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越南使臣桂林诗的生态美学意蕴
——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为视角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生态美学是一种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理想的审美人生，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新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世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1]。这是曾繁仁先生在《试论生态美学》一文对生态美学的定义及内涵作出的概括。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像儒家的“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家“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善待众生”和“法界缘起”等观念，蕴含着古代原始朴素的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生态美学观。[2]为我们生态美学观形成、发展提供着智慧的源泉，在经历数千年的发展，逐渐形成汉文化圈中特有生态美学范式，当代学者袁鼎生教授在其《生态视域的比较美学》一书中对生态美学范式发展的历程进行归纳，提出“与各个时代相应的是古代的依生范式、近代的竞生范式、现代的共生范式、当代未来的整生范式。”[3]古代的依生范式中的主客体关系表现为客体占据着本体、本源和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古人对大自然的尊崇与依赖，故而能创造人与自然环境相对和谐依生之美；只有把人与自然生态审美放在基础性位置，才能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生态审美的关系，真正实现在全美的自然之中实现生命的全美，这正是生态美学的题中之义。

人类生态范式影响并制约着人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依生范式作用下古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积淀升华为一种审美时尚和审美趣味，并以中华文化圈为中心向域外辐射和拓展，许多的域外文献字里行间中表现出对中华文化自觉追随和认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审美范式成为域外文人自觉追求审美理想。越南与中国依水相邻，自宋以来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历代王朝均重视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教育，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越南使臣作为国内的知识精英，更是以“中华自居”呈现出对中原文化极度的敬仰之情。笔者根据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共25册）为基础进行统计，有清一代，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途径桂林时创作诗文作品达600余首（篇），在其北使诗文作品中，无论在创作技巧上，还是作品思想内容层面都显示对中国古典诗词作品自觉继承与模仿；此外，在诗文的审美风格上，也深受中国的古人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影响，其作品中自觉追随中国的士人审美时尚和审美趣味，越南使臣的桂林诗文在记录沿途见闻、吟诵当地山川风貌等自然人文景观之时，着重展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之美。从生态美学视角来看，其桂林诗文中正呈现出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与人之间一种动态平衡、和谐有序的审美状态。

一、临题尽得江山胜——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鲁枢元先生《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提到：“在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存在人与自然和谐之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那种出神入化、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这不但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和谐，甚至也超越了概念和逻辑，超越人类语言的和谐。”[4]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展现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和谐之美。越南使臣们虽身处异域，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以及前代燕行使臣的文献记录的影响，对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早已心驰神往、慕名前来，“江作青罗带，水如碧玉簪”的桂林极大激发使臣们创作的诗兴，不同时期的使臣们对桂林进行了摹写与吟咏，为我们呈现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协奏曲。

生态美体现在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5]在桂林诗文中使臣们置身于奇山秀水之中，身心完全与桂林山水融为一体，于山光水色之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之音。根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①记载，使臣在桂林境内的大体路线为：经昭平进入平乐，自平乐入阳朔，至省城桂林，经灵川过兴安灵渠达全州，最终经由全州进入湖南境内。进入桂林境内的第一站便是平乐，使臣便开始流露出对桂林风光的仰慕之情，在阮翘《乾隆甲子使华丛录》中的《印山即景》①中写道：“江拖银绶四回环，削翠刓青秀一山。地出圆珠浮水面，天堆碧玉镇波间。骊龙遗下难分别，鸟鹊衔来竟等闲。客里登临看不尽，诗囊括取带将还。”印山于三水的合流之处，江心一座石山，圆削如印，山上有八角亭。山入水、水露山、亭立于山巅，使臣们无不被奇特的风光深深折服，由衷发出“客里登临看不尽，诗囊括取带将还。”的赞叹。舟驶出平乐，映入眼帘便是阳朔风光，对于阳朔山水，近代诗人吴迈咏阳朔的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6]诗句形象诠释桂林山水与阳朔山水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又处于相互生发、相互促进整体结构之中；甚至局部上，阳朔的山多了几分雄姿险态。唐人吴武陵对阳朔的山描述道：“孤崖绝嶲，森耸骈植，类三峰九嶷，析城天柱者凡数十里，如楼通天，如阙凌霄，如修竿，如高旗，如人而怒，如马而欢，如阵将合，如戟将散。”[7]漓江两岸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在使臣裴文禝的《阳朔山歌》①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宛如长剑大戟，三军左右相周还。又如瑶台宝塔，九层金碧尖且圆。忽如马鞍鹿角兔毫螺髻，簇簇交蝉联。翠竹倒谷龙蜿蜒，紫藤裂壁云斜缠。中有万丈瀑布翻清泉，盘草溵石倾泻为奔川，伟哉造化穷雕镌。朅来到此神爽然，一樽尽日共流连。”阳朔山峰的幽、雄、险、奇的特点引起使臣极大兴趣，成为争相吟诵的对象，如黎光院《华程偶笔录》的《阳朔道中》①中写道：“地以清幽胜，山如斧削成。碧簪人共赏，灵石旧知名。”潘辉注在《华轺吟录》的《阳朔道中》①也有描绘：“万叠峰峦奇更奇，瑶簪玉笋翠参差。天开屏幛临江满，人向烟花放棹归。”幽中含险、秀中蕴雄的阳朔平乐自然风光，让使臣们获得良好的审美趣味，不断激起他们审美愿望和兴趣，使其身心投入其中，全方位体验大自然内在生命的律动，最终获得超然的审美理想，呈现出物我相融的和谐状态。

随着舟驶入桂林省城，桂林山水之精华便呈现在使臣们的眼前，在《乾隆甲子使华丛录》①有言：“广西省城名胜不可胜纪。”武辉珽的《华程诗》①中也有提到：“广西省城。一面临江，三面阻山，广阔壮大，其地名胜甚多。”其中桂林八景则是桂林山水结构中精华之精华，也是使臣重点着墨的地方，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不完全统计，与桂林八景相关的诗文作品就达60余首，数量十分可观。何为八景？在胡士栋的《花程遣兴》中的《桂林八景》①一诗提到：

胜迹由来地气钟，斗鸡象鼻肖冥容。七星岩下栖霞寺，钟鼓楼边独秀峰。

诸葛台高青草荫，刘仙洞石白云封。到头陵若知何日，老尽翰林几笔锋。

诗中明确提到桂林八景分别为：一曰象鼻山、二曰斗鸡山、三曰栖霞寺、四曰钟鼓楼、五曰刘仙岩、六曰七星岩、七曰独秀峰、八曰诸葛台。诗歌中桂林八景中每一处景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当将八景看成一个整体时，各部分间又是十分协调，呈现出和谐统一状态，正如黄碧山《北游集》中《桂林八景歌》①描述道：

嶔岑山象鼻垂垂，垂鼻如虹下饮漓。斗鸡两山山争奇，山脚山头拱向痴。

风霜几度不相离，栖霞寺外霞影飞。合亭花木相参差，闲叩禅关人是谁。

钟鼓楼高十道驰，市城真趣几能知。明月清风无尽时，刘仙岩上仙迹遗。

蓬莱洞口一壶私，七星岩峙桂江湄。绝顶仙游光翠微，白石红霞漾碧漪。

禅堂道院醉芳菲，独秀峰如笋一枝。重城回绕四山围，整足何年断得遗。

诸葛台高耸石碑，观兵犹在凛霜威。

作者先在诗歌之前还以小注的形式对桂林八景的地理位置、形状特点和人文典故等方面进行详尽的介绍，进而以七言诗的形式对桂林八景进行题咏。在其笔下，象鼻山、斗鸡山栩栩如生，栖霞寺、钟鼓楼的禅市趣味，刘仙岩、七星岩的无尽风光，独秀峰的独秀一枝，诸葛台的凜凜威风跃然纸上。[8]同时，与桂林八景的自然审美耦合并进是其背后的人文底蕴，也成为使臣重点展现的对象。如1742年出使的阮翘、阮宗窐《乾隆甲子使华丛录》中《桂林山川相传八景》以及乾隆三十七年（1772）武辉珽《华程诗》中《桂林八景》两组诗将桂林八景各咏为八首，在每一诗之前以小注形式提到桂林八景背后许多人文典故：如象鼻山的“昔越王尝出游此山，向水玩赏”“栖霞洞在城东隔河七星岩下，相传有八仙来游”“刘仙岩乃宋时刘仲远得道处。其形貌及歌诠药谱，石刻犹存”“诸葛台，相传孔明引兵去破花苗二十四獞峒，立合在此山，齐阅戎阵，乃为立志。”①无论越王、八仙来游抑或刘仲元得道还是诸葛孔明观兵，都是由景及人的联想，一方面体现了使臣们对汉文化乃至桂林地域文化的熟稔；另一方面，使者在秀丽的自然景观之中发掘背后人文底蕴，可谓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高度和谐的生态美。

二、涵养边民颂太平——人与社会和谐之美

袁鼎生教授《生态和谐的审美发展》一文中认为“生态和谐既在自然领域生成，也在社会领域实现，更在自然与社会贯通的整体生态领域发展。其中，前两个生态和谐的生成，为后者的生成奠定基础。和天生一的和谐，就是以自然生态和谐及社会生态和谐为前提，并在两者的贯通中生发整体和谐的审美生境”。[9]杨宁宁教授在《论＜徐霞客游记＞中的生态美学》一文中也认为：社会生态的和谐体现于人与社会的和谐[10]。在北使的桂林诗文中，使臣们带着新奇的眼光、细微的观察、从不同视角来还原清代时期桂林的社会状况，展现当地人民和社会和谐之美。

北使桂林诗文中从不同方面观察和反映桂林社会的形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桂林城市生活景象的集中呈现。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高度复杂的聚落形式，也是人类生产生活和从事相关社会活动的载体。清代时，桂林作为广西省城，是使臣北上入清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桂林的城市面貌是使臣重点着墨的，如1765年使华的阮辉亻瑩的《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对桂林省城的城市面貌有记载：“省城一面流江，三面回山，有巡抚、步、按、道、镇、府、县分区而居，九街三市，商货大聚，瓦屋万余家。”1772年后黎朝使臣武辉珽在《桂林风景》一诗前注中也写到①：“广西省城……城中并列巡抚、布政、按察、提学、叶镇府县各衙门，并居三市六街，商贾萃聚。河津两岸，舟舫鳞集。……对岸地名水东街，房屋连延，贩卖亦广，两边人烟凑集，洵是西南之一大都会也。”1825年，阮朝使臣潘辉注提到“桂林今承平日久，人民渐属稠饶，虽不及粤东繁华，而环城肩宅，百货贸迁，景色亦自不恶”。①道光九年（1829）如清的邓文啓《华程略记》中的《桂林风景》①在小注中写到：桂林省城“庸舍联络，江津舟帆麟集。”诗句也描述道：“名胜自应超两汉，沃饶端不让三秦。”桂林作为广西省政治行政中心，是当时众多行政机构治所所在地；城内居民稠密“肩摩人汗挥成雨”①、屋舍连绵、街道纵横、商铺林立、物产丰富、商贸繁荣，不论风景名胜还是物资丰饶毫不逊色于三秦中原之地。此外，还有展现兴安、全州等周边县城繁华景象：1765年阮辉亻瑩记载兴安城商户如云：“兴安县城两岸，庯肆临流。”①1771年武辉珽《全州风景》①中看到“城之中外居民稠密，廛肆连延，衣冠甚多”，全州城内外居民稠密，商铺鱗次栉比。在使臣笔下的桂林虽地处粤西，但人口稠密、商业繁荣，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侧面反映当时的桂林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才使得整个城市面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一定程度上体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诗文中描写桂林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如记载兴安人民用水车灌溉农田、用石灰杀虫。阮宗窐《使华丛咏集》中的《泝陡漫成》①诗中提到：“坝轴运田霖济旱，石灰撒陇崅成饶。”诗小注亦云：“见土人多作水坝置翻车运水注以田；又以石灰撒田间，云可倍收粟谷也。”还有武辉珽《华程诗》里的《灵渠泝陡》①诗云：“注水竹篱通涸鹢，灌田坝轴活枯苗。”诗下小注曰：“岸边土人多作竹坝，翻车运水，以注田上。”另有黄碧山《北游集》中的《泝陡记见》①下有小注云：“两岸土人多筑石坝，翻车引水入田；其俗多以石灰撒田间，以除蟊贼。”潘辉注《华轺吟录》中的《晚眺即事》①也有描述到：“深深茅屋依村树，历历苹汀转水车。”李文馥的《周原集咏草》的《灵渠即事》①云：“野晓林间红未了，水机江畔白相连。”上述记载中可见水车灌溉农田在桂林十分普遍，正是得益于水车灌溉及石灰除虫这一生产方式，兴安灵渠一带成为万顷沃田，如诗文中描述道：“行尽灵渠出陡门，高低桑稼沃洲繁，万顷沃田为利涛，千秋运道至今存。”①桂林人民根据特定水文、土壤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借水车引灵渠水以灌溉、撒石灰以杀虫，创造适合当地发展的生产方式，使得主体生产活动符合客体运行规律所构成的人与社会和谐的审美状态。除此，还有描写桂林沿江两岸的百姓们养鸬鹚捕鱼的诗文。渔民将鸬鹚放于竹筏上捕鱼“鸬鹚可授攻鱼计（两岸渔人多养鸬鹚放于筏上），湾陡多为架路愁”。①渔人执蒿发号施令，鸬鹚便会“入水捕摩鱼，置诸喉舌中。振翼凌沧波，归来献渔翁。”①于是就出现了只有鸬鹚终日忙碌，而渔夫清闲懒散的奇妙场景，“笑杀渔翁闲懒甚，鸬鹚终日水中央”。①而渔翁与鸬鹚之间“鸬鹚不自肥，渔翁不自充。所得各以养，两不怀私衷。”①就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桂林人民在尊重自然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然优势化为生产生活中的优势，追求一种主客对生的生态共和状态。

北使桂林诗文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清代时期桂林的社会形态，诗文中书写的城市面貌中反映当时桂林社会安定、人民安居、商业繁荣；诗文中呈现的桂林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我们感叹桂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为桂林人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利用自然为自己生产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耦合发展，最终呈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

三、笔墨相逢即故人——人与人和谐之美

李庆本《从生态美学看实践美学》一文中认为：“自然美侧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美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美与社会美虽然有侧重，但均包含于生态美这一范畴之中。生态美的本质就是在生态整体论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11]在桂林北使诗文中有许多作品反映越南使臣与桂林当地官员及文人真诚而友好的交往，不同时期使臣们与当地人民相互尊重理解，在交往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真挚的友谊，体现了越南使臣与桂林士人之间的和谐之美。

笔者根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共25册）进行统计，越南使臣与桂林士人的诗歌唱和的数量达到130余首，这些诗歌包涵的内容比较广泛，使臣唱和的对象有巡抚、按察使等这些比较高级别地方官员，也有县令范来霈、长送倪心耕、短送萧崇阿等一般官员，以及银际昌、龚一贞、蒋大烈等当地文人，虽然交往对象身份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但总体上呈现出人与人和谐之美的审美特征。在与巡抚、按察使等高级别地方官员交往时，其中与劳崇光的交往最为频繁，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越南国王嗣子阮福时遣使请封，进贡方物。赏赉筵宴如例。以故越南国王阮福暶嗣子福时袭爵，命广西按察使劳崇光往封”[12]劳崇光以广西按察使的身份到越南册封越南新任国王阮福时，劳崇光到越南之后即请求观看越南诗作，使臣到桂林之后又请求观看越南使者所作诗集，足见其对越南文化的兴趣和欣赏。在1848年请封乙副使阮《星轺随笔》，1849年岁贡乙副使阮文超《方亭万里集》，1853年答谢正使潘辉泳《驷程随笔》，岁贡正使范芝香《志庵东溪诗集》，四位使臣的四部作品中，均于桂林与劳崇光有篇幅较长的赠答往来诗作。劳崇光在阅读阮的《星轺随笔》①之后即赠诗：“圣朝文教被无疆，词客翩来自越裳。万里梯航尊帝命，九重云日觐天阊。游踪泥雪殷勤记，学统渊源子细商。无限江山助奇气，琳琅满卷耀归装。”称其“文颇有江山奇气”，对其诗集有较高的评价。阮随即次韵一首《和答钦使劳大人所赠原韵》①云：“海国骐骃远出疆，蓂阶有幸厕衣裳。江山胜概征舆志，雨露隆沾仰帝阊。召伯此行瞻衮绣，唐人余韵响宫商。瑶函归作家庭宝，不负桑蓬万里装。”“唐人宫商余韵”“瑶函作庭宝”等字里行间中流露对中华文化、对宗主国的认同之感，对劳崇光前往越南册封的赞诵。除此，1715年使臣丁儒完《默翁使集》中《答广西按察诗韵》①：“豸冠还有欧苏笔，会拜三公尚黑头。”“豸冠”指的是执法的官员即按察使，称赞其年少有为，并将其与苏轼与欧阳修相比，足见评价之高。此外，1835年岁贡正使潘辉在《骃程随笔》①中还有与广西藩台吴鼎昌、广西臬台许祥光有相互唱和的诗篇。虽然身份地位有差别，使臣们与广西高级别地方官员都进行了真诚而友好交流，促进中越两国友好往来，体现人与人和谐之美。

北使桂林诗篇还有许多反映与桂林沿途一般官员及伴送官员诗文唱和，诗歌作品饱含交往双方朴实而真挚的情感，是中越人文交流的典范之举。郑怀德的《艮斋观光集》中有《临桂县正堂范来霈前冬严寒惠送柴炭元宵闹会复陪使部观灯适承省委劝农告行因以诗赠》①一诗有：“南驰绣节向神京，临桂高衙幸识荆。送炭雪天饶厚意，陪灯元夜绰余情。”从诗名大致了解：使臣们行至临桂县恰逢大雪，临桂正堂范来霈严寒之中送炭，还陪同使臣一起观赏元宵花灯。此举可谓真正的雪中送炭，令使臣们颇为感动。此外潘辉注的《华程续吟》中《和甲副使张侯哭长送陶县尉之作》①一诗：“江国怜伊一病捐，归程莫共岁功全。异乡不禁相知泪，曾是同行自去年。”诗歌小注写到：“兴业县尉陶煦，随孙那二堂护送使部周旋，颇有情致。今春伊病没于灵川舟中，张侯以诗哭之，要予同作。”听闻县尉陶煦逝世的消息，使臣张好合《梦梅亭诗草》中《哭长送委员兴业县尉陶先生》①写到：“滩上闻君路半捐，死生国事两周全。亦知痛哭终无益，争奈途间共二年。”县尉陶先生此前作为长送，一路伴随使臣北使两年，此过程中与使臣结下深厚的情谊，面对挚友的逝去，使臣十分悲痛，两诗字字呜咽，至情至性，感人肺腑。以及范芝香《志庵东溪诗集》中《赠长送平乐同知府周霁岚先生诚之二律》①吟出：“白雪阳春虽和寡，青山绿水共情长。拂丝倘可留清顾，未已巴人唱折杨。”使者与长送周霁岚已经互视彼此为知音，以诗会友，以心相交。

反映与桂林当地文人的诗文酬唱。使臣途径桂林时，常有当地文人慕名前来拜访、或有携佳作请求使者点评、次韵。道光二十一年（1841）李文馥出使中国，在其诗集《周原集咏草》①就提到：“舟泊桂林，一夕，李三晴湖与六弟南墅同诣舟中见，将以观使也。喜余同姓，笔墨为言。适阅余近诸诗若干首，携以归。越日，偕其二兄小芸来，自以先家君所遗画轴一暨先伯父松甫部郎公诗集、先家兄春湖部郎公书帖各一，凡数事见送，又各赠以诗。余抵粤，每闻人言城左边有李待郎园者，体势闳雄，往往供各人赏玩。其子昆仲又为显官，亦复不少，盖粤中有数名门也。觌然唔叙，把殷勤，温温乎骚雅风味，一逢风雨，文字相知。爰各次原韵以复。”李文馥暂泊桂林时，李三晴湖（李沁）、李六南墅（李仓）及李二小芸（李塗）三兄弟登门拜访，李文馥与李氏三兄弟进行了诗文唱和，如《李二小芸（李塗）赠》①一诗的前注高度评价李文馥诗文“语语忠孝，由其天性纯挚，故能情见于辞。至于清新流丽，尤其余事。”后诗中则赞颂道“到处云山俱醉笔，三春杨柳助诗人。吟成蝶句争夸艳，唱入骊歌最怆神。”对此李文馥也次韵一首《次韵酬李二小芸》①：“观兴余酣掷苦辛，星槎舒与泛江滨。江山到处皆新眼，笔墨相投即故人。桂岭连枝贪把手，屋梁梦月恐伤神。高门共道容车久，欲扣奚劳客问津。”诗中阐明自己的交友观即“笔墨相逢即故人”，不在乎国别、文化差异，只重才情，以诗会友。还有《次韵李三睛湖郎中》一诗也写道：“有缘芝室幸为邻，气谊还从笔砚亲。相期隔岁重携手，共认新人是故人。”以及《二章酬李六南墅》①的：“万里关河知己少，一家风雅使人钦。”足能知晓李文馥与李氏三兄弟交情之深。

如清使臣在桂林交往唱和对象包括地方高级行政官员到民间文人，两者之间的交往没有隔阂、没有歧视，有的只是真挚情感，他们的友谊超越国别、超越文化差异，成为中越人文交流的一段佳话，也体现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之美。

四、结 语

在汉文化圈辐射下，越南使臣认同并追随中国士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在使臣创作实践中不自觉地显现出追求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审美状态，在北使桂林诗文具体表现为：诗文中对桂林景观的描述和吟诵来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亲和之美；对桂林社会形态的书写，呈现出人与社会主客对生的共和状态、及两者耦合发展的和谐之美；在与桂林士人的诗文唱和中，二者以诗歌会友，以心相交，成就了人与人和谐之美。

注 释：

① 本文所录诗文均依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共25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05．余不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