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中的缓免刑问题探究

邓琪

【摘 要】 为了进一步打击贿赂犯罪，推进反腐败的进程，《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的处罚问题进行了一定调整，一定程度上来说提高了对行贿犯罪的重视，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贿犯罪的处罚，仍然存在缓免刑比例偏高的问题，对于缓免刑应当合理适用，从而更好地预防和惩治行贿犯罪。

【关键词】 行贿罪 缓免刑 处罚

贿赂犯罪不仅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而且也会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重点打击对象。贿赂犯罪中的重点罪名——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也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对受贿犯罪的惩治自古就有，相关的制度也较为完善。相比之下，对行贿罪的关注力度似乎并不高。在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加大对贿赂犯罪的重视程度，规定合理的处罚规则，是必然的要求。行贿犯罪中的处罚问题是有效打击贿赂犯罪的重点，对其相关的探究也是有必要的。本文重点针对行贿犯罪中的缓免刑问题进行探讨。

1、目前行贿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总体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具体体现在全面增设了罚金刑和严格从宽处罚条件两个方面。罚金刑方面，对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修改为“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罰问题上，之前的规定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针对行贿犯罪的特别从宽规定，修正案对其进行调整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该调整可以看出，之前对于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条件较为笼统，具体的区分标准并不明显，刑九则更为细致的进一步区分了从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明确了各自的适用条件，这一调整为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标准，更有利于对行贿犯罪进行惩治。

2、司法实践中的行贿罪缓免刑比例高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的处罚规定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总体来说，是提高了对行贿犯罪的关注程度，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到底实效如何，是否对于行贿犯罪起到了很好的打击作用？笔者通过对2018年某省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对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的处罚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对某省2018年的行贿案件进行检索，经过筛选之后共得到84份判决书，通过对这84份判决书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只有8个案件的处罚是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也意味着其余的76个案件都是在三年以下进行量刑的，我们知道，行贿犯罪的基本犯是规定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基于行贿犯罪本身的性质，再加上有些行贿案件的情节问题，可能在最后的量刑问题上会有所考虑，但是剩余的76个案件中，有61个都适用了缓免刑，比例高达80%。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些适用了缓免刑的案件中，最高的行贿金额达到了132万元，金额在9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占了10个，而缓免刑适用的案例中最低的行贿金额是3.7万元，其中的跨度如此之大，这就不得不让人考虑，司法实践中的对行贿犯罪的处罚是否合适。在我们所分析的61个缓免刑的样本分析中，认定行贿犯罪的特别从宽处罚规定适用的较少，因为自从刑九调整之后，该特别从宽处罚规定标准更为明确，适用的条件较多，反倒是总则中的自首和立功这些情节被认定的较多，所研究的绝大部分的案例在认定从宽处罚情节时都有涉及到“如实供述”、“有悔罪表现”等表述，根据相关的规定，存在自首和立功的情节，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该规定存在于总则之中，是较为笼统的规定，其中的具体量刑标准仍旧不够明晰，在实践中可能导致量刑跨幅较大。比如在所研究的样本中，就出现了行贿金额差距较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行贿金额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贿犯罪的严重性，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要素，那么行贿金额达到一定高数额的犯罪人适用较轻的缓免刑，其中考虑的量刑情节是否合适，幅度是否过大，就很值得去考虑。事实上，如果行贿犯罪没有被合理的予以处罚，而是采取较轻的量刑方式，可能会不利于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因为行贿人很容易会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即使实施了行贿行为也不会被判处很重的刑罚，加上缓免刑的行贿金额跨度如此之大，行贿人在行贿金额上更会肆无忌惮，因为哪怕行贿了上百万的数额，也有缓免刑的机会，这样一来很难产生预防下次犯罪的效果，不利于对于腐败犯罪的打击。

3、完善行贿罪处罚的相关建议

由上文中的分析，我们可知在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的处罚存在缓免刑适用比例较高的现象，对绝大多数的行贿犯罪予以缓免刑的刑罚，容易导致行贿人的侥幸心理，行贿犯罪本身就是贪利型行为，如果不能惩治到位，那么行贿人再次实施行贿行为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为了更好的预防行贿犯罪，对于缓免刑比例较高的问题值得探讨。

笔者认为，有些案件中，行贿数额较小，加上传统的送礼办事的观念影响，行贿人的主观恶性较小，可以根据情节相应的从轻减轻处罚，但是不能对所有的行贿犯罪都倾向较轻处罚，根据刑九的相应规定，对于行贿犯罪的处罚应当更加重视，严格限制适用特别从宽处罚的规定，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合理根据不同案件的情节予以处罚，真正做到罪刑相适应，达到反腐的目标。因此，行贿犯罪的处罚应该综合考虑行贿数额、情节、造成的社会影响，在有效打击行贿犯罪的同时，又能使行贿人得到相应的处罚，一味地适用缓免刑很难使行贿人真正认识到严重性，也难以经受下次利益的诱惑，极大可能会再次实施犯罪行为，这样就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行贿犯罪处罚中，应当谨慎考虑缓免刑的适用问题，特别是在行贿金额较大的情形下，对于一些量刑情节应恰当考虑其幅度是否合适，因为在一些标准并不明确的从宽处罚情节中，处罚的拿捏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一些主观恶性较重、社会影响较大的行贿案件中，更应该充分考虑其处罚是否恰当，这不仅是对行贿罪重视的表现，更是有利于有效打击腐败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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