方面也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这何尝不是对天启、崇祯时期农民起义原因的反思呢？

总之，《梼杌闲评》通过对三次民变的描写，反映了晚明的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作者对亡明者的痛恨及反思总结明亡教训的遗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