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王璐琦

摘 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为一项新制度有其创新性但也有在实践检验下的出现的一些不足，比如认罪认罚的标准并不清晰、从宽的幅度無明确限定，同时值班律师的定位和作用的发挥也需要继续明确。因此本文对认罪认罚从从宽制度进行分析，浅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司法裁判要素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帮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未来运行中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问题;解决对策

1 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不足

1.1 事实要素层面

1.1.1 证明标准存在争议

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证明标准并无规定，不同学者也存在多元的看法：

证明标准维持说，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通过规范司法审判程序避免冤案的出现，要对司法机关定罪量刑行使自由裁量权放进制度的“笼子”里，认罪认罚必须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才能排除合理怀疑，具体的刑法减轻办法由司法机关根据不同案件决定。证明标准降低说，即认罪认罚的证明标准可以适当低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学者提出证明标准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即要比不配合司法机关处理的被追诉人证明标准要宽松。此外在保证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前提下证明标准可以降低，但要对证明标准放宽的程度要加以限制，在被追诉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达下，凭借现有的证据并严格遵守审判程序进行确认。

1.1.2 从宽标准不清晰

首先，从宽标准不清晰，一方面是由于当前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的幅度比较模糊，统一的标准尚未建立;另一方面，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对从宽量刑幅度的判断存在差异，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正现象的发生。其次，从影响从宽标准的因素进行分析：认罪的时间先后、不同的认罪内容和认罪态度以及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都对从宽处罚的标准产生不同影响。此外，孙长永则认为现行刑事法律对自首、坦白、立功、被害人谅解、刑事和解等认罪认罚相关情节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优惠政策”，不过只是着眼于“认罪”从宽的角度，对“认罚”而导致的从宽并未提及。

1.2 参与者要素层面和行为要素层面

本文所运用的分析框架是将司法裁判分为三个因素维度，其中参与者要素和行为要素分属两个不同维度，但是在实务中两者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将此两项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更加真实地反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

1.2.1 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保护存在漏洞

目前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保护存在漏洞。从参与者因素——被追诉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造成其合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缺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由于被追诉人在信息、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会在司法机关的诱导下或者未充分理解认罪认罚的要求而未充分地自愿真实地认罪认罚;另一方面不能仅仅根据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口供而进行定罪处罚，而应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内容为导向进行证据侦察，使得犯罪事实有证据支撑。马永俊则认为认罪认罚从轻处罚制度可能会导致：（1）被追诉人与办案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被追诉人自身的法律知识和文化水平再加之值班律师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导致知悉权保障不到位;（2）反悔之前的证据材料在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是否会面对司法机关因其态度反复而增加其刑期和刑法;（3）非自愿性认罪获得的证据难以排除，当前立法仅仅是着眼于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并没有照顾到被追诉人承认自己罪行的“自愿”与否。

1.2.2 被害人的合法权力保护存在不足

张艺馨认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一下几个问题：（1）与现有的刑事和解程序存在冲突;（2）被害人缺乏参与量刑的有效方式;（3）被害人欠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4）被害人缺少国家补偿制度的救济。此外被追诉人能否得到被害人的宽容、弥补被害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创伤，并不能一定就实现被害人合法权利保护的目的。而且，被害人通过合法渠道无法实现自己的诉求，便可能会采取上访等非常途径，有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可能。除了上述问题以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导致被害人对案件事实知情权受到侵害，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存在困难，同时可能导致被害人关于诉讼程序选择权的“缺位”，并且因审判程序简化导致被害人意见表达权缺失，最后很有可能造成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权利保障失位。

1.2.3 值班律师作用定位模糊

（1）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不明（值班律师地位和权利不太明确）;（2）值班律师对抗力量不足（控辩双方力量不足）;（3）值班律师业务水平良莠不齐以及庭审一味地追求高效率可能会损害司法公正。同时由于值班律师的选择取决于司法机关的决定，可能会在司法机关的指示下给出偏差性的信息，影响被追诉人的判断和选择，值班律师角色容易异化，即从被追诉人的“法律帮助者”变为司法机关的“帮助者”，值班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事与愿违。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措施

2.1 事实因素层面

2.1.1 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标准和幅度

首先要在侦查阶段收集完整充分证据，确保案件证据质量，确保案件事实清楚;完善量刑指导规范，为检察机关量刑、法院审判提供统一、有效、精准的量刑基础;其次认罪认罚标准的制定应当符合社会常识、遵从刑事诉讼客观规律;要坚持法定认罪标准，不得降低证明标准，降低口供在认罪认罚中的证明比重;最后要明确区分证明标准与证明难度，案件使用简化程序处理的原因在于其证明难度降低，而不是要降低证明标准。

2.1.2 加强对域外相关制度的学习

缺乏对域外相似刑事诉讼程序的研究与参考，尤其是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实施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刑事诉讼实践的“土壤上”的一项诉讼程序，如果实施的积极有效，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效仿辩诉交易来改进本国的司法程序。

2.2 行为层面

2.2.1 加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的各个过程的角度保障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健全被追诉人反悔权的相关制度;同时，为了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一方面要坚持“自白任意性规则维护认罪认罚的自愿真实性，保证被追诉人在违背自愿的基础认罪认罚上可以上诉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完善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等措施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保证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最后还要重点关注被害人合法权利受到非法剥夺或者伤害时，相关部门能够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相应制度和程序保护。

2.2.2 加强对被追诉人权利保护

若要加强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就必须要加强对被追诉人是否真正是自愿认罪认罚进行审查，可以加强对全部证据的审查，只凭借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供述后者认罪认罚具结书而适用该程序是万万不可的;在审判过程中，法院要求公诉人和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并告知被追诉人可以用平常的语言说明犯罪情况，避免出现被追诉人因误解公诉人的意思或者法律的规定而做出的错误的认罪认罚。

2.3 参与者因素层面

2.3.1 发挥值班律师积极作用

要想发挥出值班律师的积极作用，首先就要打破现在值班律师模棱两可的模糊定位，明确值班律师的定位和权利、其次加强对值班律师的培养，端正值班律师的工作态度，提升值班律师的技能和素质，切实实现被帮助者正当利益的维护，规范值班律师的帮助行为，提升值班律师工作质量和效率;最后要根据值班律师的工作强度，合理制定值班律师薪资标准，用相关法律条文明确和承认值班律师的劳动成果，提升值班律师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值班律师权利受到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的保障，发挥值班律师应有的作用，给予值班律师一定的物质激励。

2.3.2 发挥司法机关的积极作用

（1）公安机关。

明确公安机关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法性，给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权力;同时明确公安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中的取证工作规范，避免公安机关机械地套用普通案件的取证标准，制度层面要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明确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准下，公安机关在收集、固定案件证据详尽标准规范公安机关取证行为;突出公安机关的告知责任，真正做到司法过程的透明可见，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愿性和制度设立的初衷。

（2）检察机关。

一方面要发挥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导作用，确立准确的证明标准，保证量刑建议的科学化，合理化，另一方面要尊重法院為核心的裁判权，保证值班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要通过与公安机关的联系，重视不同的量刑情节，另一方面要保持与审判机关的沟通，提升量刑建议语言的明确性，共同制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提升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审判机关。

审判机关要适当限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情形，由于我国现行的司法环境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对于一些可能判处死刑、社会影响巨大、涉及敏感因素的案件即使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也不能轻易使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此对于该制度的适用要稳步推进;针对司法裁判的结果，要突出裁判文书的说明性、明确性和权威性，对相应的从宽处罚的理由、标准进行充分地说明，让人民群众在司法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J].法学研究，2016，38（04）：79-98.

[2]陈瑞华.认罪认罚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J].中国法学，2017，（01）：40-41.

[3]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J].法学，2016，（08）：7-8.

[4]孙远.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J].法律适用，2016，（11）：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