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藏书目录抄本二种考述

周日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晚清民国时期，藏书界兴起了收藏、整理和刊印地方乡贤著述的热潮，其中，尤以张元济先生用力最劬、搜罗最富。1941年4月—10月，张元济先生以所藏嘉兴府先哲著述476部1 822册，海盐先哲著述355部1 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弆之书104部856册，以及石墨、图卷各1件，先后分数十次捐赠合众图书馆。1946年10月，潘景郑先生据张氏捐赠之书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四卷，当前学界在论述张元济收藏乡贤著述的情况时，多以此为据。而现庋藏于浙江图书馆的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为张元济先生据其家藏乡贤著述所编的藏书目录，则一直未受到学界所关注。现就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版本特征、编纂体例、抄写时间及史料价值等略作研讨, 聊补张元济藏书研究之阙遗。

1 抄本《乡贤著述》《嘉郡先哲遗著》概述

1.1 《乡贤著述》

《乡贤著述》不分卷，民国间浙江省立图书馆抄本，一册。红格十行稿纸。框高24.1厘米，广17.1厘米。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下印“浙江省立图书馆”。卷端题“乡贤著述目录”，下注云：“专纪本邑事实者附。”又署“张元济所藏”。卷首钤“浙江图/书馆珍/藏善本”朱文方印、“浙江省立图/书馆甲申整/理馆藏之章”朱文长方印、“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朱文方印 、“特䒙退”及“86年清点”朱文戳记。

按，此目共十九叶，实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叶至第十一叶）为“乡贤著述目录”。此部分书写分上下两栏，旁行右行。编排上，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历代海盐先贤著述315种，其中经部14种（含天头批注1种）、史部45种、子部39种、集部217种。每书依次著录书名、作者、版本及册数，有的条目还附注书籍之来源。第二部分（第十二叶至第十三叶）为“先世遗著（校刊各书附）”。共收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23种。每书依次著录书名、著者（或校刊者）的辈次及名号、版本等。第三部分（第十四叶至第十七叶）为“先世旧藏之书经余陆续收回者”。共收张元济陆续购回或友人所赠的张氏先人旧藏书籍48种，其中宋元刊本7种、明刊本15种、清刊本8种、抄本18种。每书依次著录书名、版本、册数、藏印，有的条目还附注价格及赠书者姓名。第四部分（第十八叶）为“先人手抄手校题跋本”。共收张氏先人抄写、批校、评点、题跋的书籍8种。每书依次著录书名、版本、册数、抄校评跋者名号，有的条目还附注价格或来源。第五部分（第十九叶）为族人、同邑者“朱卷试草”。共著录族人朱卷8种、海盐乡贤朱卷33种。每种依次著录姓名、朝代，有的条目则注明“乡试”或“会试”。

1.2 《嘉郡先哲遗著》

《嘉郡先哲遗著》不分卷，抄本，一册。蓝格九行稿纸。框高21.5厘米，广12.7厘米。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卷端首行题“嘉郡先哲遗著，海盐人别录，张元济所藏”。卷首钤“浙江省立图/书馆甲申整/理馆书之章”朱文长方印、“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朱文篆字方印、“86年清点”朱文戳记。

书眉处间有批注，考查批注内容，可知其目的与作用大体有三。一是详列一书之细目，如计楠《一隅草堂集》，书名下注云：“凡十七种，细目见书眉。”并于书眉详列十七种书名及卷数。二是说明某书在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如李良年《秋锦山房集》，眉批云：“馆善本。”三是提示此目的编排情况，按书目第一至九叶书眉批注云“嘉兴”、十至十七叶云“秀水”、第十八至二十一叶云“嘉善”、二十二至二十七叶云“平湖”、二十八叶云“石门”、二十九至三十二叶云“桐乡”、三十三至三十四叶云“汇刊各属者及未详所属者”，可知此书目的编排大体按作者的籍贯属县为次。

此目共著录旧嘉兴府所辖六县先贤著述549种，其中嘉兴156种、秀水136种、嘉善68种、平湖89种、石门17种、桐乡62种、汇刊各属者及未详所属者21种。所收各书的著录项包括书名、著者姓名、刊印年月、本数及杂记，其中“杂记”一项主要说明各书的残存、抄配情况，例如著录李日华《恬致堂集》八本（明末刊本），杂记项云：“存卷三至五、十一至十三、卷二十至二十二、卷廿九至四十。”又著录冯登府《石经补考》六本（道光戊子），杂记项云：“内二本补抄。”

2 《乡贤著述》《嘉郡先哲遗著》抄写时间考

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均无序跋文，亦未署抄写年月，然而二部书目卷首均钤有“浙江省立图/书馆甲申整/理馆书之章”朱文长方印，据此可知，二目在甲申年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便已庋藏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那么，二目的抄写时间亦必不会晚于1944年。

又《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均为抄本，而版本学意义上的抄本，“是指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从刻本、稿本或其抄本传抄的本子”[1]。那么，抄本的抄写时间定不会早于原稿的编定时间，换言之，张元济编定《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时间，即是该抄本的抄写时间上限。而张元济编定《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具体时间，现已难以考知，但是根据二部书目所著录书籍的版本情况及附注信息，我们大体可以判断出张元济编目时间的上限。

张元济有意将所藏嘉兴先哲遗著勒为一目，当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之前。据《张元济年谱长编》载，张元济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二十九日复信赵叔雍称：“掷还《晴雪雅词》、《嘉郡先哲书目》。”[2]823据书名，《嘉郡先哲书目》似即为《嘉郡先哲遗著》。然而《嘉郡先哲遗著》所著录的书籍，有刊行于民国十八年之后者。如《嘉郡先哲遗著》著录有《陈检斋诗集》一本，其刊行年月一项著录作“民国十九年”。此外，《嘉郡先哲遗著》又著录有周鼎《土苴集》一册，其刊印年月一项著录作“民国戊子《涵芬秘笈》”。民国戊子年为1948年，然而上文已据卷首钤印考知，《嘉郡先哲遗著》的抄写时间当在民国甲申年（1944年）之前。考《涵芬楼秘笈》本《土苴集》二卷，在民国年间实只刷印过两次，即初印于民国戊午年（1918年），重印于民国乙丑年（1925年）。很显然，“戊子”实为“戊午”之讹。因此，《嘉郡先哲遗著》的编定时间当不会早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于张元济信中所提及的《嘉郡先哲书目》与《嘉郡先哲遗著》之间的关系，笔者推测，后者很可能是张元济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增补了1929年之后陆续所得的乡贤著述。

《乡贤著述》著录有叶耕《清啸堂集》二册，附注云：“后购得四至七卷。”此书今藏上海图书馆，首有张元济跋，于得书之经过记录甚详：

是书余于数年前得之黄仰旃君手，来自海盐，仅前一册，凡三卷。近以事赴杭州，至抱经堂观书，估人谓新自嘉兴某地祝氏收得书若干种，中有是书后四卷，遂携之返沪，取前书互勘，正相配合。书头题字同出一人之手，延津剑合，洵可喜也。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二日，张元济[3]。

据跋中“近以事赴杭州”一句可知，张元济购得《清啸堂集》四至七卷，当在作跋时间（1933年四月二日）不久之前。由此判断，《乡贤著述》的编定时间当不可能早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综合上述所考，我们对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抄写时间有了初步的判断，即《嘉郡先哲遗著》抄写于1930年至1944年间，《乡贤著述》抄写于1933至1944年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嘉郡先哲遗著》于《不负人斋诗稿》等6种书的书名上标有“△”符号（见表1），《乡贤著述》于《郑端简奏议》等20种书的书名上亦标有“△”符号（见表2）。这26部书，除《烟霞万古楼残稿》一书未著录版本外，包括宋刊本2部、稿抄本22部、清刻本1部，均为张元济珍藏之善本。很显然，标有“△”的26部书是经过精心挑选过的。巧合的是，据《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三、四合期《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载，1936年11月1日至15日，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张元济所选送参展的15部书籍（见表1、表2），均在上述26部书之列[1]，而浙江文献展览会的举办时间，恰好在上文所考知的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抄写时间范围内。

事实上，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征集展览品的期间，张元济曾将藏书目录二册寄呈馆长陈训慈，以供展览会甄择展品之用。1936年10月16日张元济致信陈训慈云：

（上缺）富者推郑端简、胡孝辕二人，近代则推朱笠亭，弟均各搜得数种。前唐君玉虬借去《端简文集》一部，近来信云贵馆拟借钞并陈列文献展览会，自当遵办。外此尚有彭茗斋手写访稿及其他著述，亦尚有价值。至其余六县以何人所著为罕异，弟殊隔膜。着将书目二册寄呈，敬备甄择，当即检奉。原目仍乞挂号寄还，弟并无副本也。《明文海》为吾省传录，卷数与《四库》同，容转商主者，如能借出，当与上文各书同呈也。征集主任郁君尚未莅沪。时局无大变化，想不至延期。会期未知共定几日。再书籍一门，当占 多数，鄙见陈列方法似宜按区域，区域同者按著述人之时代，不依四部分类而以稿校抄刻为别，未知卓见以为何如。再浙省刊书甚盛，如书棚本、西湖书院本、闽本、径山本，不知征得若干，甚为企想。手手复。敬颂台安。弟张元济顿首，十月十六日[4]。

信中张元济就浙江文献展览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答复，其中，值得注意者有二：

第一，张元济于嘉兴府所辖其余六县乡贤著述“殊隔膜”，而于海盐人著述甚为熟悉，信中所举的郑晓（字端简）、胡震亨（字孝辕）、朱笠亭、彭孙贻（号茗斋）等四人均为海盐人。而《嘉郡先哲遗著》所收包括了嘉兴、秀水、嘉善、平湖、石门、桐乡等六县先贤的著述，《乡贤著述》则以海盐人著述为主，且于郑晓、胡震亨、朱笠亭、彭孙贻等四人的著作均有著录。可见，二部书目的收书侧重与信中所言的熟知情况相一致。

第二，张元济于信中明言呈送二册书目的目的，是供展览会甄择展览品之用，并且强调所寄呈的二部书目并无副本，故要求陈训慈将原书“挂号寄还”。而据前文所考，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一册、《乡贤著述》一册为浙江省立图书馆所抄，且《乡贤著述》标有“△”的20部书籍中，包括了郑晓所著书1部、胡震亨所著书1部、朱笠亭手批著作1部、彭孙贻所著书3部，这恰恰与张元济于信中着力推介四人著作的情况相符。

综合上述二点所论，张元济信中所指的“书目二册”即是《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浙江省立图书馆当是应张元济的要求，为及时归还，故据张氏所寄送的原稿进行了录副，并且在录副稿之上，参考了张元济的推介意见，对展品进行了甄择。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的抄写时间，很可能是在张元济寄送目录之后、浙江文献展览会征集展品期间。

3 《乡贤著述》《嘉郡先哲遗著》的史料价值

表1 《嘉郡先哲遗著》标“△”条目与《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载》所收张氏藏书对照表

表2 《乡贤著述》标“△”条目与《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载》所收张氏藏书对照表

学界考察张元济的藏书活动，多以《张元济日记》、张氏所作题跋、张氏友朋书札（如《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及《张元济年谱长编》等资料为据。然而，《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所附注的购书价格、购书时间及友朋间的书籍往来情况，亦有不见载于上述资料者。

3.1 附注购书时间

《乡贤著述》详细附注了张元济购得稿本《茗斋集》、刊本《银花藤馆诗集》的具体时间，据此可补正《张元济年谱长编》之失误和未及。

3.1.1 正《张元济年谱长编》之误

张元济所藏海盐乡贤彭孙贻所著的《茗斋集》稿本十二册，为其友人徐行可所让售。徐行可（1890—1959年），名恕，号彊誃，湖北武昌人。著名藏书家，自名其书斋为“箕志堂”“藏棱斋”“知论物斋”，藏书10万余册，多为明清善本、稿本、抄本、批校本。关于徐氏让售稿本《茗斋集》一事，张元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月所作之《手稿本配刻本、钞本〈茗斋集〉跋》称：

……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喜蓄书，闻余欲辑先生诗，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则正余族祖所久借钞而不得者。行可语余，是由海宁羊复礼携至鄂中，展转归于其家。余久识先生书，信为真迹，喜可偿续成全集之愿。请于行可，行可亦以余志为可与也，以其书归于余。……[5]

又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六日作《手稿本〈茗斋集〉跋》云：

……鄂友徐君行可喜蓄书，知余欲刻先生诗，语余有是稿。余请携至海上，展视则即先生手钞定本也。行可谓得自宦游鄂中海宁羊复礼，余请以六百金为酬。行可许之。……[6]

二则跋文将徐行可得书、让售书之经过记载甚详，但是于徐氏让售的具体时间则均未作交待。

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节引《手稿本配刻本、钞本〈茗斋集〉跋》中的相关文字，认为徐氏让售《茗斋集》的时间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2]776。其说实误。按，民国十五年（1926）12月4日，张元济致信朱希祖称：

武昌友人得《茗斋诗稿》数册，允借观。[7]364

信中所称“武昌友人”指的即是徐行可，从“允借观”一句可知，徐氏此时尚未有让售之意。张元济收到徐行可“允借观”之书，当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是月27日，张元济致信朱希祖称：

《茗斋先生诗稿》近已由友人寄到，凡十二册，的系先生手写。……惟尚缺庚子至癸卯四年之作。按先生生于万历乙卯，……启祯之间，三吴文社邀执牛耳，不应至廿七岁始有诗[7]366。

信中详细介绍了徐行可所藏《茗斋集》稿本的残缺情况，然而亦未提及徐氏让售《茗斋集》一事。同年3月9日，张元济再次致信朱希祖，云：

前承见惠《茗斋诗初集》一册，昨取出与新借稿本一对，乃为丁卯至丁丑所作。编次体例，完全相同。前函谓先生不应至廿七岁始有诗，于此益可证明。稿本首册起于辛巳，是其间尚缺戊寅、已卯、庚辰三岁，加以庚子至癸卯，先后共阙七年[7]367。

根据内容可判断，信中所提及的“前函”，即是指2月27号所写之信，所谓“新借稿本”当指徐行可所藏之《茗斋集》稿本无疑。张氏于信中明言“新借”，那么，徐行可让售《茗斋集》稿本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9日之前。《张元济年谱长编》未加详考，以“寄到”之时间等同于“让售”之时间，而将徐氏让售的时间误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

实际上，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乡贤著述》于徐氏让售的具体时间有明确的记载，其集部著录彭孙贻《茗斋集》稿本十二册，附注云：

二十年二月六日，徐行可以六百圆售于我。

据此，徐氏让售《茗斋集》于张元济的时间当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六日。

3.1.2 补《张元济年谱长编》之未及

《乡贤著述》集部著录有黄仙根《银花藤馆诗集》抄本一册，附注云：

十八年九月五日，在来青阁购得刊本一部。

按，附注所记于来青阁购得《银花藤馆诗集》一事，《张元济年谱长编》未载。检《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卷二集部别集类，1941年张元济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共有两部《银花藤馆诗集》，一部为民国十四年张元济手钞本，另一部为嘉庆九年精刊本，似即附注中所言之“刊本”。

3.2 附注购书价格

《乡贤著述》所附注的购书价格信息，可以与张元济日记、题跋、书信等资料互为补充。如抄本《铁网珊瑚》十册，为张元济八世祖张皜亭旧藏，《乡贤著述》著录云：“小白公印。四十元。”按，此书为朱希祖所代购。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月五日，张元济致信朱希祖云：“《铁网珊瑚》及《梦窗词稿》两书，兄为代留，承代谐价减至银六十元，以有先人手泽，亦不嫌其昂贵。”[7]362《铁网珊瑚》《梦窗词稿》二书以六十元购入。又据《著述目录》，知《铁网珊瑚》一书值四十元，由此推知《梦窗词稿》值二十元。

又如，抄本《栲栳集山人集》一册、抄本《唐史论断》一册，为张元济六世叔祖张载华旧藏，《乡贤著述》附注云：“共二十二元。”按，民国甲子（1924年）正月十四日，傅增湘致信张元济云：“《唐史论断》乃叔弢购定让出者，《栲栳集》则侍代购。兹一并寄呈。”[8]116可知《唐史论断》一书为周叔弢让售，《栲栳集山人集》一书则为傅增湘代购，唯信中未提及价格。

然而，需注意的是，抄本《乡贤著述》所附注的价格或有讹误。如《都天大六壬总真秘诀》抄本一册，为张元济八世祖张皜亭旧藏，《乡贤著述》附注价格为：“三十元。”考此书为傅增湘所代购，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三日傅增湘致信张元济云：“兹见有写本《都天大六壬总真秘诀》一册。有海盐“张小白珍藏”朱文印。……索六元。大约三元可得也。”[8]149同年四月八日傅增湘致信云：“抄本《六壬》已购得，直三元。”[8]151可知，《都天大六壬总真秘诀》一书实以三元购得。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乡贤著述》乃据张元济原稿传抄，因张氏原稿今下落不明，故未详此为张元济所误记还是抄写者所误抄。

3.3 附注友朋间的书籍往来

《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所附注的张元济及其友朋间的书籍往来情况，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友人向张元济赠书。《乡贤著述》著录有黄仰旃所赠《碧琅玕馆诗钞》一册、朱希祖所赠《荆川精选批点汉书》（原文脱“书”字）、陈叔通所赠《江月松风集》一册、诸贞壮所赠《清异录》《表异录》各一册、谈麟祥所赠《一鹤庵诗》一册、蒋汝藻所赠《槎翁文集》明刊嘉靖刊本六册、刘承幹所赠《乐静先生李公文集》二册、傅增湘所赠明刊《才调集》一册。《嘉郡先哲遗著》著录有傅增湘所赠明末刊本《恬致堂集》八册。

二是张元济向友人赠书。《乡贤著述》著录有：稿本《毛诗鸟兽草木本旨》三卷（赠朱希祖）、抄本《茗斋百花诗》一册（赠葛嗣彤）、《破邪集》八册（赠徐彦如）。《嘉郡先哲遗著》著录有：抄本《检斋诗稿》（赠陈凤伯）、乾隆间刻本《胡怡庭明经续配郑孺人节烈辞》、道光乙酉刻本《是耶楼初稿》、道光丙申刻本《鹦鹉湖棹歌》、道光戊子刻本《华陔吟馆诗钞》（以上四种赠葛嗣彤）。

上述友朋间的书籍往来情况，多有未见载于张元济日记、题跋、书信等资料者。如《破邪集》八册，《乡贤著述》附注云：“十八年一月二日送与徐彦如。”按，有关张元济与徐彦如往来的资料甚少，笔者目力所及，仅就《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检得张氏致徐氏的书信两通[9]。这两封书信分别写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二十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所述皆为同丰钱庄账务之事。《乡贤著述》附注中所载张元济赠书一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张、徐二人的交游情况。

4 结语

综上所述，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为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36年10月间所抄，其抄写目的当是为浙江文献展览会征集展品之用。因此，二部书目是我们考察浙江文献展览会征集展品活动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二部书目附注的张氏购书时间、价格及友朋间的书籍往来情况，也是我们考察张元济藏书活动不可忽视的材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