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视野下的城市治理与漳州考察
——以佐藤春夫《南方纪行》为中心

庄 苹

（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作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国趣味”[1](P16)的宣扬者，佐藤春夫（1892—1964年）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多次访问中国，撰写了不少中国题材小说，也留下了唯一的题为《南方纪行》的中国游记。对此，佐藤曾在《唐物因缘》之中提到：“这三十年间曾四次到过中国。二十几年前，是自己提出大陆旅行的趣味性和必要性，先是谷崎，接下来是芥川，他们的中国之行也是出于自己的提议。”①文中参引佐藤《唐物因缘》等日文版著述的中文引文皆由笔者所译，下同。[2]（P167）在此，佐藤提到了同一时代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也提到了自身在二十多年前的大陆旅行，还讲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己是谷崎、芥川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豪中国旅行的提议者，还把自己称为所谓的“中国趣味”的“爱好者”的“最后一人”。

《南方纪行》是佐藤春夫第一次到中国之后而编撰起来的游记。1920年7月6日，应好友东熙市的邀请，佐藤春夫抵达台湾基隆，而后在7月22日至8月4日期间到厦门、漳州旅行，再返回台湾，一直到10月15日离开基隆。《南方纪行》一书在1922年4月经新潮社出版，收录了《厦门印象》《集美学校》《漳州》等六篇文章，尤其是《漳州》一文，尽管到了1922年的《南方纪行》被排列为第五篇，但事实上该文最初却是以《南方纪行（一）漳州》为标题，且于1921年8月1日发表在了《新潮》第35卷第2号，也就是最早出版的旅行记载[3](P84)。换言之，漳州给予佐藤春夫以巨大的刺激、深刻的印象，故而成为了佐藤的南方书写的第一个内容。

围绕《南方纪行》的研究，我们可以列举出日本学者河野龙也的系列研究，尤其是基于地域文化的考察，也可以提到高洁《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4](P113)、吴光辉的《文学的表象とポジションの移転――佐藤春夫の『南方紀行』を中心に》[5](P211)围绕中国形象的认识。不过，作为佐藤春夫旅行日记之中的漳州，却几乎不曾作为单独的对象来被加以考察，尤其是该文作为最早出版的短篇这一“不可磨灭”的根本事实，就此也不得不令人倍感遗憾。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论尝试还原佐藤春夫的旅行游记所记载下的漳州的政治改革和人物风土，提示佐藤春夫的闽南印象与中国认识，以此为契机来揭示出佐藤春夫这一文人心底的“中国趣味”的实像与虚像，构筑起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中国的方法。

一、台湾·厦门·漳州的旅行经纬

1920年6月下旬开始的台湾之旅，对于佐藤春夫而言，实质上不仅是一场“游戏于山水之间”的快乐之旅，更充满了跌宕与挫折、反省与觉悟。依照日本学者川本三郎的研究，台湾之行的动机可谓极为简洁，亦极为复杂。

佐藤春夫于1920年（大正九年）夏天，到了台湾。那是因为有内心郁结之事，回到家乡时，受住在台湾的老朋友的邀请，一时产生游意。从台北前往高雄，7月上旬，参观了其老朋友所住的地方，乘坐轮船一个晚上就可跨过台湾海峡到达福建。佐藤想要参观对岸的地区，就来到了厦门。泉州因战乱去不了，待到8月上旬，花了两周时间在厦门、潭州（指漳州）一带游玩。[6](P214)

所谓被“游意”所驱使，乃是源自“思い屈する”（内心郁结）之事。具体而言，即佐藤春夫于1916年与谷崎润一郎成为好友。1919年，谷崎厌倦其妻子千代，而千代与佐藤交好，谷崎知道后想把妻子让给佐藤，而后却突然反悔，佐藤愤而与谷崎绝交，因其发生在神奈川县小田原，故称之为“小田原事件”。也就是这一场“情场失意”的事件，故而令佐藤春夫开始了自身的南方之行。不过，就厦门、漳州之行而言，佐藤不过是抱着要去一探的思想而临时起意，绝不是有意为之，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被“异国情调”所驱使，而开始了厦门、漳州之行。

不过，既然提到了漳州，则不得不提到随行之人，即在漳州开业行医，同时在漳州军兼职的台湾人——援闽粤军一等军医许连城。佐藤春夫的漳州之行，应该说与许连城，与援闽粤军存在着不小的根源。不仅如此，与佐藤春夫同行之人，亦包括了台湾打狗（高雄）认识的中国人、担任厦门导游的小郑、兼任漳州向导与翻译且第一次到漳州的两名台湾人——旭瀛书院教师徐朝帆与余锦华。在这一群人之中，许连城可谓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佐藤春夫之所以萌发到漳州旅行的动机，应该不是在台湾就制定了计划，而是抵达厦门之后才开始考虑。换言之，佐藤春夫是在厦门接触到了漳州的信息，为之触动，为之刺激，从而突然决定到漳州一行。这一动机可以通过佐藤春夫滞留厦门之际的书简而一窥究竟。

昨夜得台湾绅士林木土的知遇，寄宿在其宅邸。……此宅占地面积约五十坪，共三层，坐拥鼓浪屿之一等绝景。从檐廊眺望海上明月，仿佛自己即将化身为传说中的浦岛太郎。

7月27日 寄佐藤丰太郎书简[7]（P39）

“昨夜”是指佐藤春夫抵达厦门之后留宿于鼓浪屿的日子，书简之中提到的“浦岛太郎”，来自日本古代神话，曾经历了东海龙宫的奇遇。尽管佐藤来到了风景绝佳的鼓浪屿，但是却依旧无法掩盖自身作为日本人，处在异国的一种惆怅、一种担忧。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书写中国的故事，也成为了佐藤春夫的一大兴趣之所在，同时也成为了论证自身的存在价值之所在。

佐藤春夫之所以怀有这样的好奇心，一方面是来自漳州的市区改造、公园建设和鼓吹新思想，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治理；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未来的关注。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将如何，日本将如何与作为他者的中国相处，这也是身为日本人的佐藤春夫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之一。事实上，佐藤春夫一开始或许并没有游历漳州的计划，但是在停留厦门之际，却听说了不少关涉陈炯明和漳州改革的传闻。虽然自台湾到厦门一直陪同的“郑”提前返回了台湾，但是佐藤还是坚持去漳州参观。至于参观漳州的理由，佐藤描述指出：“我想看看自到厦门后就一直有各种传闻徘徊于耳边的漳州，还有占据那里的陈炯明的治理措施。又听说，近两周漳州军将要与广东军决一死战，这更增添了我的好奇心。”[8]（P087）由此可见，佐藤对于试图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倍感好奇、极为关心。

这样的好奇和关心也接续在了佐藤邮寄给纪州新宫的父亲的信函之中。“明天想去一个距厦门上游两个小时水路叫做漳州的地方参观。那里南军非常活跃，且因市区改造、公园建设和鼓吹新思想而出名。”[9]（P293）这一时期正处于日本大正中期，大量中国美术品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人对“中国趣味”的关心日益高涨。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一些城市建立了铁道交通，为日本人的海外旅行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著名作家相继访问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交通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书写中国纪行的风潮。佐藤春夫就是在五四运动与护法运动蓬勃兴起，中国政局处在急剧动荡的时期，造访了漳州这一交通不便的城市。由此可见，佐藤应该说抱有了极为明确的社会观察目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佐藤的体验也可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异文化体验。就这样，佐藤在《南方纪行》的“漳州”一章，介绍了这一时期闽南护法区的中心的政治改革和人物风土，书写了独特的漳州体验与地方印象。

二、漳州的城市治理与风土考察

漳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据漳州芗城文史资料的介绍：“漳州建制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到宋代，府城城防设施及公共建设已一应俱全，经济发达，汉儒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人文昌盛，贤才辈出，被誉为‘海滨邹鲁’。……据志书记载，漳州府城始建于宋初，土夯墙体。绍定三年（1230年）全部砌石制城墙。……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以漳州为中心建立闽南护法区，进行一系列市政改造。”[10]（P1-2）至佐藤春夫抵达漳州的1920年初，漳州已被誉为“闽南的俄罗斯”。那么，佐藤春夫究竟是如何考察漳州？

首先，依照佐藤春夫的目的，最为直接的关注点也就是陈炯明的城市改造。1918年，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驻扎漳州，建立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11]（P238）。闽南护法区成为孙中山反对军阀、进行护法的唯一“根据重地”。这一时期，陈炯明整军经武，推行新文化，建设新社会，实行政治民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革新。依照肖林的研究，陈炯明的漳州政治改革的核心措施为：第一，建立廉勤简约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立政务处、警务处、高等法院、财政局、工务局、教育局、《闽星》（报刊）社；第二，实行委派制、任命制、邀聘制、举荐制，采用人事革新的方法，安排和择用地方行政职官；第三，推行“以闽治闽”的自治思想，首倡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鼓励组织民众团体，开放言论、结社自由；第四，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建设市政，繁荣经济，推行新文化，启发民智，勤为民谋。陈炯民治理漳州的功绩，可谓是一个不须争议的历史事实[11]（P234-238）。这样一系列改革可谓是积极地借鉴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措施，将漳州视为未来中国统一之后推行更大规模的改革的试点。

不过，佐藤春夫与其说是关注到陈炯明改革的全部，倒不如说更为关注到自身的“兴趣”之所在。一抵达漳州，佐藤春夫就关注到作为“漳州的门户”的石码。展现在佐藤春夫眼中的，却不过是所谓的“マヤカシもの”，即“仿造的赝品”的堆砌而已。依照许连城的介绍，陈炯明也把这里改建了一番，不仅开通了漳州与石码之间的道路，还修建了作为现代都市文明标志的公园，更是建立了极为壮观的花岗岩护岸工程等。不可否认，陈炯明按照自己的构想，开始改造这个地处平原却古老滞后的漳州。在陈炯明的带领下，漳州设立了公家市场、卫生会、贫民教养院、国民学校等一系列公益设施，还派遣了赴苏联的留学生、发行了教育杂志和《闽星日刊》报纸。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陈炯明让漳州的街市面貌一新[8]（P096-097）。但是面对这样的新气象、新面貌，佐藤春夫却表示了一点怀疑，认为：“许先生到底是漳州军的军医，言辞之间对漳州军颇有袒护——尽管陈炯明的所作所为在外面是毁誉参半。”[8]（P094）不仅如此，在目睹陈炯明改造石码，拓宽道路，新建模仿西洋的白色建筑之后，秉持传统观念的佐藤认为：“石码变糟了——中国的传统美荡然无存，而同时新兴的势力又极其微弱，简直如同可有可无的骗局，令人感到不安。”[8]（P094）在此，佐藤春夫认识到新旧中国在更替、传统文化被破坏、新兴势力难以维持，未来中国令人堪忧。

其次，作为一场旅行，佐藤自然而然能够了解到一些漳州的市井人情，且为之心生感触。在许连城的儿子的带领下，佐藤一行“在漳州城各处观光，这里的房屋像在石码时见到的那样，要么是在修建中，要么是明明已经造好了，却仍显得像在修建中那样没安定下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乡村邮局、牙医诊所以及城中的理发店、电影院等等林立的情景”[8]（P107）。公园“耸立着三丈多高的石碑，其表面镶着青铜板，板上刻有‘博爱’、‘平等’、‘互助’、‘自由’四个词，分别位于石碑的四面——这倒令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三大口号”[8]（P108）。路上看到家家门口贴的横联或竖联，除了“在一般的横联语句如‘万商云集’、‘珠玉满堂’、‘五福临门’、‘贵客常临’、‘天官赐福’等之外，在这面目一新的漳州街市上，相应地出现了反映新思想的语句。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输新文明’、‘世界更新’、‘人民平等’等等”[8]（P118）。在佐藤春夫的眼中，漳州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思想交汇、传统现代相互糅杂之所在。

历史上，陈炯明于1920年1月1日为《闽星日刊》撰写了出版宣言，进一步阐明了自身重视报刊创设的意愿和宗旨——“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12]（P36）在目睹了漳州的城市改造之后，佐藤春夫也禁不住产生了联想。尤其是佐藤阅读到了连载于《闽星日刊》的柯罗连科的小说，“确是一件非常高尚之事”[8]（P119），从而表达了对陈炯明推行新文化、致力教育事业的赞同。不过与此同时，作为考察街市的人，佐藤也得以直接关注到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提到整理道路之际，“为一丈石甃，两边住户必须各出二十五块银元”[8]（P107）。故而也就发出了感慨：“这漂亮的石甃，在我们日本人眼中看来，以日本的行情计算，五十元也是很便宜的。但是，……漳州这儿铺的石头并非新凿制运来，而是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东西，因此五十元的价钱确实是太贵了。说赚了十倍也许稍微夸张了些，但三五倍肯定是有的。”[8]（P107-108）由此也就站在一名生活者的立场来考察漳州。

第三，最令佐藤感到惬意的，莫过于漳州的风物和传统。佐藤一行在船上看到沿支流南溪和主流西江的交汇处建有码头的小镇海澄，“南溪之水与我们所过河流的混水相比，显得格外清澈。……我猜想‘海澄’这个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总之，这一隅的绿树碧水，就像回忆儿时的事时的定格一样，显得特别鲜明。站在远远的船上望去，这个小镇颇具日本风光。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游玩过的九州岛原附近的一个无名渔村，它的入江处与这里的情趣完全相同”[8]（P092-093）。船费牌“挺像中国人的风格的，非常有意思”[8]（P091），印泥店“历史悠久，制造方法颇具传统，因而闻名全中国。……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P117）。旧桥上的建筑“据说是为了防止水害而修建的观音堂”[8]（P112）。龙门（应为龙文）塔“是出于一种地势迷信而建造的。……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它与四周风光的相辅相成这一点，也值得赞叹——我甚至想，是不是哪位聪慧高雅之士，为增添风光之美，遂巧妙地利用俗世想法而建造了旧桥上的观音堂和这龙门塔的呢”[8]（p120）。“我”的一个遗憾是没去看江东桥，“小郑在说漳州城外三十里处的南靖拱桥值得一看时，漏说了江东桥，我对此甚而有些恨意。……虽然我自我安慰：‘即使去了，看到的也可能不过是平常之物而已。’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可惜——竟然没有去看我那般憧憬的唐代遗物而空回！”[8]（P122）漳州的风土不仅被佐藤所认同与欣赏，还勾起了佐藤的乡愁，也成为了自身想象“中国趣味”的一大素材。

三、佐藤春夫的漳州评价与中国认识

在《南方纪行》之中，佐藤不仅记录了漳州的政治改革和陈炯明，还对漳州的市井人情、风土传统进行了介绍，既表达了一种憧憬与欣赏，体现出了自身作为“中国趣味”的爱好者的一面，也表现出针对这样的城区改造、市政改革的问题的担忧，最为重要的，应该说就是自身与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传统、这样的氛围“格格不入”的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首先，通过实地考察，佐藤春夫可谓是“发现”与“确认”了城市改造的背后始终不曾改变的旧中国的事实。在佐藤春夫的笔下，“在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有七成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他们在随意地溜达着。……在长椅上、草坪中，以及各条小路上，‘草黄色军装’们自豪地或卧或走着”[8]（P108）。“去了一个有许多士兵的地方。从那里的气氛中，我察觉出那是妓院的一角。……穿着军服、少年军官模样的人正与妓女泛舟游玩”[8]（P109-110）。“在一棵大荔枝树的树荫里，三十多个穿草黄色军装的家伙正围在一处，把二十钱的银币往一件脱下的军装上堆高赌博”[8]（P120），“在旧桥的观音堂中吹管弄弦的，仍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们”[8]（P113）。看到孔庙的木制部分在手可触及的范围内已全被剥去，就断定“这一点是寒冬中聚于此庙士兵为取得生火的木材而干的”[8]（P112）。到了河岸，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不知怎么掉进了水里，正在挣扎，一群纳凉的人站在四周作壁上观，就像在看一只落入水沟的猫一样”[8]（P112）。把“援闽粤军”描写为军纪涣散、赌博玩乐、破坏文物、不得人心、不受百姓欢迎的散兵游勇，以至于士兵落水大家也漠不关心，无人相救。这一点可谓是与《民国日报》的记者所进行的宣扬，尤其是提到“粤军军纪十分严明，凡是违法做科者严惩不怠。……这样的护法队伍，深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11]（P232-233）截然不同。换言之，佐藤春夫在此目睹了一个不同于新闻媒体、不同于普遍认识的景象。

其次，针对陈炯明个人，或者说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佐藤春夫也抱有了深刻的疑虑。佐藤记录了漳州民众针对陈炯明的评论，如陈炯明“不过是吹牛皮，煽起假繁荣的气氛罢了”。又如“他总是想出各种点子来收税……用于所谓的计划、工程之类的只有一点点，甚至可以说十成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吧。要不怎么养得起那么多的部下”。“但是，陈炯明自己的月薪只有二百元……这样算来，任总司令的陈炯明的确收入不高。……士兵的月薪是八元……士兵都是无赖，当兵只是副业。赌博自不用说，甚至还干强盗的勾当……陈炯明并不是真心要发展漳州，他们是在广东被逼得待不下去了才来福建的……私下里的不满之声时有所闻”[8]（P97-98）。再如安海的“许督莲对陈炯明颇为不满。……很多事情和理由显示，云南军在安海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是受了陈炯明的指使。……安海之乱的始末渐渐明朗之后，陈炯明的威望就一落千丈了……他已经以各种名义榨取了漳州的财富，现在再待在漳州也没什么名义可以再榨钱了”[8]（P102）。就是通过这样的传闻和议论，佐藤得出了自身的结论：陈炯明高唱革命口号，表面上清正廉洁，实际上盘剥百姓，豢养军队，争夺地盘，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投机骗子。

再次，佐藤不仅自身得出了这一结论，还就陈炯明的未来进行了自我的预测。佐藤认为，陈炯明作为军阀而“拥兵的目的，据说是为了把不统一的中华民国建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即在中国讲不同方言的地区，先建立各自的地区政府，然后由这些地区的独立政府再形成一个联邦——中华民国。这就是他们的理想。……他试图以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在这偏隅之地建成像上海、广东那样由外国人建造出的文明街市。……他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8]（P096-097）。但是，面对陈炯明希望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走上现代化文明之路的思想主张，佐藤曾在再次写给父亲信中提到：“……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设立新政府（一年前开始），以新思想进行革命性的做法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他似乎乐于破坏古老的东西，珍贵的建筑被毁得乱七八糟，令人可惜。”（8月11日，寄佐藤丰太郎书简）[9]（P298）正如日本学者河野龙也所指出的，“总之，从‘漳州’这章所能窥探到的是他对中国内部自发进行的现代化的强烈关心，以及对那样的现代化难以消除的怀疑的目光”[9]（P298）。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怀疑与其说完全针对陈炯明、针对漳州改革，倒不如说也指向了自我的身份。经历了漳州旅行之后，佐藤曾提到：“一个应该注意的现象是，极其冷淡地谈论陈炯明的人多是日本人，而台湾人却都说‘不管怎样’——多多少少对陈炯明的见识与作用持有同感。这使我不得不感到，一直抱有被统治意识的台湾人，大概在陈炯明的主张中，找到了给予他们几许安慰的东西吧。”[8]（P102）陈炯明的理想，应该说是“以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建造出文明街市。”这无疑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陈炯明所主张的独立、自由、民主，也得到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人的认同。但是在此，佐藤却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将之描述为了“几许安慰”，故而也暴露出作为殖民扩张国家的国民对近代中国的来自心底的轻视。

佐藤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想或者情绪，乃是源自两位台湾人成为了漳州旅行的同行者。依照佐藤的记载，就在漳州东门附近的公家市场，“我”有不明白之事询问同行的余、徐两位先生，余先生就小声对“我”说：“最好少说日语，这里的人很讨厌日本人。……看样子好像与我这个遭人厌恶的日本人同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8]（P109）这显然让佐藤感觉到“排日”气氛以及作为异邦人的疏离感。事实上，这一时期，五四运动的余波抵达了中国南方，继福州事件之后，厦门也兴起了一个反日的潮流，且得到了来自广东军政府的支持。作为漳州掌控者的“陈炯明是闽南护法区的直接指挥者，其个人政治素质对闽南护法区的政治革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护法运动的重要政治力量”[13]（P96）。不可否认，这一革命的思想根源来自苏联，来自社会主义，极度敏感的佐藤春夫无疑也意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变，同时也感受到了自身作为一名“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佐藤曾提到“我”即便是离开了漳州，也“通过台湾的报纸，一直关注着漳州的情况。譬如有个旅行者曾在报上说，漳州的税收日益加重，……漳州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对陈炯明怨声载道。我一边看着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决战并占了很大优势的报导，……人的感情的确很奇妙。我只在漳州玩了两天，但就因为这样一点点原因，我就不禁希望漳州取胜”[8]（P121）。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绪，无疑是产生了一种以“日本人”的身份认同来加以权衡、加以判断的模式固见。佐藤春夫“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8]（P4-5）。换言之，正是通过漳州、厦门的南方之行，佐藤觉悟到了自身作为“日本人”的存在，也不自觉地落入到了一个以“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精神”为参照体系的现代性（Modernity）的陷阱之中。

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的漳州之行，原本不过是两日间的短暂旅程，但是却充满了不少的奇遇。正如日本学者河野龙也所提示的，或许在自厦门到漳州的渡船之中，佐藤春夫偶然地与作为孙文特使的蒋介石同行[9]（P320）。或许在漳州的考察之中，佐藤春夫真正地把握到了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感受到了未来中国围绕统一问题的纠葛与挫折。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佐藤春夫的漳州之行，经历了以自厦门的道听途说或者管窥蠡测的触媒而成为了实证性的考察，自最初的风土人情的游玩考察而成为了市政改革、市井人情、风土传统的鉴赏之旅，自最初的南方或者中国的形象构筑而成为日本人的自我身份的觉悟与认同。一言蔽之，《南方纪行》留下了日本人这一时期处在“漳州”这一小城的珍贵证言，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正是通过处在“漳州”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的小城的“视角转换”，也形成了佐藤春夫的中国认识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主体性。所谓复杂性，即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未来发展呈现出了无数的可能性；所谓多样性，即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仿佛可以经历多样化的思想洗礼——日本也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的一员；所谓主体性，即在于佐藤带有了极为显著的文明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念。正是缘于这样的认识，故而也令佐藤春夫的漳州旅行之中带有了“中国趣味”，带有了怀疑与思索，也带有了憧憬与批判、期待与失望、接受与拒绝的复杂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