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进呈书目清单与《文选楼藏书记》等四种书目衍生关系考略

张云波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乾隆三十七年(1772)《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云：“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1](P1-2)为便于甄择，并令各省呈送书籍时叙列进呈书籍目录，内容有二：一是著者朝代，二是书籍要旨。以这些进呈书目清单为中心，衍生出诸多目录学著作。如以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为中心，就衍生出四库馆编《各省进呈书目》浙江部分、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翰文斋藏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及《文选楼藏书记》四种著述。兹以《文选楼藏书记》为中心考述如下，期冀见出其与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之源流关系。

一、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于江浙迅速购访遗书》云：“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万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馀亦指不胜屈。并有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传录者，即其子孙不能保守，而辗转流播，仍为他姓所有。第须寻原竟委，自不至湮没人间。纵或散落他方，为之随处踪求，亦不难于荟萃。”[1](P69)浙江巡抚三宝设书局负责采集书籍，延在籍翰林院侍讲沈初任总裁，张羲年、黄璋等任总校，范铎等任分校。向四库馆先后十四次呈送书籍约四千六百种。[2]据黄璋《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跋》云：“浙省奏书，遵旨以书之陆续到局为先后。……同事四五人，分手赶办。每书开叙姓名、爵里、节略，……自壬辰冬至乙未夏，作十四次奏进。”[3](P851)乾隆三十七年(1772)《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奏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云：“兹据各属禀报，购得遗书，……有系刊本者，有系抄本者……谨将选取在局书五十六种，叙列目录，开注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分别刊本、抄本，缮写清单进呈，恭候御览甄择。”[1](P18-19)据此，浙江所奏书目清单叙列目录的内容有三项：某朝某人所著(包括爵里)，书中要指(即节略)，分别刊本或抄本。据乾隆四十年(1776)《浙江巡抚三宝奏陈续获应毁各书及遵旨再行逐户购觅折》所附现获及续获应毁遗书书目清单，可窥浙江进呈书目清单内容之一斑。兹举数例如下：

《明通纪纂》八卷。明提学锺惺辑，天门人。刊本。是书纪明代自洪武迄天启各朝政事。

《皇明奏议》十六卷。明秦骏生辑,钱塘人。刊本。是书汇录明代诸人奏议,分《经世集》、《匡时集》、《备变集》三种,末附《奏议备选》一册,俱系条陈时务之作。

《翁山诗外》十八卷。屈大均著。刊本。是书系旧刻屈大均诗词。现查获四部，内：一部原缺卷三、卷四、卷八、卷九、卷十一至卷十八，又一部原缺卷五至卷十、卷十三至卷十八，又一部原缺卷一至卷五、卷九至卷十八，又一部原缺卷十六至卷十八。[1](P366-367)

其进呈书目清单首列书名卷数，次叙著者朝代爵里姓名，次叙刊本或抄本，末叙书中要指。叙述较简明，提要字数多在五十字左右，情况复杂者偶有过百字者。这种状况实是其时著录程式所致，且与采集遗书数量大、任务紧有关。

二、前三种著述与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

浙江采集、奏呈事毕，沈初、黄璋等人遂将“所奏底稿”重加编次、整理，刊印成《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是书后附黄璋《跋》云：“癸巳秋，璋与同事朱君休度、张君羲年商榷，谓吾辈此番之书，等于烟云过眼，盍稍述其梗概，付之剞劂氏，以为浙中掌故乎？……爰取前所奏底稿，重加类次，分为自甲至癸十集。其十次以下，则分为闰集。”[3](P851-852)该书《凡例》云：“历次进书，只遵谕旨，每书详其卷帙、爵里，并摘叙著述大指。兹录检校原书，如序文、跋语，可以略见书之梗概，并其书之刊刻岁月久近，亦志之，与原奏书所列清单有详略互异之处。盖原奏书清单务在简明，弗事旁及，对扬之体宜然。兹《录》所著，以古书不易获觏，因考其制作原委，总蕲于显出是书面目，使好古者有述，弗敢蹈率略之讥。”[3](P2)故相较“务在简明”的进呈书目清单，该书内容更为详尽。因此，《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不仅是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一部进呈图书清单，还提供了许多《总目》缺失的信息，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前一部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目录学著作。

各省采集遗书呈送朝廷后，四库馆也依各省呈送书目清单，略去著书大旨惟存卷帙、爵里编辑而成《进呈书目》。此后有题名涵秋阁钞《进呈书目》四册传世。1925年商务印书馆据此钞本刊印，收入《涵芬楼秘笈》第十集。吴慰祖先生将之重新校订整理后易名《四库采进书目》由商务印书馆于1960重印出版。

乾隆三十八年，浙江范懋柱进呈一大批天一阁藏书，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计共六百零二种”。[4](P107)“薛福成《重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四库全书总目》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增补，确定为六百三十八种。”[5]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由已卸任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存书达七万多卷。范懋柱为范钦八世孙。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天一阁是进呈书籍最多的藏家。

范懋柱之孙范邦甸于嘉庆间抄录四库馆编《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题《天一阁进呈书目》，附刻于阮元主持编刻的《天一阁书目》卷首。又有翰文斋藏不著编者姓名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除著录进呈各书书名、卷数、著者、刊本或抄本外，还有各书简短提要。又有光绪间钱念劬《重编进呈书目》，记载进呈各书的书名、卷数、著者，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注明某类著录或某类存目。此目刊刻在由薛福成主持编次的《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骆兆平《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分类编排参照钱氏《重编进呈书目》，书目提要以翰文斋藏旧抄本为主，此本无提要者据有关文献增补，收入其编著之《新编天一阁书目》，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文选楼藏书记》：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之一部分

《文选楼藏书记》亦以抄本流传，或不题撰人姓名，或虽题撰人姓名却杂乱不一。“各本卷一首行均题‘文选楼藏书记卷一’，其中国家图书馆藏郑振铎旧藏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湖北图书馆藏本次行题‘仪征阮保定元撰’，‘会稽李慈铭校订’；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中央大学图书馆旧藏本、武汉图书馆藏本‘仪征阮保定元撰’作‘仪征阮宫保元撰’……”[6]阮元字号等并无保定一说。“仪征阮保定元撰”的题名似是而非，附会之意显见。孙殿起《贩书偶记》卷八《史部·书目类》云：“文选楼藏书记六卷，仪征阮保定撰，会稽李慈铭校订，越缦堂抄本。”[7](P196)孙氏对作者阮保定并无按语，显然并未将其认定为阮元。至于武汉图书馆与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题作“仪征阮宫保元撰”，当是抄者臆改。

《文选楼藏书记》共六卷，卷无标目，卷一、二、五、六基本按经史子集分类排列，卷三、四相连，亦按此分类排列。笔者据王爱亭、赵嫄点校本《文选楼藏书记》统计，卷一收录书籍520种，卷二收录552种，卷三、卷四收录662种，卷五收录303种，卷六收录626种，计著录书目2663种。值得注意的是，是书卷内经史子集的排列并不严格。以卷一为例，经部129种，杂录史部书籍2种、子部书籍7种、集部书籍2种。史部与子部之间的分类更加混乱，只有集部分类尚为整齐。集部之后，另又重新著录子部书籍47种。

在著录体例上，《文选楼藏书记》所录书籍依次记录书名、卷数或册数、著者及籍贯、版本，除别集类外，每书均附有简单提要，著者项一般记录其官职或科第，版本也仅注明刊本或抄本，遇宋元本还特别用双行小字标明某某家收藏或某某收藏。在所标收藏诸家书籍中，有赵昱小山堂藏书19种，朱彝尊曝书亭藏书37种(33种标曝书亭，4种标朱彝尊)，曹溶倦圃藏书7种，董其昌家藏书1种。

《文选楼藏书记》的这种著录方式不仅与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叙列目录方式极为相似，而且其所标某某家或某某收藏还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奏折》所云有相合之处：“除寻常习见及互有重复各书不列外，计鲍士恭家有六百二十六种，吴玉墀家有三百五种，汪启淑家有五百二十四种，孙仰曾家有二百三十一种，汪汝瑮家有二百十九种，共一千九百零五种，分缮清单，恭呈御览。内有曝书亭、小山堂及此外收藏家旧本，均于单内分别注明。”[1](P97-98)将王爱亭、赵嫄点校本《文选楼藏书记》与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中《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浙江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家呈送书目》进行比校，可以发现其基本雷同。

比校《文选楼藏书记》卷一(520种)与《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524种)所著书目之书名、著者、卷数相异者共计48种，如下：

1.前者无后者有，计有4种：后者卷首第一种《周易元包经传》五卷、第二种《元包数总义》二卷、第三种《易通》六卷、第四种《周易讲义》十卷前者失收，“亦有个别抄本仅佚去《周易元包经传》、《元包数总义》两种者”。[8]谛审此异，当是《文选楼藏书记》各抄本卷首有脱落所致。

2.前者误后者纠正，计有3种：前者“《春秋经传辨疑》一卷，明主事唐枢著。归安人。刊本。是书系枢门人潘季驯校刊”[8](P7)后者作“《春秋读意》一卷 明唐枢著。原单误开书名，今改正”，[9](P97)前者“《周礼墨守》一卷，明主事唐枢著。归安人。刊本。是书宗注疏”[10](P11)后者作“《周礼因论》一卷，明唐枢著。原单误开书名，今改正”。[11](P97)此异，四库馆臣已明云“原单误开书名”，诚难谓其为异。前者“《褒敏公集》十五卷，明大学士张士治著。”[10](P86)后者作“《襄敏公集》四卷，明王越著。”[11](P102)孙毓修辑《各省进呈书目》作“《褒敏公集》四卷 明王越著”。[10](P299)王越(1426-1499)，字世昌，浚县(今属河南)人，官至兵部尚书，以功封威宁伯，卒谥襄敏，《明史》有传。孙氏辑本“褒敏公”当作“襄敏公”，疑前者所云亦属误开书名之类。

3.二者书名略异但显为一书，计有9种：前者《左传折衷》二十八卷、《公羊折衷》六卷、《穀梁折衷》六卷，后者三“衷”字均作“诸”，前者《礼记纂注》三十卷后者作《礼记集注》三十卷，前者《南使集》三卷、《奉使集》一卷后者分别作《南奉使集》一卷、《北奉使集》一卷，前者《黄蒲阳集》二册后者作《莆阳集》二本，前者《思玄集》十六卷后者作《思元集》十六卷，前者《百名家词钞》后者作《名家词钞》。此异或为传抄致误。

4.二者书名相同但卷数有异，此类最多，计有32种。如《三易洞玑》，前者云十三卷，后者云十六卷；《丰川春秋原经》，前者云四十卷，后者云四卷；《缁衣集传》，前者云二卷，后者云四卷。

细究此48种书目之著录，考虑到古籍传抄及分卷的复杂性，后二类相异可忽略，前二类中也惟有《褒敏公集》勉强可视作相异。因此，我们说《文选楼藏书记》卷一与《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所著录520种书目基本雷同，当无大碍。

接下来，我们再将《文选楼藏书记》卷二(552种)与《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553种)著录书目相校，重点考察前者有后者无与前者无后者有这两种差异，计有6种书目，如下：

1.前者无后者有，计有4种：(1)明吴坰《梦华子集》二卷。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奏准江西巡抚郝硕奏缴七十八种书目：“梦华子集，宣城吴炯著。内赠治上人序，语多触碍。”[11]吴坰、吴炯当为一人。(2)后者在《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后录清王士祯《粤迹三志》，前者虽不录王著，然在《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前录明许令典著《粤程杂记》一册。(3)后者录清徐倬《修吉堂稿》十五卷，前者在此相应处录徐倬《宾村集》二十五卷。《编修徐交出书目》作“《蘋村类稿》三十卷，十本”，[11](P185)《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癸集下作“《道贵堂稿》十三集共三十卷，刊本。右国朝礼部侍郎德清徐焯撰。”[3](P739)徐倬(1624-1713)，字方虎，号蘋村，浙江德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及第，官编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别集类存目一〇》著录其《蘋村类稿》三十卷《附录》二卷，“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刻乾隆续刻本，作《修吉堂文稿》八卷，《道贵堂类稿》十一种二十一卷，《耄馀残渖》二卷附徐元正《修吉堂遗稿》二卷。”[12](P 3235)诸书著录徐倬集名、卷数互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5册、第246册收有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刻乾隆续刻本徐倬集，分《修吉堂文稿》八卷、《道贵堂类稿》二十一卷、《耄馀残渖》二卷三部分。《宾村集》即《蘋村集》，宾(賓或賔)与蘋音形皆近致误。《蘋村集》与《蘋村类稿》或即采集者以徐倬号蘋村总名《修吉堂文稿》、《道贵堂类稿》、《耄馀残渖》而成，卷数当以三十一为是。四库馆臣以《道贵堂类稿》之《应制集》为二卷，实则此集为上中下三卷。《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或即以《修吉堂稿》指称徐倬集，以其亦为十本，所谓十五卷亦当以三十一卷为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所云“徐焯”当作“徐倬”，形近而误，或以《道贵堂稿》指称徐倬集，十三集当是合《修吉堂文稿》、《耄馀残渖》及《道贵堂类稿》十一部分而成，卷数三十亦当为三十一。(4)明汪机《痘制附方》。值得注意的是，《文选楼藏书记》卷二与《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自宋窦汉卿辑《疮伤经验全书》十三卷后至卷末所著录13种书目顺序始异，前者无是书，或为脱漏所致。

2.前者有后者无，计有2种书目：(1)明许令典著《粤程杂记》一册。(2)清徐倬《宾村集》二十五卷。

另外，《琉球录》二卷，前者云“明给事中郭士霖辑”，[9](P169)后者云“明郭汝霖辑”，[10](P121)《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三《史部·杂史类存目二·使琉球录二卷》云：“明郭世霖撰。据《浙江遗书目录》称，世霖永丰人，官吏科给事中。而《类姓登科考》载，嘉靖癸丑进士郭汝霖，永丰人，官至南京太仆寺卿。当即其人。特讹世为汝耳。万历中，萧崇业《使琉球录》，称陈侃、郭世霖二录，其明证也。”[13](P484)杜泽逊《四库提要校正》云：“《提要》谓‘讹世为汝’，非也。”[14](P5)

谛审《文选楼藏书记》卷二与《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著录显异者实惟上述6种书目。因前者分宋常棠辑《澉水志》八卷、明董榖辑《续志》九卷为2种书目，后者则合之为1种书目，故尽管前者不录明吴坰《梦华子集》二卷、明汪机《痘制附方》2种，其书目数仍达552种，而后者录此2种其书目却为553种。以是，我们也可得出《文选楼藏书记》卷二与《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基本雷同的结论。

继续比校《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卷四(600种)与《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602种)，只有前者无后者有一种差异：

首先，后者所录明张居正、吕调阳同著《帝鉴图说》[11](P110)前者缺。是书乃张居正和吕调阳专为十岁的明神宗编撰的帝王教科书，内容为故事配以形象的木刻版画，语言生动易晓，插图朴拙稚嫩。

其次，后者所录《大定新编》四卷[11](P115)前者缺。《天一阁进呈书目》录此书云：“《大定新编》四卷 不著撰人名氏。版本失载。”[15](P231)

《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卷四与《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所录书目其显异者惟此2种。

比校《文选楼藏书记》卷五(303种)与《浙江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305种)，所录书目亦惟后者所录明喻有功《周易县镜》、明艾南英《禹贡图注》2种前者无；《文选楼藏书记》卷六(626种)与《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家呈送书目》(626种)相校，所异惟在后者明胡文焕《食色绅言》二卷[11](P91)被前者移作清朱泰来《饮食须知》二册。[10](P460)

基于上述比校，我们认为：《文选楼藏书记》所录2663种书目实质上就是《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浙江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家呈送书目》所录书目偶作修改、调序(间或有脱漏)而成。

文选楼藏书记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周易要义十卷1.宋安抚使魏了翁著。浦江人。抄本。是书条论大义,掇举注疏之说而折衷之。(235页)1.宋安抚使魏了翁撰。抄本。是书系论大义掇举注疏之说而折衷之。(185页)易数钩深图三卷2.元张理著。抄本。是书推究河洛之源,发明先天图像。(235页)3.元张理撰。抄本。是书推究河洛之源,发明先天图像。(185页)易筮通变三卷3.元道士雷思齐撰。临川人。刊本。是书分卜筮、立卦、九六、衍数、命蓍,为五篇。援证他经,详推筮占之义。(235页)2.元道士雷思齐撰。刊本。是书分卜筮、变卦、九六、衍数、命蓍凡五篇。援证他经,详推筮占之义。(185页)呆斋周易图释三卷4.明侍郎刘定之著。永新人。抄本。是书原本宋儒之说,以图括其总,以释举其略。(236页)7.明侍郎刘定之撰。抄本。是书原本朱儒之说,以图括其总,以释举其略。(186页)易图识漏一册5.明黄芹著。龙岩人。抄本。是书列图二十有七,各系以先儒之说,并附案断。(236页)4.明黄芹撰。抄本。是书列图二十有七,各系以先儒之说,并附案断。(185页)叶八白易传十六卷6.明叶山著。抄本。是书专释上下经毋爻,历引史事以证其义。(236页)6.明叶山撰。抄本。是书专释上下经,每爻历引史事以证其义。(185页)易占经纬五卷7.明尚书韩邦奇著。朝邑人。刊本。是书以《易》卦爻为经,焦氏《易林》为纬,皆推明数学。(236页)无周易赞义六卷又系辞一卷8.明马理著。三原人。刊本。是书参酌郑、王、程、朱之说,兼论义理、象占。(236页)5.明马理撰。刊本。是书参酌郑、王、程、朱之说,兼论义理象占。(185页)易论二册9.国朝徐善著。秀水人。抄本。是书统论大义,推究天人、象数之原。(237页)8.清徐善撰。抄本。是书统论大义,推究天人象数之原。(186页)

再将《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卷四与骆兆平《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著录“易类”书目列表比校，更可见出《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卷四与翰文斋藏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亦多同。因后者实以钱氏《重编进呈书目》为底本，增以翰文斋藏旧抄本提要(此本无提要者骆氏据有关文献增补)，故我们将提要中钱、骆二氏增补之内容删去，并在提要前用1.2.……标明书目所在二书中的次序，在提要后标明其所在二书中的页码，异文下加着重号。

从上表可以看出：

第一，《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缺《易占经纬》一书。此书《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甲集经部易类均录，疑骆氏或所据本子脱漏。

第二，《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8种书目均不录著者籍贯。如前所言，浙江进呈书目每书均须开叙著者爵里，《天一阁进呈书目》按例亦应有此项，骆氏校录本无，当是其所依底本传抄过程中删去所致，原因则难明。

第三，《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8种书目提要“某某某撰”，《文选楼藏书记》除《易筮通变》作“雷思齐撰”外，其余7种均作“某某某著”。改“著”字为“撰”或亦当是《天一阁进呈书目》传抄者因某种原因有意为之。

第四，《易筮通变》提要“立卦”之“立”字，《文选楼藏书记》点校者注云：“‘立’原作‘变’，据《四库总目》改。”[9](P236)

第五，《文选楼藏书记》之《叶八白易传》提要“毋”字与《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之《呆斋周易图释》提要“朱”字均形近致误，当分别作“每”“宋”。

综上，《文选楼藏书记》卷三与《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著录易类书目提要所异者惟二：一是《周易要义》前者“条”字后者作“系”，二是《易筮通变》前者“为”字后者作“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翰文斋藏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与《文选楼藏书记》卷三、卷四当源出一端。

余论

四库馆编《各省进呈书目》浙江部分基本上保存了浙江省进呈书目的整体状况；《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是在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基础上重新编次并检校原书序文、跋语考其制作原委而成，其目录学价值更大；翰文斋藏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较多保存了范懋柱家呈送书目全貌；《文选楼藏书记》较翰文斋藏旧抄本《天一阁进呈书目》更近浙江省进呈书目清单原貌，而且还保存了《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浙江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家呈送书目》等进呈书目清单。

整体而言，相较于《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文选楼藏书记》提要较为粗疏，特别是关于著者的表述没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规范、详尽。不过，由于《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与“原奏书所列清单有详略互异之处”，《文选楼藏书记》也就有其较为独特的目录学价值。

也许缘于阮元与四库未收书的密切关联，又有编刻《天一阁书目》之举，且《天一阁书目》卷首又为范邦甸抄录《天一阁进呈书目》。同时，阮元文选楼藏书亦富，又无藏书书目。于是也就有了“仪徵阮保定元撰《文选楼藏书记》”这样一个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题名，甚或竟生出阮保定另有其人的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