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迷雾锁南洋

姚若琦

【摘 要】 南洋是在中国历史上以中国为本为对东南亚地区的称呼，“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三次著名的人口大迁徙，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下南洋”是国家间的迁徙移民，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南洋”的？他们又为什么要“下南洋”？历史上真实的“下南洋”究竟是什么样的，南洋华人的生存境遇究竟如何？纪录片《下南洋》让我们从另一面走近历史。

【关键词】 下南洋 南洋华人 移民

引 言

南洋华人以其悠久的历史、庞大的人数、在所在国较为出色的经济政治实力成为如今全球华人群体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历史上我们将中国人远渡南海到达如今东南亚地区的人口迁徙行为称为“下南洋”，在大批的移民中有荣归故里的，也有留居在当地经过几代的传承或与当地通婚同化或保持中华民族本质的华人后代。这其中不乏传奇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传奇而又伟大的人物，给如今的我们无论是在学术研究或者影视创作上都留下了丰富的题材和角度。只是在如今看似安乐和辉煌的表面背后，对华人的针对和敌视从未停止，历史上真正的“下南洋”更是一段由血泪编织而成的悲凉故事。通过纪录片《下南洋》对于南洋华人的呈现，引发了对这个领域的一点思考，记述如下。

一、何处是“南洋”

南洋，作为一个中文地理词语，今日解释是在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在中国历史资料中，也有以江苏为界将我国沿海地区分为南北洋，自然与北洋相对的海域便是南洋："南洋起厦门，包汕头、台湾、潮阳、甲子门、四澳、虎门、老万山、七洲洋，直抵雷环为一截。"[1]

纪录片《下南洋》中主要记录的地点则不包括与中国接壤的中南半岛上的国家，指的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太平洋上散步的千百个岛屿上的国家，其中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为例。

笔者认为，“下南洋”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历史上多与“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等一起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末期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基于此，“南洋”的范围应该锁定在此时（可从南宋灭亡开始，也可以从明清国内人口膨胀时期开始）出国的中国人的路线目的地较为合适，采用陈达老师书中的标准，即为“轮船航行以先”[2]所能到达的区域——即菲律宾群岛、大巽他群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小巽他群岛（努沙登加拉群岛）。如今占据这些群岛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东帝汶等。这些地区不同于中南半岛上的缅甸、暹罗、越南等国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某些朝代接受中国的统治，亦或者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被中国视为属国。而这些地区，中国古代王朝的势力在历史上多数都不曾到达，即使到达也几乎没有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激起什么变革性意义的影响，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微乎其微。处在两大洲两大洋十字路口的它们仿佛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既接受着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传播，大航海时代以来又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与其他宗教建筑并立在同一条大街上相隔不过百余米。

关于对这些地方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的人文单位进行分析，如安东尼·瑞德在其著作《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中就提到，因为该地区有着共同的根本性的核心人文特质包括神灵或使生物焕发生机的“灵魂”等概念，女性在世袭、意识、贸易和农业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以债务来确定社会责任这一做法的重要性等等[3]。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更赞同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在纪录片《下南洋》中关于解讀东南亚地区的看法：“解读南洋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它的多元化和差别化是解读的难点。他没有普遍的特质。如果从宗教方面认识南洋，有佛教伊斯兰天主教东正教儒教。如果是经济方面又有不同的经济模式。从种族上来说南洋更是一个混合体。”南洋地区，即使有着共同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生存空间，但是无论从种族、文化、经济、政治等任何方面来看，都更像一个多元的复合体，而非统一的文化整体。

二、为何“下南洋”

中国人最早下南洋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书·地理志》;在如今的印尼巨港有着唐人的后裔，据史料记载，应为公元879年黄巢屠广州城的幸存者流亡而至的后人;在文莱，葬着最早华人墓地，为南宋时期泉州城蒲氏家族的后人，而他们流亡南洋，也许是缘于在海上苟延残喘了三年的南宋王朝最终与小皇的一跃宣告落幕的原因。历史上，中国古代王朝更迭不断，游牧民族南下总会带来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北人尚可南迁，南人该何去何从？清朝初年，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在南洋多地，有一个汉字只存在于此，这个字由“明”和“清”二字各取其中一部分组成，多刻在了华人的墓碑上，也许是在宣告“反清复明”的愿望之强烈吧。

这样看来，南洋更像是中国人民在政权更替之下或对于旧国的怀念或为了保命或韬光养晦只为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等这样的原因而选择的避难所。只是抱有这样崇高理想而选择逃难至此的多为官僚地主阶级，但地主阶级在移民浪潮中还是少数，被历史裹挟着选择放弃家园、逃避战乱、外出求生的才是多数，更多的还是手无寸铁，唯有吃苦耐劳的好品质的普通百姓而已。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荒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躲避战乱，先后有700多万中国人漂洋过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谋生。明清战乱人口锐减，而经过几年的修复期后中国人口迅速突破一亿，此时美洲高产作物乘着南洋而来的帆船到达福建，仅仅数月之后便占据了闽地大大小小贫瘠的低山丘陵、山间梯田，正因为有这种耐旱、易活、高产、饱腹的作物，甚至在次年灾荒到来时也没有造成以往的饥荒。人口随着作物的蔓延而迅速膨胀，到了清朝中叶，人口压力已经到了用粮食和垦地也无法解决的底部。多数土地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人口越多流民越多，即使海禁再严厉，出海谋生也成了东南沿海人民唯一的出路。

国内巨大的人口压力将人民往南洋推，而早在大航海时代就四处探险殖民的西方殖民者此时也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他们设立了东印度公司来管理这片区域，他们在这掠夺工业原料、设立工厂、扩大贸易范围，生产的发展让他们对劳动力极度渴望，这个渴望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亦是来自外部的吸引力。有组织有规模的华工招募一批又一批在东南沿海开展起来，他们称其为契约劳工。契约二字使得华工看上去似乎比黑人奴隶要自由、平等一些，地位也更高一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殖民者将这些华工称作“猪仔”，契约往往是以华工牺牲绝大多数利益换取出国途径而建立，签订契约的过程也并不平等，许多农民是通过欺骗、绑架、诱拐等不正当手段变为劳工乘船出洋，而这些运送华工的船只也比运送黑人奴隶的船只好不到哪去，人們甚至称这些船为“浮动的地狱”。

尽管如此，清末民初东南沿海仍旧有大批国人选择下南洋。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内部的推力也有外部的吸引力。内部的力量是最主要也是根本的力量。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主要原因，自然灾害的频繁也加剧了贫困，迫使人们脱离旧日的土地去寻找新的生活资料。后期鸦片战争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失业者增多，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赔款又加剧了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因迁出地生存问题压力大而被动出国，是当时东南沿海人民“下南洋”的最基本原因[4]。客观上，交通工具的改进，前期亲戚朋友宗族世家的牵线搭桥，无疑对中国人民出国谋生提供了帮助。这种血脉传承从国内延申到南洋，从传承到互相扶持以求在海外有一席之地，亦是在考虑国人“下南洋”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福建人当中，甚至有抱养男孩经商海外的社会习俗流行[5]。

三、南洋华人的境遇

虽然明中叶开始，南洋的主要港口城市就已有华人社区的存在，华人群体中也有众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出现，南洋华人的势力也初显规模，甚至于来到此地的殖民者也需要和华人合作，以便于他们在当地的统治。但无论如何，面对庞大的原住民、强大的殖民者，华人在南洋都是一个边缘群体，既难以争取到自身的权益，甚至还会遭到各方的敌视和抨击。

菲律宾马尼拉，巴士河边，有着世界上历史最古老也是规模最大的唐人街——巴连。1603年中秋节，这里却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屠华事件，事件的主谋是菲律宾当时的殖民国西班牙。分析事件爆发的原因，愿意将其归咎为信仰的冲突。虽然华人到达南洋之后并没有强行输出曾经让天朝上国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但对于外来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新宗教都保持冷淡的态度。这就让西班牙殖民者觉得华人总是想要与自己对着干。事件的导火索是所谓的“金豆之树”。万历皇帝在听信了风水术士关于菲律宾有金豆之树的说法后，便派遣了两名福建籍使臣前往查看。西班牙殖民者将其视作是明朝皇帝想要前往殖民的预兆，毕竟“金豆之树”的说法实在很难让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而将理性主义内化了的欧洲人相信，这更像是为了某种野心而强行编撰的拙劣谎言，而这来自于母国的一次姑且称之为失败的外交，带来的却是殖民者对华人的疯狂滥杀。

又是一年中秋，地点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这座以荷兰殖民海外的帆船命名的港口城市，一场大火伴随着枪声，灾难席卷了华人聚集区。一夜过后，死难者的遗体排列在了穿过聚集区的一条水渠中，渠水被鲜血染红，后来人称其为“红溪”。这场由荷兰殖民者发起的屠杀，似乎更像是荷兰殖民者对于这个特殊群体背后的东方古国的一种隐隐的恐惧。这个以蔗糖为主要世界贸易的地区在经历了内部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压力的同时，又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威胁，巴西蔗糖的生产足以满足欧洲的需求，失业率不断升高，此前招募来的华工不断聚集，情况不容乐观。荷兰人对华人的剥削加剧，华人社会的反抗情绪高涨，殖民者恐惧华人会纠葛母国的力量进行反抗，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镇压华人，“红溪”事件爆发。

回顾这两起事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殖民者在全世界的掠夺轰轰烈烈的开展，但是中国这条巨龙在他们的眼中的伟岸形象此时尚未崩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白银的最终流入地，庞大的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更是马可波罗书中那个遍地是黄金的理想天堂。这样一个似乎是绝对压制的力量对比让他们对南洋华人既压制又恐惧。虽然他们也曾一度怀疑为何到来此地的华人和书中不同，但却还是忌惮这背后的神秘力量。既然如此，不如先下手为强，镇压当地华人，杜绝后患。

即使屠杀再过惨烈，在旧址上的修复工作却从不拖延，一年之后，巴连唐人街重新被建起。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菲律宾又聚集了大量等待工作和谋生的华人。悲伤和恐惧似乎总是能够迅速被吞没，在尚未形成群体记忆的时期，这样的场景让人悲凉，只是这个群体背后的庞大帝国，从不缺少的，就是人。

【注 释】

[1] 郑观应.盛世危言·海防上

[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9月.第3页

[3]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M].2013年10月第一版.第13页

[4] 于佳萍. 清代闽人迁移东南亚的原因[D].厦门大学，2008

[5] 于佳萍. 清代闽人迁移东南亚的原因[D].厦门大学，2008

【参考文献】

[1] 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J].寻根，2014（04）：139-142.

[2] 刘平.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历程[J].传承，2010（31）：32-33.

[3] 于佳萍. 清代闽人迁移东南亚的原因[D].厦门大学，2008.

[4]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M].2013年10月

[5]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M].2011年9月.第3页

[6]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M].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