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体育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武术的现代危机与传统再造

李文鸿 吕思泓

摘 要：因包含着同一性和异质性的两个面向，西方体育的全球化对中国武术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武术需要在对自身的检视中确立传统再造的基本思路。中国武术现代危机成因有三：其一，作为“传统”的中国武术遭遇“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必然不适;其二，武术非游戏的特质以及突出的底层性决定了它的“非现代性”;其三，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及机械附庸西方的标准化使其陷入两个极端。为此，正视武术不可化约为外来体育的独特性，继而在武术文化认同的形塑中，正确处理武术发展社会模式构成多元角色的关系，同时在新型城乡关系中厚植武术文化生态根基，是中国武术传统再造的可行思路。

关键词：中国武术;西方体育;全球化;现代化;传统再造

Abstract：Because of the two aspects of identity and heterogeneity， the globalization of western sports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Wushu. Chinese Wushu needs to establish the basic idea of traditional reengineering in its own inspection. There are three causes for the modern crisis of Chinese Wushu： firstly， it is inevitably uncomfortabl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to encounter with the modern society "organic unity"; second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ushu as a non-game and its outstanding grassroots nature determine its "non-modernity"; thirdl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of nationalism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echanical appendages to the west makes it fall into two extremes. Therefore， facing up to the uniqueness of Wushu as a foreign sport， we should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model of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multiple roles in the shaping of Wushu cultural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planting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Wushu culture in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a feasible way to rebuild Chinese Wushu tradition.

Key words：Wushu; western sports;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tradition rebuilding

1 体育全球化中的中国武术

百年武术发展可视为一项规模宏大的“本土运动”，其实质是作为主位文化的中国武术因西方体育这一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整体来看，20世纪的百年，表现为武术与西方体育不断趋同的进程。民国时期声势浩大的“国术运动”没有改变武术最终从属于西方体育框架之下的发展格局[4]。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转型期，国家承续文革中后期竞技武术套路的优势，坚持了以官方主导的发展武术竞技表演的路线，使武术与现代体育的同质化达到顶峰。决定这一过程的宏观背景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冲击。尽管民国以来，在如何对待武术的传统（或曰如何对待武术现代化革新）问题上，武术界长期地存在或明或暗的分歧，但坚持武术传统的声音日渐微弱。整体来看，武术现代化（竞技化）主要动力源于官方行政推动。然而，一旦政府成为民众的文化认同的保护者，文化就会受到限制，变得僵化和呆板，失去发展的活力和空间。[5]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强大，武术作为“传统”的文化软实力象征意义日益凸显，武术开始融入传统文化复兴进程。此时，文化自信被重提并获得了现实的意义。随着体育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同步和深入，在看似“均质”的体育全球化进程中，“存心怀旧成了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6]。有普世倾向的体育全球化冲击，反而成了激发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马刺。进入21世纪，传统武术生存空间呈现日益加剧的“空心化”，中国武術相对于全球化体育的“异质性”或“地方性”开始在与西方体育之“区隔”中展现，这“区隔”即武术的传统文化属性，因为“只有传统武术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文化中真正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内容，足堪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7]。无论如何，作为地方体育文化的中国武术仍旧面临源于自身的“内忧”和源于外来体育冲击的“外患”，进无法全盘西化，退不能复古传统。危机何来？复兴何往？

2 中国武术现代危机生成再认识

笼统地褒扬“武术文化”，在增强民族主义式的自豪感之余，于武术发展并无助益。如何将“武术文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讲，实在应该反思一下它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依据[8]。如此，才能正视武术今日之困境，从而寻得其复兴的生机和希望。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导致中西体育难以融通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亦有武术“内在”质素和“反应”过程主体行为选择的原因。

2.1 遭遇“有机团结”社会的不适

在中国社会被动转型的背景下，武术对于现代社会的到来可谓“猝然临之”，其种种不适由是而生，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1）作为中国传统型文化形态的武术对“有机团结”的现代分工制社会的不适。涂尔干预言，宗教和带有强制性的共同意识将随分工制的扩大而衰落[9]，而前者往往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东西招魂重生[10]。一方面，“藉武体道”的武术在长期发展中因与佛教、道教和民间密教结缘而深具“类宗教”特征[11]，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扩大而衰落后，在面临冲击和消亡境地之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然地成为其发展的重要依托，武术与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反观西方现代体育，其“现代性”来源于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民众生活中自发地自下而上的成长和发展[12]。另一方面，武术繁荣于“机械团结”的农耕社会，门户制度以类血缘关系维系其成员的高度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归属感，由此构成了武术技能、文化、社会组织多重叠加的复杂系统。其不可拆解性及复杂的人伦秩序特征导致其难以量化、标准化，也就难以与现代体育竞技相融合。

2）基于传统社会连贯性时间秩序的武术对现代社会碎片化时间秩序的不适。现代社会的“时间”呈现明显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碎片化特征，“十年不出门”练就一身功夫只能是有心无力的想象。传统社会的时空同构性以仪式性武术事件的重复使得传统权威得以确立，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时间呈现标准化和规定性，传统时间的完整性被打破，传统的武术秩序日趋瓦解。一般爱好者在社会时间制度的巨变面前无能为力，获得完整的、长期的传统武术体验的理想被碎片化的时间秩序所打破。现代体育是科学的体育、自为的体育，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其基础是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13]。处处带着现代性基因的西方体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武术重在获取心理宁静与平衡的个人内求（修身）修炼被西方体育的“健身”从行动和理论上取代，进一步加速了传统体育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的进程。

2.2 作为体育的“非现代”特质

相较于西方体育，中国武术更多地是源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形态和生存实用之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与西方体育的不同，成为源于武术本体的主要的现代化障碍。

1）生存的“游艺”之于休闲的“游戏”。美国体育学者阿伦·古特曼认为，体育是“游戏性的身体竞赛”[14]1-15。不同于西方体育之“游戏”，武术历来以出现于勾栏瓦舍、城乡市井的“游艺”为主要形式。“游艺”是艺人在流动不居的生活状态下依靠手艺或技能生存的谋生之举。武术中的“游艺”一直延续至民国（1929年曾有“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举办）。相较之下，游艺是中国传统武术人谋生的手段，而游戏是人们闲暇之余的消遣。游艺强调艺术性，而游戏强调竞争性，以西方体育的逻辑，“竞赛离艺术象征越近，则偏离体育越远”[14]27。以此观之，武术的艺术性使其缺乏竞技性，进一步加大了与现代体育精神的分歧。游艺以艺之新颖性吸引觀众，由此决定其不得不频繁更换表演地的流动性，直接导致武术难以形成机构化的民间组织，这与古希腊西方体育诞生以来就不断强化的机构化特征截然不同。此外，西方体育之游戏以“即时反馈性”[15]为主要原则和特征，而传统武术“太极十年不出门”的长期修炼，与直观的投篮命中率相比，其反馈很难称得上“及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现代体育场馆乍一向国人敞开大门的时候，国人当然会显出最初的不适应，甚至免不了要被不了解中国体育精神的人，误认为国人是羸弱的“病夫”。

2）底层文化较弱的阶层穿透力。放眼世界，欧洲骑士与日本武士都是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特权与给养的阶级。无论是幕府时期还是明治政府时期，武士阶级都能居于社会主流阶层，与武士阶级息息相关的武士道与日本武术，自然也受到相当的礼遇。近世欧洲富商家族往往与王室贵族合作，成为某一体育项目的庇护者，从而使这项体育运动获得长足的发展（如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足球的支持）。然而，中国武术的情形迥然不同：其一，武术人之“江湖”社会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也缺乏由武术人相互规范所形成的规范传统，文武合一的武士统治阶级难以形成。清末武术组织兴起，不过是底层武人嫁接了古代士的道德而已[16]。加之清代以来武术产生的养生延年的转向，“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难以成立。其二，传统社会中商业和商人的地位低下，尽管武术也得到过富人的支持（如保镖和看家护院[17]），但在西方铁路交通和金融制度被引入后，这样的组合也随之式微、消失。因此，从埃利亚斯对于文明进程形成的视角看，中国武术的底层特征导致其形塑的“武文化”阶层穿透力不足，自然很难形成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潮。

2.3 西方体育“冲击”下的极端反应

在西方体育冲击下，武术在20世纪上半叶表现为民族主义的极端，而在下半叶则走向标准化的另一极端。极端保守和崇尚复古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对体育现代化的悖反，而标准化则在对西方话语的机械附庸中落入“非现代化”的窠臼。

1）反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西方体育冲击与民族危亡俱下，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体育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王维泰，1897），际遇西方的初期，我们不仅将“西方”称之为“夷”，也曾将西方体育视为中国体育的余绪。近代以来，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加上“救国”的名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国术救国”一度成为晚清民国武术发展的核心要务，同时带有保存国粹的色彩。在亡种亡国的潜在恐慌中，“国人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而强健体魄需要靠国术”[18]成为典型逻辑。以国术“共赴国难”[19]，“以图生存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场”[20]成为国术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欧美等国的启发下，谢强公认为救国之道首推体育，体育之法首推武术[21]。在张之江看来，中国武术“其矫捷灵变，尤非他邦力士所企及”[22]。中国固有的武技成为“强国保种唯我独尊之技术”。反思之，武术发展过程中极端的民族主义反应，是武术人面临轰然而至的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之时，在被动、自卑退缩中的“招架之功”，也成为贯穿武术发展百年的一条隐线。它将武术视为国家民族强大的工具，使国民的身体被国族框架所宰制，体育的逻辑被政治的逻辑所替代，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关注武术本体发展的核心目标。

2）非现代化的标准化。与民族主义相对的另一极端，是完全拥抱西方体育模式的标准化。武术内外兼修的特征使其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因富含文化因素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当“内在表现的模糊性”遭遇“外在评判的标准化”，矛盾更加凸显。20多年前就有人指出：“武术运动‘博大精深的内容，使武术套路竞赛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因而，给比赛裁判的客观公正带来极大的难度。众所周知，一个运动员内在的精神意识及其技术风格是很难以统一的尺度进行衡量的，……这也许就是武术套路比赛令人困惑的症结所在”[23]。在西方体育框架下，制胜是体育的核心追求，标准化成为公平竞赛的保障。如果说武术技术动作尚可标准化，那么其内容、技击、对手等形构其美学意蕴结构元素的“不可见性”[24]使之無任何标准可寻，着实令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头疼。如果完全取消评判演练的主观分值，武术将成为“中国式体操”，如果坚持保留主观分值，则有违现代体育公平、客观的“标准化”要义。尽管武术标准化自成悖论，但我们始终没有停止这一进程。我们认为，受制于西方体育文化全球化之“霸权”，武术标准化的提倡者通过个人的形而上的思考，不自觉地预设了一个“中国武术之长处+西方体育之优点=理想的武术”的“公式”。尽管其言论常真诚感人，但他们否定了武术文化的繁复性与有机性，其自觉的“理想的武术”，不自觉地成为“乌托邦的武术”（违背本土体育文化内在逻辑的武术），以致使武术现代化陷入进退两难之境。

3 中国武术的“传统再造”

“我们出于武术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批判应站在为武术当代发展寻找建设性方案的立场上”[1]，在认清附庸民族主义和西方体育话语的危机与问题之后，我们也要在面对西方体育的文化自信中“带着警觉加入全球”（刘东语），再造武术之传统，与西方体育共建“美美与共”的世界体育文化。

3.1 正视武术不可化约为外来体育的独特性

正如德国文化史家沃尔夫冈·贝林格所说，“不同社会模式产生不同体育运动模式”[25]，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运动（体育）。反观中国武术百年发展的差强人意，很大程度上是机械附庸西方体育文化模式的结果。

其一，西方现代体育因其“游戏性的身体竞赛”的特质，能够摆脱依附宗教祭祀、节日庆典、劳动生产和军事训练等等而存在的传统形态，以独立的实践融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而中国武术作为中国古人特有的体育文化，是他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生活方式，是同古代思想相交融的体验宇宙与人生奥秘的实践功夫，乃至整个文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仅仅镶嵌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具有不可归约为外来体育观念的独特境界。其二，武术的演变历程是一个暴力消解的过程[26]，在番邦专注于以武技“伐人”之前，我们的武术已关注内心自洽以及自身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是武技伦理进化节奏的不同步，导致武术与现代体育格格不入。其三，现代体育的成功在于它以图像为主要媒介，以现代科技（数字、机械、材料等）为支撑，在构建了一个以公平、高尚、光明磊落为特征的、跨越时空的神话，成为反社会的象征性存在[27]118-183。相较之下，武术由于内涵的繁复性和自我体悟上的差异而存在大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缄默知识”[28]，而表现为师承评价体系和功夫评价体系的模糊性[29]。以此观之，武术与现代化的西方体育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3.2 在传统重释中形塑武术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之于武术的“传统再造”，指向实质性传统的承继，关键在于武术克里斯马特质的重塑。西方现代体育以一系列的神话和仪式支撑起环法自行车赛、NBA、足球世界杯等席卷全球的体育文化体。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英雄人物（黄色领骑衫）、路线的疆域隐喻、名人迎接仪式等等克里斯马质素，融合和经济利益、权力、主权象征、个人英雄实现了神话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并作为传统固定下来[27]98。身处现代的中国武术，如何在传统的质素中提炼和重构自身的神话和仪式，使之融入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世界？在小说、电影等艺术化的形式之外，我们如何将中国武术的想象投射到现实之中，重建文化认同是根本任务所在。

中国武术文化价值的确立有赖于大众文化认同的形成。但“任何文化认同都交织着新与旧、过去与现在、外来与本土以及实在与象征”[30]，文化认同往往不是单一文化形式的连贯而一致的选择，而是多重利益话语的拼接物。武术应该成为满足人们追求多元生命意义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不是权力规训的，而是自发自愿的;不仅是以之为业的，同时也是以之为乐的。与西方体育的“游戏”特质不同，无论是作为“国之大事”的重要内容还是娱人或娱己的手段，武术历来与人们的社会生存紧密关联。从清末到新中国，无论是对抗西方体育还是强种救国的军国民战略，其工具理性的“致用”取向使武术的目标越来越模糊[31]。随着生存竞争的不断加剧，人们更多地将武术作为升学的敲门砖、营利的工具，而当武术变为工具，其文化价值便不断弱化，继而逐渐失去应对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的能力。

3.3 构建符合武术发展特点的社会文化生态

今天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西方体育形成了全球性的体育王国，武术及其他地方性的传统体育文化很难与之抗衡。21世纪，文化发展中的三个玩家分别是市场、政治权力和道德要求[32]。政治和市场决定着武术发展的供资方式，从上世纪来看，政治以全方位的“补贴”为武术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动力。这反证了武术很难按全球化市场的标准生产文化产品，必须依赖外力获得发展。20世纪，官方在推广传统武术中始终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由于官方力量的介入，武术在教育、竞技、民间诸多领域能获得更多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但另一方面，因为武术长期在民间发展，有其深厚的基础，其推行方向绝不是单靠官方力量所能完成，也非官方力量所能强制。武术发展的“道德机制”主要由民间所决定，不完全等同于其政治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武术发展过分强调武术的政治意义，其于民间的社会生态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支持。文化的利益如同社会的利益，既不能完全交给自由市场处置，也不可能依靠政治权力推行而一劳永逸。武术应当坚持政治主导、民间自治、市场辅助有机融合的发展路径，设法使自身的传统价值观获得“当代性”，使之成为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一种多元关怀。

3.4 在社会变迁中厚植武术文化生态根基

农耕文明中武术与生产、生活、节日融合，表现为“武术生活化、生活武术化”之特征，而今是使人们看得见传统、记得住“乡愁”的文化纽带。然而，现代化巨变在导致武术传统衰落的同时，中国武术不断抽离其植根的乡村文化环境，并在标准、科学等现代化话语中与传统逐渐“断裂”。以城乡融合中的乡村武术文化生态治理探索武术“乡村再嵌入”，成为本土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取发展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时代问题。

传统文化危机提醒我们，对武术传统现代形态的思考，应回到早期社会学派强调的“乡村中国”命题，构建坚持与发扬中国传统的城乡互相支持的发展模式。“城中有乡，乡中有城”是当代武术发展的时空特征，在富有传统/现代、城/乡“必要张力”的乡村，城市化催生了人们对乡村武术传统的“地方认同”，这是武术在新时代实现乡村“再嵌入”的意义之维。此意义的实现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武术服务地方治理，一是武术融入日常生活。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武术传承机制、信仰观念、组织运作在开放性城乡关系中从“新生态”型构到“传统性”价值重现的过程，在新/旧、精英/大众、官方/民间等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视角下构建武术发展的新型文化生态。

4 结论与展望

发轫于西方和美国的全球化包含着同一化和异质化的两个方面。全球化的同一性使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中国武术绝非特例，西班牙马术、欧洲古典音乐、绘画等同病相怜。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激发了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使得地方性、民族性的体育文化获得作为“异数”而存在的理由。中国武术的“传统再造”也因此充满着辩证的矛盾：既要领受体育全球化的裨益，又要疏离其损害;既从本土中抽离，又朝向本土再嵌入;既接受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传统的再发明;既拥抱着普世化，又向往着在地化;既看到历史的断裂，又努力让文明延续;既在跨越有限的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根，正是平衡两端的双向发展，构成了中国武术在体育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全部特征。

面对西方体育全球化的咄咄逼人之势，在武术之传统“落后”的时代，我们首先需要检视自身。主要有三：大而言之，中国武术近代以来置身的环境，不再是中国化的“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而是“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反观自身，武术非游戏的特质以及突出的底层性决定了它的“非现代性”;究其推行，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及机械附庸西方的标准化使其陷入两个极端。质言之，中国武术现代化的目的有二：一是使中国武术能跻身于世界体育之林，成功地融入现代体育文化圈;二是使中国武术文化彻底更新，在未来的世界体育文化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只有在接受既定历史结构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自己的有限自由，才能在对于历史的不断修正下，以心中念兹在兹的价值理论，去减少、化解和驯服全球化所带来的疏离与异在。”[33]为此，中国武术的“传统再造”首先要正视武术不可化约为外来体育的独特性，继而在形塑武术的文化认同中，正确处理武术发展社会模式构成多元角色的关系，同时在新型城乡关系中厚植武术文化生态根基。唯此，才能历史地、辩证地处理好本土体育（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关系，使武术成为世界体育舞台不可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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