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并重 全面推进民族复兴

刘正刚

2020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80周年，也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发展180周年。以史为鉴，当下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既重视陆地也重视海洋，这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早日复兴愿景的最有远见的创新举措。

一、海陆并重，才能全面实现强国梦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始终以内陆发展为主的国家，尽管自五代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开发开始由之前向内陆发展转向向海洋发展，宋代以后，海洋贸易不断崛起。但随着明清两代以海禁为主的海洋政策推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推出了海洋开发的舞台，也就是轻视对海洋的开发。明清时期，因为沿海区域人口的增长，以及沿海社会始终以海为生的生计模式，民间力量一直在海洋开发中居于主导地位，明末清初的大海商郑芝龙家族就是代表。清代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在国家力量难以对抗的情况下，民间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40年英国悍然从海上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国门，战火从广东向北蔓延，一度延烧至天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列强又借海上之势攻入北京，朝野震惊。海洋安全于是受到朝廷格外的关注，海防被重新提高到新高度。“国初海防仅防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式一变，海防益重”。[1]正因为清前期的海防从防海盗的目的出发，因而造成海防力量的薄弱。晚清以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官宦一方面要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进行防御海洋，[2]另一方面提出加强海洋控制，师夷长技以制夷，建立近代化海军和战舰。

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发起“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根本”，加强海防建设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之一。1871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侵占新疆重镇伊犁，致使西北边疆军情骤然紧张。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被杀为借口，出兵入侵台湾，海疆又不得安宁。在“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的背景下，“海防”与“塞防”问题同时摆到清政府面前，海疆成为中国千年之变局中的重点。对此，直隶总督李鸿章有如下表述：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3]

东南海疆实已“门户洞开”，故海防乃当务之急，亦为日后久远安定之图。此时负责西北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因曾任过闽浙总督，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4]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于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蛮食之谋，乘虚蹈推，无所不至。”[5]最终以东南海防与西征塞防同时并举而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光绪元年（1875）三月，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新疆。同时“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6]这一举措，事实上是把传统以防备内陆西北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到东南海疆的眼光，意味着我国国防观念由传统的陆疆向海疆大转变，也表明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加强。

在国家重视海防建设的同时，中国航海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洋务派提出建近代化船厂，争夺航运权利。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提出设厂造船，“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端树强援，举在乎此”。[7]蕴含着与外国人争夺航海利权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明确提出，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在于“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而且运输商货还可以提高国家财力。“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8]这些官员的出发点就是要分割外国人控制中国航海权益。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国近代第一家民用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宣告成立。清政府对此予以支持，使之与外国的太古洋行、旗昌洋行两大航运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刺激了中国航运业的发展。1873—1911年，先后有八十多家资本五万两以上，或船只五百吨以上的轮船公司成立。[9]这些公司既经营内河航运，也涉及海洋航行，在外国垄断中国海洋航海权的夹缝中争夺部分航海权，明显反映了晚清中国人海洋权益观念意识的增强。

随着近代报刊媒介的出现，海权越发受到国人重视。1906年8月，清廷首次提及“海权”一词。“现在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10]反映了当政者对海权观念的认同。

清末《亚东时报》《华北杂志》《东方杂志》《新民丛报》《时报》《海军》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海权问题的文章，使海权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海军》杂志连续发表了多篇论及海权的文章，如萧举规在《海军论》中提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11]把海上防御与海洋经济、海洋交通、海外侨民及海洋物产的保护全方位地联在一起，反映了晚清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开始从单纯注重海防，扩大到维护海洋经济和海洋国土安全的发展变化。

有鉴于此，建立新式海军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林则徐认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之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12]曾国藩主张“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3]在恭亲王奕的建议下，咸丰帝采取了“购买外国船炮，以资攻剿”[14]的策略，这是清政府以购船办海军的首次尝试。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洋务运动方兴未艾，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四年（1865）上书总理衙门云：“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15]又递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具体说明其设局制造轮船的目的，“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16]在其推动下，福州船政局于同治五年正式创立。福州船政局是晚清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时人称之“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17]以后几经扩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

光绪元年（1875），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18]1875—1884年，清政府先后创建了北洋、南洋、广东三支海军。北洋海军因事关京城安全，故朝廷划拨经费最多，装备最为精良，拥有“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等7艘主力战舰，营建了大沽、旅顺、威海卫等新式海军基地。[19]南洋海军以上海吴淞为基地，防卫江浙地区，舰队船只主要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建造。广东海军以广州黄埔为基地，主要防卫广东地区。

在筹建新式海军的过程中，又在朝廷设立统一领导沿海海防与海军事务的机构。李鸿章建议仿照西方国家，建立海部。“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20]左宗棠也上疏说：“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提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21]在各方推动下，1883年清廷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增设了“海防股”，专责统筹南北洋海军建设和沿海海防事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特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正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22]不仅标志着晚清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独立的行政体系，也促使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主力舰队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后中国不仅面临巨额赔款，而且失去了台湾及澎湖列岛，中国沿海重要港口被列强瓜分殆尽，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租借广州湾，英国取得了威海及刘公岛的租借权。清政府于此进一步认识到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新式海军的重要性。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时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强调，“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故无论国家财政如何困绌，均要将“亟治海军”摆在头等事务，“此则今日固圉卫民之先务，无论如何艰难负累，而必当竭蹶以成之者也”。[23]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也认为：“现在东西两洋竞以铁甲兵轮称雄，动辄以此挟制，而我海疆绵延七千余里，独无海军以资捍御，诚不可以为国。”[24]他提出兴建沿海炮台，培养海军人才，重建海上防御。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主张重建海军与督练新式陆军同时并举。[25]

在封疆大吏和维新人士的推动下，光绪十五年（1889）重建海军，维护海权被清政府确立为基本国策。维新变法失败后，重建海上防御虽被搁置，但清末新政又重新提及建立海军。可见，自甲午战败后，重建海军、整顿海防、维护海疆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人对海洋安全、海洋权益的深刻领悟。“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其时无论常变，境无分内外，欲反变乱之景象为和平者，胥于海军是赖。”[26]这种把海军建设与保护国民生命财产、领海通航、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较之此前单纯把海军视为“守土”“御侮”的工具，要深刻而全面得多，促进了其时国民海权意识的觉醒。

二、以海岛建设为中心开发海洋，实现海洋强国梦

我国对海岛的开发由来已久，至清代已经初步形成了农业、渔业与海上贸易三种海岛开发模式。[27]清前期，政府已有意识对舟山、海南、台湾等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设立行政机构、移民开垦、兴修水利、修建学校等。晚清，在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犯我国主权，攫取大量利权的时代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高呼加强海疆开发和管理，以捍卫领土主权，设置郡县，将岛民纳入规范管理，筑就坚固的海上长城，江苏士人吴曾英（1828-1875）曾建议在沿海岛屿设郡县以建立海上长城。他说：

沿海之沙洲岛屿极多，而悬海之府厅州县极少，长此听其荒废，弃而不守，或永为逋逃渊薮，或如澳门、香港被外夷垂涎占据，可虑亦可惜，如就幅员广狭，悉设郡邑，大者分治数县，小者合治一县，俾小民开垦升科，立子孙长久之业，茧丝保障亦足兵足食良图也。古人云：治险以狭。又云：一寸山河一寸金，诚不可忽。况今大海诸山皆饶鱼盐，财用足以供赋税、裕度支，即使建置之初，不无耗费钱粮，断不至如西域新疆，岁需协济，且彼悬海，人多强悍，抚而用之，悉洋防劲卒也。沿海地皆回抱，环以扼之，即海国长城也。此其为利于国家，岂浅鲜哉！[28]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工业革命成果的引入，这一时期的海岛开发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封疆大吏积极投入到海南、台湾等开发中，主要从开山招垦、开采矿产资源、敷设铁路电缆，发展近代工业等，有力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变迁。

沈葆桢采取“开山抚番”的开发台湾政策，主张募民随往垦殖，派人赴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设立招垦局，并规定应募者的优待条件，仅汕头一局“招募潮民二千余名，用官轮船载赴台湾”。[29]福建巡抚丁日昌沿袭沈氏政策，鼓励栽种经济作物，甚至建议开矿。“大抵台利自米糖外，以煤茶为大宗，而硫磺、磺石油、樟脑，或为军火之用，或为民间所需，物既产之于天，货即不宜弃之于地。近者异类无厌之求日以益肆，及今不取，彼又生心。”[30]在他们的推动下，台湾的开发从西部转向东部，由平原进入山区，全岛三分之二的山地与丘陵得到开发，茶叶、糖、米、樟脑等作物产量大为提高。[31]

沈葆桢与丁日昌还在开发煤矿、敷设电线方面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沈葆祯提出，发展台湾经济应“以煤矿为始基”。认为“在台垦田之利微，不若开煤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开煤之利速”。[32]光绪二年（1876）创立了基隆煤矿，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采用机器采煤的新式煤矿。光绪三年，打出首批质地较为优良之煤，随后经过不断建设配套设施，改进生产技术，该矿的煤产量由1878年的14029吨增加到1881年的54000吨。[33]

为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正式设台湾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在他主政期间，制订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建设方针。主张修建从基隆到台南的铁路，“不独全台商务繁兴，且与海防有裨甚大”。[34]他的建议获得清廷批准，是年，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正式动工，光绪十九年年竣工通车。他于光绪十二年在台北设电报总局，以加强与大陆联系。光绪十四年，他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与《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邮政机构——台湾邮政总局。所有公私信函一律粘贴邮局发放的邮票，收取的邮资以信件重量、道里远近为准。

与台湾相比，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借鉴沈葆桢的治台策略，在海南“开山抚黎”，伐木开路。在冯子材督率下，十二条大路“均皆依限开通，四面交会联接，皆可达于五指山下。……所开通道路共三千六百余里。此外，复劝督各州县团绅另开小路……均已与大路接合”，[35]改善了岛内交通状况。他制定垦殖奖励方法，“有能集资前往，雇募黎岐开垦，一人名下认垦至千亩及万亩以上，三年成熟者，酌量给以千、把、外委武职”。他还于光绪十五年上奏以暂时免税的方式支持商民开采石碌山等铜矿。“琼属五金等矿，如有集资开办，亦即一律办理，暂免税厘”。[36]成为官督商办海南矿务的开始。

海南的开发，还与清末华侨投资有密切关联。光绪末年，华侨从南洋引种咖啡苗在海南的文昌县、儋县、定安县等地试种，后逐渐推广到全岛种植。海南的橡胶种植业亦在此时起步。光绪三十二年（1906），乐会华侨何麟书从马来亚带回橡胶苗4000多株在定安种植成功，成立琼安垦植公司，进行大面积种植。[37]橡胶种植开始在海南逐渐普及。宣统二年（1910），旅菲华侨刘杰生、南美华侨曾汪源合资3万银元，与侨兴有限公司联合在海南岛成立了“侨植垦务公司”，专营以橡胶种植为主。

海南的采矿业也有所发展。光绪三十三年（1907），闽籍马来亚华侨胡子春回国办实业，提出全面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包括开设银行、垦荒、发展种植业、畜牧业、盐业、林业、采矿业、渔业，建设马路、轮船、商埠等。[38]获得朝廷批准。同年，胡子春招股10万，与粤籍华侨区慕颐、区干寅兄弟在儋州创办“海南侨兴有限公司”，雇人开采锡矿。[39]次年，侨兴公司又合股10万元创办了“侨丰公司”，专营盐业，在榆林港、三亚港、北黎港一带海边开拓大规模盐田，为近代海南盐业开发作出了贡献。

此时清政府对南海诸岛资源的控制与开发相当关切。此时海南岛渔民的足迹已遍布南海各岛，以各岛屿为中心开发渔业资源。同治六年（1867），英国测量船“来福门”号在考察报告中说：“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40]19世纪末，英、德、法、日等列强在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企图据为己有，以攫取海洋资源，清政府除了采用外交手段应对外，也加强了对西沙群岛的控制与开发，维护了我国的海洋领土主权。

宣统元年（1909），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军舰巡视西沙群岛，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的海洋主权，并对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在这次巡视与勘察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41]认识到西沙群岛的重要性：“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42]随后，张人骏奏请设立“筹办西沙岛事务办”，委派粤省办理西沙事务。宣统二年清政府决定：“招徕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护维持，以重领土而保利权。”[43]此后，华商申请开发西沙群岛者亦日益增多。

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西沙群岛非法勘测的同时，其渔轮也不断侵入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非法捕鱼活动，直接威胁到中国渔民的生计。晚清有识之士考虑到“渔业关系国防之重要”，强烈要求政府予以阻禁，保护海疆主权。翰林院修撰张謇建议商部划定捕鱼区，并区别近海和远洋，主张“以内外渔界，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保护中国近海“本国自主之权”。根据张謇建议，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1902-1903），清政府为参加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国际渔业展览会，指示外务部、广东水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等绘制《江海渔界全图》。认为“南洋为冲要之区，江海各防尤关重要，应将此项图志，加以考核，准经纬线，着色精绘《江海渔界全图》，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处，地名及注说明华文，兼译英图原文如下，俾外人明晓，趁此会场，得据此表明渔界，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44]以地图形式向与会各国宣示中国的海洋主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也反映了晚清政府的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

三、“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的愿景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的倡议。“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陆上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主要通路。这条陆上丝绸之路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所开辟，以西汉首都长安为起点，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新疆、中亚诸国、阿富汗、伊朗、叙利亚等，到达地中海，罗马是终点。因此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在这条路上的贸易主要以丝绸为主。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中国最早由官方主办的海丝也从西汉开始，据东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记载，西汉武帝时，中国从岭南的徐闻、合浦等海港出发。据暨南大学中外交通史研究专家朱杰勤先生研究，西汉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海，进入北部湾，沿越南、柬埔寨、泰国近海处进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后，陆行至孟加拉湾，再航行到印度科罗曼德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此回航。东汉时，经雷州半岛或北部湾的南海航路进一步拓展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并与罗马帝国有海洋接触。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为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登州等沿海城市出发，即中国沿海地区自南向北均有海港与海洋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最重要者仍是广州、厦门等港口，通过海洋抵达东洋、南洋、西洋各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通道。

一带一路，正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以史为鉴，重视海陆并重发展的最好倡议，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海洋强国梦想的理论指南。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有利于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

注释：

[1]《清史稿》卷138《兵志九·海防》，中华书局，1976年，第4095页。

[2] [清]林则徐：《烧毁匪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762页。

[3]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册。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828页。

[4]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4册。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1842页。

[5]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艺学说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6册，第2683页。

[6][10][18][21][25]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2、294、57、135页。

[7][15]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1册。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958、2901页。

[8]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5《轮船招商请奖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2册。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847页。

[9] 聂宝璋主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下册，第1418-1422页。

[11] 萧举规：《海军论》。《海军》第2期，第40页。转引自《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1123—1124页。

[12]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 第7册 信札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71页。

[13]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议》卷14，《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辑第1册。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262页。

[16] [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辑第642册。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691页。

[17] 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1页。

[19] 《中日战争》（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5页。

[20]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5《请设海部兼筹海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第696册。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227页。

[22]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懿旨》，《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页。

[23]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吁请修备储才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辑第457册。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2725-2730页。

[24] [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2 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892页。

[26] 杨沐霖编：《中外各国海军全志》上编。上海科学书局，宣统二年（1910），第70-71页。转引自《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第578-579页。

[27] 参阅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28] [清]吴曾英：《设险守国论》，《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2《兵政十一·地利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5辑第741册。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833页。

[29] 盛清沂：《清代同光之际“开山抚番”史事编年》，《台湾文献》1979年第3期。

[30] [清]丁日昌：《丁中丞政书》卷9《查勘台北硫磺樟脑茶叶情形疏》，《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7辑第762册。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501页。

[31] 参阅金泓讯等：《台湾经济概论》。时事出版社，1986年，第33-34页。

[32] [清]沈葆祯：《沈文肃公政书》卷5《台煤减税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辑第54册。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907页。

[33]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590-591页。

[34] [清]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5《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0辑第196册。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434-435页。

[35] [清]冯子材：《冯宫保军牍》卷12《会奏官军剿抚黎匪通筹善后事宜折》，《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3辑第429册。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62页a-63页a。

[36]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3《琼州开矿暂免税厘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6辑第457册。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861页。

[37] 参阅陈植：《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第195-204页。

[38] 《清德宗实录》卷588，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癸巳。中华书局，1985年，第778-779页。

[39] 彭程万等：《琼崖之矿产》。《地学杂志》1923年第8期。

[40] 胡焕庸：《法日觊觎中之南海诸岛》。《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正中书局，1936年，第117页。

[41][42] 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12、22页。

[43] [清]李准编：《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37辑第26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第848页。

[44] 李士豪、屈若骞：《中国渔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