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研究

刘 威

（重庆图书馆 重庆 400037）

1 引言

近年来，抗战文献的保护、开发、利用倍受学界的关注，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为人类社会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抗战文献，成为抗战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抗战文献面临濒危风险，抗战文献风险管理则成为抗战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风险评估则是抗战文献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风险管理是指“在风险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1]。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ICCROM）、加拿大保护研究所（Canadian Conservation Institute，CCI）、荷兰文化遗产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NICH）是专门提供关于预防性保护方面的相关服务咨询及实际工作指导的机构。文章以这三家机构制定的“风险管理”体系为主要依据，以重庆市现存抗战文献为研究实例，利用德尔菲法建立风险指标评估体系，形成预警机制，为抗战文献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基础。

2 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估的意义

2.1 补充社会文化信息

抗战文献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其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保护文化遗产价值就是要落实保护措施在价值载体上。抗战文献风险管理有助于相关部门对本市现存的抗战文献概况、残损状况进行准确的掌握，更有助于对文化断裂造成的影响进行有效评估，得出的结论可以补充社会文化资料欠缺的信息。

2.2 提供决策依据

文化遗产风险管理为文物预防性保护提供决策框架[2]。有效的抗战文献风险管理，可以使相关机构充分了解所藏文献面临的风险及风险性质和严重程度，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风险损失，有效提升相关机构保护文献的能力。通过风险管理，可以在抗战文献保护过程中规避或者减少风险，从而为相关机构的决策者在决策抗战文献保护策略时提供参考数据，增强领导层保护决策的正确性。

2.3 指导从业者

抗战文献风险管理对从业者的实践工作多有指导和启示。对文献的风险管理得以让从业者从事大量资料收集、基础研究和现场调研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甚至需要拓展资料和信息收集的范围，风险评估则给从业者对庞杂数据和信息的统计分析以启示，用事实指导实际工作。

3 基于德尔菲研究方法的抗战文献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德尔菲法（Delphi）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O.赫尔姆和N.达尔克首创，经过T.J.戈尔登和兰德公司进一步发展而成。德尔菲这一名称起源于古希腊有关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话。传说中阿波罗具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因此，这种预测方法被命名为德尔菲法。1946年，美国兰德公司首先将其用于预测领域，后来该方法被迅速广泛应用。这是根据有专门知识的人的直接经验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判断、预测的一种方法，也称专家调查法。该方法采用函询调查方法，对所预测问题有关领域的专家分别提出问题，并将意见综合、整理、汇总、反馈，经过五次反复循环，最后得到一个一致且可靠的意见。

3.1 拟定调查课题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战时首都，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远东指挥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更加凸显。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保存于各种有形的、可移动的、物质的文化遗产中。

2009年底到2010年5月底的重庆抗战文献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重庆市收藏抗战文献总体概况。载体形态可以分为图书、期刊、报纸、图纸四类。收藏单位有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西南大学图书馆、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重庆市涪陵区少年儿童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大学图书馆、重庆市荣昌县图书馆、重庆市武隆县图书馆、重庆南开中学图书馆（档案室），收藏图书依次为28 882种、15 800种、4 911种、2 616种、1 462种、358种、232种、171种、30种、0种、0种；期刊分别有3 145种、1 917种、393种、788种、14种、0种、59种、4种、0种、0种、16种；报纸分别有220种、52种、1种、12种、后均为0种；图纸0种、1种、0种、0种、0种、183种、后均为0种[3]。由于抗战大后方印刷业基础较差，国外进口的印刷用纸和机器材料来源又因战事不断升级而逐渐断绝，“抗战后期，纸张实行配给制，许多出版物被迫使用当地的土纸。而为了节约材料，版面尽可能排细密，文字印在又黄又脆的土纸上，版面模糊不清，致使出版物印刷十分粗劣”[3]。时隔六七十年，这批珍贵的文献成为“处于危险中的遗产”。[4]

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文化遗产风险预测指数的准确性不稳定，所以建立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估体系刻不容缓。

3.2 组成专家调查组确定抗战文献保护中存在的风险

重庆抗战文献普查工作委员会组成专家小组，按照课题所需要的知识范围，确定专家15人，分三组，其中本单位文献保护专家5人、本系统文献保护专家5人、全国文献保护专家5人。专家小组成员具有与预测课题有关的文献保护、开发、利用及研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预测分析能力，他们都是在预测问题所属专业领域内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际工作者或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研究者。专家小组成员对预测的问题有热心、有兴趣，愿意参加并能胜任，他们在专业水平、年龄、职务、性格、社会背景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得到较全面的信息。

3.3 分送调查表，开展首轮调查

作为重庆抗战文献普查工作委员会牵头单位的重庆图书馆，一方面将调查表推送或者寄送给每位专家，另一方面向所有专家提出所要预测问题及有关要求，并附上有关这些问题的所有背景材料，同时请专家提出还需要什么材料。专家们根据通知要求，对所预测事物提出自己的判断与分析，并说明依据与理由，在规定的时间内寄回自己的初步意见。

调查表是专家们回答问题的主要依据，所以，制定的调查表要在前言说明预测的目的和任务、回答问题者应注意的事项、寄回调查表时间等，并示范说明如何回答问题。调查表中的问题要集中，要有针对性，要使各项目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调查表提出的问题不能过多，本调查表设置31个问题，提出的问题尽量避免使用“普遍”“正常”“广泛”等缺乏定量概念的用语。调查表的回答要采用简练的方式，如同意（☑）、不同意（☒）等，有利于专家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也可以在调查表中留出适当余地，便于专家阐明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3.4 逐轮调查，反复征询

重庆图书馆把收集的专家意见加以集中整理，列成图表，进行对比，将不同的预测结果及其依据与理由，以匿名的方式再分送给各位专家，进行第二轮征询，要求专家补充、修改各自的预测，加以说明或评论，以此进行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的调查，直至意见逐渐趋向一致，直到每一个专家不再改变自己的意见为止。

3.5 得出抗战文献风险评估预测结论

通过不记名的五轮征询，得出三个方面风险因素，即抗战文献遗产自身结构问题引起的风险、抗战文献管理机构管理方面引起的风险和抗战文献遗产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的风险，形成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识别层次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识别层次模型

3.5.1 抗战文献自身问题方面引起的风险

（1）抗战时期纸张供应。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印刷厂总共1 400多家。其中重庆225家、成都106家、兰州51家、桂林67家、贵阳37家、昆明59家、曲江27家、湖南457家、江西98家、浙江104家、福建118家、立煌24家、恩施1家、西康4家[5]。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后方印刷业的基本概貌。这些地区在战前一般一处只有几家或十几家印刷厂，而抗战时期发展到几十、上百家，甚至几百家印刷厂，表明大后方印刷业在抗战期间无疑有了发展。但是，它们并非全属书版厂，而且多数规模小，能力有限，只能承接零星社会印刷业务，少数规模大的印刷厂都竞相承印钞票，所以，抗战期间大后方的书刊印刷力量实为不足，且生产的纸张多为机械纸，其酸度较高，这些都会给抗战大后方文献的保存带来风险。在文献自身问题方面对文献保存风险的评估可以分为纸张供应数量和纸张生产质量两个方面。

（2）抗战时期印刷形式。战争环境下，由于各地经济条件和印刷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导致石印、油印、铅印等多种印刷方式并在。虽然印刷方式不单一、出版种类多，但每种印刷形式印刷文献的数量不多，铅印数量相对较多，石印文献次之，油印文献最少，基于印刷方式的文献总体数量不高的状况，对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领域风险构成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抗战时期的油印本是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行业风险评估的重要类型。

（3）抗战时期出版状况。抗战时期出版社对书刊的出版是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源得以流传的重要条件，但由于出版资金的不均衡，使得抗战大后方文献传世数量不稳定。编辑工作又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衡量一个出版机构的成绩，不单是看它每年出版多少种书，而主要是看它出版了多少能保存得下来的、能够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珍贵文献。出版资金和编辑质量都会影响抗战大后方文献的正常流传，是抗战文献保存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

3.5.2 抗战文献保存管理方面引起的风险

（1）人力资源管理。抗战大后方文献收藏、保护相关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文献保护行业自身管理的重要方面。其中首要方面为大量吸引专业的文献保护、修复等人才；其次，对从事文献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其成为符合文献保护行业发展的人才，是相关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方面；再次以与其专业人才相符的工资报酬和福利保障，成为专业人才去留的关键。其中对职工专业与其所在岗位匹配分析也是人才管理的一个方面。因此，人才引进程度、职工培训、工资报酬、岗位分析成为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行业风险评估的指标。

（2）技术管理。“图书馆平静无澜、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一去不复返了。井然有序的印本藏书楼、固有的稳定性特征被数字革命冲击得支离破碎。主要原因是，通过全球网络生成和传播巨大数量的数字信息，导致图书馆收集、整理、使用知识的功能发生了变化。”[6]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给图书馆及相关单位带来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行业风险的产生与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先进设备引进滞后以及先进科学技术掌握程度也将成为文献保护行业风险评估的指标之一。

（3）经费管理。对国家财政所拨经费的管理是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行业自身成长以及合理利用经费的管理，经费管理的合理与不合理直接关系着文献保护行业稳定及保护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献保护相关单位或者部门所得经费对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投入的财政比例和培养人才投入比例成为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行业风险评估的指标。

（4）库房管理。文献库房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把文献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管理，它是保证文献能够顺利实现其文献价值等多方面价值的关键。库房管理方面主要风险评估指标有搬迁、移架、库房容量等。

（5）文献保护管理。在文献保护管理过程中，最为基础的莫过于保护工具种类与修复的程度，其完善与否关系到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管理的良好发展，同时也是文献保护行业风险产生的一个因素。在文献保护管理方面，主要是保护工具种类的完善和文献本身修复难度作为风险评估指标。

3.5.3 抗战文献外界环境方面引起的风险

（1）政府。无论在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对文化产业都是采取支持的措施，政府这些支持政策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政府对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管理行业的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力度、政策支持力度及媒体宣传力度上。同时，相关组织对抗战大后方文献的信息共享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政府方面，抗战大后方文献遗产风险评估指标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支持、政策支持、有关组织的信息共享度等。

（2）环境。由于抗战大后方文献自身结构问题，对环境中的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失控的温度和湿度会给抗战文献的保存带来多方负作用。如纸张的快速脆化、书虫泛滥等，从而对抗战文献的保存产生不利影响，致使风险的产生。在环境方面，风险评估的指标主要是温度和湿度的控制程度。

（3）灾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发生对抗战大后方文献是毁灭性的损坏，其中水灾、火灾、地震对抗战大后方文献保存有比较大的影响。

（4）读者。抗战大后方文献保存的主要目标是传承文化，同时也向读者们传递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信息。文献提取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抗战大后方文献的破损程度。读者参与抗战文献的阅览主要取决于读者对信息的需求度、认识度等。在读者方面，抗战大后方文献遗产风险评估指标为读者的查阅、复印及有意或无意的损坏。

根据模型及对抗战文献遗产风险的分析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抗战文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3.6 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价

在对风险进行了定性分类和定量度量后，为了更加有针对性地对濒危抗战大后方文献遗产所面临的风险采取应对措施，还需要将其进行排序，这一步骤就是风险评价。风险评价是指在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把损失频率、损失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分析风险的影响，并对风险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价[7]。如果说风险分析是对风险状况的客观反映，那么风险评价是依据风险分析的结果对风险及其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总体的认识和评价，并且一般融合了风险管理人员的主观评价，受到其风险态度的影响。五轮征询后确立的抗战文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经专家预测评分，高度风险8～10分，较高风险5～7分，中度风险3～4分，低风险1～2分。利用平均数，求出风险预测值（如表2所示）。

表2 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价表

笔者结合表2建立风险评价坐标图（如图2所示），其纵坐标为重庆图书馆对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中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定量评估标准及相互对应关系，横坐标为重庆图书馆关于抗战大后方文献保护中风险发生后对目标影响程度的定性、定量评估标准及其相互对应关系。将抗战文献遗产风险划分为1、2、3、4个区域。承担4区域的各项风险且不再增加控制措施；严格控制1和2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专门补充制定各项控制措施；确保规避和转移3区域中的各项风险且优先安排实施各项防范措施。

图2 抗战文献遗产风险评价坐标图

4 预警机制

根据抗战文献自身结构问题引起的风险、抗战文献收藏机构内部管理引起的风险及抗战文献所面临的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抗战文献保存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建立31项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抗战文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指导从业人员对风险进行分类分析，建立评估系统，利用德尔菲法对风险进行客观的、系统的评价，以此为基底划分抗战文献遗产风险预警区域。如图2所示，本文把预警区域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1区（高风险区）、2区（中度风险区）、3区（低风险区）、4区（无风险或低风险区），根据文献保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所处区域，分别判定当前抗战文献是属于正常状态、警戒状态或是危险状态。

4.1 建立抗战文献相关机构自身合理规划机制

1区的高风险分别存在于风险评估中的三个方面，其中抗战文献自身结构引起的风险占主要部分，外界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占次要方面，管理方面引起的风险因素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建立抗战文献相关机构自身合理规划机制仍为重要。

首先，抗战文献相关机构大力与出版机构合作，对孤本文献进行再生复制，用于日常服务，减少使用者对原版文献的损耗几率，原版文献可以选择送往环境相对稳定、安全的地方进行存放，有效降低长期提取文献及读者使用对文献遗产造成的损害。其次，制定统一的保护制度，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建立完善的文献管理制度。再次，政府及相关机构对保存文献的库房的规划目光要长远、设计要合理，避免图书馆搬迁或抗战文献频繁移架。最后，注重数字技术的应用，即将以研究为核心的、准确的、创新的数字技术运用到遗产保护领域。2011年，国际文化遗址记录科学委员会召开第23届会议，26个国家近200名学者就文化遗产的记录、建档和信息管理，摄影测量、遥感、激光扫描、移动测绘和远程传感技术，以及GIS，三维模型、动画、重现和可视化技术，网络技术，数字信息存储，知识产权和开放共享等议题展开讨论，展示百余项实践案例[8]。借鉴于此，抗战文献相关机构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文献保护中的正向影响，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对抗战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尤其对珍贵的抗战文献遗产进行多套异地备份，合理规划文献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现文献管理与文献价值有机结合。

4.2 建立抗战文献相关机构有效信息收集、加工机制

对抗战文献遗产的预防性保护过程中，风险管理信息收集是最为关键的。对于抗战文献相关机构来说，应收集抗战文献所处外部环境信息（政府、环境、灾害、读者情况等）和抗战文献自身管理结构信息（纸张、印刷、出版、人力资源、技术、经费、库房等）。该机制要根据抗战文献的历史和结构特点，对抗战文献所处外部环境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并集中精力分析处理那些对抗战文献保护有重大或潜在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信息；同时还要重点收集能灵敏、准确地反映抗战文献相关机构运营管理发展变化的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根据分析结果找出抗战文献保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可能引起危机的因素。

信息加工主要是对风险环境进行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引起危机发生的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了解、评价和预测。通过对抗战文献保护相关机构所在的外部环境的分析研究，及时识别、评价抗战文献收藏单位保护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外界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及抗战文献保护出现危机前的征兆信息，从而及早进行必要防范。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应认真分析排除虚假信息，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4.3 建立政府与相关组织机构联动应急机制

对于抗战文献遗产所面临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风险，我们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各相关组织机构联合应急机制。宏观层面上设立综合协调应急机构，建立高层次宏观应急调控体系。抗战文献预警管理是多部门、多项管理的一个系统。要实现抗战文献应急机制的长效化，必须建立以综合决策和协调管理为特点的体系。由市政府、人大政协等机构领导牵头，由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应急管理局、财政局等相关专业部门组成抗战文献风险预警管理协调机构，统筹行政管理资源与专业管理资源，以权威性的抗战文献预警管理综合应急机制，促成重庆地区抗战文献预警管理各专业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的良好协同联动关系。达到组织上的政令畅通，形成应急合力；决策上确保科学民主，避免政出多门；运行上确保协调应急有序，节约管理成本。

微观层面上明确系统内部之间的衔接环节，形成系统内部联动应急的责任链条。科学界定抗战文献相关部门职能、合理划分事权、理顺抗战文献收藏机构各专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界定每个部门在处理同一事物时的职责、时效、制约力、后果等关联度，使抗战文献相关机构管理高层次决策、协调的作用有效发挥，各种应急制度得以落实，消除预警管理盲区，达到减少具体协调应急、增强整体合力的效果。无论“在和平和冲突时期保护城市地区的文化遗产免受风险防范的威胁”[9]，是社会各机构的共同责任。

4.4 建立抗战文献风险意识宣传教育机制

重视风险就等于重视安全，风险意识是抗战文献风险管理流程的基点。抗战文献相关收藏单位应该加强对从业者与使用者的抗战文献管理风险教育，培养从业者和使用者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抗战文献管理中的风险防范功能，最大限度规避3区风险。首先，要在管理机构上层确定基调，高级管理、专业人员积极参与其中。将风险分类，有效地交流是风险管理流程中的关键之一。为了保证让所有人员理解他人的意思，抗战文献管理机构应合理将风险分类，并提出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分类使风险能够被分成各种易于管理的部分，将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做出对风险程度的测量报告，利用权威支持风险管理流程，建立制度，付诸行动。高层管理人员确定基调后，还需提出正确问题。高级管理或专业人员也许无法对每一个问题都提供正确的答案，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却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该提出以下几个关键问题：①各部门承担了风险，能否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一个部门的业务以巧妙的手段实现了文献价值，它所产生的风险属于什么类型？②采用什么样的限制和控制手段来尽量避免风险？③我们是否有恰当的系统来跟踪并测量风险？④我们是否有合适的人员和技术来从事有效的风险管理？

其次，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具备必要的技能，能够做到积极地辨别抗战文献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另外，培育从业人员风险意识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让从业人员充分理解风险管理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并且绩效是同管理机构与个人的业务和风险管理表现相联系的。

最后，引导使用者参与其中，向使用者宣传合理使用文献资源，避免不当行为对文献造成的损害，逐渐使其树立抗战文献保护风险意识。读者因素在抗战文献风险管理中处于高风险区域，对于读者进行有效的风险意识宣传和教育，可以大大降低抗战文献保护中的风险。

5 结语

由于抗战文献特殊的物质形态及对保存环境的高要求，导致抗战文献脆弱性突显。面临濒危风险是当前抗战文献遗产保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改善抗战文献保存的策略，促进抗战文献价值更好的体现，是文献保护机构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抗战文献所面临风险进行识别、分析、评价，有助于防范和规避风险，并不断完善文化机构应急体系。目前，学者们对抗战文献本身研究比较多，但对抗战文献风险评估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导致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完整的资料。同时由于笔者能力和专业的限制，本次研究只限于对抗战文献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初步识别和分析，对抗战文献风险评估指标系统的设计还有待完善，对预警机制的分析还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