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东移民迁陕原因探析

2020-05-22 12:52贺钊
山东青年 2020年3期
关键词:清末移民

贺钊

摘 要:清末光绪初年到解放前后,陕西关中地区出现一次持续性的山东移民浪潮。此次移民主要原因有三:近代山东黄灾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形成迁出地的推力,陕西回民起义使人口锐减引起迁入地的拉力以及清政府的倡导。此次移民既有政府主导也有群众自发迁移性质。其持续时间较长,区域影响较大,在今关中地区共形成了四百多个山东庄,繁衍了三十多万山东移民后裔。

关键词:清末;移民;关中;山东庄

人口迁移是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问题,从古至今未曾间断,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口迁移出现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及靖康之乱时期。除这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移民现象,例如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等。以上这些移民现象因其对历史发生的巨大影响,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而一些小规模的移民往往容易被忽略。“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①因此无论规模大小都应受到关注。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清末山东移民陕西关中地区的一次小规模移民浪潮。

中国人自古就有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如果受单一较小因素影响,不会放弃故地迁移,因此人口迁移都是多重因素的影响的结果。“就一次具体的移民过程,应该研究的问题有迁出地状况以及其对移民的推力、迁入地的状况以及对移民的拉力、除此之外的原因、迁移时间、迁出的方向路线和定居数量。”②因此分析这次山东移民迁陕原因也应从迁出地与迁入地等方面入手。

一、迁出地的推力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有大面积冲积平原,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业历史悠久。经过历代发展到明清时,其农业发展早已处于较高水平。但到晚清时期,山东一直处于多灾多难的时期,不仅受各种战乱影响,而且旱涝不断,黄河变迁频繁。历史上黄河虽发生多次迁徙改道,尤其到光绪年间黄灾遍及山东整个黄河沿岸。

据《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记载:光绪元年(1875)六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六月份除文登一县未据申报得雨外,其余历城等一百六州县先后据报。”光绪二年(1876)二月丁宝桢奏“黄河凌汛甚大,冰积如山。”光绪五年(1879)八月,山东巡抚周恒祺奏“……其余胶州、即墨、淄川、长清、乐陵、蒲台、宁海等处,亦因大雨倾盆,山水汇注,或田地秋禾被淹。”光绪八年(1882)以后溃溢屡现,九月十六日山东巡抚任道镕奏“查本年黄溜之大,异乎寻常,多年淤滩均已刷尽……”无数村庄付诸洪流,人民流离失所。“黄水滚滚下注,惠民几漫溢全境……”光绪十五年(1889)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记载到“尸骸逐流而下,自朝至暮,不知凡几。见屋顶上约八十口,购馒头五十斤散之。值夜大风雨,耳中时闻塌屋声。天微明,风息而雨止,急开船窗视之,仅剩十余人矣,不禁痛苦。”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黄灾愈发严重,“被淹至三十余州县之广,约计灾民不下二百余万。”光绪二十五年 ( 1899)正月初七日 ,户部右侍郎溥良奏:“大河之南自章丘以东所有之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 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死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 ……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

光绪年间未受灾时期仅仅只有几个年份,大多时期都处于黄灾范围,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据长期致力于中国移民人口问题研究的董龙凯所做《光绪年间山东运东被黄灾状况统计表》、《光绪年间山东运西被黄灾状况统计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西部菏泽等19州县34年中累计被灾137(州县)次,平均每州县7.2(年)次,每年4(州县)次。而东部32州县34年中累计被灾581(州县)次,平均每州县18.2(年)次,每年17(州县)次。再加之山东地区土地相对贫瘠,由于多种因素造成山东地区灾民不断增加,也为迁移陕西提供人口条件。

二、迁入地的拉力

陕西关中地区历史农业悠久,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也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在清中后期,回汉之间矛盾不断加重,最终在同治年间爆发陕甘回民起义,回民起义是近代一次空前规模的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自卫性抗清运动,给西北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对其具体原因不做探讨,重点说明起义对陕西关中地区的影响以及作为移民迁入地的拉力作用。

民族学家马长寿对回民起义的州县分为五个地区即:发动区包括渭河下游流域的华州、渭南、大荔三州縣;扩大区包括渭河中游和泾河流域的临潼、三原、高陵、咸宁、长安、泾阳、咸阳等县。人口学者杨志娟在调查中把起义发动区人口从起义前至光绪六年做一对比,其中大荔县人口减少了67.5%;华州减少了43.3%;蒲城减少了66%;白水县减少了54.7%。

《临潼县志》记载从同治元年(1862)起之后的七年间,临潼县死亡人数约三十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富平县志稿》记载在起义前“咸丰五年(1855),编查户口46597户,共计255036人。最高峰咸丰五年(1855),46579户,共254257人。”而到起义后“本县受兵燹之灾,人口锐减。”以至于到“光绪二年(1876),查办保甲土著并寄籍28543户,共男女120302人。翌年关中大旱,兵盗四起,百姓逃空,十室九空。至光绪六年(1880)全县土地荒废四十八万余亩。”

三原县为起义主要受灾区,并且在此期间发生大旱、瘟疫。据《三原县志》载在起义之后“人口锐减至四万余口。”以及《三原县新志》记载知县余公庚在奏折中讲“自同治元年三月,发逆窜陕……州县无不造其扰害而鄙县尤甚……以致县属五百余村,仅存东里、菜王二堡……屋宇尽成灰烬,民人之横遭屠戮者,难以万计。”

此次起义由于砍竹事件从华州开始回、汉土客之间开始械斗导致西府等县爆发起义,最后影响到整个关中地区,造成该地前所未有的动荡。回汉仇杀、清军剿杀回民以及人民躲避战乱外逃,使得陕西人口大量减少一度降为历史低点。以回民起义前后的人口数量做表对比说明: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陕西人口达到1197余万,1850年增至1210余万。之后人口也在1200万左右,变化幅度上下波动相当。然而经过回民起义之后人口大量减少,下降了400多万。

关中其他各县受灾情况也大致如此,虽然各地方在统计人口时多少会有虚报情况,但可以作为参考数据,从图表文字中所看,同治回民起义使得关中地区人口遭到大量减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破坏。使关中一度成为满目疮痍,人烟稀少的蛮荒地区。也正是这次起义,为山东人移居关中提供契机。此次起义之后为了尽快恢复该地的生产,地方官员开始鼓励各地流民来陕。

三、清政府的引导

适逢此时有位山东籍官员在关中地区为官,胡鼎彝在《焦雨田先生遗集》记载该官员“姓焦名云龙,字雨田,山东长山县人。历任米脂、三原、安康、富平、长安、临潼、咸宁等县知县,绥德、商州等直隶州知州。”正值战乱结束不久,关中地区百废待兴。光绪四年(1878)焦云龙由米脂任补三原县实缺。“回乱后,渭北各县荒田弥目。公宰三原,办招垦,抚绥得法,招集者众,渭北荒田以次尽辟。值民裕赋,诚为关中旷古之举。”在他任三原知县曾著诗曰“满目蓬蒿状惨烈,堪怜沃壤变荒田,招徕开垦捐牛种,坐卜仓箱取万千。”其后又有注曰“筹万金施散耕牛、籽种,齐、豫、楚三省人至荒地,遂成沃田。”因此,在清政府默许和焦云龙的积极引导之下,大量山东人开始移居关中地区。

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移民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首先由于山东地区近代以来,旱涝频发加之战乱不断,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生存受限,为移民陕西地区提供人口来源;其次由于关中地区同治年间爆发回民起义,造成关中人口大量减少,众多土地闲置,为移民到来提供生存保障;恰逢山东籍官員焦云龙在关中地区为官,见当地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于是倡导齐、楚、豫等地区人民迁陕生存,在来陕移民中山东移民占绝大多数。随着第一批移民落脚关中之后,与迁出地亲友不断保持书信往来,因此使得更多的移民不断迁陕投亲靠友。此次移民浪潮大致从光绪初年开始迁移,经过一百二十多年的生存发展,在整个关中地区现存有四百多个山东移民村,三十多万山东移民后裔。

[注释]

①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②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参考文献]

[1]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2]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 [M].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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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瑞麟,焦云龙编.三原县新志 [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5]樊增祥编.富平县志稿 [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

[6]胡鼎彝编著.焦雨田先生遗集 [M].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7]陕西省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关山镇志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8]临潼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潼县志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阎良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阎良区志 [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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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阎良区政协文史法制侨务委员会编.阎良文献辑要 [M].内部资料,2013.

[12]阎良区政协文史法制侨务委员会编.关中山东移民 [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13]水力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 [M].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4]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J].浙江社会科学,1997,(04):82-91.

[15]董龙凯.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 [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01):53-74.

[16]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J].民族研究,2003,(02):93-97.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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