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中“他者”文献的史料价值
——以李朝文献所载清开国史料为例

刁书仁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明清历史研究中仅靠中国文献解读中国问题，无疑显得偏颇，没有“他者”就无法认清“自我”。不过，在相关研究中，如何跳出以中国文献研究中国问题的模式，通过周边国家“他者”文献和不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的确是很难的事情。①笔者所以提出此问题，是因为时至今日，历史研究中还未充分重视“他者”文献的史料价值。以清朝开国史研究为例，②研究者仍多不加辨析，依据《太祖实录》《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清朝编纂的官方史书解读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与人物。殊不知，从清太祖实录开始，清朝后世皇帝为美化其祖先创业之功，不断溢美与隐讳清开国史事，一味地加以篡改实录。对此，孟森早年读《清实录》时就曾有过评论：“清实录，以天聪间所修太祖实录为最早，宜其最近真相，然修饰原文，使真相不存，亦始于是”。③孟森的评价至今仍为不易之论。其实，利用“他者”文献研究中国历史的价值，胡适早在20世纪40年代瑞士苏黎世国际史学大会上，所作《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他关注到的有关研究中国史“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④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除吴晗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出12册有关明清时期中国的珍贵资料，题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外，⑤仅有数量不多的域外文献资料出版发行。不过，这种状况近年来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改变，大批的域外文献资料相继出版。特别是记载有关近世中国的东亚三国日本、朝鲜、越南的文献资料出版。这些“他者”文献对于近世中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清代官书对清开国史事的隐晦与塑造、李朝文献中对清开国史事的记录及对研究明清史的价值加以讨论。

一、清代官书对清开国史事的隐晦与塑造

清开国史，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至1644年清军入关，约60余年，分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个时代。记载努尔哈赤时代的官修史书，有《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加上系事编年体官书《满文老档》。《太祖武皇帝武录》(以下简称“武录”)初纂于天聪七年(1633年)，天聪九年，完成《太祖实录图》。⑥崇德元年(1636年)《太祖武皇帝实录》纂修告峻。⑦《武录》，多尔衮摄政时曾下令修改过。《清世祖实录》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乙亥条载，刚林因谄附多尔衮获，擅改国史罪。据刚林供词称：“睿王取阅太祖实录，令削去伊母事。遂与范文程、祁充格同抹去”，后来多尔衮获罪，刚林坐“擅改实录，隐匿不奏”罪。⑧顺治亲政后，令再修《武录》时，将多尔衮母被迫殉死史事又补入。《武录》重修本与《清太宗实录》于顺治十二年同时告成。⑨现故宫博物院所藏1932年铅排本应为顺治重修本。关于《满洲实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满洲实录》的附图来源于天聪九年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文字部分取自顺治本《武录》。⑩《满洲实录》现存有乾隆重绘本三部：第一、二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第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分别尊藏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可见，这三部实录成书时间有早晚，装帧有差异，但内容应是一致的。中华书局版《满洲实录》影印本，所据即上书房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高录”)为改修本。康熙改修本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修理由，是因为没有谕制序文及进呈表文、凡例、目录等，与历代实录体例不合。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改修告成。改修的《高录》与《武录》比，卷首有康熙皇帝所撰序文、监修总裁官勒德洪的进呈表文及凡例、目录、纂修人员名单等，这些都符合实录体例。反映清入关前，修史尚处初创阶段，入关后渐规范。《高录》，乾隆定修本，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据乾隆在定修本序文可知，定修本成书于乾隆四年十二月十日，定修本主要依据康熙改修本“重加校定”。乾隆定修本与康熙改修本区别不大，只是乾隆本中文字更加规范、文雅，对清开国史实增加些溢美之词。

对《武录》《满洲实录》《高录》对读与比勘，发现《武录》与《满洲实录》，对史实载录基本相同。只是《满洲实录》的文字比《武录》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高录》还雅化。但对一些重要史实的载录，《武录》的记录则多保存历史真实面貌；而《满洲实录》、《高录》，则多改为溢美之词，并增加一些《武录》所不未载的史实。上述三种太祖实录关于清开国重要史实的记载均存在隐讳问题。正如孟森在《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中所云：“清一代之君，无有甚不肖，如明之武宗、熹宗者，即其验也。惟其法祖之意，过犹不及，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孟森所言极是，清实录中隐讳问题，以太祖朝实录为最。如清开国史上重要人物舒尔哈齐和褚英之死，清官修实录中都极力加以回避隐讳。

舒尔哈齐是清开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地位与影响仅次于努尔哈赤。明代官修的《明实录》记载，舒尔哈齐与其兄努尔哈赤同是建州卫“夷人都督”，“俱赴京朝贡，赐宴如例”。万历三十六年，舒尔哈齐与其兄赴京朝贡，明万历皇帝分别赐予其兄努尔哈赤敕书357道，舒尔哈齐敕书140道，并颁给他建州右卫首领官印。然而，像舒尔哈赤这样的赫赫人物的事迹在清官书中却默默无闻。关于舒尔哈齐的记载乾隆改修本《高录》仅有七条。有关舒尔哈齐之死，迷雾重重。《武录》载：“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打喇汉把土鲁薨，年四十八岁。”《满洲实录》载：“八月丙戌，上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高录》载：“八月丙戌，上弟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可见，上述三种官修实录对舒尔哈齐之死都极尽回避隐讳。

清开国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即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武录》和《满洲实录》对褚英史事记载仅有4条。而对褚英之死，两书则一字不载。《高录》除载录以上4条外，对褚英之死，仅见有如下记载：“乙卯年(1615年)闰八月乙巳朔，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尤其应指出的是，乾隆定修本《高录》与《武录》比，刻意增加了努尔哈赤53道上谕。这些上谕，《武录》不载，更不见《满文老档》收录。这53道上谕，在努尔哈赤即位后7道，天命三年攻取抚顺后5道，天命六年攻下辽阳后25道，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病逝前6道，其他散见于各年中。这些上谕所言皆为努尔哈赤所谓的治国安邦之论，显然是清后世之主为美化其祖先努尔哈赤圣贤明德而有意编造的。

二、李朝文献对清官书隐晦史事的记录

清官书对清开国史中重要史实刻意加以隐讳，而李朝文献中却保留了这些重要史事。如前所述，舒尔哈齐是清开国时期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的人物，朝鲜对其关注度仅次于努尔哈赤。在朝鲜人心目中，舒尔哈齐与其兄都是建州首领。万历二十三年，前往建州访问的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在所著《建州纪程图记》中，对舒尔哈齐身世记载如下：“佟交清哈，一子托时，一女(婿—引者)童好罗厚子忽哈。一子奴儿哈赤，己未生……一子毛儿哈赤，壬戍生……一子小儿哈赤，甲子生……奴儿哈赤、小儿哈赤同母，毛儿哈赤异母云”。文中“佟交清哈”与“托时”为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的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奴儿哈赤”为努尔哈赤，“小儿哈赤”即舒尔哈齐，嘉靖四十三年 (1564年)生，他与努尔哈赤为同母所生。申忠一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体貌也有记载：“小酋体胖壮大，面白而方，耳穿银环，服色与其兄一样矣。”

李朝官书中也多以其兄弟并称。《李朝实录》载：“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间间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将为报复中原之计。”文中并称两人为“兄弟”，努尔哈赤“自中称王”，舒尔哈齐为“船将”。是年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廷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建州内部称“都督”，称舒尔哈齐“二都督”。

舒尔哈齐凭其胆识和才干，在建州权势地位日益显赫。万历二十三年十一月，朝鲜通事河世国访问建州，分别拜见其兄弟二人，受到热情款待。何世国亲眼所见：

老乙可赤兄弟所住家舍，则盖瓦，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别设楼阁三处，皆为盖瓦。大概目睹，则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长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许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点考矣。

同年十二月，朝鲜使臣申忠一访问建州，将所带“盘缠、铜炉口二、钥二十枚、箸二十双、纸束、鱼物等”礼物，分别“送于奴酋兄弟，奴酋兄弟皆受之，而多谢云”。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都回赠了礼品。努尔哈赤设宴款待朝鲜使臣申忠一，舒尔哈齐也不示弱，也在第二日加以款待，其规格、礼仪毫不逊色。席间，舒尔哈齐对朝鲜使臣说：“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于我兄弟”。申忠一还详细记载了招待酒会上，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并肩而坐畅饮的场面：

马臣、歪乃将奴酋言，来请臣参宴，臣与罗世弘、何世国往参。奴酋门族及其兄弟姻亲，与唐通事在东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车诸惫时，剌温兀剌各部在北壁；臣等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子及诸将妻，皆立于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则于南行东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倚(椅)子，诸将俱立于奴酋后……诸将进盏于奴酋时，皆脱耳掩，舞时亦脱，惟小酋不脱。

可见，在如此盛大的宴会上，舒尔哈齐与其兄并肩而坐，充分说明其在建州的权势地位。

如前所述，舒尔哈齐之死存在诸多疑点，为清开国史上一桩疑案。相反，李朝文献及明人著述对其之死均有明确记载。如《建州闻见录》载：“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该书作者李民寏，万历四十七年奉明敕谕作为朝鲜援军幕僚赴明参加“萨尔浒之战”，兵败被俘，翌年七月，获释归国。此书系其囚禁建州期间，据其所见所闻写成。书中所云，舒尔哈齐“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时间未必十分准确，但舒尔哈齐为其兄努尔哈赤所杀确切无疑。与李朝文献相佐证，同时代明人彭孙贻所著《山中闻见录》也载：“太祖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以上李朝及明代文献均认为舒尔哈齐之死为努尔哈赤所杀。

梳理史事可理出舒尔哈齐被杀脉络。舒尔哈齐与其兄的矛盾与裂痕万历二十七年征哈达已出现，三十五年“乌碣岩之战”兄弟间矛盾公开化。战后，努尔哈赤始动杀机，剥夺舒尔哈齐领兵权。舒尔哈齐深知，其兄“威暴桀骜之势”，遂于万历三十七年，率其属下，迁居黑扯木，从而导致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矛盾激化。努尔哈赤为消灭政敌，残酷地处死舒尔哈齐长子与三子，次子阿敏，虽未被处死，但其财产多被剥夺。舒尔哈齐得知二子惨遭杀害后，复归建州。努尔哈赤非但不加宽恕，反而将其“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被囚禁的舒尔哈齐于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死于禁所。可见，李朝文献所言，舒尔哈齐由其兄所杀，非诬传也。

李朝文献对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也颇为关注。关于褚英之死，《武录》《满洲实录》两书则一字不载。《高录》仅载：“乙卯年闰八月乙巳朔，皇长子洪巴图鲁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褚英薨，年三十六”。《满文老档》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条，记载了褚英被囚及原因，对努尔哈赤将其杀死，却隐讳不书。而《建州闻见录》中对褚英之死则载：“红破都里六、七年前，为奴酋所杀。”“红破都里”为满语洪巴图鲁音译，即褚英赐号，意为勇敢。李民寏所云“六、七年前”，为其囚禁建州时，依见闻所载，即褚英为努尔哈赤所杀时间有些误差，其被其父幽禁为万历四十一年，为其父所杀是万历四十三年。尽管如此，褚英系努尔哈赤所杀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清官书中对努尔哈赤杀其弟舒尔哈齐、其子褚英虽极尽加以隐讳，但不经意地也流露出事实真相。天命六年正月，63岁的努尔哈赤率诸子孙对天盟誓，以子孙相保为念，不再骨肉相残。誓词中云：“伏愿神祗不咎既往，惟鉴将来”，则是努尔哈赤对杀其弟舒尔哈齐、其子褚英罪过的忏悔。

以上朝鲜李朝文献所记载努尔哈赤与其弟、其子诸矛盾分歧，以至于最后均为其所杀的清开国史事，对清开国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清官书中有意溢美努尔哈赤在清开国的“太祖高皇帝”形象，不顾事实真相，竭尽讳隐，有违历史史实。

三、李朝文献中清官书未载的开国史事

(一)扈伦四部女真的史事

“土木之变”后，海西女真遭受蒙古的蹂躏，损失惨重，各部逐渐南迁，南迁后，形成扈伦四部。四部环开原而居，扼制贡道，收取参貂“居停”之利，日益强大。王台时的哈达部恃明廷支持，号令扈伦各部，控制建州与东海女真。王台死后，“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这一时期，与努尔哈赤竞相争雄的同时代人叶赫部贝勒纳林布禄、乌拉部贝勒布占泰、辉发部贝勒拜音达里，皆欲完成统一女真的大业，重建东北的统治秩序。时叶赫为扈伦盟主与建州矛盾日益尖锐。以叶赫为首的海西女真欲战胜努尔哈赤，遂联合其他女真对建州用兵。然而，清官书中多极力渲染努尔哈赤建州史事，而对海西女真史事却淹没不显，幸而李朝文献中保留了清史书中所不载的鲜为人知的珍贵史事。

李朝文献载录了乌拉布占泰与叶赫关系的史事。关于布占泰的生年，清官书，包括《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均阙如。唯独《李朝实录》宣祖三十八年(1605年)七月戊子条有如下记载：

满浦佥使洪有义驰报：“据使事知译官，归顺胡人处，善辞探问……而北边藩胡，被掳于老酋来者曰：‘酋名夫者卓古，或称夫者汉古，或单称卓古、汉古(卓、汉二音，胡人传语，或不相似而然—原文注)。年可四十，体中面皙，悍勇无双’。”

文中所云“北边藩胡”为朝鲜对海西女真的称谓，“老酋”指努尔哈赤，时乌拉部女真为建州所虏，后逃到朝鲜，经译官善辞探问，得知是年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所部酋长布占泰年40岁，由此推断，其生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比嘉靖三十八年出生的努尔哈赤小7岁。布占泰与叶赫的关系，朝鲜文献记载：“卓古与罗里，所居地方稍近，两酋原为四寸兄弟，最为亲厚”。“卓古”为布占泰，“罗里”为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四寸兄弟”指同一祖父叔伯兄弟，至于他们是否叔伯兄弟，文献不征，无法考证，但至少说明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灭乌拉，布占泰只身逃往叶赫，也可作为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的佐证。

清官书中极力粉饰渲染努尔哈赤起兵时的实力，有意贬低与其抗衡乌拉、叶赫等部的实力。而从李朝文献中所见，时叶赫、乌拉的实力远盛建州。首先看李朝文献对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纠集九部联军的记载：

平安兵使成允文驰启：满浦佥使洪有义驰报：“……大概前日所闻：如许酋罗里、忽温酋卓古等，往在癸巳(1593)年间，相与谋曰：‘老可赤本以无名常胡之子崛起为酋长，合并诸部，其势渐至强大，我辈世积威名，羞与为伍’。不意合兵来攻老酋，期于荡灭之际，老酋得谍大惊，先使精兵，埋伏道傍，又于岭崖，多设机械以待”。

上述史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事实：第一，至万历二十一年前，叶赫、乌拉的实力强于建州。时，尽管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于佛阿拉筑城，定国政，在建州内部称王，其疆域东起鸭绿江与佟家江，西抵辽东边墙的抚顺关、清河堡，南近靉阳门、孤山堡、宽甸堡等地，北面包括英额河流域。但在叶赫与乌拉首领看来他不过是“无名常胡之子”，“羞与为伍”。第二，努尔哈赤得知九部联军来攻建州，并非像清官书所粉饰的那样：十分谈定，传谕诸将，天明出兵，言毕复寝，熟睡如初。真相是，“老酋得谍大惊”。努尔哈赤击败九部联军后，虽威名大震，仍对叶赫、乌拉加以怀柔。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访问建州，对当时角逐东北女真诸部的实力，有如下评说：“诸胡中，蒙古、如许、兀剌等最强云”。“蒙古”，指科尔沁、喀尔喀、察哈尔三部蒙古；“如许”指叶赫部，位于开原东北，入镇北关通开原，因名北关；“兀剌”为乌拉音译，指占据以今吉林市以北、乌拉街镇为中心松花江两岸的乌拉部。在朝鲜人看来，当时角逐东北的诸女真等政治势力中，东部蒙古、叶赫部、乌拉部的实力强于建州。

李朝文献中还保留了辉发部的史事。辉发部为扈伦四部中最小的部落，从属于乌拉与叶赫，所以清官书对辉发部记载几乎阙如。该部以辉发河为中心，北邻乌拉，南邻建州，东临长白山女真，西毗哈达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二十七年哈达亡后，辉发成为乌拉与叶赫的中介，从事参貂贸易的“夷人”需经辉发，前往乌拉、叶赫贸易。建州欲争夺参貂之利必须征服辉发。其时，建州对强大的乌拉、叶赫示以怀柔，将辉发作为攻取目标。而清官书关于努尔哈赤征辉发仅见一条记录。而李朝文献则保留诸多记载，补充了清官书记载的缺失。关于辉发城地理位置与形制，《李朝实录》载：

备边司启曰：“传曰：‘所谓回波，是部落名号耶？在于何处，而是忽酋所属之胡耶？欲知之，察而回启’……‘回波是如许大酋罗里之所属部落名，在于忽温之南，老胡之北。回波之将名倍隐达伊，即罗里之次将……回波部落形势极险，距忽巢三日程，距老巢七八日程。老胡若攻忽巢，则必先除回波，然后可进兵云。敢启’。”

文中“忽酋”指布占泰，“罗里”为纳林布禄，“倍隐达伊”系拜音达里音译，为辉发部首领，“忽巢”指乌拉，“老巢”指建州。由此可知，时辉发附属于叶赫，位于乌拉以南，建州之北，距乌拉三日程，距建州赫图阿拉七八日程。

努尔哈赤欲攻乌拉必先灭辉发。辉发山城，形势险要，三面环水，断崖绝壁，易守难攻。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努尔哈赤派兵攻发，清官书中仅载“十四日兵到，即时克之，杀摆银达里父子，屠其兵，招抚其民，遂班师”。相比，李朝文献对努尔哈赤攻辉发城则有详细的载录：

宣祖四十年十月(万历三十五年)庚辰，咸镜北道兵马节度使柳珩驰启曰：“近日因藩胡暗暗探听，则当初老酋欲图回波，暗使精兵数十骑，扮作商人，身持货物，送于回波，留连作商。又送数十人依此行事，数十数十，以至于百余人，详探彼中事机，以为内应。后猝发大兵，奄至回波，内应者作乱开门，迎兵驱入，城中大乱，以至于失守。然回波兵以死迎敌，极力大战，竟虽败没，老军亦多折损，将胡之战死者多至六人，而回波留将，则三胡，而所带军兵亦仅数千余名，时方送入于忽酋，使之诱服云云”。

由此可知，因辉发城易守难攻，努尔哈赤事先派精兵，巧扮商人作为内应。至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兵临辉发城下，以先前潜入的扮作商人的精兵作内应，才得以攻陷辉发城。在攻城过程中，辉发兵拼死抵抗，建州损失惨重。

(二)爱新觉罗家族权力相争的史事

清官书对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爱新觉罗家族子侄间的矛盾斗争极力掩饰，幸而李朝文献保留了这些重要史实。具言之：

努尔哈赤诸子权位之争。天命六年(1621)，时任朝鲜满浦佥使郑忠信奉命出使后金，回国复命，给光海君的奏报中云：

是行，忠信往返月余，行二千余里，深入虏穴，详探虏中事情。盖老酋有子二十余，将兵者六人。长早亡、次贵盈哥、次洪太主、次亡可退、次汤古台、次加文乃、次阿之巨也。贵盈哥，特寻常一庸夫，洪太主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其它四子，无足称者，总之非老酋之比也。

文中“贵盈哥”为代善，“洪太主”为皇太极，“亡可退”为莽古尔泰，“汤古台”为汤古代，“阿之巨”为阿济格。褚英死后，代善外统重兵，内辅国政，与明征战，智勇兼备。努尔哈赤有意立其为汗位继承人，由此引起“英勇超人，内多猜忌”的皇太极不满，代善地位受到挑战，皇太极甚至“潜怀弑兄之计”。这些史事，清代官书多加隐晦，不加载录。朝鲜文献中还载录了努尔哈赤从弟阿斗因卷入诸子政争而被处死的史事：

有阿斗者， 酋之从弟也。勇而多智，超出诸将之右，前后战胜，皆其功也。酋尝密问曰：‘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斗曰：‘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酋曰：‘第言之。’阿斗曰：‘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酋曰：‘吾知汝意之所在也。’盖指洪太主也。贵盈哥闻此， 深衔之。后阿斗密谓贵盈哥曰：‘洪太主与亡可退、阿之巨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 贵盈哥见其父而泣，酋怪问之，答以阿斗之言。酋即招三子问之，自言无此。酋责问阿斗以为交构两间，锁杻囚之密室，籍没家赀。是自坏其长城也。

努尔哈赤、皇太极病逝，八旗满洲贵族围绕汗位继承展开争斗。关于努尔哈赤病逝后，围绕汗位的争斗，朝鲜文献载：

建州虏酋努儿赤疽发背死。临死命立世子贵荣(一作永，二王子—原文注)介。贵荣介让于弟弘他时(一作弘太始—原文注)曰：“汝智勇胜于我，汝须代立”。弘他时略不辞让而立(丙子录—原文注)。或曰：“奴儿赤临死，谓贵永介曰：‘九王子(多尔衮—引者注)应立而年幼，汝可摄位，后传于九王。’贵永介以为嫌逼，遂立洪太氏云(日月录—原文注)，僭号天总(聪—原文注)。”

皇太极突然病逝，围绕皇位继承人的斗争，朝鲜文献也载：

八月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与此议？”即起去……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文中“大王”为“代善”，“虎口”为皇太极长子豪格，“九王”为多尔衮，“第三子”系“第九子”之误，为皇太极子福临，右真王为济尔哈朗。从当时八旗满洲贵族的实力分析，多尔衮最大，应为皇位继承人的人选；其次豪格，皇太极长子，时为肃亲王，论能力与地位，也是皇位继承人的人选。可见，皇位继承人的争夺，实为多尔衮与豪格之争。由于两人争斗激烈，双方互不相让，结果出现折中方案，选定年幼的福临，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摄政。上述史事清官书避而不书，幸而朝鲜文献中得以保存这些重要事实。

(三)清开国时期满洲八旗社会结构

清开国时期八旗各旗主的史事，清官书多秘而不宣，而李朝文献则有载录，如《建州闻见录》关于八旗各旗主的记载：

奴酋八将，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费扬古—引者)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原文注，即褚英长子—引者注)、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战功，得众心，五六年前，为奴酋所杀—原文注)。

“八高沙”即为八旗或八固山，各旗的旗主，称和硕贝勒，或主旗贝勒，和硕为四方之意，即为一方女真之主。努尔哈赤与其子代善为“二高沙”，即统领两方主旗贝勒，其他红歹是(皇太极)、亡古歹(莽古尔泰)、豆斗罗古(杜度)、阿未罗古(阿敏)皆领一高沙，即为一方旗主。天命六年，奉命赴后金的满浦佥使郑忠信据其见闻，对八旗制度记载更详。据其给国王奏报中言：

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鱼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 青旗无画；酋侄阿民太主领一部，其弟者送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黄龙。统司、哨队，亦各有旗，而有大小之分。军卒则盔上有小旗，以为认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临战则每队有押队一人佩朱箭， 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验，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 战胜则收拾财畜，遍分诸部，功多者倍一分。

由此可知，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为两黄旗旗主，贵盈哥(代善)为两红旗旗主，洪太主(皇太极)为正白旗旗主，斗斗阿古(杜度)为镶白旗旗主，亡可退(莽古尔泰)为正蓝旗旗主，阿民太主(阿敏)是镶蓝旗旗主。换言之，清开国时，满洲八旗社会结构为努尔哈赤既是八旗之总主，又是两黄旗的和硕贝勒，其子侄多是专主一旗之主，而原来女真各部编入各旗(固山)后，便与各旗主即和硕贝勒结成主从或君臣关系，从而构成其时社会的政治结构。

四、“他者”史料中李朝文献对研究明清史的价值

以上以清开国时官修史书太祖实录为例，论述其对清开国史事或隐而不彰，或根本不载，而李朝文献却保留了清官书中隐晦不彰或不载的鲜为人知的史事。这些史事，既补充了清开国史料的阙失与不足，更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加深研究者对清开国史的认识。

李朝文献的价值不仅对研究清开国史，严格地说对研究整个明清时期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前近代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制下，中国与朝鲜交往频繁，尤其与明清两朝对应的李朝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皆以中原王朝为典范，从而形成“东国年年修职贡，礼仪城邦慕胜朝”之关系。因此，不仅李朝官修史书，如《李朝实录》《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经国大典》等史书中载录了丰富的这一时期中国的珍贵史事，同时代的个人记录，如《朝天录》《燕行录》《朝鲜历代文集丛刊》等，也蕴藏着官书所不载更为丰富的，对明清中国的“他者”记忆与认知。以明清时期李朝使臣留存于世的《燕行录》为例，这数百种以日记形式，将使臣对明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与思考，细无巨细、前后贯穿式地加以记录，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十分珍贵的史料。以明代为例，有明一代李朝使臣赴京朝贡人次高达1252次，是东亚诸国中最多的。如此众多的使臣赴京朝贡，留下他们在异国观察的“他者”记忆。《燕行录》中保留大量明清时期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史事。如燕行文献中对当时明辽东吏治败坏情形的记录 ，较早见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使臣丁焕《朝天录》。是年他以书状官身份赴明，至辽阳拜见明辽东大员，按礼节分送些礼物。然而刘、徐两大官人与总兵官李景良等对所赠礼物贪得无厌，“皆别求物产，征名责数”，令丁焕等大为不解。他在日记中批评：“此辈起行伍，不可责以廉谨，然受重寄，杖节镇边，辄施好恶，逞志于外国行人，污甚矣。”类似的记载，其他使臣的记录也很多，不赘述。《燕行录》多为使臣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与官修史书比，具有白描、直观的特点。如对清康熙帝的形象描述，清官修史书记载：“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目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奇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弘，语出至诚，切中事理”，将康熙描绘成奉天承运的天生帝王形象。而康熙八年(显宗十年，1669年)，使臣闵鼎重在京受到康熙接见，据其《闻见别录》载：“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翌年二月，归国向国王复命，谈及康熙时也云：“朝参日，黄屋出入之际，顾见甚久，观其容貌，则别无英气，多有猛气矣”。康熙五十二年(1712)，随其兄金昌集赴京的金昌业在日记中也详细描述所见康熙的形象：“皇帝向西，盘膝而坐，广颡颐稍杀，疏髥犯颊而斑白，雌雄眼。神气清明，其衣帽皆黑，与凡胡无异”。可见，上述李朝使臣对所见康熙形象白描式的记录毫不疑问比清官书中所塑造的贤君圣王天子形象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史料多为朝鲜使臣对中国的见闻、记忆，甚至想象，饱含着他们的情感与爱恨，有些记载未免偏执，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在使用时，要加以辨析。

综上所述，李朝文献中不仅保留大量明清时期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史事，也提供了“他者”文献与中国文献相互比对之可能，从而纠正以往以中国“自我”文献为中心研究明清史的范式。这种冲破以中国文献为中心，破除国界分隔，正确使用“他者”文献研究明清时期历史研究取向，定会将明清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 释：

①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3页。

②也称“清入关前史”(1583—1644)或“清朝兴起史”

③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

④《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转引自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志》第93卷3期，第11页，1996年9月。

⑤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

⑥据《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载：“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图》成，赏给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20页。

⑦《满文老档》，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90年，第1698页。

⑧《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32页。

⑨据《清世祖实录》卷89，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条载：“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奏言：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第702页。

⑩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