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

林凯龙

潮人与“厝”

广东省东部沿海有一个海天一色、平畴百里的锦绣平原。在绣花般的农田和菜畦簇拥下，在层层的山川河海环抱之中，可见一个个村落——那环抱围合的寨墙、排列整齐的屋舍、鳞次栉比的屋面、高耸挺拔的山墙、纵横交错的巷道、高高的望楼碉堡以及清澈的沟渠池塘……仿佛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就是古代世家大族避世的海隅之地——潮汕。潮汕以前长期隶属于潮州府，“潮汕人”对外一般称“潮州人”，不过，现在都简称“潮人”了。

由于宋代以后南迁仕族的不断涌入，使潮汕的人口渐趋繁密，耕地越来越紧张，这些中原仕民的后代，又不得不随着那来来往往的潮水，再次踏上漂泊之路。经过一代代潮侨前赴后继和胼手胝足的艰苦创业，潮人终于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站稳了脚跟，慢慢積聚了巨大财富。他们随潮而来，伴潮而生，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于是，地球上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他们吃苦耐劳，灵活机敏，团结拼搏，拓展工商，发展贸易，传播中华文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散布四海的潮人，无论身在何方，财富多少，地位高低，在他们心中，有一个字永远是神圣的，这个字足以使他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这个字就是“厝”。“厝”不但是四海潮人梦魂萦绕的精神家园和他们心灵深处永恒的故乡，还是他们生命的力量之源，为它添砖加瓦以光宗耀祖，似乎成了潮人披荆斩棘的动力。

“厝”本地读如“处”，有“处所”之意，《列子·汤问》“愚公移山”中有“命夸娥氏二子负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从此衍生出“厝”的古义。潮汕很多村庄就在姓氏后面加“厝”字作为村名，如陈厝、林厝、蔡厝、许厝等等。在潮人心目中，“厝”也代表家乡，“返厝”即回乡之意，同样，“起厝”即指盖房。

族群尽管历经各种劫难，但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所以如此，或许应归功于先民的迁徙。在故乡横遭劫难时，先民一次次地带走了文明的种子，小心呵护着，想方设法让它们在外开花结果，然后再带回来反哺故乡，使中华文明能够一次次再度辉煌。

这一特性在潮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彻底，潮人本来就是不远万里从中原的“河洛”一带迁到海隅的中原仕族后代。当中原发生战乱时，他们怀揣着一抔乡土，背着祖先的神位辗转来到了潮汕;当潮汕人满为患时，他们又背起包袱漂洋过海。离开祖居地愈远，恋乡的情结会愈重，对祖先的一切就愈加珍爱。在不断迁徙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稍为安定，他们就会营造一个和故乡相似的居住环境，竭力保护祖先的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免于因被新地方的文化同化而失去尊严;而当条件许可，他们都会毅然返乡，将这种情结化为现实，出钱出力资助文教事业，举办和恢复各种传统文化活动，修葺残破的老厝，重建宗庙祠堂，然后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可以光宗耀祖的新厝。诚如民国的《广东年鉴》有言：“粤有华侨，喜建造大屋大厦，以夸耀乡里。潮汕此风也甚，惟房屋之规模，较之他地尤为宏伟。”下面一则潮汕妇孺皆知的“起厝”故事可为佐证。

“小故宫”

“慈黉爷起厝——好慢孬猛”，讲的是号称“富甲南洋”的澄海陈慈黉家族，在故乡前美营造被称为“小故宫”的“陈慈黉故居”的故事。

陈慈黉家族和福建的陈嘉庚一样，都是唐代太子太傅陈邕的后代。陈邕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老师，因与李林甫不协，开元年间被谪入闽，最后在漳州落籍定居，卒后被封为忠顺王，称“忠顺世家”。陈邕的子孙中有个叫陈家衮的，元末明初为逃避战乱，挈四子从泉州来到前美落籍，陈慈黉家族即出自这一脉，故其门第灯笼和福建的陈嘉庚一样，都写“忠顺世家”。

陈慈黉的父亲陈焕荣生于清代道光年间，因短小精明，以捞鱼为生，终日浸泡在水里，被乡人称为“水鬼核”。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生计艰难，陈焕荣和族人到澄海樟林港搭红头船去泰国谋生，谁知被一蔡姓船主收留在船上当水手。陈焕荣虚心好学，几年后即熟练掌握航海技术和经商经验，遂自购红头船，航行贩运于国内各大港口和南洋等地。经过苦心经营，船队日益扩大，陈焕荣也渐渐由“水鬼核”变为“船主佛”，并率先在香港设立港岛第一家华人进出口商行“乾泰隆”，开展跨国贸易，陈氏家族由此发家。

到了咸丰四年，陈焕荣将12岁的儿子陈慈黉带到香港从商，在父亲的栽培下，天资聪颖的陈慈黉很快掌握了经商之道，28岁只身到泰国创立“陈黉利行”，并在新加坡、越南、汕头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横跨南海各国的贸易体系，获得巨大利润。当时潮汕民间有句话说“再富也富唔（不）过慈黉爷”。仅汕头的黉利栈，每天要盘点的银元就多得没法数，只能用米斗量。陈氏家族在陈慈黉的带领下，登上了“泰华八大财团之首”宝座。

眼看儿子的大业已定，陈焕荣即返梓颐养天年。回乡后，他乐善好施，兴学育才，重修村道和祖屋，并于同治十年开始在前美永宁寨祖屋两侧营造巨宅，惜未完工陈焕荣即去世。陈焕荣去世后，年届五十的陈慈黉也和父亲一样，在事业峰巅时将家业交给次子陈立梅管理，自己告老回乡，继承父亲未竟之志，终于在年近七十时建成了三座“通奉第”、一座“仁寿里”等巨宅。陈慈黉不甘就此罢休，又开始在永宁寨的东南面择地创建“新乡”，开始营造占地面积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包括“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和一座称“三庐”的书斋，共四座互相依靠和连接的巨大建筑群落。

“新乡”于1910年动工，到十年后陈慈黉去世时，才建成了一座占地1.5万平方米，有厅房158间的“郎中第”。

当年，为了方便运输，陈慈黉专门挖了一条从村前直通码头的小运河运送建筑材料，然后将从泰国运来的数万根楠木打进原为田地的宅基里，再在上面填土建屋。由于陈慈黉对建筑质量的要求极高，在建造的十年里，“郎中第”曾反复三次被推倒重建！

陈慈黉去世后，陈氏后人继承了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如由陈慈黉的幼媳一手督建，建筑群中最为壮观，占地6861平方米，有厅房202间的“善居室”，在建造的近20年时间里，不知反复了多少次，以至1939年日本侵占潮汕时仍未完工而被迫停工。

陈慈黉故居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总格局均是以传统的“驷马拖车”糅合西式洋楼，深深的宅院、双层环抱的护厝与巷道，围绕着中间高大的宗祠展开，里面复道联廊，萦回曲折，周阁相属，排空接翠，巧妙的通廊与天桥设计，不但使巨宅四通八达，还可使行人免于日晒雨淋。

由于陈氏家族经济力量极其雄厚，建这么大的工程居然不用图纸。据说当时只请风水先生相了地，然后凭主人的兴致和工头手上的竹竿，杖来量去，建到哪儿算哪儿。钱财物料该用多少用多少，洋货如瓷砖、彩色玻璃、“红毛灰”（本地称西洋人为“红毛”，至今仍称“水泥”为“红毛灰”，以别于当地的“贝灰”）的应用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到了堆砌的程度。据统计，巨宅里仅进口瓷砖式样就达几十种，这些瓷砖历经近百年，依然亮丽如新;西方纹样、罗马柱、大面积玻璃窗等也大量出现。最著名的是那些以西洋图案和瓷砖为外部装饰，以花岗石为内框，以闪亮的铜柱为窗棂，以泰国进口楠木为窗扇的形态各异数以千计的窗子。据说当时一个专职开关的用人，一早就挨门挨户开窗通气，全部开完已是中午，午后逐个关上，到晚上还常常忙不过来，可知宅第之大，窗数之多了。

陈慈黉对待建造者的态度极为体贴宽厚。当年，无论何人，只要拿得起工具都可以到工地来干活，无论干多干少，一天一个银元的工钱是不会少的，如果慈黉爷发现你干快了，就会问你家内是不是有事，有事就先去办，工钱照付;发现你一次挑沙土太多，便会让你少挑点，别撒在路上。所以几十年下来，这几座巨宅不知养活了多少人。“慈黉爷起厝——好慢孬猛”也成了澄海的一条俗语，成了富而好施、慢工出细活之代名词。

尽管“陈慈黉故居”大量采用西洋装饰，大宅里面大院套小院，大屋套小屋，结构复杂，还夹杂着双层的西式洋楼，数百间厅房使观者如入迷宫，但仍然以潮汕传统的“府第式”（也称“从厝式”）民居为“本”，以西洋装饰风格为“用”。这种风格在清末民初曾风行过一阵，应是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思潮在民居中的反映。

民居背后

潮汕民间的“府第式”民居，按皇宫式样建造，因而本地有“潮州厝，皇宫起”之说。

将潮汕大型“从厝式”民居和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京都帝王府”比较，尽管气势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结构确有相似之处：“从厝式”民居以形体最为高大端严、装饰最为豪华气派的大宗祠为中心和主体（如故宫的太和殿），然后是围绕着它按尊卑顺序依次在左右展开的小宗祠，以及附带的包屋或从厝（如故宫的东西宫），有的还在四面设更楼（如故宫的角楼），外面还挖有池塘和环绕的沟渠（如故宫的护城河），前面有宽阔的阳埕（如天安门广场），从而形成一个与故宫相似的对外封闭、中轴对称、形体端庄、等级森严、向心围合的建筑整体。这种格局的相似性，使“陈慈黉故居”有了“小故宫”之称。

“潮州厝”之所以能“皇宫起”，民间传说是因为明代潮阳贵屿华美村出了“假国舅”陈北科之故。陈北科原名陈洸，号东石，明正德六年二甲进士，授户部给事中，后任大理寺少卿、黄门侍郎等职，曾陪明武宗游江南。嘉靖十年被排挤回乡，两年后于家乡病故。传说当年陈北科赴京赶考时，在路上碰到前往京城认亲的国舅，二人成为好友，后真国舅途中病死，陈北科遂盗用其名进京认了皇亲，当起了国舅。一次上朝，天色忽变，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陈北科慌忙躲进桌子底下藏了起来，皇上惊问其故，陈答曰：臣乡中屋舍，皆是泥作墙、草作顶之茅屋，不避风雨，故风雨一来即习惯爬进桌子底下以防不测云云。皇上听后，心生怜悯，特恩准他回乡按皇家式样兴建国舅府“黄门第”，并由朝廷负责建筑材料。

因为有陈北科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皇家式样首先在潮阳流行起来，其显著的特点是屋顶居然用起了皇宫专用的黄颜色！这在京都是连王府也不敢用的，但潮阳人照样盖起了黄灿灿的大屋，并且自负地声称这才是真正的“皇宫起”。此外，结构和规模也往往“逾制”和“超标”，如按照封建王朝的规定，公侯房舍最多“门屋三间五架”（《明会典》），可是潮汕“府第式”民居的门屋往往超过此数而多为“五间过”“七间过”。山高皇帝远，模仿皇家的式样玩玩算不了什么，万一上头怪罪下来，找个当过大官的祖宗牌位往神龛一放，声称这是皇帝特许的，而在这些世家里找个有功名的人还不容易？再不行就出海一走了事。因为“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的潮汕，有一股“黑潮”暖流从近海经过，顺着这股暖流，从潮汕出海的帆船极易漂向海外，所谓“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韩愈《送郑尚书序》）。潮人有了这一条海上通道，就更有恃无恐了。

对封建王朝住宅制度的藐视，反映出潮人以世家大族后代自居的心态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格，这当然与潮人的身世来路和潮汕特殊的地理条件有关。

从“坞壁”到围寨

南迁入潮的宗族与宗族之间，宗族和土著之間，经常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冲突;加之明以后倭寇的袭扰与战乱，迫使潮人不得不沿用祖先在中原建造“坞壁”的形式，在潮汕建寨聚居。此即清人张海珊在《聚民论》中所言“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之风俗。

一个外有沟渠寨墙环绕、内有碉楼望塔守卫的封闭式围寨，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大聚落。如建于北宋的象埔寨，就是一个总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的巨大方寨，里面有三街六巷，如里坊般整齐地排列着72座府第，仿佛是一个缩小了的长安古城。建于明代的龙湖寨占地1.5万平方公里，东枕韩江，南环沧海，烟庐万井，民物殷盛，为海滨之沃区，明代全盛时聚居的人数以十万计。被誉为“海国干城”的鸥汀寨，外有溪池和水田环绕，占地十几万平方米，居民多达六万。这些均可视为汉末魏晋时代“坞壁”在潮汕之再现。

寨门之外，常见一桥翼然，是为出入通途。为避免路桥直冲，寨门一般侧身旁开，并设有“玄关”，寨门墙角上供着土地神，本地称“伯公”，上面常设有枪眼望孔的更楼。水口附近，还要有小桥或古庙扼守，以固一村元气。寨门附近，有被称为“成树”的大榕树，潮俗有“前榕后竹”之说，寓意“前成后得”。榕树也被称为“神树”，树下常有人祭拜，当然不可乱砍滥伐，潮汕因而能留住不少千年古树。

经过窄小的寨门之后，空间豁然开朗，前面是阔大的广场式阳埕，这是村中的多功能场所，有时白天晒谷，晚上演戏，大祭时摆满供桌就成了祭拜的场所。它的后方就是以大宗祠为中心的民居群落了。

《潮州府志》言，潮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崇配食，重祀田”。因此，大宗祠理所当然地成了村寨的中心，其他建筑只能按次序环绕大宗祠而建。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大宗祠的左右是小宗祠，然后是火巷（又称花巷）和厝包（包屋），它们从三面护卫着大宗祠;其外围往往是一座座重叠相连，称为“下山虎”的三合院和称为“四点金”的四合院;最后就是坚固围合的寨墙了，如果不专建寨墙，最外围那首尾相接、朝向中心的围屋就兼具寨墙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一个内为府第，外有沟渠寨墙环绕的典型潮汕围寨。

“下山虎”和“四点金”

“下山虎”（又称“爬狮”），是潮汕民居的最基本合院单位。形状如下山之虎或爬行之狮，它以大门为嘴，两个前房为前爪，称“伸手”，后厅为肚，厅两旁两间大房为后爪，有如浑身是劲，张开大口，吸纳天地精气，时时蓄势待发的狮虎。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贮藏精气，它的大门还被做成凹斗形式，使整个建筑成嘴阔、径窄（内门框）、肚大的如葫芦般的富于变化的空间，以达到藏风聚气的目的。

如在“下山虎”前加上前座，就成了四角上各有一“金”字形房间压角的“四点金”。“四点金”后面的大厅是祭祖的地方，两边的“大房”是长辈居住的卧室，门厅两侧的“下房”是晚辈与仆人的居室，天井左右有回廊和南北厅，有的还有两间小房，做厨房或柴草房用，又称“格仔”。“格仔”与大房之间有通外面的侧门，称子孙门，取多子多孙出入之意。

“四点金”形体庄重，极像一个以后座的厅堂为身，大房”为两肩，伸手房”为双臂，“下房”为交手的抱气入怀的人体，中间敞开的庭院天井是其虚怀纳气的空间。

“四点金”方正对称的格局极易扩展为宗祠和家庙。潮汕的宗祠就是在“四点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如将“四点金”回廊两侧的“格仔”和天井与后厅之间的“隔闪”（隔断），以及后厅和左右大房的墙统统拆去，使堂与堂、堂与厅之间相连，成为一个以中庭为中心的上下左右四厅相向的“亞”形空间结构，在大堂放上祖先灵位及神器，就成了可以祭祖的二进祠堂。王国维在《明堂寝庙通考》中言古代宗庙、明堂、宫寝“皆为四屋相对，中涵一庭或一室”，指的就是这种布局。

从这二进的祠堂开始，通过“四点金”与“下山虎”之间串联并联，即可组成大型民居群落。如在二进祠堂的中间串联，下山虎”就成“三厅祠堂”或“三厅亘”，这样不断串联下去可达“五厅亘”;又因中间的厅是通透的，只用木雕屏风和闪门格扇隔成客厅，以接待重要客人，故中厅也叫官厅（一般客人只在门厅接待），它是宗族聚会和举行婚丧寿诞家礼大典的主要场所。

祠堂后厅则是摆放列祖列宗神龛的场所，最为高大神圣。举凡族祭、社祭、醮祭、祖宗的生忌日等都要例行祭祀，每隔数年要举行一次大祭。大祭时摆上全猪全羊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供品。这时，老人们会穿起马褂，戴上礼帽，随着主祭的号令，毕恭毕敬地磕起头来，经过多次的鞠躬祭酒和献供之后，鼓乐炮仗齐鸣，好不热闹。

为便于举办大规模的祭拜活动，祠堂厅堂必须阔大。为抑制祖宗神灵前过盛的阳气，潮人就在后厅与天井之间再建一“拜亭”（也称“抱印亭”）。从“拜亭”这一时间和空间的交会点出发，上可抑制神灵前的阳气，使祖宗能够安享祭祀，还可为前来祭拜的子孙遮日挡雨，又增加建筑气势。因而，“拜亭”的设置是潮人重宗法制的见证。

“驷马拖车”和“百鸟朝凰”

“驷马拖车”和“百鸟朝凰”是潮汕最著名的大型府第式民居，由“四点金”和“下山虎”按向心围合、中轴对称的原则组合联结而成。

以一座多进的大宗祠为中心，两旁并联两座规模小一点的“四点金”，成为中间大、两边小的三座“四点金”相连，称“三壁连”，五座“四点金”相连就称“五壁连”，最多达到“七壁连”;如在“三壁连”或“五壁连”两边加上两条火巷、从厝和后包，这样就成了“驷马拖车”。

一般的“驷马拖车”由“三壁连”衍变而成，中间供奉列祖列宗神位的宗祠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次要建筑象征着拖车的“马”。这样，坐在“车”上的列祖列宗就由居住在两边的象征“马”的子孙拖着，轰轰隆隆地从古代走了过来。家族的兴衰，祖宗的荣光，子孙的昌盛在这宏大的建筑物中隐约可见。

“百鸟朝凰”又称“三座落”“三厅亘”“八厅相向”等，其主体建筑是由两座以上的“四点金”串联而成，有三进三落或四进四落，不过要有一百间朝向中心厅堂（称“凰”）的围屋才算够格。如揭西棉湖郭氏大楼，即为清雍正年间贩卖红糖起家的郭来所建的“百鸟朝凰”，该楼占地五千多平方米，五进院落，带四条火巷和从厝，后有“去天尺五”的高14米琼楼为“凰”。建楼之时，宅地只够盖99间房，边角上有一钉子户说什么也不肯出让，为凑足一百之数，郭来只能在井下水面上向旁边再挖一间朝向中心的暗房，使之成为真正的“百鸟朝凰”。

建于清同治年間的光禄公祠，曾是官至巡抚的大吏丁日昌的宅邸，占地六千余平方米，以中间一座二进祠堂为中心，组合成一类似繁体的“興”字形建筑格局，“興”上半部主体建筑有房96间，下半部为东西四个斋房，共计100间，也是名副其实的“百鸟朝凰”。

“驷马拖车”和“百鸟朝凰”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左右有护厝和后包围护，中轴对称的“从厝式”民居群落。这是从古代世家大族居住的宫殿“府第”衍变而来的古老的建筑形式，因而保留了一些古代“京都帝王府”的遗制。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集居住与祭祀于一体的“祠宅合一”的民居群落，才常常被称为“府第式”民居。

然而，为什么汉唐时代的“府第”独独在地偏一隅的潮汕一带传下来呢？这是因为与世家大族在潮汕重新集结的同时，中原仕族却逐渐式微;而江南和三晋等地区又由于明清以后个体经济的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原来“比屋而居”的大型聚落逐渐为强调个体和私密性的单门独户的“四厢式”民居所取代，虽然，他们在村落意义上还是聚集在一起，但其聚落多是一些个体合院叠加而成，未能和潮汕聚落一样形成一个体现封建宗法礼制观念的向心围合、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有序建筑整体。

地偏一隅的潮汕，因其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才使这种能体现礼制观念的“府第式”民居得以留存。“京都帝王府”终于成了“潮州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