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抒情与生态关怀

2020-05-20 08:56姚溪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组诗

姚溪

摘  要:李元胜的《命有繁花》组诗表现出私人抒情和生态关怀两大精神特征,这根源于诗人独立的写作意识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也得益于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虽然每首诗侧重点不同,写作目的有异,但都体现出私人化的意境营造和与自然相通的深层人文关怀,同时交融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又凭借连贯的逻辑串联起来,语言文字显得灵动、协调。提升诗歌的精神特质,可能成为新诗创作新传统之建构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李元胜;《命有繁花》组诗;新诗精神特征;私人抒情;生态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1-0055-07

《命有繁花》组诗共十五篇,首发于《十月》杂志,于同年(2016)斩获十月文学奖。诗歌意象落脚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将人们习以为常的“读书”“饮酒”“看时间”等行为陌生化,呈现为极具张力的瞬间,而此瞬间突如其来的难以言喻的美感被诗人记录下来。李元胜评价自己的这组作品时表示,“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写作阶段,有很多新的想法在实验之中,尝试用更简单的形式,来表达突然遭遇的诗意”[1]。尽管形式上趋于简易,但诗句的片段里和脉络间均展现出诗人的复杂内心,内里蕴含着个体随想与时代思绪之间的遥相呼应,同时也包含难以解读甚至抗拒解读的符号——往往深藏纯个性化的喜怒哀乐。下文拟立足于对李元胜诗歌创作轨迹、精神主旨和艺术特征的既有认知,在去中心化的诗歌语言中琢磨私人抒情,从生态关怀里发掘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思考,并于最后整合出组诗的精神特征。

一、创作追溯:感性體悟与理性体会

从创作时间上看,本组诗属于李元胜成熟期的作品,其创作视野和写作心态都较早期而言发生改变。诗人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三部诗集《玻璃箱子》《另一个有相同伤口的我》《迟疑》,意象明丽,场景开阔,节奏缓慢,通常是对一个事物进行抒情并由此营造出情绪的蔓延。譬如“春天的事情竟会这样美丽/像阳光下的蝴蝶/她的手穿针引线/隔着开满野花的池塘/不知不觉中/也同时缝好了/我陈旧的伤口”[2]17(《公园景色》)。意义方面,“她”承担了引导角色将象征美好的春天传递到“我”的心中,但手法上倾向于感性体悟,意象产生流动的同时也随之蒙上神秘面纱,那是因为诗人主动地代入感性思维去理解生活。这在另一首同时期诗歌中展现得更为明显,“白天只是一些缝隙我在缝隙里/紧张地上班下班/是因为下一个大花篮/需要更多的颜色和氧气”[2]35(《夜晚》),通过双重缝隙的替换来表现白日紧张和夜晚放松之间的冲突,平常的昼夜变化附加主观判断后成为诗人愁思的载体。早期作品已突显感性特质,逻辑性赋予诗歌层次感,通常是围绕首句发散思维,最后回归主体的声音、愿望、表达等。

2000年后,中年人的沉稳和冷静体现在诗集《重庆生活》里,正如他的自叙“如今/生活就像突然变窄的河面/一切都被灌满了河沙”[3]18。此阶段,意象反差明显,矛盾性和对抗性加强,但情绪平静从容,感性体悟向理性体会转型,诗人更为注重身份自省、人生内观和社会洞察。基于此,诗歌评论者周邦宁提出:“诗人对诗歌的智性思考,使得内心萌发的诗性触角避开虚妄及浮躁,抵达更深的隐秘处。”[4]向天渊补充到:“智性化的情绪影响下,诗中的情绪与物象,并未结成固定关系,而是不断地流转,平静的表面下波涛涌动,虽未掀起大波大澜,但仍能造成情感冲击与精神震撼。”[5]之所以意象变幻可以萌动诗意,乃是因为旧的固有认知被解构,宏观“建筑”被消除,文本中新的文化空间既依附在现实实体上,又是诗人思考的产物。例如“章鱼形的城市/影响着我这个住在郊区的诗人/它的触手/从纸上移到地上……/剩下的树木在倒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比喻”[3]41(《城市笔记》)。静态城市成为动态符号,“章鱼”“触手”的明喻彰显市井范围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内敛的情绪如同冰盖下的岩浆,仅以“树木倒下”喻指渐渐消失的美与平静,但结尾却石破天惊地说到“无物可比喻”,形成抱憾者的剧痛。压抑的符号语言反而传递给读者震撼感受,此时诗人已经悄然退场,读者却置身在诗人创造的场域中。

进入2010年后,繁复的语言被削弱,转为轻巧的、口语化的文字,显得柔和、纯真。《无限事》将时间感悟压缩在一本小小的诗集里,有限的容器承载无限的时间,而时间则可以在其中变换形态,或如时间的定格“一生中的某些年/一年中的某些天/它们就像景象不凡的树林”[6]67(《折射》),或如对未来的遥想“像河畔榆树,我有着痛歪的嘴/坚硬的膝盖”[6]69(《遥望李元胜之八十岁》)。这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对永恒时间的守望,另一方面表明诗人力求平衡无尽时间与短暂生命。2015年发表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诗集步调闲适,回归慢抒情,一如既往突出矛盾的调和感,与此同时将描述重点转移到自身,其中的身体叙事颇有趣味。“我把自己撕开了,大部分留在初夏徘徊/小部分挣扎向前”[7](《笑忘书》),“旧我”和“新我”的割裂代表爱与忘却之间存在巨大冲突,个体的不完整呼应内心的情感残缺,形成一种跳跃着的连贯性。

创作轨迹和诗人的人生经历关系密切。其一,工科背景让诗人注重逻辑表达,谨慎的遣词造句有效地约束了激流般的情绪,转而映现为自如的智性抒情。其二,中外前辈的诗歌影响了他的创作。李元胜尤其中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后者将想法附着于描述客体的写法与前者的智性书写颇有相似相通处——泯灭主体,克制欲念,轻描淡写地将情思转移到意象当中。其三,高速创作三到四年后会有一到两年的停滞期,休整阶段无异于为下一波创作蓄势,因此每个阶段的创作细节都有所差异,各具新意。

创作初期,诗歌是诗人感知世界的工具和记录生活的方式;进入成熟期后,诗歌演变为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人对话的渠道,不仅可被多层次解读,还有不可模仿的私人风格。也就是说,诗歌扮演双重角色,个性抒情、视野开放,但也打造出窄小静谧的小世界。随着主体意识的不断提升,诗人开始思考作为个体的人在自然、社会和具体场所里的存在;感性触摸和理性思辨共同作用下,古典情怀与现代体会交错,本土经历同外来影响模糊,思乡情和都市病混杂,最终内化为李元胜诗歌的原创性及独特性。三十年有余,尽管创作形式和心灵追求变化不断,但诗歌的纯粹性依旧,2016年李元胜发表的组诗保留并发展了前作的诗歌个性。

二、组诗的精神特征之一:私人抒情

李元胜自17岁开始诗歌创作,对诗歌的情感认同胜于功利化地借助诗歌谋取荣誉。诗歌与诗人形成隐秘联系,便于诗意走进日常生活,而现实也会修正诗意;作为诗歌和现实之间的媒介,诗人在互动中形成私人抒情,同时思考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自我。私人化抒情表明诗人始终和外部(他人)隔着边界交流,此外,他不断发掘自身的可能性,形成与其他诗人不同的写作取向。从另一个维度看,远离大众和主流的抒情方式为诗歌的独立风采添色。身兼三重诗人身份——边界守望者、内心怀疑者、直感独行者——李元胜笔下的生活细节带着醇厚如酒的气息,《命有繁花》组诗便是私人抒情的代表作。

诗人跳出世俗制约的那一刻也步入心灵花园。原生体验、惯性思维、旧有认知通通被抹除,进入边界内,即进入诗人认知的世界。正如前文所叙,澎湃诗意的注入让诗人有潜质探视到实体世界本质的一角,也要求诗人形成独立哲思。“边界”标志创作原则,象征自我坚守,但同时意味着限制。尽管诗人不被外人所道的体悟并非刻意为之,但经历过蒙太奇、隐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处理后,形成一股认同也怀疑、流离却笃定的迷思,通常不能被读者直接破译。这样的私人抒情可被视为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与单纯厌世地表达人生的无意义不同,立足在肯定人的价值的浪漫主义观点上,诗歌在“否定”中隐藏着对自由、品德和美的肯定。比如,“過了几年,才发现我不过是/生活在当年写下的剧本里/唉,如果知道这就是未来/当时,应该把它写得再颓废一些/……/至少,不该使用匀速,有些年可以快进/而有些天可以一过再过,有些醉可以一醉再醉”[8]228(《略有悔》)。一方面程式化且可预料的生活让诗人感到苦闷,发出大可更颓废的愿望,另一方面“颓废”不等同于潦倒度日,这在末尾得到验证——日子不该匀速前进,应当可以快进,可以重复播放某一天。“颓废”意指自由生长的状态,人在此情绪里释放孩童天性,借助于“醉”,一个天真、混沌、无忧的尼采酒神形象浮出纸面。然而,时间流逝是自然规律,意识到这一层后,“颓废”不过是消遣,“醉”不过是白日梦式的创作发泄,但真实的诗意开掘出“边界之内”这个文化空间,让读者在产生共鸣的一瞬休憩心魂。李元胜早前主持名为“界限”的诗歌网站,名字已经清晰地把他的主张传递给大众。但保持界限与死守有所不同,前者包涵思辨,在前者的指引下,诗歌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也决定着道路的宽窄和走向。譬如诗句“我们现在是在汉语的背面生活/说出的话,其实有着完全相反的意思”[8]228(《一个人清早读满页注释》),描摹了文字自身发展规律。规律被认知但不被控制,是否也暗指独立诗思的局限?诗人见解依附于己身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性等。因此,诗歌的总是个人的,而个人的总非全知全能的,诗人的造物局限于几小方田地,就算得以窥觑真理毫末,也限于语言言说这一道界限。而一旦诗歌被解读就可能脱离作者原意,进而走入解读者所设的边界,甚至完全变味。因此,守望边界更似诗人的宿命。“边界”的自我约束性与创造性并行,赋予诗歌独到张力,个人化的表达还原内心的矛盾真相,使相斥意象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独立诗思贯穿《命有繁花》组诗,作品特性由此建立。

不同于酣畅淋漓地顺势而下,诗人在挖掘自我和探查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疑惑,促成反思,也形成往深处挖掘的抒情风格。“何以为人”是古老的哲学命题,组诗中也出现过类似思考,譬如:“果核留在了身后,那是另一个宇宙,装满未来的闪电/它在消失,又仿佛同时在获得万物。”[8]229(《削》)“果壳里的宇宙”原是霍金在同名天文学科普书籍中对时间做出的解释,果核这个有形且有限的空间进入李元胜的文本,被诗意化地建构为无边无际宇宙的载体。宇宙显然出离时间而存在,腐化消亡却是果核的结局,但实体消亡后,充满未知可能性的宇宙变得明晰起来。诗人琢磨着人生,借由超脱的胸襟了然宇宙深意,生死被祛魅,眼界已放空,与果核同质的人处于边缘交汇地带,既能体味生,也能瞻顾死。正如叔本华所说:“如果生是梦、死是醒,那么我把自己看成——从两者之外被个别划分出来的存在,事实上,这也不外乎是梦幻。”[9]李元胜早在《无限事》中便多次提及小生命与大时代(泛指社会、自然、宇宙等人类生活的辽阔空间)之关联,一度成为其创作生涯中期的主要描绘对象。组诗再度深化这个主题,怀疑精神作用下,思考游移不定。诗人又在《傍晚的剧场》写到“幻想有个地方可短暂卸下//我们发现到了另一个海底/或许,是自己未曾发现的地下室/人性中的某一层,漆黑着/可以轻手轻脚,往下逐渐靠近//……//结果,我们到了另一个大海/经历别的汹涌和危险/全场安静,但每个人都在挣扎……/呛醒了多少虚幻的人,多好的时代啊/但每一个人都是羞耻的”[8]228。本诗再次抛出质疑:事物变幻导致矛盾接踵而至,“活着”无非是在苦海中危险求生。第一层怀疑源于对真实生活的不确定,带着半信半疑的眼光审视世界会发现安逸休息室也是漆黑地下室,人性无时不波动,人生无刻不孤独;紧接着,模糊的思辨引发第二层怀疑,即警惕外部的污浊可能污染纯净的内心世界,浮华交际场里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的“人”正是诗人所反感的,也是诗歌自身审美性所抗拒的;第三层怀疑走进个体内心,包括诗人在内,世人都无法避免经历短暂安宁后又去往下一个漩涡,沉浸在虚幻的快乐里成为“羞耻的人”,诗人身份的自觉促使他丢掉世人身份的假面,反而放大了难以启齿的、有口难言的隐痛。毋论是洞察存在本质抑或怀疑存在价值,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10],或是“个性的逃避表现”[11]。十多年前李元胜就曾自叙“我的生活经常分裂成这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的个人生活,一部分则是对这生活的怀疑、推敲和判断”[2]130。作为内心怀疑者,诗人直面生活冲突,试图借诗句诉说因被迫做某事而产生的苦闷,也试图打造内心世界以求远离烦恼,但现实冲突依旧席卷而来,所以展露在诗歌里的多是妥协中的反抗。

尼采[12]在《权力意志》中提及直感事物仅能通过直感把握,唯有借助诗性的直觉让灵智光芒照亮虚无。李元胜擅用直觉打通感性与理性隔阂,不尊崇具体主义或流派的形式与行事,将现实内化为兼具结构感和音乐感的新诗,缘结于此。《命有繁花》组诗有种随感而发的亲切,但又因为私人化抒情,使得读者揣摩到其中优雅诗情,却容易停留在表层认知。李元胜将独立写诗比作荒野开路[3]25。此种宣言一方面说明创作者主观地认为自己未曾遭遇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显示创作者确立了风格——用诗歌自由地畅言生活。诗人摒弃常规理解,使得诗心与事物发生联系,譬如:“夜读《红楼》,市声如织,徘徊一场旧梦/隔一条街,曹氏还在消遣心中那块顽石/一个人从深渊回到世上/他带回的涟漪,其实仍旧是无用的//……//时代的,小说的,曹氏的涟漪,在空中挣扎了一下/都回到了之前的漆黑中”[8]228(《命有繁花》)。《红楼梦》是古典悲剧美学的集大成作品。诗歌的第一段借着夜晚招魂美与哀戚,但这只是“深渊”中的体验,稍纵即逝的美与诗人达成神交,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却在回归现实后荡然无存,因为旧年岁的美相对于当下的物质至上而言是“无用之物”。与《傍晚的剧场》相同,凭借清醒的诗性直觉,诗人再度强调“漆黑”和“挣扎”这两种都市人的精神病态,哀叹世人全然忘记曾经的诗意。“旧梦”“顽石”“繁花”已被雨打风吹去,意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发出感喟“孤独终老的人,忘了自己也曾命有繁花”[8]229。由此可见,李元胜坚持自己的诗性判断,不与主流结盟,未配合时代发言。事实上,正因为常年在创作道路上独行,李元胜的诗歌体式才应运而生,智性抒情才自成一派,也才赢得读者、批评家和研究者的青眼。

三、组诗的精神特征之二:生态关怀

回溯生态批判的发展史会发现,早期主张人类中心论的学者将世界刻画为人的附属品。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正是因为人的饮食需要,神明才命令土地生长粮食。颇为类似,中国古代曾流行过“天人之辨”的说法,将自然与人类社会隔绝开来,引申到文学创作中,出现如“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观点,再次提高人的“造物主”地位。但在李元胜的诗歌花园里,谦逊的诗人乔装成园丁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与它的人类子民们平等放置在一起,达到“诗意栖居”的状态。海德格尔[13]38曾提出人类为“此在”,人存在于世界便意味着人与万物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进一步说,人类认知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接纳人类。如此看来,人既不失掉主体性,也避免人性的主体主义嫌疑。不可忽略,老庄哲学所说的“物我同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14],也强调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生态美。受到传统和外来的生态意识影响,李元胜的生态关怀表现为两大方面:人类对自然生命的呵护;都市人对生态精神的呼唤。

常年从事昆虫摄影,与微小生物的亲密接触帮助诗人理解原生态的地球,使他笔下的自然,山是山,水是水,可以宽广,可以细微,不加雕琢地还原了现场感和纯天然的美。组诗之中,万物有灵,比如《园丁笔记》[8]229结合五种植物的各自特点拟人化地记叙植物的自言自语,充满调侃、讽刺、黑色幽默,成为听众的“人”反而沦为对话中不知所措的客体。人的退場将自然推上“演讲台”,人的登场则架构出自然—人—宇宙的新关系图式。《蜀葵》[8]229把植物的枯萎视为飞升,引导人类前行,虽然人类亦将消亡,不过包含未来力量的植物种子和人的哲思保留下来,将浩渺宇宙和匆匆人生有机地联系到一起。人在《微粒之心》[8]230中扮演的角色则有所不同。相较于朝生暮死的“朝露”和“轻烟”,人即半神,但尘埃微粒富有启发性。识朝露而知泥土咸,识轻烟而知大地厚,轻盈生命负荷生命之重,人识生死却不甘于生死,既是对命运的顺从也是反抗,但最终会如朝露、轻烟一般回到与万物平等的位置。显然,诗人已成为自然的一份子,例如:“我怕在夏夜里读到漫天大雪/它突然变空,就像人生越读越短/生活到已无须生活,窗外一片银色/那么美,仿佛世界的尽头”[8]230(《夜读》)。漫长的自然无形中延续生命,诗人终于跳出肉身束缚,遥遥远望的那一眼解放了内心的欲望与渴求。至此,人的身份历经旁观者和参与者,与自然达成调和关系。

呵护自然的诗句背后蕴藏哲学思考。其一,对于宇宙庞大,生灵渺小的感慨。《微粒之心》中写到:“早已顺从尘埃般的生存/像扬起的微粒,满载自己的宿命/万物循环,我们知道结局,却又永不心甘……”[8]230诗人从相对于宇宙而言不值一提的地球生命中,反其道地感受到人生从容。宇宙的永恒性注定人与尘埃其实并无差别,甚至人或许与尘埃本为一体,人也因此获得禅意美感,呼应了学者陈松言的观点:“凭借纵向和发散性延伸,诗歌通于天地鬼神,泯灭主体与客体界限,实现自我对有限的超越。”[15]怀揣执着的生之渴望,走向必然的死之终结,此刻人与万物浑然共生,彼此独立又相互纠缠。其二,对于光阴流转,人与物同的感慨。《撤退》中写到:“从前半生撤退,我居然什么也没来得及带/从这个下午撤退,刚起身,就被傍晚退回原地。”[8]228作为时间的参与者,人们饱尝苦涩。时间一往无前,人们口中的“撤退”实则是逃避或缓和,但诗人认知中时间是死亡的兄弟,它将席卷一切,裹挟欢乐、爱情和泪水,最初的人与物、最后的人与物都将直面死亡。李元胜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汲取灵感,进一步探索人类—自然的发展关系。他释放自己的想法,但未奢望也不指望寻找到终极答案,而是不停地感叹、发问,以此锤炼诗思,塑造诗歌内世界。

生态关怀不仅旨在精神性地包容、接受大自然,还可引申为诗人的精神返乡,即向往自然,期望回归慢生活。李元胜借助创作忙里偷闲,站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与原生态环境之间的边缘区域思考。一方面,自我受压迫与传统生活模式被压迫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纽带:“如果,还爱着热气腾腾的早晨/我就是有救的,被日常生活所救//提着早点,路过一个羞耻着的人/我是有救的,就像路过一座晨光中的教堂。”[8]228(《如果》)“吃早餐”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代表仪式感,其仪式性通过全诗末尾“教堂”意象得到确认,因“早餐”而“获救”的“我”暂时获得心灵救赎。工业发展对栖居空间的压制对照城市扩张对诗意心灵的打击,个体与自然有了结盟契机,因而诗人慨叹“我是有救的”。另一方面,自然美给予都市人慰藉:“摔倒已经不重要了,我最后只记得/从水面看过去——/那一丛丛突然倾斜的黄花。”[8]230(《若所得》)摔倒后的视角变化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发现“黄花”的美,新认知的美消散因“摔倒”而产生的伤痛,表明诗人积极地平衡社会与自然,力求在紧凑的工作节奏和紧缩的生活空间里发现诗意。诗歌引导读者达到精神放松的状态,诗人通过塑造和谐、童真、人情味浓郁的生态诗歌世界来唤醒都市人的生活志趣。

四、结语

经由个人生命体验,私人写作和生态关怀产生关联,因为《命有繁花》组诗是以人为本位的个人书写。书写现代生活经验的同时,致敬古诗词里的田园风情,诗中人类—自然保持着双向关系,两者可能影响、交互,乃至转换。恰如海德格尔对“诗”的界定:诗的世界,人聚集于“此在”根基,从而感受到无限安宁,安宁的氛围里一切关联都是活跃的[13]176。自然与人的生命贯通,诗思穿梭于不同时空,诗人解构旧有体系,拼凑新的关联,再经由情感穿针引线,让诗歌中的私人世界显得生机勃勃。组诗从多层面贯彻这一理念:从关注微小生命,到敬畏自然及与自然同样深不可测的时间、宇宙,再到寻求多种和谐的相处之道,直至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诗意居所。个体的诗意栖息地在边界内生长,保持着对外部的友好、怀疑与好奇,以自我目光审视外部的同時观察到爱与美,最终成为诗人笔下对生态环境的诗意关怀。

上文通过对《命有繁花》组诗的文本分析,寻找到私人抒情和生态关怀两大精神特征,在分析过程中结合诗人三十余年的创作风格,力求整合诗歌思路、审美特色和个性精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命有繁花》组诗中的每首诗侧重点不同,写作目的有异,但都体现私人化的意境营造和与自然相通的深层人文关怀,同时交融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又凭借连贯的逻辑串联起来,其语言文字显得灵动、协调。私人抒情展露隔着边界的写作与交流,边界之内的思考是对生活的层层深挖,是对独立审美的守护,因此诗人守望边界亦是守望诗意。但私人抒情不等同于闭门造车,而是树立一种深耕苦挖、保持自我的创作姿态。生态关怀则起源于诗人对自然和社会真实又真诚的体悟,背后凝聚着对生态文化的关注,实践了新的生态审美形式。这不仅是乌托邦化的理想抒发,还能行之有效地缓解都市人高压之下的焦躁,同时有助于学者们考察文学与生态批评之关系。尽管组诗有如作者所言,纯属“实验品”,但阅读时我们能捕捉到“信手拈来”的妙,足以见得其诗技纯熟、诗思独特。或许诗人在未来会将诗歌的精神特征加以发展,渐渐形成新传统——个人化的表达中包含博大的人性关怀,为中国新诗注入活力,也启发更多后来诗人的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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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松青.生态诗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学功用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3(1):67-71.

(责任编辑:郑宗荣)

Private Lyric and Ecological Concern:

Spiritual Features of Li Yuanshengs Group Poems ‘Flowers in Life

YAO XI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group poems ‘Flowers in Life (‘Min You Fan Hua) written by Li Yuansheng showed two spiritual features: private lyric and ecological concern.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ependent writing consciousness, unique life perception, awe and love to the Mother Nature, the poet created the group poems. Although themes and writing purposes of each poem were different, basically revealed privat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deep-level humanistic care that contained environmental-friendly ideas, meanwhile, integrated emotion and sanit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involved logical expression, consisted of smart and smooth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is analysis is to search for its inner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new tradi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 through improving poetic spirits, and then to inspire more poets creation.

Keywords: Li Yuansheng; group poems ‘Flowers in Life (‘Min You Fan Hua); spiritual feature of New Poetry; private lyric; ccologic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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