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温湖炜 吕 风 曹志凯

(1.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330031；2.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330031)

中国在水和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已形成了完善的治理体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全国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全国1 940个国控地表水水质断面中，Ⅰ～Ⅱ类断面比例为71.0%。然而，中国固体废物由于局部矛盾错综复杂而其综合治理能力明显滞后于水和大气污染，“垃圾围城”、“垃圾困村”问题较普遍。固体废物污染的综合防治既关系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大局，也是化解局部矛盾、提升民众福祉的紧迫任务。2018年12月29日，国务院出台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旨在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少和资源化利用，形成固体废物污染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了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综合防治的突破口。

“无废城市”作为一种固体废物管理的先进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兴起20余年，国际社会积极推进“无废城市”理念运用于城市建设实践。如欧洲的《零废物计划》(2014年)、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2013年)、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蓝图》(2015年)[1]。“无废城市”理念遵循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倡导废弃物和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实现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经济发展[2]。国际文献在“无废城市”发展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涉及固体废物生命周期的“无废城市”管理框架[3]、“无废城市”管理系统的关键评估指标[4]、基于固体废物的能源替代策略[5]。国内大量文献通过梳理固体废物污染的治理经验、“无废城市”的概念内涵及其国际经验，进而探索“无废城市”的建设路径及其政策支撑。部分文献对中国工业“三废”的污染治理效率及其环境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6-7]，但缺乏关于“无废城市”发展状况、影响因素等问题的定量评估。

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相对滞后但发展迅速，2017年首次提出了“无废城市”建设目标，2019年就落实了16个地区进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无废城市”建设已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将成为中国城市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新标杆。本研究利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的时空演变趋势，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各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丰富“无废城市”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利于客观把握“无废城市”建设的状况与规律，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具体政策实施提供实证依据。

1 方法介绍与数据说明

1.1 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以中国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限于数据可得性，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除外)，2003—2017年为研究的样本范围。从固体废物的“产生—利用—处置”出发，将“无废城市”发展的保障能力纳入指标体系，从4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固体废物防治的具体实践与数据的可得性，依据生态环境部制定的《“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选取能反映各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具体见表1。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1.2 熵权-TOPSIS法

广泛运用的综合评价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法、TOPSIS法及熵权法。TOPSIS法是多目标决策的有效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样本量要求不大、结果合理的优势，而熵权法根据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反映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数，消除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准确计算各指标的权重[8]。本研究结合熵权法和TOPSIS法精确测度中国各省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运算过程如下：

(1)构建原始矩阵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1)

'式中：Xij为第i个省(市)第j个评价指标归一化后数据；xij为第i个省(市)第j个评价指标原始数据。

(2)计算信息熵(ej)：

(2)

表1 “无废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式中：j为评价指标序号；i为省(市)序号；n为省(市)总数。

(3)确定指标权重(wj)：

(3)

式中：m为评价指标总数。

yij=wj×Xij

(4)

(5)

(5)利用欧几里得距离计算综合评分(Ci)：

(0≤Ci≤1)

(6)

1.3 计量回归模型与数据说明

为捕捉“无废城市”发展的动态相依性，引入“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为：

Yit=ρYit-1+Zitβ+∂i+γt+εit

(7)

式中：t为年份；Yit为第i个省(市)t年“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对数；ρ为动态滞后项的系数；Yit-1为动态滞后项；Zit为第i个省(市)t年“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GDP对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数、高新技术产业占比、外商直接投资对数、环保职工人数对数、专利申请受理量对数和资源税对数；β为解释变量系数的列向量；∂i、γt分别为省域和时间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16）楔瓣地钱原亚种Marchantia emarginata Reinw.et al.subsp.emarginata 范苗等（2017）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2 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典型年份及2003—2017年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见表3。由表3可见，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东、中、西部递减态势，“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均值位居前10的均为中国东、中部省份，且东部地区占据8个省份，而综合评分均值居后5位的均为西部省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量质”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东、中、西部递减特征。经济生产活动既是产生固体废物的直接原因，也是固体废物无害化与资源化的动力。不均衡外部条件、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造成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导致“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异化[9]。固体废物污染的“前端预防”和“事后治理”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东、中部地区依托经济和技术优势，对固体废物消纳利用程度较高。此外，有些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造成中西部地区成为高污染产业的主要“避难所”，固体废物污染成为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面临的后发困境。

由图1可见，东部地区“无废城市”发展呈微弱下滑趋势，中、西部地区总体呈倒“U”型；2015年后3大地区均显著下降。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城市化进程及再生资源价格的动态演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趋势。2003—2015年，中国不断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但投资主要针对水和大气污染，忽视固体废物的综合防治，导致东、中、西部“无废城市”发展水平没有表现出明显改善趋势。由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生活垃圾产生相对较少，“无废城市”建设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2015年后，再生资源价格出现下滑，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量呈明显下滑趋势，加之固体废物治理投资历史欠账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导致3大地区“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出现整体性下降趋势。正是由于固体废物污染综合防治的形势恶化，中国在2018年提出了“无废城市”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目标，要扭转固体废物防治困难加剧的局面。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

图1 2003—2017年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

3 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Stata 15.0分析软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2011年，中国生态文明地位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据此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序列相关检验的一阶序列相关(AR(1))的P近似为0，二阶序列相关(AR(2))的P均高于0.1，说明随机扰动项不存在高阶自相关。Wald检验统计量较大，则P接近于0，说明系统GMM估计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全样本和两个子样本的动态滞后项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

全样本和2011年前回归中，人均GDP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而2011年后系数为正且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环境政策强约束能打破这种负相关的矛盾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有所减缓。但中国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即使在环境污染政策的强约束下，经济发展对于“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正向效应作用依然不显著。

表4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1)

注:1)***、**、* 分别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高新技术产业能显著提升省域“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的系数都显著为正。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契合“无废城市”的发展要求，能在生产全过程中满足固体废物减量化和资源化要求。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下，中国的生活垃圾焚烧完成从“邻避”到“邻利”的完美蜕变，工业副产物“豁免”的工作得以稳步推进，对于固体废物污染的综合防治意义重大。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中国固体废物治理的成效甚微，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要针对于水和大气污染，在固体废物防治方面还存在历史欠账，对“无废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11]。

环保职工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数的系数从2011年前的不显著转变成2011年后的显著，说明社区环境管理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随着环境约束的增强，对“无废城市”发展的作用从无影响转变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存在“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种相互对立的效应[12]，但随着环境约束的增强，能促进“无废城市”的发展。社区环境管理能力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能带动公民参与固体废物管理与资源化利用，形成民众环保的示范效应，为“无废城市”发展带来持续动力。

专利申请受理量对数的系数均不显著。技术进步与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具有较复杂的关系特征。一方面，技术进步扩大了产能，增加了资源利用量，使污染排放增多；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清洁能源的使用，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13]，无法明确技术进步对“无废城市”发展的正负效应。

4 结 语

“无废城市”的建设是中国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是摆脱“获取—制造—使用—废弃”的线性经济模式转为“减量—再利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模式。根据熵权-TOPSIS法对2003—2017年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中国“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部递减态势，在时间上东部地区表现为下滑趋势，中、西部地区总体呈倒“U”型趋势。

中国“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动态面板模型很好捕捉了这种动态相依特征；中国对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存在不足，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水平呈负相关，但高新技术产业在显著改善中国“无废城市”发展水平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存在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投资的历史欠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无废城市”发展的影响效果甚微；资源依赖性显著抑制了省域“无废城市”发展；技术进步对省域“无废城市”的发展水平有着复杂影响；随着环境政策约束的强化，社区环境管理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无废城市”发展从不显著影响转为促进作用。

目前，中国“无废城市”发展面临着较大挑战。(1)必须摸清固体废物污染的现实状况和客观规律，找到弥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历史欠账的治理路径。(2)观念层面上强化对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将“无废城市”理念融入城市设计和经济发展理念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层面上必须提高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战略地位。制定合适强度的环境规制，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构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长效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