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模式的演变与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建构
——以《人民日报》(1984-2018)残奥会报道为例

贺幸辉,王 轶,周喜艳

“残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估计全球超过10 亿人或15%的世界人口(2010 年全球人口估计)带有某种形式的残疾而生存[1]。而根据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统计,我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 296 万人,我国有残疾人的家庭户共7 050 万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户数的17.80%[2]。①注：从社会观念演变史的角度,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采用了“残废”“残疾”和“残障”三种不同的概念。其中“残废观”视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的长期损伤为社会的负担,“残疾观”视其为一种疾病,“残障观”则视其为一种社会性障碍。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使用的概念是“残疾”;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跨越34 年,在这段历史时期的报道中,大多采用“残疾”的说法,为了避免产生混乱,本文统一使用残疾,但这并不表明本文赞同视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的长期损伤仅仅为一种疾病的残疾观。由此可见残疾人是一个包括体育领域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值得关注的社会群体。

残奥会是由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主办的、专为残疾人举行的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从1988 年开始,残奥会紧随奥运会之后,在同一个城市举行,这使得残奥会日益进入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心舞台。

中国是夏季残奥会奖牌榜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从2004 年雅典残奥会以来,中国一直位列夏季残奥会的奖牌榜之首。然而据《2013 年度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2013 年度,全国残疾人经常参加社区文化、体育活动的比例仅为8.2%[3]。由此可见,中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还不均衡,仍有待各方面的努力。当代社会,媒体建构的新闻话语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往届残奥会报道中建构了何种新闻话语及全球范围内的“残疾模式”对残奥会报道的影响并探讨如何通过对残奥会的报道推动残疾人的体育参与和社会融入。

1 新闻话语理论与研究样本的选择

在残奥会与媒介关系的研究上,全球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从2000 年悉尼残奥会以来开始增多,到2012 年伦敦残奥会时形成研究高潮,一直延续至今。2000 年悉尼残奥会召开时,澳大利亚学者杰拉德·戈金展开了对残疾人、社会和媒介文化的相关研究[4],2015 年他又同凯蒂·爱丽丝共同出版专著《残疾人和媒介》,对于残疾人和媒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5]。之后围绕着2012 年伦敦残奥会所形成的研究高潮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并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在对残奥会的新闻报道中,主流新闻话语中存在对残疾人形象的误读,残奥会的运动员是被动的[6];在关注残奥会中的社会性残疾问题还是精英运动员的个人体育成就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7]等等。在2019 年对里约残奥会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广告,研究发现广告商们为了获得关注,塑造了超级残疾人的媒介形象,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如实地呈现残疾人群体的形象,而且还对普通残疾人产生影响,让他们更不愿意融入到社会中[8]。

国内对于残奥会新闻报道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具体新闻报道方式的探讨,尚缺乏对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将以《人民日报》对残奥会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将残奥会的新闻报道视为一种公共话语,而《人民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代表了中国最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建构,可以体现出中国主流社会对残疾人群体育认知的变化。

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借鉴了新闻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以梵·迪克(Teun A.Van Dijk)为代表的学者将话语理论运用到新闻领域,其一方面重视对新闻内部话语结构的分析,又兼顾对新闻语境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文本和语境两个层面对新闻话语进行研究的总体框架。文本层面可区分为由语法学、语意学、字汇学及语音学所构成的微观结构,以及由叙事学、主题学、文体学及修辞学等所构成的宏观结构;语境层面则包含语言的认知过程、社会与文化因素等[9]。

据此,本研究将从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修辞策略和话语风格等角度梳理《人民日报》1984 年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对残奥会报道的文本特征;然后将不同的残疾模式以及联合国对“残疾”问题的议程结合起来,分析影响这些新闻报道的语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2 年北京冬季残奥会的新闻报道提出建议。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借助了“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以“残疾人奥运会”“伤残人奥运会”“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季残奥会”等关键字进行检索,并根据每届残奥会的举办时间,在相应时间段内对1984 年至2018 年《人民日报》所有关于残奥会赛事相关报道进行系统整理,得出有效样本量共722 篇,其中夏季残奥会710 篇、冬季残奥会12 篇。

2 《人民日报》夏季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特征

从1984 年到2016 年《人民日报》对夏季残奥会报道的总量上来看,2008 年北京夏季残奥会的报道量超过了以往历届夏季残奥会的报道总量,这说明通过举办2008 年北京夏季残奥会,国内对残奥会的关注有所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 年北京夏季残奥会之后,关于残奥会的报道量迅速回落,这说明相对于奥运会,国内对残奥会的关注度不够持续。(见表1)

此外,根据《人民日报》在报道夏季残奥会时对残疾人称谓的不同,并结合中国不同时期出台的关于残疾人的各类法律法规,本文将《人民日报》对于夏季残奥会的报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84 年至1988 年“伤残”话语阶段;第二个时期为1992 年至2004 年“残疾”话语阶段;第三个时期为2008 年至2016 年“残健融合”话语阶段。

表1 1984 年至2016 年《人民日报》夏季残奥会报道数量统计Table 1 Number of articles on the Summer Paralympic Games from People's Daily in 1984-2016

2.1 1984 年至1988 年“伤残”话语阶段

2.1.1 凸显体育成绩的主题结构

梵·迪克认为与其它类型的话语比较起来,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主题是指这一话语的纲要、主旨、要点或最重要的信息。[10]新闻话语的主题并非单个单词或句子意义的简单集合,而是具有一种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其中每一序列的宏观命题都可以归属于更高一层次的宏观命题。因此通过对不同层级主题的结构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释新闻话语内涵的语义。

20 世纪80 年代,在新闻主题的选择上,《人民日报》主要针对夏季残奥会的赛事服务、赛事信息、运动员成绩、领导人出席等主题进行报道,其中关于运动员成绩的报道占比最多。为了深入研究该时期报道的文本特征,本文选择一篇1988 年10 月20 日发表的标题为“我伤残人体育健儿再接再厉,连日来共夺得十枚金牌”[11]的新闻进行主题结构分析。

在这则报道中,第一层级的主题是“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残奥会上接连获得金牌”;在第二层级的主题中,记者叙述了姚振宇、刘泽兵和牛贵平三位运动员夺金的主要事件,其中特别强调了三位运动员夺金的前后顺序,从而营造出残奥会赛场不断传来喜讯的激动氛围。在结构上强调前后夺金事件之间的关联,突出中国选手不断取得的优异成绩,强化中国选手的夺金实力。

这一时期关于运动员成绩的报道多采用这种结构,在主题结构上突出运动员所取得的运动成绩,特别强调金牌的价值和意义。这说明20 世纪80 年代的残奥会报道中对夏季残奥会的理解还处于体育竞赛阶段,对夏季残奥会背后所隐含的社会议题缺乏关注。

图1 夏季残奥会中运动员获得金牌的新闻话语主题结构Figure 1 The theme structure of news discourse on Summer Paralympics gold medal winners

2.1.2 塑造超级英雄的修辞策略

除了宏观层面的主题结构外,新闻话语的意义建构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修辞策略上。话语修辞作为媒介表达的线轴,有效将宏观主题选择、议程设置和微观语言结构结合起来,以夸张、暗喻、对比等修辞行为内省化读者集体意识形态中对报道事件、报道对象的模式化特征[10]。

在20 世纪80 年代《人民日报》对夏季残奥会的报道中,多采用“中国+残缺身体”的结构来介绍运动员,如“我国伤残人运动员”“截肢或盲人运动员”“中国伤残人体育健儿”“中国残疾女工张小玲”[12]等等。这种修辞策略一方面强调了运动员身体的残缺,另一方面也表明运动员在参赛过程中,不仅代表自己,同时也代表国家。

该时期的新闻报道还大量采用号召性修辞策略来突出运动员是如何克服困难,艰苦训练,赢得比赛,将运动员塑造成为“超级英雄”。该时期的报道中经常出现“为5 000 多万中国残疾人争光,为10亿中国人民争光”“亚洲伤残人乒坛的代表”“决不能辜负祖国的期望和5 000 万中国残疾人的重托”,这些话语将超级英雄置于一种集体主义的语境中,强调运动成绩与国家荣誉之间的紧密联系。

2.1.3 同情怜悯的话语风格

不同的学科对“风格”一词有不同的定义,而梵·迪克从社会角度将其定义为“说话人的社会特征和说话场合中社会文化的具体特征的显现形式或标志。因此,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所属社会阶层和民族背景都是决定不同的语言使用形式的社会因素”[10]。这也就是说,新闻主体的社会身份和态度对新闻话语风格产生影响。在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在对夏季残奥会的报道中体现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不同态度,并形成了不同的话语风格。

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报道中报道话语中经常出现诸如：“我国伤残人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条件比较艰苦,大都靠家庭的资助和个人的微薄收入来维持。他们在运动场上的拼搏精神,将激励中国5 000多万残疾人自强不息。”[13]报道中出现的“训练条件比较艰苦”“靠家庭的资助和个人的微薄收入来维持”话语,表明该群体是国家福利政策的救济对象,明显地表示出同情、怜悯的话语风格。

2.2 1992 年至2004 年“残疾”话语阶段

2.2.1 强化国家认同的主题结构

《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对夏季残奥会的报道量有所增加,从上个时期的16 篇上升到125 篇。虽然对于运动员成绩的报道依然占有最大比例,但却采用了不同的主题结构,将运动员成绩同国家认同相关联,从而产生了更加丰富的语义。

以1996 年8 月23 日的一篇典型报道“海外华人为中国残奥选手自豪”[14]为例,这则报道第一层级的主题是“海外华人见证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残奥会上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在第二层级的主题中,分述了三个主要事件,分别为“借残奥会之机,游览亚特兰大体育场”“观看中国选手侯滨打破世界纪录的跳高比赛”“参加颁奖仪式”。在新闻的主题结构上不仅仅关注比赛的成绩,而是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了运动员如何挑战新的世界纪录的过程,将国家认同融入到了叙事中。

与上个时期单纯强调运动成绩相比,在这一时期的主题结构中强调了“打破世界纪录”“颁奖仪式”等新的信息,将运动员的成绩同国家认同结合起来,这说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到夏季残奥会背后的社会价值,不仅仅将其视为是一项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事件。

图2 夏季残奥会与国家认同的新闻话语主题结构Figure 2 The theme structure of news discourse on the Summer Paralymp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2.2.2 突出自强不息精神的修辞策略

在这一阶段,《人民日报》夏季残奥会报道中对运动员的描绘性词汇为“中国运动员姚振宇”“中国游泳选手曾华宾和宫宝仁”。与上一个历史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对运动员的描写不再刻意强调肢体的残缺,但是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

此外,残疾人群体不再被比作超级英雄,该时期报道中的修辞策略更强调残疾人运动员对于生活的热爱。例如：“他们的身子伤残了,但他们热爱生活、珍惜生活、追求生活的炽热感情,却像燃烧的火,像奔腾的江。”[15]报道中用“燃烧的火、奔腾的江”比喻残疾人运动员对生活的热爱,他们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他们成为生活中的强者。新闻报道将残疾人运动员塑造成生活中的楷模,用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来激励普通人。

2.2.3 强调个体独立的话语风格

这一时期在新闻的话语风格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上个时期《人民日报》夏季残奥会的报道中体现出一种同情悲悯的话语风格,20 世纪90年代以后的报道多表现为一种平等中立的话语风格,强调残疾人运动员平等参赛的权利。例如：“他们身残志不残,要以顽强的意志弥补身体残缺带来的困难,健全人能做到的,他们也要争取做到,他们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16]该时期报道中用“强者”“向生活挑战的强者”,话语风格由塑造超级英雄转变为强调个体独立。

2.3 2008 年至2016 年“残健融合”话语阶段

2.3.1 建立残健融合的主题结构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在对夏季残奥会的报道数量上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其中关于赛事服务类信息的报道增长最为明显,增长原因在于北京是2008 年夏季残奥会的举办城市。在关于赛事服务类信息的报道中,超越、共享、融合的办赛理念被反复提及。

以2008 年9 月14 日《无碍,才能融合》[17]的报道为例,这则报道第一层级的主题为“残健融合的社会需要在基础设施和心灵交流上都无障碍”;在第二层级的主题中,包含了两个主要事件,第一个是“23 岁的北京肢残姑娘王倩借助无障碍设施第一次独立到鸟巢观看比赛”,第二个是“无臂英雄何军权感叹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在这两个主要事件之下,又进一步增加了评论性和背景性内容,将残健融合的社会分为无障碍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对待残疾人群体的态度两个维度,强调这两个方面的改变给残疾人群体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在对2008 年北京残奥会的报道中,进一步拓展了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将残奥会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残健融合的社会结合起来,让残奥会的新闻话语包涵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图3 夏季残奥会与建设残健融合社会的新闻话语主题结构Figure 3 The theme structure of news discourse o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Summer Paralympics

2.3.2 带有娱乐化倾向的修辞策略

在这一时期报道的修辞策略上,比喻修辞被大量使用。老将被比喻为“常青树”“元老”“不老传说”等;女性运动员被比喻为“维纳斯”“美人鱼”“金花”等。这些比喻在健全人身上同样适用,侧面反映出该时期《人民日报》采用了更加平等的报道立场,倡导残疾人和健全人的融合。同时,在修辞上也更加突出运动员自身的特点,特别强调老将、女性运动员、有传奇经历的运动员,使用“回眸一笑”“温情”“泳后”等词汇,此种修辞策略也体现出一定的娱乐化倾向。

2.3.3 倡导社会宽容的话语风格

2008 年北京举办夏季残奥会,中国成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签约国,这些举措使得国内对“残疾”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在《人民日报》对北京残奥会的报道中得到了体现。例如：“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对待。心灵的平视,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无视残疾人的特殊困难。相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帮助,是促进残疾人与健全人彼此融合的社会基础。”[18]

在这则报道中提到了如何看待残疾人群体,既不能把他们描绘为“超人”,同时也不能视他们为社会的负担,而是需要平等的对待。话语中反映该时期已经开始倡导残健融合的理念,一方面认识到残障人在身体方面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的宽容。

对《人民日报》夏季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特征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残疾人问题的认知从最初的“伤残的”人发展为有“生理缺陷”的人再到“生活中有障碍”的人,不同时期新闻媒介围绕“残疾”问题建构了不同的新闻话语。

3 《人民日报》冬季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特征

相比于夏季残奥会,从1984 年到2018 年《人民日报》对冬季残奥会的报道总量为12 篇,对冬季残奥会的整体关注度比较低。其中,在20 世纪80 年代没有关于冬季残奥会的报道,进入到21 世纪后对冬季残奥会的关注才有所增加。

表3 1984 年至2018 年《人民日报》冬季残奥会报道数量统计Table 3 Number of articles on the Winter Paralympics from People's Daily in 1984-2018

3.1 偏重于运动员成绩和开闭幕式的主题结构

与夏季残奥会的新闻报道相比较,《人民日报》对冬季残奥会的报道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闻话语的主题结构上,依然停留在重视运动员成绩,以及介绍开闭幕式等赛事信息层面上。如1992 年《人民日报》首次对冬季残奥会进行的新闻报道“第五届残疾人冬奥会开幕”[19],第一层级的主题为“残疾人冬奥会开幕”,第二层级的主题为两个主要事件“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出席开幕式”“来自24 个国家和地区的500 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参加各种赛事”。该报道主题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夏季残奥会特别是2008 年北京残奥会报道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语义。

图4 冬季残奥会开幕式报道的新闻话语主题结构Figure 4 The theme structure of news discourse in the coverage on the Winter Paralympic opening ceremonies

3.2 突出国别和地域特征的修辞策略

冬季残奥会报道文本中运动员称谓大多为“8名来自黑龙江省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张楠楠”,对运动员的修饰语大多为国别加姓名。在夏季残奥会“残健融合”阶段所出现的刀锋战士、巾帼英雄这样的语汇,在冬季残奥会的报道中没有出现。

与夏季残奥会相比较,《人民日报》在报道冬季残奥会时,使用了更为单一的修辞策略,大多平铺直述地交待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过程,缺乏对运动员内心感受的描写和刻画,以及对更为多元的社会话题的关注。

3.3 赞颂式话语风格

《人民日报》在对冬季残奥会进行报道时,使用了一种赞颂式的话语风格,感性成分居多。以2018年平昌冬季残奥会的报道为例：“如果说,奥运会是追求人类运动的极限,那么残奥会更像是人类精神的冲顶。当中国轮椅冰壶队队长王海涛高举五星红旗出现在第十二届冬季残奥会闭幕式会场,相信这种感动会更加强烈。”[20]与夏季残奥会比较起来,这种赞颂式的话语风格缺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将残疾问题视为个人励志故事,缺乏更为理性的探讨。

总体而言,相比于夏季残奥会的报道,《人民日报》冬季残奥会的报道相对滞后。2022 年北京将举办冬季残奥会,如何更新新闻话语,更为理性地思考“残疾”问题,下面就将这种新闻话语建构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采用语境分析的视角,探讨不同残疾模式对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

4 不同时期残疾模式对残奥会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

残疾模式是指人们关于什么是残疾及如何看待残疾人的思维模式[21]。中国对残疾模式的认知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些观念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深层影响《人民日报》对残奥会新闻话语的建构。

4.1 残疾人慈善模式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各项事务百废待兴,并没有专门的残疾人立法,1984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同年,我国参加了在美国纽约州长岛纳索县举行的第7 届国际伤残人运动会,也是这一年,《人民日报》开始对该项赛事进行报道。1988 年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成立之初,这些组织大多通过福利政策或慈善基金的方式来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残疾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救助对象。

在慈善模式下,残疾人的生活依赖于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福利政策是社会处理残疾问题的主要措施,接受救助是残疾人最优的选择,残疾人自身的自主性较低。受该种模式的影响,20 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新闻话语一方面将运动员描述成个人不幸者,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另一方面又视赛场为战场,将他们描绘成“超级英雄”。

4.2 残疾人医学模式

在199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正式提出“残疾人”的概念,以此取代之前的“残废人”和“伤残人”的提法。1991 年7 月26日,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提法一致,“中国伤残人体育协会”更名为“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与之相应,《人民日报》在1984 年和1988年使用了“国际伤残人奥运会”的用语,但是到了1992 年开始使用“国际残疾人奥运会”。从“伤残”到“残疾”的转变表明社会对残疾人的认知有所改变,但是“残疾”一词的选用本身更偏向于医学模式。

在医学模式中,残疾被理解为由于个人身体问题而缺乏正常生活能力。因此,残疾人需要通过医疗康复或坚强的个人意志来使自己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正如该时期报道中多次出现的“他们身残志不残,要以顽强的意志弥补身体残缺带来的困难”。这种话语表达将“残疾”归因于身体的缺陷,只是将“超级英雄”转变为“生活中的强者”,强调用精神去突破各种障碍。医学模式下用生理上的“正常”来定义残疾人,然而关于社会文化层面“正常”的意义却被忽略了,社会如何划分“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身体,对于生产和维持社会中人类的意义至关重要。

4.3 残疾人社会模式

进入21 世纪以后,我国关于残疾问题的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对残疾人在社会保障中的就业、康复和无障碍权利做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这表明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模式的重要性。

“残疾”不只是残疾人的个人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需要消除社会障碍,促进社会包容。残疾人所遭遇的障碍主要包括三种：身体上的缺陷,如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的长期损伤;社会和公众的态度,如偏见、歧视;环境设施障碍[22]。具体到体育领域,残疾人在体育运动方面遭遇的典型障碍包括缺乏充分参与团队的意识,缺乏训练竞赛的机会,缺乏可供使用的体育设施以及信息资源[23]。

受到残疾人社会模式的影响,该时期《人民日报》在残奥会的报道中开始关注残疾人的教育、无障碍环境等议题。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上还不深入,处于从医学模式到社会模式的过渡期。从正式的法律文件来看,我国在200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将“残疾人”定义为“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残疾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24]该定义更偏向残疾人医学模式。而2006 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将“残疾人”定义为“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25]在这个定义中,更加偏向于残疾人的社会模式,即解决残疾人的问题不仅仅限于身体的康复,还需要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入。

从慈善、医学模式转向社会模式,中国对“残疾”问题的认知在不断地深入,但是在对残奥会的新闻话语建构上,对残奥会的整体关注度还不高。以《人民日报》为例,在对夏季残奥会的报道中,虽然社会意识开始萌芽,但是对如何改善社会软环境,促进残疾人的社会融入报道得还不够深入;而在对冬季残奥会的报道上,还停留在对运动成绩的关注上。

5 全球残疾模式的更新与重塑残奥会新闻话语

残奥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体育赛事,更是社会运动,它的目标是体育服务于人类的和谐发展,促进和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因此,需要把2022 年北京冬季残奥会置于更加宽广的全球文化语境中,探讨全球残疾模式的更新以及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如何影响冬季残奥会的新闻话语建构。全球社会对残疾模式的探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除了“慈善模式”“医学模式”“社会模式”之外,还提出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人权模式”。

这两种新的模式更加注重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关系模式中将残疾视为人与人的一种社会关系,残疾是“一种社会压迫,包括社会限制有缺陷人的活动,以及社会对他们心理健康的破坏”[26]。这种伤害可能包括在健身房里被陌生人盯着看,在足球比赛中被取笑,在教练手册上看到被贬低的形象,或者在日常训练时不得不面对别人有意或无意的贬低。这种心理障碍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会损害心理健康,而且还限制了人们对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事的判断[27]。

而人权模式则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紧密相关,将残疾问题同全球治理相连,倡导残疾人应当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实际上,联合国自成立之日起,对“残疾”问题就有所关注。在《联合国与残疾：70 年迈向更加包容的世界》[28]一文中详细阐释了联合国不同时期对“残疾”问题的理解。联合国关于“残疾”问题的议程经历了由康复医疗,鼓励社会参与,到融入主流社会,逐渐确立残疾人自身的主体地位,不断完善残疾人的社会权利。特别是以2006 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颁布为契机,联合国再次强调残疾人应享有平等参与权利,并以公约的形式确定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主体性地位。

从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最新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与联合国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它们共同为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无障碍的社会而努力。不同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将体育运动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体育增加社会融入,减少歧视,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对残疾人的认可和包容。在2015 年联合国推出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再次重申了体育对于全球社会的独特价值。“体育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我们确认,体育对实现发展与和平的贡献越来越大,因为体育促进容忍和尊重,增强妇女和青年、个人和社区的权能,有助于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包容方面的目标。”[29]而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也通过推动一系列的体育项目,让联合国的议程能够落地生根,更好地推动残疾人的个人发展与社会融入。

6 结论和建议

综上,1984 年到2018 年,《人民日报》对残奥会的新闻话语经历了“伤残”话语、“残疾”话语、“残健融合”话语三个阶段。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从“塑造超级英雄”到“强化国家认同”再到“倡导残健融合的社会”,新闻话语越来越趋于理性。在这些新闻话语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残疾模式、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残奥会社会功能的再认知。在中国改革历程中所进行的这些有益的探索应当被继承和发扬。

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中国主流媒体对于残奥会的新闻话语建构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越来越紧密地同全球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残奥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同时也是传播新社会观念的载体。在全球社会的残疾模式已经从社会福利模式、医学模式、社会模式发展到更为前沿的社会关系模式和人权模式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需要采用何种残疾模式,如何建构关于残疾人的新闻话语,并以2022 年北京冬季残奥会为载体传播这种新闻话语,以此改变公众对残疾人的态度,推动残疾人的运动参与和社会融入,向全球社会展现一个更加文明和平等的现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