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看王弼的宇宙论

【摘 要】 王弼顺应玄学发展的时代风气，结合儒道学说，对老子以“道”为中心的宇宙世界观进行新的阐释，指出了“以‘道为根本、以‘无为始用”兼有广义和狭义旨趣的宇宙观，形成“道-无-有”的纵向思想层次路线，阐述了自己的宇宙论主张。

【关键词】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道 无 宇宙论

王弼，字辅嗣，魏晋时期哲学家。生于公元226年，山阳高平（今山东省金乡）人，英年离逝，仅24载。人生虽短，然王弼却如流星般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华彩的一笔，乃是少见的哲学天才人物，其著书有《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何劭很欣赏王弼，在《王弼传》中评价其人“好老氏，通辩能言”，可见王弼对道家哲学深有研究，并有着扎实的儒学根柢。在其对《道德经》的注言中，王弼融汇儒道两家理论，深入讨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观点，颇具创见。其中所体现出之王弼关于宇宙论的阐述，对进一步探索其思想具有重要学术参考。

一、广义的宇宙论：“道”是根本

关于宇宙论，古往今来有诸多论述。冯友兰先生有过讨论，冯友兰先生的宇宙论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分为“本体论”与“宇宙论”。其认为“宇宙论”是追寻宇宙发生以及历史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论主张世界本源是一团火;佛家法相唯识学则认为根身器界不过是阿赖耶识的显化;而王弼在注老子《道德经》的过程中，也表明了他的个人宇宙观，同样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

王弼虽然吸取了道家的学说，但其宇宙论与道家已有了不同的差别。王弼没有否认“道”的根本地位，却是突出了“无”的作用。 道家哲学以“道”为核心，王弼继承了这一点，反映了王弼广义上的宇宙观。“道”于存在与虚无中，不可言说。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物造形，非其常也”。王弼認为常“道”不可道也不能名，否则一旦具备了某种指示意义，包含了“指物造形”之蕴涵，就不再是“常道”了。“道”本虚无，也非虚无。由此见，“无”尚有所指，“无”并非“道”之本身。王弼说道：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万有之初始于“无”，然而万有在无形未名的“无”中，正由于“道”的存在，最终道以“无”而“始成万物”，万物得以于“无”中诞生。因此，万物虽然有始有成显化于世间，却不知是因“道”而出现，不明所以然，故而“玄之又玄”，不知其中之妙处所在。显然，在存在虚实之间，“道”起着决定的根本作用。王弼注曰

“道无水有，故曰‘几也。”

此处王弼所注甚少，不过，老子所言，水虽然润养万物，却“不争”，几于“道”，王弼是认同的。“道”是自然的，自然之道。王弼以树作类比说明，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

王弼以为，道法自然，犹如树的生长一样，“道”是“本”。越是远离树根之处，虽然树枝越是繁茂，却是离其根本越远;而树枝越少处，则是越接近其根本所在。王弼指出，“道”也是类似如此。人们作为越多，越是远离朴真的“道”。反之则“得其本”，越接近“道”的所在。正如王弼注言：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由此注言可以知道，此处王弼也表达了类似“少则得”的意蕴。万物有始，后生于“无”，若想观照“始物之妙”，就要“无欲空虚”，如此方可观照到始物之微妙，追溯本源。综上文所述，都指明了王弼的宇宙论，广义上，若追求其根本，最终归于“道”，“道”是本体。是“道”于“无”中孕化促成了万有万物。真正的“无”，是不可能造就万物的。正如《庄子·齐物论》中，郭象所注云：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 块然而自生耳。”显然，“贵无论”并不能完全概括王弼的所有思想，更不能完全体现王弼的宇宙论主张。

二、狭义的宇宙论：以“无”为始用

由前文可知王弼在注释老子《道德经》的过程中，并未否定老子哲学的“道”观念。显而易见，王弼是赞同老子“道”的本体论主张的，学者刘季冬赞同此说。同时，王弼对“无”进行着重论述，以“无”来辅助解释“道”。李天昀言道“王弼实际上是在以玄学的‘无解释老子的‘道。”胡适持类似观点。王弼在坚持“道”的本体论基础上，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宇宙观。李泽厚认为王弼“以无为本”，其实不然。王弼的“无”既不是本，也不是末，而是本末之中的关键联结纽带，是“万物之始”。王弼不仅以“无”为始，还以“无”为用。

其一，万物生于“无”中，“无”是万物之始。在王弼看来，“无”是“道”的属性体现。王弼“贵无”，无“有”。这就形成了王弼独特的纵向之由本到末“道—无—有”的思想层次路径。“无”在其中起着联结的关键作用。“道”作为本体，引起万有生于无形无名之中。然而“道”虽是本体，但是“有”却实实在在始于“无”中。“无”是王弼的狭义宇宙论，宇宙万物源于“无”。

其二，王弼强调“无”，但并非仅是“万物之始”，突出了“无”的作用。

首先，王弼在注释中很多次谈到“无”的功用。他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在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

“道”是本体，道法自然。在无为无施中，顺应自然的道理，“道”本来就无所谓仁与不仁，如此万物自会得到应有的治理演化。而那些“仁者”，施恩施为，最终会导致失去物的本真。王弼在此之言，说明了王弼赞成“无为”，“无为”在万物的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注释“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时，还说到：

“橐籥之中空，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籥也。”

王弼在此指出橐籥因其中空，虽虚而不可穷尽。正因此，使其在排风的时候无穷无尽，成就了橐籥的作用。天地也如此，荡荡自然，不可得穷尽，演化万物。无为而虚，虚则无穷无尽。王弼认为如果王侯能够做到“无为”，则天下百姓将会自我开化，无为而有为，就如他注道：“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将）自化。”王弼对“无”的作用显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写道：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

在此，王弼举例说明了“无”的作用，之所以有之以为利，是因为“无”之用的存在。无论是木、埴、壁，都是被掏空了后，才有了人们的便利。因为空无，才使之具备了作用。

其次，王弼特别强调“无”在管理方面的运用。他认为在对待具体的事情上，应该顺于“无为”的态度，而不是去刻意追求。在著作中，王弼注：

“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

由此可见，王弼倡导无为之用。执着于“一家之量”或者“一国之量”，均都不可行，最终还是会有所失去，“不能全家”也“不能成国”。正如其所言：“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此见，王弼以为天地运行，应合乎自然无为之道。王弼明显推崇“无”之用，主张将无为之道运用于自然社会中，从而达到“法于道”的效果。 王弼主张以无为之道治理国家，其曰：

“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

“治大国则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则其鬼不神也。”

治理国家，王弼认为应该实施“不扰”的策略。在治理中，不能实行太多作为，否则只会有弊无利。使国家在无为的寂静中发展，才是真正的“上道”。从王弼的角度说，一般越大的国家，其无为之道运用的越是成功。就如同烹饪小鲜鱼一样，不急不躁不折腾。以道立国治理天下，则鬼神不起。对于第80章关于老子“小国寡民”之说，王弼注说：

“言使民虽有什百之器，而无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不用，惟身是宝，不贪货赂。故故各安起居，重死而不远徙也。”

“无所欲求。”

王弼结合老子的理想社会，认为若是民众虽有器物却无处可用，即是无所为，那么百姓就不会再患得患失，只会想着满足自身的存在即可，安于自家，甘美其食，而不四处奔走。做到使民众无所欲求，无所用亦无所为，那么百姓都会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君王在治理国家中固然重要，不过王弼认为国家的治理还应该向圣人学习，圣人在国家治理中也起着突出作用，王弼注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反之，为则会导致败的结果。他说：

“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智慧是由“无为”中“自备”，不需要作为可成。可见，圣人的榜样作用王弼很是看重，强调要像圣人那样做到“无为”的处事态度。王弼以为如果圣人能够率先垂范做到“无欲”，那么民众自然而然地就会变得朴真，天下得治。这大概就是王弼所说“以道治国则国平”之意。而反之，王弼则说：“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因此，圣人若想以智慧来对待民众，民众也将变得巧智而多奸诈，这是不可行的。从王弼的观点出发，只有使民崇本以无欲，民众才能自真自正自朴。同时，王弼另一方面也不排斥“末”，在第38章中王弼谈到：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適其末名则有所分，现形则有所止。”

结合原文第38章可知，王弼虽然对仁义等传统儒家主张略有批评，但是最终王弼还是认为在“崇本”的同时要“举末”，将“末”都统一于“道”。只有以道之“无”为根本，才能使得本末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本末”分主次结合运用，不失为治理之良道。王弼写道：“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以“末”根植于“本”即“无”中，如此就会达到“不求而得，不为而成”的结果，发挥出“本末”在治理中的最大效用。否则，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弃本而适末，一味通过人为的方法推行仁义礼信，这无异于舍本逐末，最终导致祸患的出现。而显然，这在王弼看来，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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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永，刘晗.论王弼《老子注》的形成与玄学背景下的道儒融通[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3）：111.言道：“如果‘弃其本而适其末，以人为的强制手段提倡仁义， 那么仁义就会变质， 忧患必然产生。”

作者简介：黄创德（1993-），男，壮族，广西上思县，学生，研究生，广西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