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巩的“以史笔为墓志”

张亚静， 马东瑶

古人讲求“慎终追远”，墓志(铭)作为“追远”的措施，是整个丧葬仪式中重要的一环。钱基博认为墓志有两体：“其一为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以下欧、苏、曾、王诸人碑多宗之。”(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第360页。

钱基博的观点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总结而出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小序中说：“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2)姚鼐选编，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1-12页。传状与史书有类似处，但因书写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碑志则因要歌功颂德且以金石为载体，从伊始就与史传异途。章学诚亦认为：“至于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乎叹咏，本于辞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芜秽而以史传叙事之法志于前。”(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76页。以章学诚之言推之，史传渗入墓志是韩、欧为提升墓志文体品质所做的努力。

韩愈体尚实但仍不免有谀墓之嫌，那么尚实原则在墓志创作中如何被贯彻，“欧、苏、曾、王继之”，这几人又有哪些承变？苏轼墓志少，欧、王墓志受到的关注较多，曾巩则受关注少且角度单一。曾巩墓志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和撰述思想，如刘静贞《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王基伦《曾巩笔下的女性书写追求——一个来自儒家的生命思索》研究其写作思想倾向，杨果《宋人墓志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分析形象，郭亚磊《论曾巩的传记理论及传记创作》以墓志为据，探讨曾巩对传记作者的素养要求及其艺术风格。几种文学史和《历代碑志文话》都提到从韩愈到欧、曾墓志写作的“近史”变化，但未详述如何变化。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以欧、王为参照，挖掘曾巩墓志的“史传化”现象及文学史意义。

一、文史兼备：曾巩墓志写作的史学意识和文学呈现

欧阳修和曾巩皆主张以史笔作墓志，在张说、韩愈以史笔塑造墓主的基础上，欧、曾的贡献在于“史”的意识的嵌入，曾巩紧接欧阳修，对墓志文体进行改造，以史主文的特点十分明显。

曾巩墓志创作对象多元，包括前辈、同侪、亲戚、家人，他努力挖掘个体的独特之处进行叙事。选取最能体现个性的事迹刻画人物是史书书写的技巧，与“蔡邕体”不写具体行为，以典故、辞赋笔调叙事的特色完全相反。韩愈将这种笔法嫁接到墓志中，如《柳子厚墓志铭》选“以柳易播”之事突出其义气，《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选张彻骂叛卒一事体现其忠义。曾巩也常常提炼符合儒家道德观的事件作为中心书写。他的墓志半数为女性墓志，此点体现得极为明显：

……及其后，回、向、同、冏皆蚤世，人以为难处，夫人能自广以理，未尝乱其志。教养其孙，至男有立，女有归……惟夫人为子若妇，为妻若母，皆尽其道，于艰厄流寄之中，能立其家，成就其子，所以自处于通塞之际者，无不当于理，是其智术德性过人远甚。(4)曾巩：《金华县君曾氏墓志铭》，载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第606页。

……夫人能尽其力，治饮食、衣服以进，及丧，能尽其哀，皆如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学，夫人常夜治丝枱，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后，其子遂以文学名天下。既而其子不克寿，屯田府君亦卒于官，诸孙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栖吴郡，斥卖簪珥以经理其家，丝蓄粒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平居日夜课诸孙以学，有不中程，辄朴之。及长，遂多知名，连以进士中其科，泾县复校书集贤，世其父职。夫人乃顾诸孙谓曰：“吾始得事祖姑，今得弄曾孙。遂保有汝家起于既坠，吾老且死，不恨矣！”(5)曾巩：《天长县君黄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09页。

曾氏、黄氏夫君早逝，儿子也英年谢世，要支撑家庭、抚养孙辈，最终让男有所娶、女有所归。曾氏在此过程中从未烦及母家位至宰相的兄长，黄氏更是白手起家挣下了一份家产。在曾巩看来，二位夫人都能恪尽“子道、妇道、母道”。曾氏的独到之处是于艰厄流寄之中安贫乐道、智术德性过于常人；黄氏则坚强、有活力，因此作者裁剪出“韧”这个特质让她面目清晰。曾巩写王安石的母亲吴氏，突出其“笃行”的特点，《夫人周氏墓志铭》则突出周氏善学知礼的特点。

一般儒者写作女性墓志亦会强调其如何完成女儿、妻子、母亲的责任，曾巩的特点在于，他以儒者之眼发现其“闺中秀”，更以文士之眼体察其“林下风”的气质。如曾氏“能自广以理，未尝乱其志”，年老与兄长“白首相顾怡然”(《金华县君曾氏墓志铭》)；刘凝之夫人钱氏“亦其妻能安于理，不戚戚于贫贱，有以相之也”(6)曾巩：《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07页。；他的长妹“及长，喜读书。为人进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见其喜愠之色，内外属皆严重之”(7)曾巩：《郓州平阴县主簿关君妻曾氏墓表》，载《曾巩集》，第637页。；他的妻子晁氏“为人聪明，于事迎见立解，无不尽其理”(8)曾巩：《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33页。；甚至直接点明周氏“夫人独喜图史，好为文章，日夜不倦，如学士大夫，从其舅邢起学为诗”(9)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13页。。这些常是作为男性文人士大夫被称赞的风神气质。可见，曾巩评价女性，既在儒家体系之内，又注重凸显其个人品质中独特之处，避免千人一面。

曾巩于男性墓志写作也着力表现人物的独特性。戚舜臣墓志强调其家风良好，可世德久传(《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钱藻墓志落在为官“直而清”(《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苏序墓志表现其承前代好义之行，启后人好学之风(《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男性墓志涵盖的内容比女性丰富多样，曾巩善于把已有信息安排得详略得当，最后归结到墓主的独特性上。这点有时放在文中，有时置于文尾，提纲挈领，让墓志平中见奇、结构严谨。

墓志的一个诉求是“不朽”。“蔡邕体”语多虚赞，一般作者所作叙事、文辞常有同质化之弊，如何“不朽”？解决此矛盾成为写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韩愈引入史传笔法改革墓志，笔法背后是历史书写观察人、选择人的视角。个体缘何被正史记录？一个原因就是此人有其独特价值，这是历史挑选人的方法。历史从众人中选择独特者，史传进入墓志从个体经历中选择独特事件记录，这是一种思维的嫁接转换。因此，曾巩观察每个写作对象，提炼独特处进行书写。“韩愈体”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同质化的问题，让墓志变成富有特点的个人纪传。

曾巩墓志的历史意识直观地体现在“实录”的要求和冷静简洁的笔调上。墓志原本镂之金石以求声名不朽，“于是建碑表墓，昭明景行，俾芳烈奋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10)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42页。。墓志从文体起源看，和铭、颂、诔等称颂之体脱不开关系，但当时理论上又强调其写作“资乎史材”，如此才可取信于人以“昭行”。这两个矛盾的需求统一起来相当困难，因而初期整体上满足“扬名”而非“近史”的要求。“韩愈体”撰述人物独特性可部分达到“昭行”的目的，但免不了“谀墓”之嫌，问题在于“韩愈体”有史书之体例而无史书之内核(后文详述)。曾巩承袭了欧阳修“事信言文”的观点，强调墓志“实录”以“善善”的目的。

曾巩墓志以“实录”为指导思想，比韩愈观察的角度更远，有醇儒的身份限制，情感表达比欧阳修更克制。曾巩墓志极少援引人物对话塑造场景和性格，而是选择第三方观察、描述，摒弃传奇性事件，写作笔调平实。如叙述王逵在开封所为：

入为开封府推官，赐绯衣银鱼。府史冯士元家富，善阴谋，广市邸舍女妓，以啗诸贵人，一时多与之亲。会士元有罪系狱，君治之，竟其事，及诸贵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谓君祸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恶人耳。”出为湖南路转运使，蛮人归附。(11)曾巩：《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志铭》，载《曾巩集》，第573页。

王逵在开封府任推官整治冯士元之事极有书写空间，甚至可以转换成一个公案类传奇故事，但曾巩的笔调十分简洁。记功是墓志的重要功能，曾巩记功常是一种对墓主生平远观式的节取。墓志早期是门人、孝子提供材料或撰写，在记录师长或先人时总是不自觉仰望，夸大事实，而“韩愈体”抓典型事件书写会加重这种效果，因而调和这种表达效果需要书写者从平静审视的角度观察墓主。

墓志有“谀墓”之嫌的一个原因是笔调不客观，而曾巩以史笔写作时总是尽量避免此点：

君于为义若嗜欲，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始举进士第，自金吾卫录事为大理评事，佐昭义军。军帅死，从史自其军诸将代为帅，请君曰：“从史起此军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无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为。”君不得已留。一岁再奏，自监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从史初听用其言，得不败；后不听信，恶益闻，君弃去，遂败。(12)韩愈：《唐故赠朝散大夫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载《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06，第1729-1730页。

迁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辞母老，不许。广西人稀，耕者少，而赋籴于民，岁有至六百万石，君计岁籴二十万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贩，不赋籴于民。初，侬智高平，推恩南方，补虚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户以上，皆弛役，役归下穷，君使复其故。钦、廉、雷三州蜑户，以采珠为富人所役属，君夺使自为业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来桂州，阴赍货为市，须负重三千人，君止不与，使由此不数至。雷州并海，守方倪为不善，官属共告之。倪要夺其书，悉收官属并孥系狱，昼夜榜笞，军事推官吕潜以瘐死。君驰至，纵系逮者七百余人。倪坐法当斩，亦以瘐死，人欢叫感泣，声动海上。(13)曾巩：《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载《曾巩集》，第575-576页。

方苞认为孔戡墓志“详著其大节，末乃略叙始迹”(14)姚鼐选编，蒋立甫、吴孟夏评注：《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1390页。。选文两段是二孔历官部分，韩文直接褒奖，如“于义如何”“于利禄如何”，以卢从史对其意见采纳与否的结果突出其才能；曾巩以孔延之在各地所做实事突出其能力，多列举数字表现治理成果。韩愈重心在人上，曾巩重心在事上，通过事件去表现人物，隔一层更显客观。再者，韩愈在墓志中喜欢援引“对话”构造现场，让人身临其境，但不是当事人，可信度就会下降；而墓志恰巧是一种当事人缺席的文体，因此拉开距离观察会更客观。曾巩便常常进行一种客观化处理，减少现场构造。当然援引话语并非全不可信，而是看如何用。苏序墓志开篇就录用了苏轼向曾巩求铭的原文，反而显得可信。不同于直接援引场景，用书信原文把来龙去脉呈现出来，而且自己是书信一方的当事人，会增加可信度。如若有假只能是家属造假，也是规避 “谀墓”风险的途径，曾巩墓志几乎都叙述了求铭者和原因，部分更详述过程。

曾巩为自己墓志写作目的也做了定位，不仅求留墓主之名于世，更希望能扬善，这也是他墓志写作灌注史学意识的目标：

皆以谓元鲁之于学行，进而未止，意其且寿，必能成其材，不有见于当世，必有见于后……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于世用，而于元鲁未见所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无以传其绪，曷以告哀？纳铭于墓。(15)曾巩：《戚元鲁墓志铭》，载《曾巩集》，第567-568页。

曾巩十分欣赏戚元鲁，戚氏死而无后，作者不希望他为人孝友忠信、好学不倦、行应礼义、聪明敏达、不同流俗的人格就此泯灭。曾巩希望通过墓志书写，使被埋没的有行之士能为后人所识、所敬，读者对墓主的嘉行懿德能承认和模仿，这种写作期待和史书的作用颇有重合。

曾巩墓志的史学意识浓厚，“载祖宗之休声”，但抒情亦不逊色，“告哀”之笔动人。作者在墓志中寄托对生命的哀惋、对死亡的叹息、对不幸的同情，这些针对个体经历、存亡的情感抒发和共振，把他的写作与纯粹的历史写作区分开来。曾巩墓志的主体性比较明显，如以“我”表达对墓主死亡的惋惜：

君既自奋拔，立其家，盖仕四方，惟蜀去其亲，其事兄抚孤弟侄，皆尽恩意。其为吏不独能自任其官，盖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属君兼任之，办其裕也。不幸一跌，世无力振达之者，故以坎壈终。(16)曾巩：《尚书比部员外郎李君墓志铭》，载《曾巩集》，第584页。

位不满其志，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见于小而已，今吾所书是也，其大可知……

公堂有母，老不觉衰。公庭有子，仁幸而才。世所可喜，公两弃之。莫不皆死，公有余悲。(17)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00页。

《刘伯声墓志铭》和《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的情感表露最为浓挚。刘伯声与曾巩相交多年，这篇墓志以两人历年相见作为铺垫，接着是对其生平的记载、议论，颇类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和《柳子厚墓志铭》的合体，有“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悲怆之感，情感外放而又收束，矛盾之中见深情。妻子晁氏去世后，一向克制的曾巩悲怆地说：“盖天畀之德而夭其年，遗以相余而夺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恸也。”铭文中发问：“人孰不贵？子逢其穷。世谁不寿？子罹其凶。维德日跻，生不见其止；维声日远，殁不见其终。”(19)曾巩：《亡妻宜兴县君文柔晁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34页。晁氏的墓志，他是家属又是书写者，如何书写，如何告哀？妻子去世那几年，他的亲眷中有多人谢世，怎样面对死亡是他必须从内心解决的问题，墓志中的抒情和发问也是在告自身之哀。

比之韩、欧，曾巩的墓志感情克制冷峻，不枝不蔓。以史笔为墓志，然而史笔不等于无情，通过“告哀”，曾巩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生蹇途和死亡的遗憾，情感丰富，颇有动人之笔。

二、文史分途的弥合：流变中的墓志撰写与曾巩的意义

墓志归何体类，该达到什么标准，这涉及如何定位和评价曾巩“以史笔为墓志”的问题。墓志写作初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从韩愈到欧、曾的写作都在解决此问题。

墓志起源于下葬时用于悬棺的木柱或石柱，称“丰碑”。郑玄注《礼记·丧大记》认为先秦墓穴较深下葬困难，因此在墓穴旁边树柱，下棺时穿绳悬于其上，减少震荡，助棺材入墓。(20)徐海荣：《碑志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第3页。这些柱子被留下，后人刻字其上，用以标识墓主，后来丰碑上的内容日益丰富。詹锳认为：“碑本来就是石碑，不是一种文体。《诔碑》的碑，严格来说应该叫做碑文。凡是刻在石碑上的文章，应该就叫做碑文。《诔碑》所论的碑文是叙述死者生平的那一种。”(21)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426页。墓志源于丰碑上的文字，刻何种文体，伊始并无定规，记功德的铭文、累列生时行迹的诔、称颂先祖的颂皆可。汉代因厚葬之风而对丧葬礼仪十分重视，墓志也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蔡邕作为里程碑式的人物把这种体例确定下来，“蔡邕体”形成，庾信继之。后因碑禁，晋宋之间转入地下。徐师曾认为埋入地下的是墓志，但如果要追述文体起源流变，蔡邕不能略过。

“蔡邕体”有十分明显的审美特征。刘勰称其“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22)同上，第450页。。“蔡邕作碑在范式之上，吸收史传文之长……他特别善于精心选择和组织材料，以做到详略得当，简洁而不空洞，具体而不繁芜……再说缀采。他的碑文典雅，文采斐然，具体来说构成要素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取式于经典，追求雅正。其次是大量运用典故。再次是语多骈俪。最后是融入辞赋笔法。”(23)尚学锋：《中国散文通史·两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271-273页。“蔡邕体”逐节敷写，辞典言雅，四字为主，前序后铭，力求把墓主一生描写得辉煌壮阔，无所缺憾。

“蔡邕体”的写作问题明显，历来对此都有回应和思考。蔡邕用经典代替具体叙述，虽然增强了文学性，但也容易造成空洞无事或溢美虚赞。(24)同上，第269-273页。此时墓志写作只满足“扬名”需求；庾信“则独守蔡氏矩镬，特蔡氏骈语雅润，而信则四六铿锵耳”(2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231页。。但当时曹丕提出“铭诔尚实”的要求，刘勰认为“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26)《文心雕龙义证》，第457页。。理论家觉得碑志写作要真实、有史断，蔡邕的剪切、叙事技巧出色，但一般作者在写作中偏于铺述求全，无法达到他的水平。六朝至唐初，大多数撰写者都不遗余力，在作品中施展夸饰之能事，将志主塑造成道德典范、人类楷模。(27)杨向奎：《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第35页。这种心理预期、理论呼唤和写作现实之间巨大的差异引起了反思和批评：

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横，为臣与伊周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损其辞。(28)杨衔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06，第83页。

批评者对墓志“生愚死智”的现状不满。书写同质化，因而也并未达到“标序盛德、昭纪鸿懿”的目的。“资乎史才，其序则传”成了写作期待，理论和实践脱节。当时碑文和史传是两体，文史分途(29)昭明太子编《文选》，首次将墓志文与诗、箴、论、铭、诏诰教令、书誓符檄等并列，总结这些艺术作品的艺术效果云：“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并解释不收录史学著述的原因云：“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据此可知，萧统是把墓志文当文学类作品看待的。《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第36页。，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显。

为解决“蔡邕体”的问题，史传入墓志，韩愈把史书的思维方式和写作体例与墓志写作融合，稍稍弥合了墓志“文史分裂”的状态。他在体例上引入《史记》个性鲜明、倾向明显的做法，且志文散体行文，不事典故，整个语体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所作虽多，却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毛病，极尽变化之能事。尤其可贵的是，他写墓志往往能着意于对死者性格的刻画，写得绘声绘色，实际上是一篇篇传记文学。(30)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432-435页。

虽然变化极大，但是韩愈摆脱不了和蔡邕一样的“谀墓”之谴，因为他的墓志缺乏史传体的核心要素，即“实录”。换言之，韩愈引入史书体例时取貌遗神，缺乏核心的“信史”意识。这种缺乏“实录”精神、充满传奇色彩的写法，会塑造出充满个性但有所偏颇的墓主。韩愈可能是有意为之，首先墓志毕竟不是史传，破体为文不是完全融合，墓志功能所限，整体上还是以褒扬为主。(31)韩愈对墓志只褒不贬的规矩是有突破的，在《太学李君墓志铭》中对墓主服食丹药之事进行议论批评，但这是特例，大多不是如此。再则韩愈虽曾任史官，但宦海沉浮使其全身远害的思想相当明显。柳宗元说 “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32)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载《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01页。，但韩愈四十多岁给后辈写信时并未坚持初心：

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能纪而传之邪……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33)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载《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3103-3104页。

对于韩愈的理由，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一一反驳，几乎指斥其为托词，称“与往年言史事甚大谬”。对好友“在其位不谋其政”，柳宗元怒其不争，指出韩愈学殖深厚、文辞出色、以道自任却不尽职，几乎直斥其尸位素餐。韩愈对史书实录一事都懈怠，更何况在墓志中实录。因此，他在墓志中引入了史传体的角度和笔法，却并未引入“实录”内核。

欧阳修在继承韩愈碑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奠定了以史笔为碑志的写作格局。欧阳修修正了韩愈的“奇崛”，深得司马迁史传文学叙事之精髓。从韩愈开始的以史笔为碑志的端倪，到了欧阳修，既有完备的理论，又有突出的创作实践。(34)李贵银、于景祥：《中国历代碑志文话》上册，辽海出版社，2017，第107-108页。仝相卿说北宋许多墓志碑铭写作时标榜实录精神却未实现，如与政治相左的会选择失忆(35)仝相卿：《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201页。，但是只有在墓志须实录的共识上才能讨论实录什么的问题。墓志实录的原则是由欧、王、曾等人一起提倡确立的，史书简洁的笔调也随之进入墓志写作。

欧阳修十分重视墓志的实录原则，对墓志的作用与史书等量齐观，关于范仲淹神道碑、尹洙墓志的争论都与此有关。欧阳修之前，无人如此坚持墓志须实录、文风须简洁，他的主张在当时可谓先锋，与时人的共识背道而驰。欧阳修抓住机会便会进行理论宣传和写作实践，在作王旦、程琳、王德用等文武大臣的碑志时，他反复强调碑志对后世的影响和经过考证实录的必要性，以此提升墓志品质：

臣谨考国史、实录，至于缙绅、故老之传，得公终始之节，而录其可纪者，辄声为铭诗，昭示后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称圣恩褒显王氏，流泽子孙，与宋无极之意。(36)欧阳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 载《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629页。

像王旦这类重臣的墓志，奉召写作完成后付与有司，树碑之后拓本送往各处，影响广泛。欧阳修通过为顾命大臣写作碑志的机会，改善写作体例，并视之为理论提升的契机。欧阳修实录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碑主世次与生平事迹的叙述要有据可察，二是对碑主功绩的评价要恰如其分。(37)李贵银：《论欧阳修的碑志文创作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2013，第536页。这是铸造墓志“类史”品质的关键因素。

欧阳修写作敢为人先，必与世龃龉，撰写尹洙墓志时便与丧家产生矛盾。《论尹师鲁墓志》体现出尹家对欧文的质疑主要在于，对尹洙古文创作“简而有法”和学术“通知古今”的评论太简短，评价不足，尹洙破骈为散、始作古文的成就没有得到重视，且为文简略，未能提升尹洙的功绩。欧阳修自陈是学尹洙文风为其作墓志，但试想，如此简短的墓志在丧家心中怎能达到“丰碑昭行”的目的？韩琦二作时，叙事完备，对“古文从谁始”这个问题详细讨论并充分肯定了尹洙的成就。欧阳修坚持自己的做法才能长久，这是短期与长期目标、撰者与丧家矛盾交叠，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但经过这次争论和为众多大人物写作碑志的机会，欧阳修宣扬了自己的主张，扩大了自己写作范式的影响。欧阳修的墓志自成一体，而曾巩、王安石是这种写法的继承者。

史传入墓志是原则、体例和笔法的融入，也是思维方式的融入。墓志是当代私人史的写作，但纪传体是前代史的写作，要用写“前代史”的思维和方法写当代史，首先就得和墓主拉开距离，远观平视。从蔡邕、韩愈到欧、曾，其实是从门人、后生仰望墓主，变成史官审视逝者一生得失去盖棺定论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实录”原则的融入让墓志更可信，华辞丽句也向平易的语言退位让贤，个性化的人物让“昭行”成为可能。墓志的创作要达到理论需求和写作实践一致，就得吸收史传的体例和内核，这个转变也最适宜由身兼史官和文人身份的复合型人才来完成。

唐宋八大家中，韩、欧、王墓志创作数量多、影响大，但曾巩亦不容忽视。对于欧、王、苏、曾等人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上的关系，历来认为是继承关系，尤其是欧、曾二人，前后相继。朱子认为：“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38)朱杰人、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4302页。曾巩文字的长处是“不伤于巧”“简洁”“简静庄重”。

曾巩对欧阳修墓志写法有所承继，且赋予了自身特色，这与他的家学、修史经历以及史学思想相关。王安石记载曾巩姑姑(王安石妻祖母)精通史学：

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39)王安石：《河东县太君曾氏墓志铭》，载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7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1714页。

女子通史是曾氏家庭教育重视历史教育的一个侧面，曾巩的史学功底亦部分来源于此。曾巩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在京九年整理《战国策》《说苑》等史书，并写作书序阐释自己的史学思想。元丰四年，神宗赞“曾巩史学见称士类”，任其史馆修撰，独修五朝国事。虽未成，但曾巩的史学功力是被承认的。

曾巩的史学教育和职业经历形成了他的史学思想，进而影响其墓志写作风格和思想倾向。刘静贞在《女无外事？——墓志碑铭中所见之北宋士大夫社会秩序理念》(40)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编辑小组：《宋史研究集》第25辑，(台北)“国立”编印馆，1995，第95-142页。中认为，墓志是士大夫按照自己的理念对现实生活进行裁剪，以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工具，曾巩女性墓志就是一例。曾巩经常在女性墓志中进行“因……传之”或“因……以传之”的总结性表述，肯定钱氏是因为“士也则然，女实作辅”(41)曾巩：《寿安县君钱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08页。。墓志中女性的行为是“后妃之德”在普通家庭中的实现，符合儒家构建的理想社会秩序。有时则直接议论：

余观诗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诸侯、大夫之妻，内修法度，辅佐其夫，而其效之见，则《兔罝》之人至于《江汉》《汝坟》之妇女，皆承其化而笃于礼。余固叹其当是之时，上下之间，内外相饬，何其至也。(42)曾巩：《永安县君谢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14页。

曾巩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价值，因此常在墓志写作中塑造符合标准的女性形象，也一直致力于对此进行理论上的整体提升。

曾巩墓志中女性的书写、塑造与其历史观相关。早在撰写史序时，曾巩就十分强调“王政自内始”的意义：

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 ……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43)曾巩：《烈女传目录序》，载《曾巩集》，第179-180页。

总结历代内政得失，他认为如果天下女子能行之有道则必是盛世，如家室不法则大道难行。《说内治》亦言“古者公侯卿大夫士，非惟外行淑也，盖亦有闺门之助焉”(44)曾巩：《说内治》，载《曾巩集》，第739页。，体现出他作为“醇儒”的历史观和女性观。

除此之外，对历史的作用、史官修养，曾巩有一套近乎苛刻的评判标准，与他对理想墓志的写作目的、作者品质标准相似：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45)曾巩：《南齐书目录序》，载《曾巩集》，第187页。

史书是“殷鉴”，书写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因此良史必须“明”“道”“智”“文”皆有，即史识和史笔必须兼具，史书托之于可信之人，善善、恶恶，才能久传于世而为万世法。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指出优秀的碑志和作者须具备以下特点：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46)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载《曾巩集》，第253页。

优秀的碑志不仅能告慰死者，更能让君子见贤思齐，小人自惭形秽，德高之人在墓志中为万世榜样。但墓志和史书毕竟不一样，如何才能兼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是最理想的墓志写作者，有道德能作出中肯的盖棺定论，能文者文辞精妙能使墓志流传，满足现实要求。虽然墓志和史传为两体，但曾巩认为二者对于作者的要求和写作目的是趋同的。

综上所述，从蔡邕到韩愈，墓志外在体例发生了巨大变迁，从韩愈到欧阳修、曾巩，墓志内核也发生了变化。曾巩承韩、欧之途，继续弥合墓志写作文史分途的理论和实践差异，并以自己的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

三、“欧曾笔法”：围绕曾致尧碑志创作的共识之形成

欧阳修执掌文坛牛耳，以强大的影响力构建了一个话语场，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这个场域中交流碰撞。内部的共识从内向外推广，理论提升和创作实践也在这个场域中完成。墓志写作正体现了这一特色。

明清人把曾巩视为欧阳修从道到文的继承者，这种师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欧阳修把曾巩纳入并内化到这个场域中，而曾巩也主动完成了自己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继承者，但此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王震所作《南丰先生文集序》提及其早年文风：“异时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慓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47)祝尚书：《宋集序跋汇编》，中华书局，2010，第405页。明清推崇曾巩的人不承认此事，认为不符合“醇儒”的身份与整体文风，但这可能是曾巩未入欧门前的风貌。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曾提到：“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48)《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84页。曾巩前期的文风是渺漫的，收束之后才达到“识路不难”的状态，他在向欧阳修所偏好的文风靠近。曾巩墓志作品中诸多特点与欧阳修类似，这也是一种主动的承继。前已述及，欧阳修碑志文中的实录意识十分明显，而曾巩完全继承了这一特点。如薛氏墓志铭文“约乎己，厚乎人。发其积，在子孙。韡兮翟，列封君。硈兮石，瑑铭文”(49)曾巩：《旌德县太君薛氏墓志铭》，载《曾巩集》，第619页。与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的铭文体例相似，《刘伯声墓志铭》则像《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黄梦生墓志铭》的合体。曾巩每志一人则抓一关键点的写法也承继自欧阳修：

沈德潜评《胡先生墓表》：作文必寻一事作主，此篇以师道为主。盖主意既立，而枝叶从之，所以能一线贯穿之。(50)《古文辞类纂评注》，第1442页。

林纾评《石曼卿墓表》：通篇以“不合于时”四字为干。(51)同上，第1454页。

何焯评《黄梦生墓志铭》：尤以文章“意气自豪”，通篇以四字为眼目。(52)同上，第1466页。

欧、曾因师承墓志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写作思维上的客观化呈现，人物提炼上的历史化视角，事件裁剪的详略得当，书写笔调的简而有法。我们称之为“欧曾笔法”。

“欧曾笔法”是欧阳修所构建的话语场中关于墓志写作的一种共识，它在一系列书写事件中不断得到强化，比如围绕曾巩祖父曾致尧神道碑、墓志和集序的写作而形成共识。欧阳修庆历六年作神道碑，曾巩至和元年作《先大夫集后序》，墓志是若干年后墓为水淹，迁墓时王安石所作，三篇作品都涉及曾致尧的生平叙述。写作神道碑时因“实录”原则，欧阳修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就曾家世系和行状中记叙的杨允恭事件的细节提出了质疑，并且根据史书进行了考证：

然近世士大夫于氏族尤不明，其迁徙世次多失其序，至于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孙乐，为汉都乡侯，至四世孙据，遭王莽乱，始去都乡而家豫章。考于《史记》，皆不合。盖曾元去汉近二百年，自元至乐，似非曾孙，然亦当在汉初。则据遭莽世，失侯而徙，盖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诸侯年表》推之，虽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终前汉而国不绝者，亦无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时，侯才四传者。宣帝时，分宗室赵顷王之子景，封为都乡侯。则据之去国，亦不在莽世，而都乡已先别封宗室矣。又乐、据姓名，皆不见于《年表》，盖世次久远而难详如此。若曾氏出于鄫者，盖其支庶自别有为曾氏者尔，非鄫子之后皆姓曾也，盖今所谓鄫氏者是也。

杨允恭据国史所书，尝以西京作坊使为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乃至道之间耳，今云洛苑使者，虽且从所述，皆宜更加考正。(53)《古文辞类纂评注》，第1442页。

前代墓志世系从远古算起，其真实性无法考证。魏晋到隋唐，墓志为标榜门第，在名前冠以郡望的风气十分流行，辅以家族世系。但是为了真实性，欧阳修会加以考证，欧、曾在志文中对世系都是写三代或四代，从远古追述的情况较少。(54)曾巩的墓志中只有两篇例外，一篇是墓主所知甚少，直接以世系敷衍出一篇墓志(《卫尉寺丞致仕金君墓志铭》)，一篇是以从五代末到宋初两家的世系对比反应人事变迁(《殿中丞监扬州税徐君墓志铭》)。这种对于长远家族史构建的舍弃也正是“实录”的体现，在宋代墓志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曾巩十分满意欧阳修所作神道碑，他不仅对欧阳修表示感谢，更高屋建瓴地提出写好碑志需具备的品质，即“道德”与“文章”兼善，而这也是“良史”的标准。除此之外，他对墓志作用的期许也很广泛：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55)曾巩：《寄阳舍人书》，载《曾巩集》，第254页。

墓志能让墓主传名于世，能昭示懿德安慰孝子之心，能让有行而不出之士留名，鼓励世人趋善远恶，也能激励世人培养子孙。对于墓志记录不出之士或与世龃龉之人的作用，曾巩给予了肯定：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56)曾巩：《先大夫集后序》，载《曾巩集》，第195页。

曾致尧晚年仕途不顺，曾巩预感祖父无法进入国史，因此欧阳修的神道碑不仅记其一生功绩，更能补史之失，甚至正史之谬。曾巩对历史书写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期待和要求，墓志能补史之阙，因此必须客观真实。《先大夫集后序》是对欧阳修神道碑书写原则的再次肯定，两者内容相互映照，如“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57)同上，第194-195页。指神道碑中曾致尧弹劾魏庠、杨允恭，治寿州，上言西事及屡次被贬之事，因已有录，故曾巩在序中并未详述。对于欧阳修未提及的一些事情则进行补充，当然并非长篇大论而是贯彻“简而有法”的原则，“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58)同上，第195页。。《先大夫集后序》是对《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的补充说明，虽说是集序，但写生平行文遵守欧碑的文法，客观、简洁。

王安石所作《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也是对“欧曾笔法”原则和文风的再次确认。王安石作墓志虽不免应酬，但从拒绝对钱公辅母亲墓志的铺衍，可看出他作墓志秉持不肯苟且从俗褒扬的态度。蔡邕说自己只有郭泰碑一篇“无愧”，王安石说自己所撰王令墓志“最为无愧”，如此说来不止一篇“无愧”，“无愧”的前提便是实录、褒贬得当。王安石的文风本身就“简而健”“如老吏断狱”。他的文章之“简”也见于所撰墓志铭文，多半写得简古。(59)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76页。为弟弟王安国写的墓志，因太过简短被王世禛批评为“狠戾”，但蔡上翔认为“言甚简而其痛弥深”。

王安石的墓志写作原则与“欧曾笔法”不谋而合，但笔调、叙事主要受司马迁和韩愈的影响。对比欧碑和王志会发现区别：

谏议大夫魏庠知苏州，恃旧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状以闻，太宗惊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为公罢庠……洛苑使杨允恭以言事见幸，无不听，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诉，太宗遣使问公，公具言其不可。(60)《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598-599页。

始，谏议大夫知苏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于政，而喜怒纵入，庠介旧恩以进，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闻。上惊曰：“曾某乃取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语转而然。庠、柄皆被绌……杨允恭督扬子运，数言事，多可，人厌苦之。公每得诏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也。”辄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问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听。(61)王安石：《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载《王安石全集》第7册，第1591页。

魏庠在苏州所为，二人都予以体现，但欧阳修以“恃旧恩，多不法，吏莫敢近”概括，王安石则叙述丰富，感情色彩更浓。曾致尧弹劾魏庠，欧阳修以“惊”“畏”二字定之，欧文用“见幸”“听”“事下”“不行”“诉”“问”“言”等一系列动词描述了曾致尧与杨允恭之间的恩怨，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得到了呈现。王安石不仅引太祖所言且加以评论，在事件的复盘中，王文援引对话，运用了许多副词如“数”“多”“每”“辄”来叙事，增加了可读性和情感色彩。曾致尧上书言西事是其人生的转折点，欧阳修以客观的第三视角记叙了曾公虽有识而不能得用的过程。王安石则多次援引曾致尧的奏疏、对话，复原当时情景，让人身临其境。欧阳修和王安石都呈现了曾致尧一生的重要时刻，对比《宋史》本传，欧阳修的神道碑显得更客观，是正史笔调。整体上，王安石的墓志创作真实、简洁，无事迹者简要记录生平、卒葬、历官，无功业者虽关系亲近也绝不虚辞以赞，但是写法上更潇洒跌宕，欧、曾二人则更加克制收束。

欧阳修为宋代墓志奠定了实录、简洁的写作范式，曾巩和王安石都有所继承，曾巩承其简而愈峻，王安石承其实而加奇。在曾致尧神道碑、集序、墓志写作的过程中，欧、曾、王遵循共识，完成了写作。作为有影响力的文人，这些特色为同代所模仿、为后代所继承，成为共通的原则。

墓志的历史化写作肇于韩愈，成于欧阳修、曾巩。韩愈将史的体例和笔法引入墓志写作，浸染传奇笔调、小说手法，让人物塑造更有特色；而欧阳修将“史”的实录意识引入，提高了墓志的品质和人物塑造的可信度，曾巩继之，形成了墓志写作的“欧曾笔法”。

墓志融入史传特征，完成了其文体革新，但墓志毕竟有“告哀”“昭行”的现实需求，宋人如何在“欧曾笔法”实录、简洁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功能，值得继续考察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