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精神的五重维度

（百色干部学院，广西百色53300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呼唤伟大精神的引领。1929年12月11日，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以“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为主要内涵的百色起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尝试从历史、文化、人民、实践、民族的维度对百色起义精神丰富内涵再学习、再挖掘，充分认识到革命精神对于在“四个全面”建设中凝聚共识，强化思想引领的时代价值。

一、历史的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百色起义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百色起义在历史时空中的地位，更好地“以史为鉴”，增强信心，引领未来。

（一）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思想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

武装割据思想是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出路的过程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2]。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1928年，毛泽东相继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9年9月，党中央派遣邓小平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他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进行了传达，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广西国民党左派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及时有效对旧军队进行改造，并审时度势率广西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移往右江地区，武装右江地区农民自卫军，壮大和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这些做法使得起义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在右江地区成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创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六块比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为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把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理论认识，变成在广西这块区域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具体实践。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深远、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实践和探索，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张云逸后来说：“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迅速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才能进一步发展，并且迅速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3]

（二）百色起义谱写了在广西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运动的新篇章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4]。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湖北汉口召开的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上指出“党必须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因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5]。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前委颁布了《中国红七军目前施政纲要》，指出要“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起义第二天，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一职，具体负责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工作；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改组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县、乡也相继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右江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针，奉议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土地字第一号）——土地问题》等法规和文件，宣传和推广土地革命。其中，《共耕条例》对共耕社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管理、土地耕作制度、产品分配、劳动纪律等作了详细介绍和具体要求，可以说“《共耕条例》的制定和颁布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是中国土地革命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套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6]。土地革命的实施，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梦想，分得土地的农民“每家每户收获的谷米至少都已等于反动统治下的中农了”[7]，当时东兰、凤山等地流传很多这样的山歌：“跟着共产党，翻身各有份，无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8]“搞土地革命，人人有田耕，孤儿也有份，穷人有银钱，这种好主张，天下得太平，家家粮够吃，个个有衣穿。”[9]表达农民的喜悦心情。土地革命有力地促进右江地区经济，推进了桂滇黔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诞生于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诞生于百色起义的红七军，是百色起义的主力，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武装创建新形式的直接成果。“红七军的出现虽在偏僻的广西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10]，“百色起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意义，是以军事作用和价值为主要方面”[11]。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建军后，历经征战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远征、游击湘赣边区、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等光辉历程，至1933年6月7日与红二十一军一部合编为红三军第五师及所属番号被撤销，在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展了200余次大大小小的军事战斗”[12]，成就了“百色劲旅”的英名；1931年1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红七军“千里来龙”锦旗，以表彰红七军的功绩。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并编入中央红军作战序列，成为中央红军主力团队之一，极大地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提高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斗争实力。虽然红七军经历了多次番号和建制的改变，但是红七军所具有的英勇善战的革命本质没有改变过，其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其后各个血脉部队得到继承和传扬。红七军的后续部队在其后各个时期续写辉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团，荣获军区授予的‘攻必克，守必成’称号；新中国伊始参加修建铁路，抗美援朝时期参加了著名的五次战役以及高旺山、马良山等大小战斗数十次，涌现出机智勇敢、歼敌制胜、能攻能守、英勇顽强以及攻如猛虎等多个英勇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13]。中共中央曾这样评价过红七军：“红军第七军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他虽然出现于偏僻的广西，暂时对全国尚没有其他部分红军那样大的影响，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和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14]

二、文化的维度

从百色起义精神孕育生成的维度分析，百色起义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既源于百色起义的革命斗争实践，又源于爱国主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敢于反抗的边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这些都是百色起义精神形成的文化基因，为百色起义精神的形成创造了文化条件和重要基础。

（一）中华优秀文化中爱国主义的传统

右江地区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这里曾产生过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铜鼓文化、汉代古句町国文化、宋唐以来土司文化、茶马古道文化。2000多年来，百色各民族始终团结在中华大家庭。每当外敌入侵，百色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早在明朝时期，为抵御倭寇侵犯我国东南沿海，瓦氏夫人挺身而出，率田州6800俍兵驰骋千里横扫东南沿海倭寇，为保国安民立下赫赫战功。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中，瓦氏夫人堪称“巾帼英雄第一人”[15]。曾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的西林县人岑毓英，在中法战争爆发后，率军出关抗法，收回被法越侵占的领土，是一位抗法的民族英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事件都给百色这片大地提供了红色精神产生的丰厚的物质养料和历史文化条件。

（二）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6]。因为，“没有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17]。右江地区的文化是敢于反抗封建压迫的文化，各族人民不畏强暴和不屈服于黑暗统治。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群众为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从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到民国初年邓丕才领导的瑶民起义，“右江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数百次之多”[18]。北宋壮人首领侬智高，在外受交趾（今越南）进犯，内受北宋王朝压制的困难情况下，被迫起兵反宋。被毛泽东称为“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领袖，我们党的好干部”的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韦拔群，曾以“愤不平”为笔名，传播革命理论，组织革命同盟，建立农民协会，开办农民讲习所，领导农民运动。百色起义期间，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广西党组织，“要毫不犹豫的发动群众日常斗争与领导群众直接行动”“由斗争、罢工、示威的反抗一直联系到准备武装暴动”[19]。各种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抗精神，而正是右江地区人民在历史上演出的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斗争史，从而迫使统治阶级做出种种改良和让步，推动历史的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爆发后，包括百色在内的广西各族青年学生、工人、市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广西省立第五中学派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这两名代表回校后，积极宣传五四爱国精神，“在参加爱国运动中，五中学生接触了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为接受先进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20]。1924年，东兰县的陈洪涛考入广西省立五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他联络东兰、凤山两县进步同学，组织了东（兰）凤（山）留邕色学会，开始革命宣传；同时，进步学生黄永达、藤煊甫、黄绍谦等在《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的影响下，后来成为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骨干。“五四运动”爆发后，深受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的韦拔群在驻川滇军中和其他进步青年研读《新青年》等革命刊物，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在1925年1月，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理论和政策，他毕业回到东兰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东兰农民运动，从此，马列主义在右江地区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三、人民的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格恩斯提出“历史上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1]。

（一）注重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创党之初就已认识到依靠和发动群众之于革命的重要性，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2]，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6年10月，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各级党支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中指出：我们不仅“从党员数量上”“更需懂得质量上增加”“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得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去”[23]。邓小平在1931年4月撰写给中共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其中提到“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24]。

（二）注重联系和发动群众

1929年7月，邓小平到广西后，进一步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工作，并于9月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要注意群众中所发生一切小问题，发动领导起群众日常经济斗争，推进到政治斗争，最后汇合而成为争自由的总的斗争”[25]“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去发动并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斗争中去争取群众，扩大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和群众的组织，注意党的基础的创造，并使工农运动的平衡与配合”[26]，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只有党坚决的向着群众，在群众中寻找线索建立关系，毫不迟疑的领导群众走上斗争之路，则群众必然会发动起来”[27]，正如列宁在《维·查苏力奇三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一文中指出，要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到自己队伍中来，“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28]。

（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列宁认为：“要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和建设，前提条件是这样的革命和建设是能够为群众谋利益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29]百色起义后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交苏维埃政府，分配与农民，使农民得实际利益”[30]；邓小平与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一起在东兰开展土地革命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由乡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凡没收之土地，完全分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使用”[31]，用政策和制度保护穷苦群众利益，激发了人们群众对于革命的热情和拥护。

四、实践的维度

百色起义精神的形成源于百色起义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的艰苦拼搏、艰难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和明显的实践性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艰苦探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苦苦探索，但都相继宣告失败。找寻一条指导中华民族未来的出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对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进行分析：“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32]所以，他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33]。因此，必须要通过武装斗争获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没有那么彻底，没有掌握军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34]。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

（二）广西工农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曲折发展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传播，广西革命运动日益兴盛起来。1919年7月，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在梧州成立。从1921年秋起，韦拔群等在东兰县开始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农民武装。随着新桂系跟随孙中山开展国共合作，广西工农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广西工农武装斗争迎来了第一次高潮。但新桂系军阀认为革命运动威胁到其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马上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各地开展“清党”，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广西农民运动暂时进入低潮时期。为尽快恢复广西地方党组织瘫痪状况，1927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党组织抽调干部派到广西加强对党组织的领导，广西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广西党组织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积极投入到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动和组织中。此时，农民领袖韦拔群组织农民武装就在右江地区，多次发动和组织农军暴动和武装斗争；这些农民武装在战斗中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为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右江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

“革命是不能‘制造’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35]。为“实现割据两广”，邓小平、张云逸等根据各种形势发展，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新桂系的势力在全国迅速扩张，但在蒋桂战争中很快失败，使广西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武装斗争的局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广西的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促成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第一次新的合作，当时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表示愿意在邓代表的全力协助下改造旧军队和扩建新军队，开展工农群众运动”[36]，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37]。广西党组织获得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右江地区工农武装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举行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但俞作柏、李明瑞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关键时刻宣布反蒋，很快遭到失败。面对混乱的局面，邓小平等人把共产党人掌控的武装力量，开赴右江地区，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举行百色起义，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到次年2月，刚诞生的红七军在百色保卫战中勇歼来犯匪徒，在清剿反动武装据点时所向披靡，并且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做出来“游击南宁”的军事部署。随着红七军力量的增强及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新桂系和其他军阀对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和镇压，从1930年2月初到7月中旬，红七军先后与桂军、黔军和滇军发生过多次激战，都表现英勇顽强。1930年11月10日至1931年7月22日，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踏上北上远征的漫漫长路。期间，红七军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历时9个多月的北上远征过程中，共进行了大小100余次的战斗，队伍从7000多人减少到2000余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了表彰红七军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战的革命精神，特授给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38]。

在百色起义成功举行和红七军创建当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作为右江地区“工农武装割据”形成的标志，右江苏维埃政府不仅要承担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职能，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武装斗争任务。苏维埃政府机构设置了军事委员会、赤卫委员，把《中国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作为政府施政纲领，比如，其中第四条提出“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同时，围绕武装斗争做党建及经济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合红七军开展各项军事活动，尤其面临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的严峻形势下，努力开展各项基本建设和武装斗争，开辟和拓展右江下游、黔桂边等游击区，成为红色政权和武装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延续的重要标志。

五、民族的维度

百色起义建立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一块境内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根据地。处理好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关系到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威信；而百色精神正是各民族共同奋斗产生的民族结晶。

（一）右江地区比较复杂的民族关系

右江地区是壮族、汉族、瑶族、苗族、彝族、仡佬族、回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局面；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中壮族是有着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属于主体民族，遍布右江地区各县乡，约占当时右江地区总人口的80%。长期以来，右江地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各族人民饱受封建地主、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壮、瑶、苗等少数民族，把壮族称为“愚顽的‘土人’”，瑶民称为具有侮辱性的犬旁“猺”字的“勒猺”“臭猺”等称呼。另一方面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在经济上实施民族压迫，压榨各族人民；同时，在文化上表现“大汉族主义”，以汉族的文化标志强制少数民族移风易俗。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右江地区采取制度加以统治，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隔阂严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生产力水平低下，各族人民生活贫困。

（二）党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政策

为了改变历来右江地区少数民族受到歧视和压迫的情况，党组织在右江地区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民族政策，维护各族人民权利，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提倡并践行各民族平等团结。1930年3月，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广西内部杂居不少瑶民，这些瑶民虽然大部分同化汉族，然还有不少种族关系。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生活的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39]针对右江地区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处于赤贫状态，为满足各族群众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还制定和实施了特殊的土地分配政策。1931年4月，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40]各族人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生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高度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通过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运动骨干，通过开办党政、军政、苏维埃训练班等，帮助少数民族干部提高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后来很多人都成为右江地区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培养锻炼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有的壮族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1955年有14名红七、八军出身的指战员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在右江苏维埃政府首届委员会的11名委员中，壮族有5人，瑶族有1人，少数民族的比例超过50%，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二届委员会的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各县苏维埃政府首届委员会103名委员中，壮族77人，约占75%；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员，基本由少数民族组成。“据不完全统计，仅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壮族干部就有108名”[41]。党通过这些民族政策极大调动了右江地区各民族的积极性，为百色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深入了解、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成功探索和实践。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中国共产党还从未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过革命根据地，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太多经验。在少数族人口众多的祖国南疆爆发百色起义及创建革命根据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右江地区的民族问题，团结最广大各族群众起来闹革命。百色起义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建立了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根据地的革命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党在革命战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如何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丰富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政策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对党在社会主义阶段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