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思想的展现

王彬

摘 要：在宋代，律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文体属性决定了它的思想内容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宋代律赋热衷于议论治道，而且将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对帝王的品行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宋代律赋对民本思想做了深入阐发，认为帝王应該重民、爱民、安民、恤民。宋代律赋十分强调贤能政治，认为帝王应该选贤举能，从谏如流。此外，宋代律赋还阐述了敬畏天命、文武并重等政治理念。宋代律赋传达的政治思想是宋代士人群体思想的展现。

关键词：宋代律赋;帝王品行;民本思想;贤能政治

中图分类号：I2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1-0039-08

律赋产生于初唐，由骈赋发展而来，讲究声律、对偶，是赋体文学中形式要求最为严格的一体。唐宋时期，律赋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唐代相比，宋代科场尤重赋，甚至有“用赋取人”^[1]的倾向，因此宋代律赋创作相当兴盛。

宋代律赋基本上是科举考试的附属物。在场屋中，律赋由“有司”命题，举子依据题目写作，其思想内容未必代表作者个人的真实观点。但若将宋代律赋作为一个文化事物来看待，可以发现它们总体上呈现的思想倾向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脉动，代表着士人群体的普遍看法。宋代律赋热衷于议论治道，这些作品颇能展现宋人的政治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宋人在议论治道时，执著于对帝王的道德与行为进行规范，从而试图限制皇权的恶性膨胀。

一、宋代律赋对民本思想的阐发

宋代是儒学昌盛的时代，国家意识形态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在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且影响巨大，具体表现为重民、安民、恤民、爱民。伪《尚书·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330《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385充分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孟子更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344民本思想为宋代士人普遍接受，并以此规范帝王品行，这在律赋中有很好的体现。

《荀子·哀公》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526这句话为了表示对人民的看重，将民比作水。与此相媲美的是，宋人常将百姓比作天，同样是为了强调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王禹偁《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发挥了重民思想，表面上看，庶民为君王所统治，似乎是不能像天那样“覆君”的，但王禹偁说：“勿谓乎天之在上，能覆于人;勿谓乎人之在下，不覆于君。”^[5]1396君王要想长久维持统治，关键在于得民，如果明白了这一道理，就会承认百姓如天。赋云：“观百姓之劳逸，岂止仰一气之絪缊而已哉！徒观乎浩浩玄穹，蚩蚩黔首，覆盂之状何在，倚杵之形莫有。苟知乎御之以道，亦类乎戴之而走。”^[5]1396“戴之而走”者何？天也。“取彼穹昊，方兹兆民，匪在苍苍之色，勿轻蠢蠢之人。虽令不从，反时之焚是比;抚我则后，无亲之义斯陈。可仰兮匪独高明，可畏兮亦惟黎庶。”^[5]1396天是需要敬畏的，既然百姓如天，那么君王对人民就要适当地抱有畏惧心理，若一味淫虐，不顾黎民的感受，哪怕是“蠢蠢之人”也会变脸的。王禹偁建议君王：“察彼哀乐，同兹惨舒，但人心之悦矣，任天道之何如。教以文章，似列星辰之际;示之淳朴，疑归混沌之初。”^[5]1396只要君王真正做到了以百姓为天，就不难“子育兆民，砥平九野”^[5]1397。

儒家思想常将帝王称为民之父母，《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2]403《孟子·梁惠王上》曰：“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朱熹注：“君者，民之父母也。”^[3]191因此，古人称赞贤明的帝王时，常用“爱民如子”来形容。将君王定义为民之父母，其实是要求帝王不仅要重民，还要发自内心地爱民。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传达的正是这样的爱民思想。此赋虽没有要求君王“爱民如子”，却是希望君王能够像爱惜自己的身体那样爱护臣民：“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堕;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5]1406赋中列举了爱民的具体做法：“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劝农勉人，戒不勤而是速。”“使必以时，岂有嗟于尽瘁;治当未乱，宁有悔于噬脐。”“教礼让而表其修饰，立刑政而防其逸豫。蒸人有罪，谅责己之情深;庆泽无私，讶润身之德著。”^[5]1406范仲淹相信，只要君王以民为体，小心爱惜，就能使黎民百姓安享太平，跻于富庶。

与此赋相类，范仲淹在《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等作品中也传达出爱民、恤民的政治思想。在专制体制下，君王高高在上，皇权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很多时候，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君王的个人素质。正是由于君王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太过重要，宋代士人才汲汲于用舆论、话语来规范君王的行为，以防昏君出现，把国家搅得鸡犬不宁。对君王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就是能节制自己的欲念与野心，能体察、顺应民情，不要把黎民百姓当成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用天下心为心赋》要求君王养成这种克己的品质，“得天下为心之要，示圣王克己之仁。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5]1402。详细的做法有：

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5]1402

范仲淹这段话中用了一个“我”字，此“我”并非自指，而是代言，以君王的口气说话。赋中之“我”是理想中的君王，以顺从民心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隐，配日月之照临”^[5]1403。范仲淹还以史为鉴，“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5]1403。通过尧舜与桀紂的对比，要求君王能以尧舜为榜样，克己从民，以百姓心为心。《政在顺民心赋》与此赋的思想主旨完全一样，某些段落甚至有很强的一致性，如：

逆其民而理者，虽令不从;顺于民而化焉，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礼应时而沿袭，教随俗以彰施。欲求乎广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于富庶;彼患苛虐，我则抚之以仁慈。^[5]1495-1496

将这段引文与上文对比，“究其所病，察其所宜”与“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近似，“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于富庶;彼患苛虐，我则抚之以仁慈”^[5]1496一联，则与“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5]1402一联大同。两篇赋的内容如此一致，可见范仲淹对“政在顺民心”这一政治理念的由衷认同。

嘉祐二年（1057）省试《佚道使民赋》，一向反对辞藻华美之文的理学家程颢参加了本年科考，且其省试赋完整地流传下来。程颢的《佚道使民赋》当然也是以儒家民本思想为底色的。“佚道”是指让百姓安乐之道，“使民”是促使百姓耕稼劳作或从事一些徭役。如果统治者役使百姓只是为了满足私欲，便不是仁政，难免怨声载道。百姓如果知道统治者命令他们劳作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过上富足安乐的日子，他们就算辛苦疲劳，也不会心生怨恨，此即“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对此，程颢写道：“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而劝功。志在便人，役以农畴之务;时虽毕力，乐于岁事之丰。虽复教令时颁，科条日出，严刑以董其或惰，加赋以戒其不一，然而俗乐趋劝，时无怨疾。”^[5]1424程颢对世俗人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人情莫不乐利”，“使民”的前提是体察民情，顺从民心，只有如此，“使民”才不是统治者对百姓的压迫，而是变相的爱民、安民。林希与程颢是同年进士，他的省试赋也流传下来。相比之下，程颢《佚道使民赋》侧重于强调“使民”的动机，而林希《佚道使民赋》侧重于强调“使民”的做法。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51“使民以时”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理念，林希《佚道使民赋》从这一点生发议论，“春使之作，熙然悦从;冬使之息，庆其有终。趋时也如鸟兽之至，收成也如寇盗之空”^[5]1426。传统中国为农业社会，农作物的生长、收获与天时息息相关，因此“使民”之际，把握好时间是十分关键的。春天是耕作的季节，假如这时候让百姓去服徭役，就是夺民时，而不是“使民以时”。

宋祁《水涸成梁赋》叙说的是河水干涸时修筑桥梁，这是比较典型的“使民以时”。修筑桥梁本身就是造福于民的公益事业，百姓当然不会反对。河水干枯又在冬天，冬天是农闲之时，这个时节修桥并不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活动，肯定会受到老百姓的赞成与拥护。赋云：“我乃考时令之闲月，举津涂之力役。欲俾从桥乃安之士，惠尔肯来;遇深则厉之徒，昭然有适。况夫关防者何国蔑有，启闭者与时而新。又焉得怠经始于余力，壅方来于后人。”^[5]1412-1413正是由于修桥符合百姓的利益，是顺应民心的事情，且得“时令之闲月”，所以百姓愿意效力，工程进度很快，“鸠工无虑，为力有程。一之二之日，徒杠既饬;三之四之日，舆梁悉营”^[5]1412。在宋祁的描述中，桥梁三五天就修好了，用语虽然夸张，却很好地说明了“佚道使民”与“使民以时”的效用。

在说明政顺民心的积极作用上，刘敞的《下令如流水赋》更为生动。此赋大意是说，只要行政命令合乎民心，这些诏令就会得到民众的遵从，否则“虽令不从”。“令者所以驭俗，故譬之流水”，诏令如流水，但流水会遇到两种情况，一是畅流无阻，二是遇到壅滞，不能畅行，所谓“得其道则万方咸若，犹川之决焉;失其义则千里违之，如泽之壅尔”^[5]1419。如何才能使政令被广大民众遵从呢？“必也訏谟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有渊源之喻，下无垫隘之因。”^[5]1419又曰：“政不出于上，则民无所轨;令不行于下，则君失其势。欲其出于上，莫若一而止;欲其行于下，莫若顺而已。”^[5]1419所欲“顺”者何？当然是顺民心了。

二、宋代律赋对贤能政治的强调

儒家思想不仅强调以民为本，还主张选贤举能，礼贤下士。在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士人阶层是统治者应该合作的主要对象，君王尤应尊礼贤能。《中庸》将“尊贤”认定为治理国家的九经之一：“凡为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又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3]30-31《孟子·公孙丑上》云：“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3]220也十分强调“尊贤”的功效。《周礼·天官·大宰》载“以八统诏王驭万民”，其三曰“进贤”^[2]1392，同样突显尊贤、用贤的重要性。在先秦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常常将“亲亲”与“尊贤”并提，而宋代律赋对“亲亲”比较淡漠，对“尊贤”却相当热衷，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

宋朝开国之初，鉴于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历史教训，太祖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与前代相比，宋代士人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政府机构中的各级官僚也大都是文士，蔡襄《国论要目》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6]宋代文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以气节相许，砥砺自我，积极用世，在理论层面更不会妄自菲薄，始终认为他们这一阶层就是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一群人。当他们侈谈尊贤、进贤的时候，其实就是向帝王以及整个社会宣扬士人群体的重要性。范仲淹《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很好地阐发了贤人无可取代的作用与价值，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者。赋云：“延袤之境以虽众，挺特之才难可失。强吞是戒，岂一千乘之多为;礼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间出。又何取险包绝壑，深控澄江。非形胜于十二，贵国士之无双。寻师之道路咸归，何能翼圣;展骥之途程尽入，讵可经邦？是以攻掠无闻，柬求可考。匪烦开拓之力，唯取弼谐之道。秦商於而齐即墨，非我之求;傅岩野而渭水滨，是吾所宝。”^[5]1525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贤者呢？当然是因为“唯贤者其功莫料”。范仲淹将贤人与土地的作用做了对比，“任附庸之国众，胡比尽忠;纵兵赋之数多，罔加余智。岂不以贤之得虽少必贵，地之有虽多曷能。舍地得贤兮，邦基以立;失贤有地兮，国难随兴”^[5]1526。贤士能帮助君王安邦固本，开疆拓土处于次要地位，如果不进用贤人，就算国土再广，也会变生祸乱，土地随之失去。范仲淹以史为镜，说：“治乱咸系，古先足征。鸿沟割而楚亡，惟贤不用;昌国去而燕夺，何地堪矜！”^[5]1526项羽不能用范增，燕惠王不能用乐毅，导致地失国亡，故曰：君王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者。

《任官惟贤材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申张贤士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君王只在观念中尊贤、重贤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观念落实于行动，把尊贤转变为用贤。赋云：“官也者名器所守，贤也者才谋不群。当建官而公共，惟任贤而职分。大则论道经邦，帝赉之猷允著;小则陈力就列，家食之叹无闻。”^[5]1523-1524范仲淹认识到，任官“非其人则贻民之忧，得其人则致君之美”，所以帝王在知人、用人之际必须小心谨慎，“每孜孜于仄席，忧在进焉;俾济济以盈庭，野无遗矣。盖以非贤不乂，得士则昌。度其才而后用，授其政而必当。上以见知人之道，下以见称职之方。亦如大厦搆兴，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5]1524。倘若帝王真正做到了惟贤是用，自然会“谗邪知禁”“政教昭宣”“庶绩咸若”“群方晏然”^[5]1524。

与范仲淹《任官惟贤材赋》相似，宋祁《好贤如缁衣赋》也是要求帝王任用贤人的作品。《缁衣》是《诗经·郑风》的第一篇，其主旨向来存有争议，但影响最大的说法是“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7]。宋祁此赋鼓励统治者能像《缁衣》诗所咏叹的那样，虚心好贤，礼敬多士，从而使天下归心，垂拱而治。

宋祁《与人不求备赋》对帝王如何任用贤才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便是贤能之士，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尚書·伊训》已要求帝王勿责备于臣下，宋祁此赋的观点愈发精细：“人各有能，敢十全而责实;臣无虚受，但一善以图勋。”^[5]1518-1519人臣只要有“一善”，就足以供任使，因为“性既万变，道非一揆。或工大而拙小，或乐成而惮始”^[5]1519。君王应该做的是，“差以物序，合之天理。事无俱得，异全能于圣人;功靡两求，殊不器于君子”^[5]1519。使贤才各尽所长，勿求备于一人，是帝王尊敬贤人的表现之一。

帝王礼敬贤者，最高的待遇是把他们当做老师。成为帝王师，是很多古代文人的终极理想，连风流倜傥的李白都说过：“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8]文彦博《能自得师者王赋》是向帝王阐发“得师臣之道”的作品。在古代文人的话语中，常说帝王具有“天纵之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劝帝王求贤问道。文赋说：“王者求贤仄席，闻善服膺。克隆于大宝曰位，用臻乎庶绩其凝。得士者昌，懋显日新之德;好问则裕，弼成天纵之能。”^[5]1416向什么人访道问学呢？答曰：“访道者非师而弗克。”^[5]1416因此君王需自择贤师，咨访治道：“苟能择贤师而访道，是以为圣王而治国。勿谓乎介在人上，我则接下而思恭;勿谓乎富有域中，我则访道而贵德。所以保傅是重，模仿攸资。克永持盈之业，弥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吕尚处三公之首;汉业将盛，子房为万乘之师。乐育贤材，旁求儒雅。咨询而学在中矣，体貌而礼无违者。”^[5]1416又曰：“博采俊彦，周爰老成。始抠衣而翼翼，终负扆以明明。”^[5]1417历史上姜尚、张良等人皆是著名的师臣，帝王得其辅助，邦国走向昌盛。此赋希望帝王居上不骄，求贤若渴，像文王对待姜尚、高祖礼遇张良那样尊崇贤人，如此则士愿立朝，克臻盛世。

贤人忠臣的一个重要品格是敢谏，与此相应，君王若尊贤重士，就该“能听”——听得进讽谏之言。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云：“臣不难谏，君先自明。”^[5]1541臣子是不难进谏的，能否直言，还取决于帝王是否是一位明君。如果帝王刚愎自用，听不得逆耳忠言，那么贤人上谏，反有不测之祸，诚如苏轼所言：“君子道大而不回，言出而为则。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然而言之虽易，听之实难，论者虽切，闻者多惑。苟非开怀用善，若转丸之易从;则投人以言，有按剑之莫测。”^[5]1542苏轼提到了昏君的一贯作为，“聪明蔽于嗜好，智虑溺于爱憎，因其所喜而为善，虽有愿忠而孰能”，“目有眯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遂使谀臣乘隙以汇进，智士知微而出走”^[5]1542。帝王自当努力做一个明君，虚心纳谏，“审逊志之非道，知拂心之谓忠。不求耳目之便，每要社稷之功”^[5]1542。君王不仅要能听逆耳之言，还应嘉奖敢于谏诤的直臣，李纲《折槛旌直臣赋》传达的便是这种观点。楼钥《高祖好谋能听赋》对刘邦“能听”的品德高度赞扬：“惟大公至正之是取，岂小智浅私之自矜？功为最高，虽独称于赫赫;计将安出，每嘉纳于兢兢。”“食而吐哺也，恐彼败事;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设施皆合于众智，明达盖由于天性。”^[5]1450作为帝王，刘邦的帝德颇为后人訾议，远非完美无瑕，楼钥此赋却对刘邦极为称美，无非是想说帝王应该像汉高祖一样，能听得进逆耳忠言。在宋代律赋中，主张帝王应明于纳谏的作品还有范仲淹的《从谏如流赋》、刘弇的《仁人之言其利博赋》等。

三、宋代律赋对敬畏天命等政治理念的发扬

《荀子·君道》曰：“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4]232据荀子所言，君王最重要的两个品质就是“爱民”与“好士”，宋代律赋对帝王品行的规范也正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此外，宋代律赋还有一些作品对帝王的道德、行为提出了其他方面的要求，尽管这些律赋作品相对比较零散、单薄，却同样值得稍稍梳理。

在宋人的政治生活中，天人感应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士人常常以天变为托辞来陈说时事，那么帝王就需要敬畏天命。范祖禹《寅畏以飨福赋》主张君王寅畏天命，以介景福。其曰：“天道昭显，圣心肃祇。欲兴隆而飨福，乃寅畏以承时。深慎清衷，以上当于帝眷;诞膺纯祉，能永固于邦基。”^[5]1426-1427对帝王来说，最大之“福”当然是宗社长保，邦基永固。要想获此福报，帝王就该戒慎恐惧，不得放纵。范祖禹此赋对帝王应有的敬畏状态做了描述：“万机非逸豫而为，四海在忧勤而保。宜轸虑于当极，以延禧于有昊。惕焉若厉，惟应以实而不以文;善则降祥，盖亲有德而飨有道。岂不以助顺者惟天之理，降福者乃人之能。无其畏则心或怠，有其畏则德乃兴。”^[5]1427在天命面前，帝王只有如临深渊，心怀敬畏，才能修身勤政，长飨其福。欧阳修《畏天者保其国赋》、金君卿《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也是要求帝王敬畏天命的作品。

对任何人来说，节俭都是一种美德。帝王为万民所仰，言行举动会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更应该躬行节俭之道。《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御孙谏庄公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2]3681《墨子·辞过》亦言：“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在宋代，有的帝王颇具俭德，如“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10]别集卷十一};但像徽宗等皇帝，又十分奢侈，遭人诟病。宋代律赋提倡帝王应以节俭为事，景祐五年（1038）殿试《富民之要在节俭赋》，此题中的“节俭”直接与“富民”挂钩，显然是对帝王的要求。《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四年）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11]雉头裘是用雉头羽毛织成的服饰，属于奢侈品，将其焚毁，是崇尚节俭的表现，司马炎此举成为后世美谈。文彦博《焚雉头裘赋》对此极为称赏：“晋武帝以德继惟睿，功齐乃神。焚雉裘而崇俭，负凤扆以临民。化彼元元，必被先王之服;燔兹楚楚，盖除希世之珍。”^[5]1472在文彦博的描述中，雉头裘色彩斑斓，非常珍贵：“丽彩鲜明，烂光彬郁。弥缝皆自于藻翰，制作遂成于珍服。异王恭之鹤氅，但取清奇;殊李兑之貂裘，惟彰温燠。”^[5]1472正因为雉头裘太过珍贵，晋武帝才下令焚毁之，理由是“慮淫靡之下漓薄俗，恐奢华之上惑明君”^[5]1472。在文彦博口中，雉头裘被烧毁，意义不凡，“然后珍怪罔求，奸邪悉去。六合咸归于俭德，万化永安于鸿绪”^[5]1473。通过对晋武帝焚雉头裘的赞美，文彦博总结道：“德不广，无以化蚩蚩之氓;俭不崇，无以成荡荡之主。”^[5]1473潜台词就是：后世帝王皆应效法晋武帝，崇尚俭德。雉头裘是珍奇之宝，珍珠亦是难得之物，欧阳修《珠藏于渊赋》也希望帝王不要看重珍珠等奢侈品。

欧阳修还有一篇《斵雕为朴赋》，仍以推尚节俭为主旨。节俭之人势必反感浮华，走向淳朴。赋云：“懿淳俭之攸尚，斥浮华而可沮。谓乎防世伪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为贵，将抱朴而是思;焕乎有文，俾运斤而悉去。诚由淳自浇散，器随朴分，骋匠巧而伤本，掩天真而蔑闻。故我反淳风而矫正，杜末作之纷纭。”^[5]1473-1474“德以俭而为本”，帝王履行俭道，斫雕为朴，世风就会返本还源，归于淳厚。

夏竦《政犹水火赋》认为，君王施政宜宽猛兼用，犹水火相济，不可偏废：“盖治不得以常舒，舒则民慢;事不得以常急，急则民残。故君子施之以宽，纠之以猛。式齐离坎之象，自合阴阳之境。谓晦之至兮将暗，必继之以明;动之极兮则劳，必济之以静。”^[5]1398除了宽猛并用，帝王还应文武兼重。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文人地位远在武人之上。帝王重文，很多士人也鼓励帝王讲仁修义，不必动武，如陈襄《善胜不武赋》云：“以威治国者国罔乂，以义服人者人必归。故王者因善胜而无越，在黩武以诚非。将成不阵之功，岂烦戎事;自得无为之战，奚用兵机”;“不怒而威，岂假阗阗之旅;惟仁无敌，奚烦赳赳之夫”^[5]1798。在一些醇儒看来，帝王只需修身养德，就可使国家长治久安，完全不必培养军事力量。然而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宋朝军队每每溃败，处于下风，无情的现实让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的安定必须要有军事实力的支撑，仅靠仁义道德是无法抵抗外来侵略的。南宋抗金名臣李纲《有文事必有武备赋》大声疾呼国家武备，其思想性不容低估。这篇作品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末曰“今四夷侵而中国微，安得文武全才，以股肱于帝室”^[5]1539即是明证。“文待燮友，武惩奸回。惟无忘于经略，乃克致于怀来。勇不惧而仁不忧，固并推于达德;文足昭而武足畏，盖有俟于全才。德以服人，义存御侮。有所济者，以威之克爱;无能达者，以仁而不武。”^[5]1538-1539治国之道，诚然要文武兼备，但在四夷交侵的形势下，李纲将“文事”与“武备”并列，实际上是强烈呼唤“武备”。宋朝素重“文事”，李纲是不必格外强调的。在赋中，李纲着重指出“武”对“文”的重要性：“其相济若火之于水，其相待若梅之于盐。劝赏畏刑，以阳舒而阴惨;揆教奋卫，遂西被而东渐。大哉武之于文，虽二而一。”^[5]1539“大哉武之于文”一语，明显透露出李纲对武备的刻意强调。

以上所述宋代律赋对帝王道德、行为的各种规范与要求，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君临天下的人是一位好皇帝。在专制统治下，君王无疑是最有权力的人，权力其实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历史上的昏君常是忽视自己责任的人，他们拥有权力，只为自己的享乐、纵欲提供方便，不仅不能造福于民，还会荼毒百姓。鲁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3]136-137夫子何出此言？显然，孔子的话语前提是：只有懂得“为君难”的帝王，才会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才会小心谨慎地把皇帝做好。宋祁有《为君难赋》一篇，兹引述如下：

於铄元后，尊临普天。将图难而自戒，宜克己以为先。守则至艰，虑极置危之器;行非孔易，居深若陨之渊。稽夫万有实繁，一人盖寡。巍然居上，岌然御下。傥内怠于兢慎，必外彰于满假。循是要道，兹为难者。侧身修德，答爱戴于黎民;积行累功，念勤劳于宗社。斯盖忧以启圣，治无忘危。务谨戒以钦若，敢安怀而守之。尧不糁而舜不羶，方隆国本;汤为牺而稷为稼，始定皇基。是则此谓之难，以兆民之吾赖;彼谓之易，以尔躬之弥泰。民赖者允定圣功，躬泰者必悼后害。言之惟讱，我则出令不私;人未易知，我则进贤为大。亦犹防近者，可以虑远;诫弱者，可以御强。必在祗畏一德，勤劳万方。惧乎灾而灾息，敦厥化而化光。所以夏禹克艰，训黎民之乂德;周公《无逸》，诫孺子之将王。是则知罚之难者罪不繁，知赏之难者功可考。圣人惮之，则克此永世;叔叶易之，故失乎大宝。小心翼翼，敢轻视于万机;思日孜孜，冀力行于至道。况夫天命弗僭，道心惟微。伊前鉴之有作，诫后图之习非。《七月》陈王业之风，由兹可见;一言示兴邦之道，于此其几。宜乎宝业阜安，皇威翔被。昧者谓我不遑启处，知者谓我靖恭尔位。非深识乎险艰，曷驯致乎简易。^[5]1411-1412

這篇《为君难赋》对帝王品行做出了全面的要求，包括爱民、克己、进贤、畏天、勤勉等等，可以说是宋代律赋对帝王品行加以规范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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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9.

（责任编辑：滕新才）

The Display of Group Though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mperors Conduct in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WANG Bin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In the Song dynasty， disciplined fu， as a form of literary styl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ts stylistic attributes determined that its ideological cont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country.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was keen on discussing the ways of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placed the hope of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on the emperor， which regulated the emperors conduct in many ways.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elaborated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deeply， believing that emperors should respect， love， pacify and sympathize with the people.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emphasized the politics of virtue and ability very much， believing that emperors should select virtuous persons to perform their abilities and give advice to them. In addition，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also elaborated the political concepts of reverence for heavens destiny and equal emphasis on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The political thoughts conveyed by the Song dynastys disciplined fu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disciplined fu in the Song dynasty; emperors conduct; people-oriented thought; politics of virtue and 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