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瞻遗墨想风标
——由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手稿想到的

忆王孙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

《唐人七绝诗浅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二十多年前，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现称文学院）的课堂上，授课的先生们先后向从学诸子提到过沈祖棻先生以及她的两部学术名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我滥竽其间，因得与闻。教学所需不同，各先生所言侧重点自然有异，但敬佩、称赞并命我等以为师法则一。从那以后，这两部名著就成了我案头常备之书，时常翻检讽诵，并一直试图把阅读心得缀述成文，求正师长同好。可是，这两部书影响太大、太广，程千帆、施蛰存、吴世昌、舒芜、张志岳、马兴荣、吴志达、刘庆云、徐有富、蒋寅、彭国忠、陈文新等先生先后撰文，多维度对其要义钩玄提要。面对他们不凡的出语，我又怎敢信口开河，妄下雌黄？迁延至今，随着《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的刊布，我终于有了一个稍补前愆的机会，以向沈先生奉上一瓣馨香。

1978年6月27日，是沈祖棻先生逝世的周年祭日，《唐人七绝诗浅释》（下简称《浅释》，后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成。程千帆先生在《浅释》后记中介绍说，这是“以她的三种手稿为底本整理出来的”。是哪三种手稿呢？

《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以下简称《诗学词学手稿》）中收录了一份《七绝诗论》（以下简称《诗论》），这应该是沈先生研究七绝诗最早的成果了：《诗论》相当一部分内容已写进《浅释》卷首的引言，如关于七绝的起源、格律，《浅释》虽有调整，但《诗论》已基本规格完具；引言还收进了《诗论》“家数第二”中关于唐人绝句发展的全部内容（间有修订）；另外，《诗论》中引用的诗歌，特别是“制作第五”中抄录的作品，大部分都在《浅释》正文中进行了分析讲解。所以可以认为，《诗论》是程先生所说据以整理成《浅释》的三种手稿的第一种。

《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内页

整理者张春晓没有交代《诗论》的写作时间，但此稿至迟不应迟于1949年则是无疑的。《浅释》后记说：“唐人七绝诗是她讲授过多次的一门课程，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和武汉大学都开设过。”据此，核对沈先生的人生履历，结合影印手稿反映出的规制，如书法笔力、论述方式、稿笺格式等，可以认为这大约就是沈先生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授课的讲稿。国共鼎革之后，受官方宣传话语影响，文艺、文学研究的很多表达方式与此前截然不同，一些1949年后才流行的语词如“阶级”“人民性”等，在《诗论》中完全看不到，可正式出版的《浅释》与《诗论》相同的内容中就可以看见这类语词了。沈先生抄写文稿基本用繁体字，《诗论》文字完全是繁体写法，就是稿件天头上蝇头小楷的增补也不例外，到1949年以后，再书写的稿件，虽也还是以繁体字为主，但经1955年和1964年的两次汉字简化后才出现的文字，稿件中就不难看到了。据刘庆云教授介绍和考证，《浅释》的引言早在1961年之前已经写成。综上所述，可以判定这部手稿必诞生在1949年以前。

刘庆云教授《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杂记》一文，向我们介绍了沈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唐人七绝诗时油印讲义《唐人七绝诗抄》（下简称《诗抄》）的详细情况并与《浅释》进行了对比：

《诗抄》在作家、作品数量上比《浅释》多三分之一，此多出的部分，无疑包含有为学生增益知识、阔大眼界的用意，但也有先生欲为“浅释”，终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实现预定计划者(《诗抄》仅有作者简介、作品注释)。

沈先生当是从一万多首唐人七绝诗中爬罗剔抉，选录出约350 首作品，在分类基础上再划定主次，又从宋、金、清代的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元好问、王士祯、赵翼、袁枚等具有代表性作家的诗集中选录出相关作品数十首，细想这其中的劳动是何等浩繁、艰苦、细致！[1]

刘庆云在《缅怀沈祖棻先生》中回忆：“1957年当我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即耳闻沈祖棻先生的才名……直到大学四年级，沈先生为我们开设‘唐人七绝研究’选修课，始得常睹丰采。”[2]可见，这部油印讲义应是在1961年印成的。在此基础上再来看刘庆云的这两段介绍，可以得到两个比较重要的结论：一则《浅释》的写作计划，早在1961年就已大体初定。因为“从宋、金、清代的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元好问、王士祯、赵翼、袁枚等具有代表性作家的诗集中选录出相关作品数十首”这一点，现在出版的《浅释》完全保留了。所以刘庆云说“想必《诗抄》就是‘三种手稿’中的一种了”是可信的。二是证明了《诗抄》和《诗论》是有继承关系的：在《诗论》中上述的作品多已录入。更重要的是，在《诗论》中抄辑作品时，作品题下每每注有“万、六、二；绝、七、四”一类的字样。“绝”字代表哪部书，不敢轻易断定，“万”字无疑是《万首唐人绝句》一书，而且是以这部书为主，因为《诗论》中标注时，多为“万”字在前，“绝”字在后。可见，这种“爬罗剔抉”在《诗论》写作时期就已开始，孜孜矻矻，以至身殁。

2018年12月的一天，张春晓让我协助她收拾整理程千帆先生遗留下来的一些藏书，因而有幸得以目验沈先生留下的部分七绝诗研究手稿。《浅释》后记中所说“初稿约占四分之一”，我想应该就是写在400 格标准稿纸（间有当时流行的双行红线格信纸）上的那几摞稿件，钢笔蓝黑墨水正楷横行书写，书写过程中间有修改，只是文句的调整，大幅度观点性的修改不太多，上面偶尔还留有程千帆先生整理时留下的批语，通过这批稿件中存有的《滁州西涧》一篇与最后实际出版时的定稿对勘，实际印入《浅释》的文本较之这份手稿，调整还是比较大的，不仅改正了诸如作者把建中二年误记为公元785年（应为公元781年）这种小误，还有一些文章段落安排的调整、征引文献的抽换与补充以及表述方式的改写，所以，这应该就是程先生说的“四分之一”初稿。惟其是初稿，所以方能仍旧存留在家属手中吧？若是定稿，应在出版时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按出版档案管理的规定，这些稿件现应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档案里。而且，就这一部分稿件的存量来看，也与程先生所说相吻合。这次整理藏书，我还有幸得见另一部分手稿，是写在一些练习本上的，多为蓝黑墨水钢笔书写，间有用铅笔、圆珠笔写成者，记得其间有一首诗的批解，写了两个开头，都没写下去，有时或还夹有一些签条。字迹以行书为主，偶有正楷，想必这是沈先生研究过程中写作草稿、抄辑资料的积累？由于当日主要任务是整理藏书，未能细究这部分手稿究竟是哪些内容，但它们都是《浅释》的成长足迹，则没有任何问题。

《滁州西涧》手稿

1934年春，胡小石先生在金陵大学文学院讲授过《唐人七绝诗论》，沈先生这年秋天进入了该院国学研究班就读。张春晓在《诗论》序言中说：“沈先生或曾聆听讲席，其‘二十四格’与胡先生所述相同者近十种，举例则选诗各有侧重，足见师承有自而别具新意。”这是工稳谨慎之论，触发沈先生研究唐人七绝诗兴趣最初的重要动因之一，很可能就是胡小石先生讲授的这门课。多位先生回忆当年金大的学习生活时，都提到中大与金大学生之间学生频繁往来，名师上课，两校学生共济一堂的情形[3]，所以，沈先生纵使没有去亲听过胡先生的课，知道胡先生开设了这样一门课则是很有可能的。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张春晓在序中未说，但根据胡、沈二先生可以考定的行年履历以及程先生的回忆可知，后来在金陵大学接替胡先生继续上七绝诗研究课的，正是沈先生本人，说沈先生延传了胡先生的学术，并不为过。因此，可以把沈先生对七绝诗正式学习研究的起点，断在1934年。

在《诗学的年轮·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中，蒋寅教授说：“传统批评方法的总结和鉴赏理论的研究，我认为是十多年来诗学的两个重要收获。”其中之一就是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和《唐人七绝诗浅释》（另一为钱仲联教授的著述），他进一步阐释说：“这两部著作以女性的细腻和诗人的慧心将古典诗歌的解读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细读法’的典范之作。”从1934年开始受老师的影响关注七绝一体，到1978年经“四十年文章知己”的夫婿整理成正式书稿（《浅释》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间历时47年，才成就了这部不朽的经典，作为先生的后学，我想最该学习的就是沈先生的这种学术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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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哪家出版单位愿意把沈先生关于唐人七绝诗所有相关手稿并其最后成书的定稿汇为一帙，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像《诗论》《诗抄》这种完整有体系的，可以直接影印，而真正要花较大精力整理的是家属手中保存的各类相关文稿，排比归类，就是一个纸片一张笺条也不能放过，把它们依题散入正式出版的稿件之前。这样，这部经典名著的成长印迹就会突显得更加清晰。近些年，已经有出版单位在做类似的工作了，比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手稿、《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的影印出版之类，当然，这二者得以影印出版，保存文物是其要因，但沈先生在艰难的岁月里，以一生心力为后人奉献出的这部“具有重大方法论价值”[4]的经典，已经滋养了两到三代的学人，此后还将滋养更多的后辈学人，这样的手稿，何尝不也是一份重要文物？而且，仅据现有公开的手稿，至少有以下三点颇具发覆的价值：

这是一份由学习而研究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生动标本。如前所述，沈先生之七绝诗研究起步原因，或多或少是受胡小石先生力行感召所至，实际情况如何？胡先生的讲稿无存，今见者系据当日听讲的吴白先生笔记整理而成，收录在《胡小石文集续编》之中，除前引张春晓之论，在体格考论上既有接受，也有超越之外，以胡先生的讲义与《浅释》比勘，可以看到更具体的通过学习进而拓展研究的痕迹：胡先生的讲义有专论杜甫在绝句方面的贡献一章，特举《三绝句》为例，《浅释》中关于《三绝句》的讲解独立成篇，并在其中附论杜甫绝句的成就，意见基本与胡先生相同，但讲得更具体、详细，这是沈先生向胡先生学习的一例；但对于王建、王涯的《宫词》及曹唐的《小游仙诗》，吴先生记录得非常明确，胡先生只发了讲义，没有讲解。《浅释》中，沈先生先在《引言》中述及其意义，正文中又以9 页的篇幅对这组诗进行了讲解，进而还扩大到罗虬的《比红儿诗》、胡曾的《咏史诗》。这篇文章具体讲解的作品多达12 首（占这些作品的百分之二点五，较之著名的《唐诗三百首》选诗数量约占当时已知存世唐诗数量的千分之六点二的比例要高很多）。通过这种较大比重的抽样研究，在最后总结时既指出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不高的”这一客观事实，也强调“作为唐代绝句在王建《宫词》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延续现象来看，却应当予以注意”[5]。这是由学习而独立研究并总结出重要文学史论断的铁证。

这是一份继承与创新并重的规范的学术成长个案。这一点在对唐人七绝诗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反映得非常突出，从《诗论》到《诗抄》再到《浅释》，关于起源，沈先生不仅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搜罗历代学人的论述，而且非常注意最新的学术成果，如从《诗论》开始，就注意到傅懋勉、李嘉言的意见，在《诗论》中长文摘录；在《诗抄》中先生详细罗列了近人的成果，李嘉言、罗根泽、余冠英等先生新出的论文亦在其间。在观点的采撷上，先生并不盲从，如对傅懋勉的意见，就既同意其起源于联句之说，也对傅氏认为绝句与乐府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看法，提出了坚实可信的批评。同样，对于李嘉言先生的看法，沈先生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汲取其正确有益的成份，扬榷其或有偏失的部分。在《浅释》引言中，沈先生提出了较为工稳的个人看法：

它起源于歌谣，得名于由联句而来的绝句，大多数经过律化以后，形成我们所常见到的形式，少数则保留了未律化的古老形式。[6]

学术是经积累而发展的，如果不顾前贤与同侪既有成果，充满自信地去“自创新说”，轻则得孤陋寡闻之讥，重则必负学行有亏之咎！这，是沈先生以四十年的学术人生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典范。

这还是一份精彩的自改示例。文章写成，需不断修改打磨，才能造就精品，文化史上不乏其例。但怎样进行打磨呢？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中指出：

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

这的确是不刊之论。同样，对学术的研究与写作来说，优秀学者的手稿，价值同样甚或过之。以沈先生解析《滁州西涧》的初稿来看，这篇稿子只是一份初稿，在最后出版的《浅释》中又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仅限于沈先生在这份初稿中进行了修改而这些修改最后又被定稿者采纳了的内容）。全稿共四页半，第一页修改12 处，有一处被采入定稿，即“花时已过”，原写为“繁花已过”。第二页修改9 处，采入定稿者3 处，除一处是补书写遗漏外，有文章学价值的有二：一为“说它是一幅风景画”一语原句为“像一幅幽美风景画”；一为“觉得仿佛是天空四面下垂在平野之上”（录入定本的是“仿佛天幕从四面下垂”）一句，原写为“所以觉得天空四面垂在平野之上”。第三页虽有多处修改，但没有被定稿者采入，兹不论。第四页共修改7 处，被定稿者采录3 处：一是“宜阳”后作者补入了“今河南宜阳县”(录入定本作“今河南省福昌县附近”，这当与其时行政区划调整与更名有关)；二是在“花自落”“鸟空啼”后面补入了“‘自’字‘空’字”（先改为“‘自’和‘空’字”，而后又改‘和’为‘字’，定本为“‘自’字‘空’字”）；三是“宋王籍”前加了一“刘”字（定本改为“南朝”）。也就是在这一页上，留下了程千帆先生的批语：“李壁注王荆公诗卷四十四”。第五页上文字仅占了小半页，摘抄了陈祚明《采薇堂古诗选》中的关于《入若耶溪》一诗的一段资料，与上文似上下不搭，想来是稿子写成，又想起这段话，所以把它们抄出来，等待以后进一步增补修订吧？这些内容在最后都被定稿者删去了，如王荆公的诗换成了杜甫的“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仅就这7 处来看，沈先生的修改既有学术规范的遵循，如对宜阳今日属地的加注，对王籍所处朝代的补充；也有表达准确的推敲，如“花时已过”显然比“繁花已过”更准确地说出了韦诗写作的时间。更有细绎文心的体悟：先补入“‘自’和‘空’字”而后又改成“‘自’字‘空’字”，正是作者抓住了诗眼之所在的表现。这一改，还生动体现出沈先生含英咀华，反复涵泳的过程。

仅这样一份初稿就能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如果全部的七绝诗研究手稿展现出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们对学者研究方法的掌握，到献身学术理想的铸就，乃至在写作技能训练方面，都应是一份生动且具体的教材吧？

有必要顺带提及一件事。1985年，为《沈祖棻创作选集》（下简称《选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程千帆先生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及责任编辑陈早春等先生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后来经过整理，刊发在《出版史料》2011年第4期上；《古诗今选》出版前，程先生为审音问题曾致信以音韵见长的学生杨翊强请求帮助（见《闲堂书简》），由此推想，为《浅释》等书的出版，程千帆先生恐没少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这批信似不见于《闲堂书简》，若在当年的出版档案中能找到这批信，那对于研究沈先生的这两部重要的诗学专著的成长历程，乃至对研究沈先生的生平履历，或都将有重大的帮助。

细绎文心 成就诗心

在《沈祖棻小传》（《选集》附录）中，程千帆先生说：“她首先是一位作家，写小说、写诗，主要是写词。”1980年《宋词赏析》出版后，立即引发极大反响，先是吴世昌先生在《光明日报》刊文说：“正因为沈祖棻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能深入体会古人创作的甘苦，所以她才能在对诗词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切中腠理。”（1981年7月21日）随后，程千帆先生又在《宋词赏析》台湾版序中说：“她讲得好是因为她做得好。”自此以还，学界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沈先生这两部学术著作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她是诗人、是词人，是创作的甘苦体验，使得她能更自如地把握作者诗心所向，更深刻的理解作品情韵所归。后一辈的学人也继承了前辈的成说，如前引蒋寅的论说中就特别强调了“诗人的慧心”，直至去年，在新出版的《涉江诗词集》后记中张春晓也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细腻独到的阐释，正源于作者旧体诗词创作的深切体验。”诸位先生所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我一直在想，在创作成就学术的同时，沈先生的学术是否对她的创作也有所影响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首先来看沈先生的自述：

张惠言要求温飞卿的，温飞卿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倒的确是按照张惠言那样的要求，就是以男女之情来写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7]

这是先生就其40年代后期词作艺术取向的自述，但它从一个侧面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对先生的创作有着玉成之功。把《浅释》与《涉江诗》进行对读，可以看得更加明晰。可多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学人注意到涉江诗、词的重要文学价值，进而从各方面着手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我们所知，除张春晓之外，以涉江诗词研究为题的学位论文，已有一部博士论文，两部硕士论文），但着力学术与创作之关系的，似乎还没有。

《涉江诗词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诗分唐宋，绝句一体亦然，从《诗论》到《浅释》，沈先生的诗学主张一以贯之，宗主唐诗而不排斥宋诗。《诗论》第二部分“家数”，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唐宋绝句作者的成就，论唐人的篇幅30面，论宋人的篇幅35 面，还略占优势。《浅释》卷首的引言部分删去了《诗论》中综述宋诗的内容，但在一部以解说“唐人”创作为主的著作中，引以为参照的宋诗作品多达14 首。在比较分析了李商隐和王安石的《贾生》之后，沈先生总结说：“李诗用笔曲折，出之咏叹，以韵味见长，王诗用笔奔放，纯是议论，以见解取胜，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议论当它用得恰当的时候，决不排斥诗歌的形象性，反之它还有助于形象性，使之更为丰富。”[8]这其实就是当年《诗论》中谈及宋诗时的观点的复现。正因为有这样的体认，所以在沈先生多达252 首的绝句创作中，既能看到《春日偶成》《娇婴》一类纯粹的唐人风调，偶也能看到“忧患多从文字生，难凭短纸写长情。无书未怪嵇公懒，至慎曾闻阮步兵。”（《孝章闻君惠得余消息，欣然过访，因寄》六首之五）“未惜秦绵到处飞，迎归送别自依依。武昌城畔新栽日，谁料江潭感十围？”（《柳》三首之三）这样的诗，这些作品置诸荆公集中，想来应可乱真。

如果以上所述说明了沈先生因为对历史文化遗产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从而使她的创作呈现出多元风貌的话，那么以《诗论》《浅释》中所分析归纳出的诗歌创作艺术手法，去检核《涉江诗》中的作品，则是榫卯相扣，严丝合缝。

在《诗论》“制作”中，沈先生排比唐宋诗人（以唐人为主）众多作品，列举出七绝创作常见的24 种“转折勾勒”方法，这些创作技巧，在今存的《涉江诗》中，每能找到相应的鲜明例子，试从《岁暮怀人》这组诗为其中“却”“犹”“诘问”“末句转折”四格各举一例：

陆赋钟评总冠时，南雍接席偶相知。每因久别思名论，却愧从人录小诗。（吴调公）

脱手新诗如弹丸，殷勤旧谊托书翰。阿翁已自教孙女，犹作当时年少看。（王淡芳）

年少翩翩问字初，樊南文采更谁如？老来心力归牛背，挂角犹能读汉书。（刘彦邦）

淮海风流绝妙词，温柔恰称女郎诗。微云衰草愁无际，何处荒坟吊故知？（杨国权）

特别后两首，都用到了两种手法，属刘彦邦这首，既有“诘问”格也有“犹”字格。属杨国权这一首，“诘问”是明显的，但“末句转折”则需对“微云蓑草愁无际”这句诗中的几个语词的来历稍加说明才能突显出来。秦观著名的《满庭芳》词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之句，而他的《千秋岁》词也有“飞红万点愁如海”这样一句，另外在《蝶恋花·舟泊浔阳城下住》词中又有“烟波一望空无际”一句，所以我们认为，沈先生这句“微云衰草愁无际”还是承着上面在说，以秦观作品中四个“语典”的连用，说明杨国权的词作深得秦观艺术之三昧，这样进一步推进之后，惋惜杨国权不明不白地死去，连坟墓何在都不得而知，其悲慨、其痛心，不言自明。转折之陡峭，情感之深挚，悲慨之无可言说，这样的结构与李白的《越中览古》何其似也，而沈先生在讲解李白这首诗时特别指出了它的“末句转折”这一点。[9]

其实，沈先生的创作中体现的她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科学继承远不止上述这些简单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浅释》在讲解《上皇西巡南京歌》这组诗的第一首时，沈先生说：

七言绝句是一种比较短小的诗体，它以抒发情韵、风调见长，所以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题材和主题，需要以庄重的风格来反应的，诗人们往往用古诗或律诗，而不用绝句来写，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这里举的几首诗就是例外。当然这些例外而又成功的作品，需要诗人具有突破惯例的勇气与付出精湛的艺术匠心，才能写得出来。

选录这首诗的用意，是在于证明在某些诗人的笔下，七言绝句也可以反应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现出与这类事件相类的风格，就这一方面来说，李白此诗是成功的。

《涉江诗》中《春日偶成》一题四首，其第一首说：“沉阴永昼压山阿，寒食清明次第过，万树繁樱开旋落，一春梦雨峭寒多。”关于这首诗，虽然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明是在记录1976年那个风雨如磐的春天发生的一切，但沉阴永昼的背景，寒食清明的时间节点，繁樱开而旋落的意象，还有峭寒的体感，都不能不让我们认为它反映的就是1976年从元旦到清明这一段令人悲慨的历史，至少是一个多愁多感的诗人对那段历史的感受。或是黑云压城之故，诗人只能学向秀“刚开了头便煞了尾”（鲁迅语）。这样的作品在沈先生的词作中很多，程笺俱在，不再详细摘引。把两者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沈先生是把她当年极为擅长的以香草美人写家国时事之感的手法也融入了七绝诗的创作？这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文献并依托文献对本事进行更深入的考索，我们只是比较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思考方向就教于方家，并期待同好共同的努力。

杜甫的绝句，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总体评价不高，极端者甚至说他“于绝句无所解”（明代胡应麟《诗薮》），但沈先生一直推尊杜甫的绝句，从《诗论》到《浅释》，一以贯之，刘庆云教授言之甚详：

《浅释》选录杜诗最多，源于两点：(1)从诗作表现的现实感、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着眼。如录杜甫《三绝句》……作者认为它们“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不愧‘史诗’的称号”（第94 页）。(2)着眼于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杜甫有意在七绝领域别开新面，如采用组诗形式，一体多篇(如《解闷》《戏为六绝句》等)，多用拗体、古体音节，多用偶句等。关于杜甫绝句多用对偶，昔来评者多以为欠当行本色，但沈先生从这一体裁的发展出发，认为初唐以来的绝句以散行为多，“到杜甫，才有意与诸家立异，别开生面，继承初唐，以其所长，加以发展，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篇以对偶见长的绝句。”（第103 页）[10]

这两点，《涉江诗》中都有生动的实践记录，《岁暮怀人》这组联章大篇里透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就是杜甫诗史精神最好的继承吗？至于联章一体则更多，仅第四卷，也就是从1976年春至1977年去世前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作者写出了33 题110 首诗，其中联章绝句凡7 题41 首。从这个数量就可以看到沈先生热爱杜甫、师法杜甫的真挚。试录其《呈衡如师》一组诗以见先生由知而能的一斑。

江南名德经时尽，北国灵光一老存。朝市喧阗门阒寂，暮年心事共谁论？

天禄雠书仰令名，谈玄辅嗣每倾城。谁知皓首穷经日，不畏前贤畏后生。

赏理敷文两未能，门墙数仞愧传灯，惟余一样江南梦，犹趁回潮向秣陵。

白下追陪集胜流，故交零落感前游，纵来燕市同呼酒，师弟相看总白头。

衡如师是刘国钧教授，当年在金陵大学执教时教过沈先生校雠学，1949年后调往北京大学任教。这组诗就内容来说，不仅生动地描述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更以联章的形式见微知著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就艺术来说，是运用拗体创作（一、四两首）及在创作中运用对偶的典范（一、二两首前一联均为对句，严格来说，第二首这一联对得不是十分工稳，但前录“无书未怪嵇公懒，至慎曾闻阮步兵”一联的对仗则无懈可击）。在《浅释》中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品的高下首先和基本上取决于作者体验生活的宽度和广度……他们所要表现的情景，是和自己的生活血肉相连的，他们的感慨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其次才是他们所具有的精湛的艺术技巧。[11]

沈先生“历尽新婚垂老别”，一生坎坷，她生活体验的广度与深度当然是铸就《涉江诗词》首要原因，但显然沈先生也不否认艺术技巧的重要作用。艺术技巧从何而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向前贤的深入学习，结合前引吴志达先生转述的沈先生的自述，沈先生四十年深耕细绎唐人七绝诗的诗艺文心，从而助成了她“灵芬奇采，炳耀千秋”的诗心，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所以，研习《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时我们当然要重视沈先生在《涉江诗词集》中所展示的那些艺术技巧对她学术的帮助，但研读《涉江诗词集》，特别是在讨论《涉江诗》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她在《浅释》中那些深入腠理的分析，积四十年的心血，这些学习心得，早已融入了沈先生的血脉，形成了有类于“肌肉记忆”似的本能，所以，当她晚岁重新拈笔为诗，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在其作品中流露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沈先生的学术也是玉成她的创作的重要因素，这种玉成，不止是技巧，还有精神。

传灯有人 雏凤清歌

2019年3月17日，《诗学词学手稿》一书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郭时羽主任在南京先锋书店主持召开该书发布会，邀请的佳宾有张伯伟、巩本栋、徐兴无三位先生以及本书的编者张春晓，在谈及沈先生的诗歌创作成就时，伯伟先生诵读了《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一诗，诵读过程中几度哽咽。对此情景，郭时羽评论说：“这就是对诗歌的浸入式理解，也是对老师的深情。”夏雷鸣兄说：“这情景以往只能在书中见到！”这让我想起他当年在课堂上向我们介绍沈先生及《浅释》的情景。伯伟师讲课慷慨激昂，非常感性，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生动诠释，那一次也不例外。

还是在那场发布会上，伯伟师转述了程千帆先生的一段话，程先生说：“在后辈女性中，和祖棻性情学行最相近的人有两位：一位是曹虹，一位是早早。”曹虹是千帆先生移砚南京后收的唯一一位女博士弟子，也是伯伟师的夫人。早早是沈先生《早早诗》的那个小主人公，也就是《诗学词学手稿》的主编张春晓。舒芜写给千帆先生的信中提及张春晓曾说：

恰好昨日早早来，今日写信，正好报告此事，犹忆砺锋论文答辩之年，丽则曾携早早到招待所一谈，当时尚在童稚，今已大学三年级学生，喜新芽之茁长，又感岁月之迁迈也。早早极可爱，开朗安静，家常亲切，开口便可见家庭文化教养，自与一般青年不同。我们畅谈了一上午，她在这里吃午饭而去。

张伯伟先生

涉江一世坎坷，而遗集既得程笺，平生又将有春晓评传，皆文林家世盛事，虽逝者无知，而后死者不能不稍减痛悼，亦犹散宜生之有身后侯芭也，春晓选定此题，实有卓识，以此报答《早早》一诗，堪称大孝，至性之文，必有可观。[12]

前一段是张春晓1995年秋在北京实习去碧空楼拜谒后所写，后一段，应是张春晓1997年以“涉江诗词研究”为题作硕士论文并整理出《沈祖棻全集》出版，写出该集前言《微笑地承受苦难》并在《读书》发表之前所写。舒芜的信说明，程先生对春晓的这番夸赞，绝非私爱。

大约在1993年秋天到1995年春天，我和南京大学中文系96 届的同学们一起上过高小方师的古汉语课、工具书课，还有伯伟师的文学史、批评史课等，因此相识并结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春晓夫妇就是这一届的学生。记得当年听老师们介绍过《浅释》后，我就想找来一读，去新华书店，早已售罄；去南京图书馆，此书总是处于被借出的状态，便冒昧地向其时还不十分稔熟的春晓借阅，她借给了我。打开书，只见那扉页上毛笔工楷题写着：

丽则、威克存念！

爸爸

原来这就是当年《浅释》出版时，千帆先生送给女儿、女婿留存纪念的样书，这是多么宝贵的书籍，春晓就这么借给了我。我记得我是小心翼翼地把那本书捧回家的，回家后，还特别认真地为它包了书衣。那书在我这儿一放半年，直到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册后才还回去。在新买的这册旧书的扉页上，我还题写了四首绝句，第四首的最后一句是“扶床女孙已出群”。程、沈二先生唱酬诗中程先生有“女孙今已解扶床”之句，这是“扶床女孙”的今典，“出群”出自杜甫“安危须仗出群才”，记得很长时间，我曾思忖：“出群”二字，是否恰当？

张春晓完成硕士学业后负笈沪滨从学陈尚君教授，以《乱世华衣下的唱游——宋季士风与文学》为题作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又沉潜数年以打磨，大幅修改后，形成专著《贾似道及其文学交游研究》出版，尚君先生欣然赐序，其间言道：

地基札实，廊庑开阔，加上现代的设计理念，可称美轮美奂，可优入著作之林。家祭奉呈，当无惭德。

扶床女孙，果然出群，幸矣夫！

注释：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

[3]参见程千帆《桑榆忆往》。

[4]徐有富：《易安而后见斯人》，《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5][6][8][9][11]《唐人七绝诗浅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 页、卷首第10 页、第237 页、第64 页、第109 页。

[7]吴志达：《沈祖棻先生评传》，《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10]《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引者对其间引用《唐人七绝诗浅释》原文进行了覆案并标明页码所在。

[12]舒芜：《碧空楼书简》，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