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

1944年，著名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写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史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接受历史，更是成为张学的奠基作品。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措辞尖锐，评论观点犀利，全篇以批评的视角对张爱玲小说进行了解读，引发了张爱玲的直接回应，也是张爱玲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观点进行第一次全面陈述。

长期以来，关于傅雷和张爱玲的关系探讨，更多集中于两人因《论张爱玲的小说》引发的私人恩怨以及两人由此形成的关于文学创作上的分歧。文化创作和作者本人的成长环境、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有关，因此探讨两人的文化创作差异，更能勾勒出两人广阔人生背景和人文意识上的差异。傅雷推崇罗曼·罗兰的英雄浪漫主义思想，对文化创作中的悲剧意识和抗争意识感触强烈，寄予文学作品改变国民性，激发社会深刻反思的重要意义，因此强调文本中人物性格、人生经历的冲突、抗争和妥协，强调以悲剧性的事件描写刻画人性中的悲怆、荒凉，以此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而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对国民性的挖掘和诠释，更看重从中挖掘出道德、审美上的积极价值，用她自己的话语描述则是妇人性，以两性话语的争论引发关于人性上的争论。可以说从某种层面上，两人的观念排斥在于中国文化创作中有史以来的革命、抒情两种观点的排斥。

在分析《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前，先来回顾一下1944年初入中国文坛就掀起巨大讨论和反响的张爱玲的创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为年轻的张爱玲赢得了巨大声誉，在她的代表作品《金锁记》《连环套》中，张爱玲显露出了精巧的写作技巧、超绝的叙事笔法，尤其是对气味、色彩、声音的细节刻画，以及对人物心理的精确描写，塑造了独树一帜的张爱玲风格。当张爱玲的《连环套》连载到第四期时，傅雷以讯雨的笔名在《万象》期刊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字数超八千字，将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等多篇小说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评述。总体而言，傅雷盛赞《金锁记》，对《倾城之恋》有褒有贬，贬意居多，而对《连环套》则大加批评甚至全盘否定。当然在结论中傅雷也承认对于一篇正在连载中的小说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傅雷文学评论的严谨和认真，傅雷提到正是《连环套》中暴露出严肃缺陷，让他无法保持缄默和仁慈。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傅雷的褒扬还是贬斥，张爱玲的态度则是全盘拒绝接纳，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之后，她很快跳出来先后发表了《自己对文章》《写什么》等对傅雷的评价进行了回应，同时也第一次细致地道出自己的文学观。总体看来，张爱玲并不接受也不认同傅雷的评价，但是在晚年时，她对《连环套》的自我批评和傅雷的几乎完全一致，甚至更为严厉。当然作家、艺术家晚年否定前作，在文艺界是相当普遍的，只能反映出作者本人精益求精的文学创作态度，并不能反映文学创作当下的观点，至少在1944年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巅峰期，她本人并不认同傅雷的观点。而且，张爱玲本人也极具个性，她不接受傅雷的文学批评，可能只是一次强烈的个人文学个性的强烈主张，而她本人的自辯也是基于坚定文学创作理念的一次宣誓举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傅雷的批评之后，《连环套》小说停止了连载，后期也没有续写下去，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张爱玲的自辩是一次负气之举，她本人实际上也在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是这是对张爱玲本人性格的揣测，无法用作文学评论论据。抛却后人对傅雷、张爱玲的争论的私人恩怨解读，从文学创作的本质上分析两人争论的根源，也可以观照20世纪中期中国近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弊病，以此构成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全面客观审视。

一、傅雷评价的积极意义

尽管张爱玲本人并不接受和认同傅雷对其小说创作的评价，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傅雷的评价却在张爱玲早期就抓住了张学创作的核心要义，为今后的张爱玲小说评价奠定了基调，后期人们关于张爱玲文学创作的评价几乎都延续了《论张爱玲的小说》的主要基调。

《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张爱玲积极肯定的一面体现在写作技法上，傅雷高度赞赏了《金锁记》中的节略式写作，张爱玲将小说节奏和色彩、声音、心理描写关联起来，以此形成电影特有的艺术效果，傅雷独特而深厚的美学品位对其进行了精准的把控以及恰当的点评。除了技巧方面，傅雷之所以推崇《金锁记》，更主要在于写作技巧为内容而服务，而内容恰恰也构成了傅雷和张爱玲之间在文学、审美、个性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是《金锁记》是个例外，《连环套》则将这种鸿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因此同一人创作的小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评价。

在解读《论张爱玲的小说》之前要解读傅雷的审美品位和文学观念。傅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美学家，20世纪40年代，他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约翰·克里斯托弗》《托尔斯泰传》等，从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他崇尚悲剧英雄主义美学，强调文学作品要揭示人间鲜血淋漓的现实，以此警醒世人、启发世人，因而对文学创作而言，他更能欣赏悲剧、英雄、抗争形象，也喜欢从苦难的斗争中感受人性的深沉、悲壮，因此那些逃避现实的苟且、投机取巧、中庸在傅雷看来是轻佻的、艳俗的、卑劣的。

总体而言，傅雷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是倾向于英雄主义的，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自觉，文学作品和艺术品要有强烈的警世作用，要发挥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功能作用，磅礴大气的抗争精神、革命精神，强烈鲜明的情感、矛盾冲突，深厚的史诗特征，血淋淋的人性揭露组成了傅雷文学观的基本框架，也构成了傅雷文学评论的主要标准。

也正是带着这种文学理念，傅雷对《金锁记》进行了高度赞扬，《金锁记》中年轻貌美的姑娘嫁给了残疾人，忍受着命运的不公，在琐碎、冗杂的日常中逐渐消磨了年轻的心，戴上黄金枷锁，并以变态的心理开始对下一代人的掌控和摧残，这种循环式的悲剧命运带有强烈的刺激性、启发性要素，姑娘本身并不具有英雄形象，但她的心理冲突、性格纠结以及最终对命运的屈从，和跌宕起伏的英雄抗争故事并不违和，最终都昭示了强烈的悲剧主题。

但是就傅雷个人坚定的个性特征、文学理念而言，对《金锁记》的赞扬并不能作为他对作品准确的评价和体验，而是对作品贴合评论家本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审美主张的一种肯定，因此同样个性强烈，坚守个人文学创作理念的张爱玲并不会感受到尊重，简言之，傅雷肯定和赞扬《金锁记》，从文学批评上而言，是《金锁记》贴合了他的审美和艺术主张，而非傅雷以评论家的身份对《金锁记》进行诠释和解读。

二、严厉的批评，强烈的误解

当傅雷从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中看不到《金锁记》中的抗争悲剧时，就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严厉的批评，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他评价《倾城之恋》是六朝的骈体文，辞藻华丽，内容空洞，思想浅薄，没有悲剧意识，没有英雄抗争情怀，对国民性没任何启发作用，《连环套》更是从思想到内容都十分浅薄、贫乏，《封锁》《年青的时候》注重写作炫技，小说只是外表华丽，像小古董一样供人赏识。这样的批评可谓非常严厉甚至是不留情面的。

从傅雷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鉴赏和品味张爱玲的小说时，无论是写作技巧的应用还是小说的主题思想都是从抗争悲剧的角度出发的，符合悲剧意识的写作手法被认为是深刻的、强有力的，否则技巧再华丽也只是败笔。可以说，傅雷的文学创作观中从形式到内容都强调完全的悲剧审美、斗争审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绝对主义性质，对文学创作中除去悲剧之外的创作空间全部不屑一顾。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反映的并不是张爱玲本人的创作误区，而是傅雷本人的审美、鉴赏局限性。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并没有深刻总结和反思为什么张爱玲不延续《金锁记》的主题和风格，而要进行转型，去创作华丽的《倾城之恋》，炫技的《琉璃瓦》和《封锁》等。作为文学家、小說家，张爱玲有权利也有自由进行探索和创新，她不可能满足于《金锁记》这一种风格、这一部小说，她会和其他艺术家、文学家一样不断摸索，寻找更大的创作空间，如果把张爱玲比作建筑大师，那么她不一定非要建造巍峨殿堂，也可以建造华丽民居、玲珑宝塔，傅雷的眼中只有巍峨殿堂，对玲珑宝塔、华丽民居不屑一顾，但问题并不出在张爱玲身上，因此张爱玲对傅雷评价的全盘拒绝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而且从傅雷对《金锁记》的赞赏中也可以看出，傅雷的悲剧主义、英雄主义其实也是有些狭隘的，结合傅雷本人的人生经历和艺术主张可以看出，他本人崇尚高雅文学、高雅审美，罗曼·罗兰的悲剧英雄主义思想和儒家的道德思想共同熔铸为傅雷本人的审美观、价值观，所以他的悲剧审美、英雄主义审美是带有强烈的抗争属性的，是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的。但是悲剧思想并不一定局限于革命、斗争中，它也可以披上华丽的外衣，演绎日常琐碎，在平淡中沉淀出悲剧意味，简言之，通俗小说、市井文学也可以蕴藏轰轰烈烈的悲剧意识，并不能因为它们不高雅就全盘否定。

总之，尽管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奠定了关于张爱玲小说、创作观的评价基调，甚至和张爱玲晚年的自评存在一致性，但是从某个层面上而言，傅雷的评价和张爱玲当年的反驳都可以看作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个性、创作理念的碰撞，更是傅雷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对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家的创作转型、创作摸索的误解。文学创作者应当有更广阔的创作自由、创作空间，应当探索和拓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可以抬头仰望阳春白雪，也可以俯首步入泥沼，体验尘世庸俗和繁杂，而不必按照文学评论家的口味桎梏自己。

（黄萍阁/硕士，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