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述鸦片战争的历史辩证法及其当代启示

田 丰

2020年是鸦片战争180周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开端。遥望虎门南沙鸦片战争古战场，炮台遗址雄风犹在，滔滔珠江汇入大海，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建设与日俱新。在神州大地发生了历史巨变的今天，重温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不断觉醒、砥励前行的伟大进程，总结历史教训和经验，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遥远东方的古老中国给予特别的关注，主要体现在19世纪60年代关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事件的评论文章中。马克思在资料有限、通讯不畅的条件下对鸦片战争的原因、过程、性质和发展趋势，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连续的深入的分析，猛烈批判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为，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马克思的论述把历史观和价值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在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分析中精彩地阐发了战争的本质与现象、东西方冲突的善与恶、市场的开放与封闭、民族的进步与代价等历史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结合当下全球化发展新态势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以科学指导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

一、野蛮与正义

马克思在分析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过程和后果中，明确指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蓄意发动的野蛮侵略战争。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们颠倒黑白，妄图掩盖歪曲战争真相，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强加给中国头上。马克思用大量的外交公函、政府文件、文献资料以及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揭露了英国政府发动和挑起战争的真相。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1]马克思认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是“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攫取超额利润大量推销走私鸦片是战争的动因。“在1830年之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2]

当时英国政府包括其治下的印度的财政，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林则徐主导的禁烟运动，无论是从救国救民的动机看，还是从国际贸易规则看，完全是正义之举。“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3]

为了把发动战争的英国政府和英军的残忍性和欺骗性向全世界揭露出来，马克思写下了《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他用较长篇幅论述了停泊在广州城外的“亚罗号划艇”事件，指出英方蛮横恫吓、无理取闹、挑衅寻事的行径，赞扬了中国官员的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揭露英方千方百计歪曲事实以寻找“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4]马克思还详细评述了天津白河事件，指出英法派遣舰队强闯白河是为了寻衅，“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

马克思在痛陈英军入侵造成“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的事实的同时，无情地揭露英国及西方媒体和舆论掩盖真相、为侵略者辩护的手法和行为。“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的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悲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5]在东方被压迫民族面前，西方媒体与政府、商人的殖民利益是一致的，所谓客观性、中立性荡然无存。

马克思反复揭露西方舆论的欺骗性，是为了向世界公开地、鲜明地伸张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恩格斯也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6]

二、利益与道德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缔结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告终。这场围绕鸦片贸易为轴心开展的长达上百年的斗争，关系到清帝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能否征服东方，双方动用了巨大的军力、财力和文化力。马克思称之为“殊死的决斗”，回顾和深入探讨了双方投入“决斗”的内驱力，指出：中国人坚持道德原则，而西方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相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都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7]

马克思用“对联式悲歌”来形容鸦片战争前后的这场世纪“决斗”，一个是为了维持天朝尽善尽美的威严，一个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一个是激于道义的高尚原则，一个是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然而道德的屏障却在利益的利剑下轰然倒下，这不能不令人悲愤和叹息!

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帝国，中国历代统治者自汉代起“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以伦理为本，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明清时代更是把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的天理不是黑格尔讲的客观精神，而是“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当时清朝廷“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鼓而攻之’”。[8]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上，也以道义为准则，乾隆皇帝曾谕令两广总督：“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9]持“天朝上国”意识和“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格言，贸易变成了怀柔安抚外夷的恩惠之举。“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10]

反之，无论如何号称维护对华贸易公平，无论怎样打着启蒙和宗教的幌子，英国及西方列强发动对华侵略战争都首先是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和社会的温情脉脉的虚伪的面纱，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交易，就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有50%，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1]不可否认，资本的求利本性和资本家的贪婪特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过，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动力表现形式，由此比空谈道德的费尔巴哈更接近真理。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18世纪、19世纪鸦片贸易斗争的不同的特点，考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鸦片输入中国的不断增加及其对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一针见血指出，正是英国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

由于经济科技的落后和文化的狭隘性，落后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交往中为道义而战，其结果往往是软弱无力的，甚至造成更大的社会道德的崩溃。马克思考察到，清政府用最严厉的手段禁烟，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12]

三、开放与封闭

如果把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昏庸的治国理念，那是肤浅的，或者归咎于经济落后国力不济，也是片面的，因为“康乾盛世”乃至18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马克思从世界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即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高度，指出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是开放和封闭的差别，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是工业文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

明朝中期起，收缩海防成为一种趋势，而清朝由于政治和文化原因，更是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由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离开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13]

几乎是在清帝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全球化和工业化运动正在兴起，从西方到东方，世界的开放和相互紧密联系成为时代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者开辟了新天地；亚洲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工业空前高涨；蒸汽机引起了工业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又促进交换和大生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

很不幸，中华民族是以被动的方式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是以战败国的不平等身份被撬开国门的，是带着半殖民地和沉重赔款的血腥镣铐步入世界的，其闭关锁国付出的代价是世所罕见的，其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曲折也是世所罕见的。马克思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败、旧税之外又加新税，“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5]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论述改革开放政策时，列举近代中国不开放的教训为例：“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16]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四、战争与觉醒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他总是在历史的表象中看到历史的本质，在道德的评价中进行历史的评价，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不失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在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中预见中华民族的新生再造。马克思在揭露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后指出：“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17]马克思从三方面深刻论述了鸦片战争对中华民族觉醒的巨大影响：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使中国人从自我封闭中觉醒。“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古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8]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如此狼狈，鄙视远夷妄自尊大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促使清朝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学习西方寻找救国图强之道。从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维新”，到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作为鸦片战争主战场之一的广东成为引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前沿。

鸦片战争动摇了大清王朝的根基，使广大民众从封建专制下觉醒。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9]“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20]鸦片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天朝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削弱了封建皇权的统治力，暴露了封建君主对外软弱、对内镇压的两面性。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四面楚歌中，统治者和人民群众都不能按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以太平天国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21]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苦难和屈辱，催生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使东方民族缺乏主体意识、群体意识和反抗精神，马克思在评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民众的精神状态时说到，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而在中国，当西方殖民地发动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灭国灭种危机的时候，各阶层民众从麻木中警醒过来，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马克思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22]恩格斯也预言：“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3]

五、几点启示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在深切缅怀马克思的历史功绩和科学思想时特别提到：“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24]

可以告慰马克思、恩格斯的是，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社会主义中国已崛立在世界东方。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外忧内患中不断探索不断觉醒，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鸦片战争是觉醒的起点，自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五四运动是第二次觉醒，中国先进分子在屡受挫折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适合国情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开启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新纪元；改革开放是第三次觉醒，使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危难中重新奋起，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25]第三次觉醒是我们党把握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觉的觉醒，体现了可贵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笔下反复提及的广州、广东，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和先行者，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杀出一条血路”作出了贡献，提供了经验。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自然历史过程，然而东方的现代化伴随着更多的动荡、暴力和痛苦，与西方内生的现代化不同，东方的现代化是外生的，东方的开放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强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民族征服和统治的副产品，是“以剑与火写入人类编年史”的。因而，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的说法，认为西方的殖民战争充当了东方革命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罪恶的鸦片对中华民族也从麻醉剂变成了催醒剂。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肯定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另一方面，提出必须自觉地合理地支配和监管这些成果。“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26]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展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重温马克思论述鸦片战争的历史辩证法，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坚持全球化和中国化的统一。

当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化不仅是现代经济、科技、文化相互流动和联系的必然趋向，也是人类普遍交往本质的内在要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发展，就是通过创办特区打开国门，主动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联为一体，并且逐步从全球化的追赶者变成了全球化的主导者之一。当前，由于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民族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反全球化暗流涌动，我国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压力骤然加大。面对新情况新挑战，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相互结合是完全必要的，而扩大开放是两个循环相互贯通的纽带。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古往今来，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27]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坚定不移对外开放与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是一致的。鸦片战争的教训刺激了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学习和寻找救国之道，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起来，领导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越是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越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的科学真理。

二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类社会就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革的“自然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记“落后就要挨打”，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抓发展，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迅速跃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仍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发展的立脚点，持续提高现代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的系统过程。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本着“中学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着重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企图在不触动旧制度旧文化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强国，结果失败了。马克思认为东方国家在进入现代社会时，不仅要继承和发展物质生产力，而且要通过社会革命发展人的生产力，形成对自然生产力的“科学统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权益，我们要坚持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和协同性，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三是坚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统一。

我国近代以来的进步发展，是一个从被动对外开放到主动对外开放的过程，一个从“历史不自觉”到“历史自觉”的过程，而思想自觉和文化觉醒是关键。从“开眼看世界”，到追求“民主和科学”，再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思想观念不断破除迷信和封闭，用世界眼光、发展观点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断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过程。民族复兴任重道远，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无止境。要以自觉的辩证的思维，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改革的观点看待改革，用开放的观点看待开放，不断开辟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历史自觉离不开文化自信。深厚的文化传统是民族认同和发展的内驱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近代以来更是经历了战胜外忧内患的磨难和辉煌，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时代精神，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如习近平同志说的：“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但没有任何一次苦难能够打垮我们，最后都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28]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面对全球经济政治的大调整大变局，要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自觉地从历史汲取智慧和力量，继承和创新民族文化，承传和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注释：

[1][2][3][4][5][6][7][12][13][14][15][17][18][19][20][21][22][23][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1、718、704、705、710、716、717、696、276-277、692、691、691、692、691、718、705、712、773页。

[8][10]《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成的“康乾盛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16-17、14-15页。

[9] 《清高宗实录》[M]，华文书局，卷六四九。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2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1版。

[25] 习近平：《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求是网》，2018年12月18日。

[27][2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7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