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经传合并体例的取舍及其原因浅探程颐、朱熹为论述重点
——以王弼、

□吴 瑶

《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历代注书不辍。自秦汉以降，学者泥于象辞，专于术数，至王弼《周易注》，一扫前代繁冗拘迫之风，开创以义理解读《周易》的先河，并影响此后数千年的《易》学历史。除了《周易注》本身的内容与解《易》之法，王弼《周易注》本身经传合并的编排体例亦成为后世主流的《周易》本体例。对此，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沿用了《周易注》的四卷本经传合并体例，而朱熹则力图恢复十二卷的经传相分古《易》本。本文着眼于程颐与朱熹对王弼《周易注》经传合并体例的取舍差异，探究其原由，围绕三人对《周易》经传关系的不同理解展开论述。

据考证，最早解释《易经》的《易传》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被汉代经师称作“十翼”，因此《周易》最初为经、传相分的十二卷(上经、下经、十翼)体例。宋儒晁说之曾叙述《周易》体例的流变，“《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在汉代以前，《周易》都是以十二篇的体例示人。然而从费直开始，其“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自此开始专注于以十翼解说《易经》。其后，郑玄、王弼皆沿袭这种做法，直接将传的内容并入经文以解释经义。因此，晁说之认为“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至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又本于王弼的《周易注》，其大行于唐代，古《易》的体例更不复为人知晓。到宋代，朱熹以吕祖谦所定古《易》本作《周易本义》，以希恢复《周易》古本的体例。然而，朱熹再传弟子董楷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合并为一书，但采用的却是前者的编排体例。及明代永乐年间，胡广等人编纂《周易大全》，又依循此编排，再次使得古《易》的本来面貌不为人知。

经传合并或经传相分的取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与传关系的理解。《易传》是最早诠释《易经》的著作，又因为出自孔子之手，因此最为学者重视。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彖》中言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也……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认为“十翼”之一的《彖》对于理解《易经》有重大的作用，具有观而思过半之效。对于《乾》卦卦辞，王弼只注“《文言》备矣”，表明其认为《文言》已经全部地解释了《乾》卦卦辞，自己不必赘言。在《周易略例·略例下》，王弼又言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认为《彖辞》是言一卦之体，而《象》则各论一爻之义。而王弼的《周易注》正是将《彖辞》拆分放至经文每一卦之后，而将《象辞》分别置于经文每一爻之后。可见，王弼《周易注》的编排正体现出其借用传文来解释经文的用心，因此汤用彤先生指出“其注《易》时用传解经之精神实甚显著”。由此可见，王弼主要是通过对《彖》《象》《文言》等“十翼”的内容和方法的诠释去解释《易经》，这样的经传关系的理解影响了他对于《周易》编排体例的完成。

程颐是宋代以义理解读《周易》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周易程氏传》在解《易》方法与编排次序上都基本依循王弼，只是在王弼以老庄解《易》上有所批评。程颐在《程氏经说》中言；“圣人有作，则《易》道明矣”，这句话是对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解释，因此这里的“圣人”是指孔子；程颐认为直至孔子赞《易》，《易》所言之道才得以彰明。可见，在其看来，“十翼”对于阐明《易经》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对《乾》卦的注解中，程颐有“元亨利贞谓之四德”这样的表述。“元亨利贞”本是断一卦之吉凶的占辞，而程颐将其解读为四德，这实则来源于《文言》的说法“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贞”。由是可见，在经传关系的认识上，程颐同样认为《易传》对于理解《易经》有着重要作用，并借助《易传》来解释经文。

淳熙九年，朱熹在为吕祖谦《古文周易》所作的跋里提到：

“某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说法，在《朱子语类》中多次出现。朱熹以为，当时治《易》之人，皆讳言《易》为卜筮之书，而以义理为本，这是不识《易》之本义。在《周易本义》乾卦的注释中，朱熹注六画为“伏羲所画之卦也”，“元亨利贞”为“文王所系之辞”，“潜龙勿用”为“周公所系之辞”，“孔子所作之传十篇”。朱熹认为，《周易》的成书，经过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之作，其所作内容，原自有别。《周易》原本就是卜筮之书，只是孔子赞《易》以后，不再止于卜筮之书，学者不可将其牵合笼统作一并观，即不可将经、传混同而观。

朱熹认为，在分经合传之后，学者只是根据《传》来理解经文，只是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而没有把握经文的全部含义。对于“元亨利贞”，朱熹认为 ：“《乾》之‘元亨利贞’，本是谓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类，皆是别立说以发明一意。”他认为“元亨利贞”本为占辞，而《易传》解为四德，并非《易经》本义，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明推说。由此，他批评王弼 ：“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汉儒虽泥于象术而不通，但尚且依经之本义而演说，王弼则舍弃经文，而自作己说。在此意义上，他也同样批评程颐说 ：“此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

在经传关系上，朱熹认为 ：“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经为主人，传为仆人，因此要以经为主，以传为辅，他主张“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

由此可见，王弼与程颐因为肯定《易传》的价值，以及推崇“以传解经”的诠释方式，从而采用了经传合并体例。而朱熹则认为《易传》所言只是《易经》的面向之一，过分强调“以传解经”会不识《易》的本义，因此在体例选择上主张恢复古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