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分裂主义对党的建设的破坏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红军的处境和形势不断朝有利方向发展，张国焘却在这个时期公开进行分裂党和军队的活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就曾表现出某些分裂党的迹象，会师后，张国焘更是加紧了他的分裂党和军队的行动，坚定的推行他的分裂主义路线，张国焘为了推行其分裂主义路线，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做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张国焘作为党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是党中央指派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理应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但是，张国涛却私自召集会议，发布文件，成立第二“中央”，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张国焘成立的第二“中央”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没有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也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是非法的伪“中央”，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二、在思想上毒害了党员红军的理想信念。

张国焘在红军内部积极开展服务其谋权夺利和分裂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破坏了广大党员红军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部分红军战士受到张国焘的蛊惑，站在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一面，拥护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甚至主张用武力解决与中央的冲突。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思想在思想上毒害了纯洁的共产党员，使其深受其害，不能明辨是非，走上支持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道路。

三、发展家长制作风，反对批评与与自我批评

张国焘在红四从来不开展自我批评，同时压制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张国焘南下失败，重新北上时，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党员干部，在一次次的碰壁失败后，逐渐领悟到党中央意见的正确和张国焘的错误。因为南下之前和南下行进过程中，中央就劝告说，“南下是绝路”， “战略上没有出路”，“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只能到西康去”。因此，红四方面军中的党员干部议论纷纷，有胆大一些的同志发表了 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张国焘却说：“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红军而在领导红军的人批评是要受到相当限制的。”“我们是有政权和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批评受到限制的环境恰恰不应当是在有了政权的时候，而在于秘密工作的时候。张国焘的这些话说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组织原则问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四、破坏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我党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可是张国涛竟违反党的红军纪律，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妄图以枪指挥党，公开分裂红军，并企图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八月底，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展了反对张国涛路钱的斗争，并决定脱离危险區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何导下，红一方面军组成了北上抗日支队，继续北上，于十月胜利到达陕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张国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率领被欺骗的一部分红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至天全、庐山、大小金川等地，并另立“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破坏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危害革命事业，充分的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五、排挤打击知识识分子

张国焘认为，知识分子在党内无立足之处，中国共产党是 “工农的党”，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即使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入了党，甚至在党政军内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不可靠。在张国焘眼里，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地富子弟更是天生的“反革命”，可靠的只有工农分子。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打击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据徐向前等老同志回忆[1]，“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便极易被怀疑为坏人。

六、分裂党中央

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错误，拒不执行会议决定擅自率领一部分红军南下。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并自封主席;并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中央说[2]：“1.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2.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4.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而且，以“党中央”名义开展其反党分裂活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在左路军工作的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中共中央以及南下的朱德、刘伯承等坚决斗争下，在南下部队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党中央”。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最后以彻底破产而告终。

【注 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解放军出版社1988：461.

[2]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M].北京出版社》1985：130-131.

作者简介：蒋龙侠（1994—），男，汉族，籍贯：甘肃省定西市，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党的建设、中共党史、中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