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的中西医汇通探析

王 彬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以天花、霍乱、鼠疫为代表的烈性传染病给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口增加、国际贸易的繁荣、战争和气候异常等原因，清代的传染病发生频率很高，平均每1.23年就爆发一次疫病，每2.34年就发生大疫一次，病死比例超过染病者半数[1]1。仅就天花所带来的危害而言，清代约1/4的儿童死于痘症(天花)[2]73。12位清代皇帝中，有2位(顺治和同治)因天花而去世。鉴于传染性强且致死率高的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各国人民同传染病毒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民族间的传染病学交流有力助推了传染病防治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朝时期，中外传染病学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且硕果累累(仅就天花预防的中外交流而言，中国的人痘法沿丝绸之路传至英国后被改良成牛痘法，牛痘法的大力推广使天花成为第一种被人类彻底消灭的传染病)。鉴于中外传染病学交流对清代中国传染病防治事业发展的有力助推，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成为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刘学礼对种痘术及其中外交流的史实进行了详尽的梳理[3]；侯毅对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公元1781～公元l859年)与《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的英国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的桥梁作用进行了探究[4]；廖育群从传播途径、相关人物和书籍、官吏乡绅所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对牛痘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实进行了梳理[5]；刘红炎以《大公报》为中心分析了清末霍乱诊治中中西医之间由冲突走向交融的过程[6]。上述学者对史实的梳理对学界清晰认识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大有裨益，但学界不应忽略的是，清代传染病防治事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与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的中西医汇通策略有着直接的联系。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的中西医汇通策略不仅有效助推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且为后世传染病学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史实对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中西医汇通的缘起及路径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传染病学交流和人类的传染病防治事业有所启示。

一、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中西医汇通缘起

民族间的医学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医学进步的不竭动力。植根于道家哲学的中国医学虽博大精深、自成体系，但对外来医学一贯秉承宽容与接纳的开明态度。汇通中外、取长补短的中外医学交流史可谓源远流长。中西医学的汇通始于明清之际。德国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 (Johann Schreck，公元1576～公元1630年)所译的西方解剖学书籍《泰西人身说概》传入中国后对晚明中国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启了中西医学汇通之路。最早倡导中西医汇通的中国医家是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公元1611～公元1671年)，其撰写的《医学汇通》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论述中西医学汇通的作品。方以智不仅赞同西医“脑主记忆”观点，而且尝试以西医的“四体液说”来阐释中医中的脉象。作为中西医汇通的先驱，方以智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西学相较于中国文化的长处：“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7]479就医学而言，方以智对西学“详于质测”的评价可谓极为中肯。

经历文艺复兴的文化洗礼且吸收了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西方医学，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已经初步建立起包括生理、病理、病因、药理、治疗、预防等内容的医疗体系。在传染病医学领域，“详于质测”的西方医学在防控方面表现出相较于中医的巨大优势。在公共卫生防疫制度方面，基于通过科学实验正确认识传染源和传染途径的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在防控方面表现出相较于中医的巨大优势。1894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由于参照西方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防疫章程和治疫措施，在没有鼠疫疫苗的情况下却取得了显著的防控效果。据《香港掌故》记载，当年鼠疫流行造成香港大约6 000人死亡。而同时期的广州，根据J.F.Wales可靠推断，在1894年阴历3～6月间售出棺木9万具，其中75%的病人是因鼠疫而死亡的[8]203。当时广州城只有150余万人口，鼠疫致死率可谓骇人听闻。科学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缺失使得中医在鼠疫、霍乱等传染病肆虐时表现出相较于西医明显的防控劣势。在防疫医学技术方面，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也表现出色。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公元1749～公元1823年)对清代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的中国人痘术进行改良，推出的牛痘接种术安全性高且操作简便，被范行准誉为人类“人工免疫法的开始……是一件惊天动地之事”[9]100-101。以细菌学说为病理分析和防治基础的西方医学在抗击霍乱和鼠疫方面也有着优异的表现。1883年，德国医生和细菌学家罗泊特·科赫(Robert Koch，公元1843～公元1910年)在埃及霍乱期间通过实验成功找出了霍乱交叉感染的途径和有效控制霍乱的方法。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法国医生和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公元1863～公元1943年)和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免疫学家北里柴三郎(公元1852～公元1931年)通过实验发现了鼠疫杆菌。1年后，耶尔森和卡尔迈特推出的抗鼠疫血清法在鼠疫防治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详于质测”的西方医学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可以有效弥补中医之短。清末民初，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张锡纯指出，“夫医学以活人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在中医不妨取西医之所长(如实验器械化学等)，以补中医之所短……”[10]536。

面对空前严峻的抗疫形式和西方医学在免疫预防医术及卫生防疫制度方面表现出的明显优势，清代仁人志士既没有盲目排斥西医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也没有否定中医在抗击传染病中的医学价值，他们在从传统医学中挖掘辨症治疗的方法和注重个体卫生的同时做出了中西医汇通的历史性抉择，努力从西方医学中汲取抗击瘟疫的成功经验。

二、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中西医汇通举措

(一)牛痘法在华推广中的本地化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感染人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天花在中国医学史上曾被称为“虏疮”“斑疮”“痘斑”“痘”等。中国的天花是外源性的。天花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11]42由于传染性强且致死率高，天花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历代医家为抗击天花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明代隆庆年间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已盛行于中国。清代俞茂鲲的《痘科金镜赋集解》指出：“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12]811中国的人痘接种术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后，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在人痘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和中国的人痘法相比，牛痘法操作简便，危险性更低且效果颇佳。牛痘法的故乡英国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后，社会生产力以人类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基于拓展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殖民动机，英国迫切地要扩大与中国的往来，医学被视为扩大中西交流的捷径。鉴于广东天花流行，西方人把牛痘术引入了中国。1805年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逊(Alexander Person，公元1780～公元1874年)和澳门医生一起使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许威氏(Hewit)由马尼拉带来的“活牛痘苗”后“照法栽种”，极为成功。鉴于有接种需求的人数太多，自1806年起，皮尔逊开始雇佣中国助手并传授给他们种痘技术。除授艺于中国助手外，皮尔逊还编写了《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的小册子，对牛痘接种方法和注意事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该手册由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公元1781～公元1859年)译成中文后广为流布，对中国的天花预防事业影响深远。在皮尔逊的中国助手中，邱熺(字浩川，公元1773～公元1851年)是最为出色的一位。邱熺在学成牛痘法之后，终生致力于牛痘法的中国推广。除传授技艺于学徒外，邱熺还推出了《引痘略》一书。鉴于牛痘法传入中国时国人的文化心态普遍较为保守，不愿意相信外来医学，为了迎合国人的文化心理，邱熺通过中西医的汇通，用中医学理论对牛痘法进行了本土化阐释，把牛痘法以国人更易于接受的形式呈现给国人。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天花是人体内“胎毒”感染“时行”所致，去病在于引毒外透。《引痘略》书名中的“引痘”就彰显了邱熺对牛痘法的文化调适与顺应态度。中国人痘法是施种于鼻腔。据皮尔逊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所写，牛痘法施种于“肩膊臂上，不拘左右手”。邱熺在《引痘略》中指出，牛痘施种应“择于两臂消烁、清冷渊二穴”，并利用经络学说对牛痘施种于“二穴”相较于人痘法施种于鼻腔安全快捷之处进行了阐释。邱熺指出“消烁”与“清冷渊”二穴属于手少阳三焦经，“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得其关要之处。引之直从皮毛、血脉、肌肉、经络同时直传而人，使纵有胎毒深藏于肾，亦自然同时引挈而出。如引路然，引诸坦途，则无颠踬之患；如引丝然，引其端绪则无棼乱之状。《金鉴》所谓引其毒于未发之先者，即此意”[12]825。邱熺还指出男孩应施种于左臂，女孩应施种于右臂。事实上,皮尔逊的原作中并没有此观点。对于施种牛痘后接种者出现的睡觉时惊搐、口渴、咳嗽、喷嚏等症状及出痘后如何护理，邱熺也用中医理论进行了合理的阐释。邱熺以中医原理来证明牛痘法优于人痘法，在宣传了牛痘法好处的同时，又顺应了国人的文化心理。邱熺的中西医汇通策略极为成功，《引痘略》一书大受欢迎，成为清代中国传播牛痘法最主要的方书[7]321，“迄今各直省广种牛痘，皆祖是书也”[13]158。

《引痘略》之后，以其为基础的中西医汇通的专论牛痘法的医书日渐增多。以《引痘略》为代表的专论牛痘施种的书籍为国人按法施种牛痘提供了便利，有力助推了牛痘法的中国传播。广东香山人翰林院编修曾望颜(卓如)在《创设京都牛痘局叙》中指出，“因将邱氏书详加校订而并弁翻译夷医原说于前，以存其始。合而刻之，遍告于世，仁人君子益能广其传也”[14]690。邱熺对牛痘法的本土化阐释使《引痘略》一书成为中外传染病学交流史上中西医汇通的典范之作，是中国天花预防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为中国的天花预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借鉴西方公共卫生防疫制度

当发生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导致的瘟疫时，如果没有健全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仅靠对个体患者的临床治疗和局部民众自发的防疫举措远不足以遏制疫情。我国的瘟疫预防思想由来已久，汉晋时期已有保护水源的乡规公约，有清除污秽、处理粪便、痰液、尸体和隔离病人、回避疫气的一些做法[9]44-90。可惜上述做法仅停留在局部举措和个人行为层面，没有发展成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缺乏强制性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对中国抗疫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天花的预防而言，虽然牛痘法早在1805年就被引入中国，但由于缺乏西方强制推行牛痘施种的国例，天花依然肆虐于清代中国。在欧洲，当14世纪鼠疫肆虐时，在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威尼斯诞生了检疫制度，并在后来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15]300-301。18世纪后半期，卫生学在欧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30年，霍乱流行于欧洲促使欧洲各国建立健全卫生法规以防御瘟疫。1848年，英国议会成立了中央公共卫生机构，由政府组织采取有力措施，并收到显著效果。

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殖民进程，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被带入瘟疫肆虐的中国。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时，港英当局迅速动用法律手段制定出《治疫章程》作为防止鼠疫的行动纲领，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贯彻实施，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而同时期的广州，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疫情防控极为惨淡，造成大量民众死亡。1894年，粤港两地鼠疫流行时，由于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差异所造成的防疫状况的巨大落差有力冲击了国人保守、排外的文化心理，国人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自己的不足并大力推介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申报》于1894年5月25日发表的社论《论中西治疫之不同》一文，对粤港两地防疫措施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并大加肯定香港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顾以治疫言，则中之于西分道而驰，其势若难以骤合。华人之治疫也，或在城乡市镇分设施医局，以便患病者就近诊治；或选上等药料制备红灵丹、行军散、避瘟丹、蟾酥丸等，施送与人。其所以为治疫计者，如是焉而已。倘药饵不灵，传染不已则唯有乞灵于神祇……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清洁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室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遍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大抵华人之治疫，未尝不事医药，然第设局数处，听患病者自来就诊，或施送药物，则亦其人之自行乞取，未尝逐户而查之，尽人而治之。西人则合一处之力，以治一处之疫。凡经理其事者，必欲一邑之中，无一出门不查察，无一人不约束，使去污秽而就清洁。唯其用心也专，故其收效也亦易。”[14]557-558在《说疫解嘲》《防患未然说》《续防患未然说》等一系列社论中，《申报》对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进行了大力推介，西方的公共卫生防疫观念给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靠近租界的中国地方政府纷纷效仿租界的“清洁、消毒、检疫、隔离”等公共卫生防疫举措，把卫生防疫纳入地方政府的管制职责中。19世纪80年代，上海华界仿效租界设立专司清运垃圾的“垃圾局”或“清洁局”，杭州、厦门等地纷纷效仿。《申报》1901年6月2日刊载的《粤垣谭荟》报道了广东的南海、番禺两县由政府下令清理污秽，保持环境卫生，并指令专人监管，若有违反，实行处罚的举措。这些报道表明卫生防疫管理行政化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起步。

在疫情肆虐和租界示范的多重影响下，卫生防疫管理行政化逐步由地方行为上升到国家政策。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成立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第二年卫生科升级为卫生司，主管卫生防疫、检查医药等事务，下设检疫科、保健科、方术科等。卫生司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层面制度性卫生行政的起步，但卫生行政的真正推广是在几年后的东北鼠疫期间。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法规)，要求各省“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至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基本成形。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设立卫生会，制定防疫章程，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申报》《大公报》等大众媒体的强力推介使西方的卫生防疫观念逐步被国人认同，晚清自下而上对西方公共卫生防疫制度的借鉴使中国的防疫事业走上了科学的轨道，有力助推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

(三)传染病诊治中的中西医互补

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诊治而言，中西医各有所长。为了更好地抗击瘟疫，清代的中国医家在传染病诊治中也采取了有效的中西医互补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医认为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是“疫气”所致，诊断主要靠对脉象、症状的观察。如清末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如何通过观察霍乱的症状、辨脉、验舌、辨抽搐等方法诊断霍乱。中医的诊法对医家的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医生医术不精则容易造成误诊。相比较而言，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以细菌学说作为分析病理的基础，对烈性传染病的诊治更为科学。刘廷桢在《医方汇编》中“霍乱的按语”部分，明确指出了中医相较于西医在霍乱诊断方面的不足：“其审症设治，殆未及西医之精确矣。夫西医已验究此病之毒，由疫虫乘虚袭人。”[16]157《大公报》《申报》等报刊对西医诊断霍乱的方法进行了大力推介，“泰西用极大显微镜察出一种尾点微生物，为最害人，最毒之物，此病之起，实由微生物之作祟。大抵饮食不洁，由口入腹，大肆其毒”[6]82。

西医虽然在病理检查和诊断方面更为科学，但就霍乱、鼠疫、天花的治疗而言，在针对具体传染病的抗菌素发明之前，西医的治疗效果远比不上辨症治疗的中医。1862年上海霍乱期间，“英军患者病死率65%，印兵患者病死率为77%，华人死亡居民的1/8”[1]39。章太炎也对中医治疗霍乱的“四逆汤”和“吴茱萸汤”的良好疗效加以证实：“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17]1236-1237不同于中医的扶正祛邪，辨症治疗，西医对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治疗注重杀菌。中医虽然在治疗烈性传染病方面确有效果，但也不排斥西医通过杀菌来应对病毒的举措。1895年，法国医生耶尔森和卡尔迈特实验用抗鼠疫血清来治疗鼠疫[15]746，临床实验就是在腺鼠疫反复流行的中国粤闽两地。1896年7月23日，《申报》刊登的《医生问答》一文指出：“法国名医叶丽生新得治疫良方……据称厦门疫症甚重，自彼到埠医治二十三人，均以药水刺入皮肤，使达病所内，有十五人药到春回，应手立效，唯两人病入膏肓，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石无灵，转瞬就毙。其余六人濒行时见其已有起色。”[14]763鼠疫被动免疫法的临床实验在中国闽粤两地的进行足以证明国人对西医通过灭菌来抗疫的接受。1902年7月16日的《大公报》上所载一条来函指出：“近觅得治疗新法，屡试屡验，其法令患疫之人，急饮白兰地酒，随后与服纯阳正气丸，无不获愈者，乞登报上，以告病人。”[6]84该方中建议服用纯阳正气丸是依据中医阴阳之气应平衡的理论，通过补充阳气来扶正以祛邪，饮白兰地则是西医疗法，是要用白兰地中的强水化学成分来消灭体内的霍乱病毒。

从《大公报》对上述治疗方法的推介可见，西医通过杀菌来治疗霍乱的做法已经被国人接纳(事实上，清末时西方传入的强水等药物已经进入《本草纲目拾遗》等中国医学典籍之中)，灭菌疗法和扶正祛邪的中医抗疫方法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抗疫事业的发展。中西医互补大大提升了清代传染病诊断与治疗中的效果，为中国的抗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结 语

清代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空前流行和西方医学的传入为中外传染病学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为更好地抗击疫情，中国医者对西方医学采取了包容的态度，积极汲取西医之长补中医抗疫之短，通过牛痘法的本土化阐释与推广、借鉴西方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传染病诊治中的中西医互补等行之有效的中西医汇通举措，清代的传染病防治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清代中外传染病学交流中的中西医汇通策略在有力助推清代传染病防治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传染病学交流事业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