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齐白石画作辑录

壮气溢于毫端

韩羽

“歐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阳修《秋声赋》）好一派壮气也。

也曾为此反复思索，这“声在树间”的秋声，怎地竟化成了“人马之行声”。如谓缘在秋声，怎地我听不出？如谓与秋声无涉，欧公又据何而知？后来终于有些明白了，《诗概》谓陶渊明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这“赴敌之兵”的“人马之行声”，是物与我的“神遇而迹化”。

想起《秋声赋》，是缘于齐白石的《秋荷》。

看那残荷枯干，各据地势，张脉贲兴，纵横交错，旁逸斜出。隐隐然铿锵顿挫，如铁戟强弩蓄势待发。万类霜天竞自由，好一派壮气也。

这是笔势墨痕构成的形式感，使视觉、听觉相打通而形成的错觉，是由不同感官相互暗示而获得的心醉神迷的审美享受。

这残荷呈现出的姿态，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大异其趣，各臻其美。仍是《诗概》谓陶渊明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为余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是白石老人的善感与秋塘残荷的“神遇而迹化”。

“误读”之趣

白石老人笔下的小生物，往往像似孩子，比如这幅画里的小鱼儿，欢快得活蹦乱跳，甚至有点儿做作了。道是为何？原来是为了向河岸上的小鸡表示“其奈鱼何”，用孩子话说：我不怕你！

小鸡不会浮水，可望而不可即，小鱼怕从何来？且看这些小鸡，毛茸茸，瞪着小眼的惊诧样儿，像极了啥都不懂啥都好奇的小孩儿，似乎听到了它们的叽叽声。“这是什么？”“这是虫虫。”“虫虫不是在草里的么，为什么在水里？”“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其实小鸡是好奇，是小鱼误会了。可又正是由于这误会，才有了戏剧性，逗得我看了小鸡看小鱼，看了小鱼看小鸡，看了笑，笑了看。

这应说是“误读”，其实白石老人作画的原意并非如此。且看跋语：“草野之狸，云天之鹅，水边雏鸡，其奈鱼何。”是替小鱼出一口气的。同时又似乎还有一声叹息，是白石老人的：乱兵、土匪，抢粮绑票，老百姓东藏西躲、颠沛流离，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更不如这河中小鱼也。很明显，是借小鱼这“酒杯”，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哀人复自哀之。而我又看又笑，当乐子了。阴错阳差，不吊诡乎，写以志之。

蚌病成珠

浏览《齐白石研究》，见一图，图中的两个鸟儿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是什么鸟？我没见过，看那神态，我却熟悉，紧靠一起相向而立，像是在说悄悄话儿。鸟儿也说悄悄话，真逗。

下边有文章，看看是何说法：

“齐白石晚年变法之后从画面的对象来看，八哥、喜鹊、绶带鸟和蝴蝶这几种动物是齐白石画梅花最常见的搭配选择，它们都象征着美好的传统元素。1943年的《梅花石头绶带鸟图》，将‘梅‘绶谐音使用，再配之墨石以为‘坚固之意，题款直书‘眉寿坚固四字。《诗经·豳风》中《七月》篇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句。‘眉寿意谓人年老时，眉中会长

出几根特别长的毫毛，为长寿的象征。”“所以本画中的含义是眉寿得以坚固则能永享无穷福气之意。这种将吉祥祝福的寓意，通过谐音象形的方式突显出来，成为齐白石后期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

我从该画里看到的是“两个鸟儿在说悄悄话”。

该文作者从该画里看到的是“将吉祥祝福的寓意，通过谐音象形的方式突显出来，成为齐白石后期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

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致。美欤丑欤，一时难得分清。比如“两个鸟儿像是在说悄悄话”，只是我一刹那间的直观感觉，如若有人说：“我就没有感觉到这两个鸟儿像是在说悄悄话。”咋办，这不就成了老庄、老惠斗嘴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鸟，安知鸟在说悄悄话？”永远纠缠不清了。

且说点儿别的，就说说吉祥祝福的“寓意画”。

中国诗词、绘画中，将花卉禽鸟作为托物寄情的对象，其源远而久矣。《诗经》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水鸟儿就和男女情爱寓意在了一起。《楚辞》：“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香草与贤才更是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历代承传，约定俗成，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已成了隐寓的“文化符号”。向往美好，为人普遍心理，“文化符号”，更且言简意赅，雅俗而共赏，贵贱无不适。

借“文化符号”描摹所作的画，谓为“寓意画”。但也不必讳言，颂德祈福，是其所长;而绘画形象既化为“符号”，当必影响及形象本身的丰富性，又是其所短。有所长必有所短，形格势禁也。白石老人是绘画大师，也靠卖画为生，有“买”方得“卖”，不能不随俗从众。然而该文作者却说是“成为齐白石后期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则不无商榷之处。

已是常识，提起齐白石，就会想到“衰年变法”。“衰年”者不亦“后期”乎，“法”者不亦绘画之法乎。这类“寓意画”的画法，既非始于齐白石，也不止于齐白石，其“变”何来，又“变”何去，谓为“一种重要手法”。齐白石除了“衰年变法”，还有什么“重要手法”，如谓此“重要手法”之“法”即“衰年变法”之“法”，张冠李戴也。

就这幅画的具体情况而言，不妨这么说。即使像这类的“寓意画”，在大师笔下，竟也蚌病成珠，看那墨石上的两鸟儿，像似在说悄悄话，本是作为“文化符号”的鸟儿，也能成为生动有趣的审美对象。

艺术之所表现，归根结蒂一个字——人。纵使花鸟画也不例外，花鸟画和人物画的不同处，也只在一是直接表现，一是间接表现。花和鸟之所以能成为审美对象，也就因了它们能使人们从中发现人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