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一带河山，经略千古

郑焕坚

【战略要地“大夹缝”】

当失联达13年之久的张骞重新出现在长安城时，汉武帝明白，属于汉朝的光辉时刻，即将徐徐展开。

此前，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5岁的张骞带着汉帝国“断匈右臂”的使命，试图前往西域联合月氏部落抗击匈奴，在经历被匈奴长达十多年的软禁后，逃脱控制，继续西行，最终继续游历西部，在历经13年的艰辛旅程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归来，带来了大量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史称“凿空西域”。

从此，一个后来被称为“河西走廊”的地理区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当时，自汉朝首都所处的关中盆地西行越过陇山（六盘山），如果要进入西域，必须要经过一个夹在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狭长走廊，由于这个走廊地处黄河以西，因此也被称为河西走廊。

从地理上看，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古玉门关一线，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是一个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几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的“大夾缝”。

张骞归来后五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大军出击陇山（六盘山）以西，首次将河西走廊纳入到了版图之中。随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四郡，又派遣“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同时往河西地区“徙民以实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开发河西走廊。

对于河西走廊的经营，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空前的战略窗口——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受限于尚不发达的交通和技术条件，当时向东是茫茫的大海，向北是戎狄所处的蒙古高原，向西南是难以逾越的青藏高原，面对一系列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向西北方向究竟是怎样的世界，一直是中华先民的心中疑惑。而在夺取河西走廊、凿空西域之后，汉朝建立起了一条从长安出发，经由河西走廊和新疆、中亚等西域地区，通往欧洲的罗马帝国的恢弘丝绸之路，而开拓这个史诗般探索的核心，就是打通河西走廊。

从巩固帝国边防的角度看，在五代十国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都是以关中平原为核心，如果要拱卫关中平原，就必须“张国臂掖”，在西北与东北地区都建立稳固的国防前线。由于在汉武帝之前，始终无法控制河西地区，这就使得关中平原和整个中原地区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前线。公元前771年，西戎部落就因此南下进攻西周，并在骊山杀死了周幽王，灭了西周。

秦一统天下后，曾短暂地夺取过河套平原，但也未能征服河西地区。随着秦王朝的瓦解，在秦汉时期迅速崛起的匈奴夺取了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地区，匈奴人经常从漠北南下侵略汉帝国，匈奴人还将休屠王、浑邪王、折兰王、卢胡王等多个强藩安插在河西走廊，直接威胁到汉帝国首都长安和整个关中平原的安危。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人更是集结14万大军从河西地区东行南下，兵锋甚至逼近距离长安城仅有80公里的郊外。

由于河西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古人早就有关于河西地区“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的重要阐述，明代名臣杨一清更是指出“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自古至今，那里一直是“兵马奔驰，殆无虚日”的战略要地。

【关陇集团影响历史近千年】

汉朝夺取河西走廊后，迅速打开了连接欧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并形成了张国臂掖、夹击匈奴的有利格局，而失去了包含祁连山在内的河西地区丰美草原的匈奴人，则在民歌中哀伤地感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但农耕民族，与地处农耕、游牧交错地带的河西地区的纠缠和爱恨情仇，才刚刚展开。随着汉朝对河西地区的开垦，那里很快就成为汉朝的军马蓄养基地。而直到今天，位处河西走廊中部、面积达329万亩的山丹军马场，仍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马场。

在西汉、东汉连续三百多年的开发下，当时被称为凉州、雍州地区的河西走廊粮食充裕、兵马强盛，鉴于河西地区的这种状态，东汉大臣虞诩就不无忧虑地指出，凉州多英雄豪杰，如果这些人与羌胡联合起来“席卷而东”，东汉中央军恐怕将难以抵挡。

虞诩的担忧在70多年后最终成为现实——公元185年，河西的凉州叛军首领韩遂率领数万铁骑大举东进，“入寇三辅”（长安），使得“天下骚动”。为此，东汉朝廷不得不启用董卓等西凉将领前往御敌，但结果就是董卓率领被称为“天下精兵”的凉州兵进入东汉首都洛阳，掠夺了政权，由此开启了动荡近400年的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

从董卓开始，以河西走廊为大本营的凉州武装集团逐渐发迹，并最终演化成为后来在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王朝都把持朝政的关陇集团，影响了中国历史近千年。

汉末三国时期，当时曹魏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西晋大乱世期间，凉州刺史张轨治理下的河西地区却井然有序，但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前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五个割据政权。在兵荒马乱的冲击之下，河西地区又连年遭遇蝗灾，“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汉人逐渐占据多数的河西地区，汉人逐渐丧亡、逃难殆尽。此后，匈奴人、氐人、鲜卑人先后进驻河西走廊，游牧民族再次登上了河西走廊的民族大舞台，史载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北魏崛起后，强迫当地的豪强和乐户、文士，迁徙到当时的都城山西大同，此后，继承北魏和西魏衣钵的隋朝又延续了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隋朝大业五年（609年），当时年仅40岁的隋炀帝率领十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巡视河西走廊，还在汉朝时霍去病大破匈奴、作为祁连山支脉的焉支山，大会西域三十多个国家的君主和使臣，史称西域史上的第一次“万国博览会”。

【唐朝：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

唐朝建立后，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设计擒杀了当时割据河西地区称霸的李轨，将河西地区重新收归中央统辖。在唐朝的治理下，河西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峰时期。

当时，突厥不断侵袭南下，加上吐蕃和回鹘不断崛起，为了应对南北的战略守卫、“断隔羌胡”，唐朝在河西地区布防了大量军力。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唐朝设置了河西节度使，第二年又从陇右道分出河西道，当时河西道节度使“管兵七万三千人”，其管辖的兵力共有九军二守捉，“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形成了“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的局面。而西北地区的精兵，最终也成为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倚赖重点。

在唐代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开垦下，河西地区的农业得以高速发展。武则天统治初期，陈子昂曾上书说，当时河西地区仅甘州（张掖）的屯田“每（年）收获不减二十万（石）”，这还是在没有完全开垦的情况下，如果完全开垦，“务穷地利，岁收三十万（石）不为难得”。

根据历史学家测算，唐代前期，整个河西地区粮食总产量可达到4.54亿斤，约合22.7万吨，凉州地区“遂斛至数十钱，积军粮可支数十年”，由于多年丰收，当时的粮食每斛价格从数千钱跌至数十钱。到了唐玄宗时期的天宝八年（749年），当时全国的储蓄粮食共为113.953万石，其中河西地区就占了37.175万石，所占比例高达全国的32.6%，对此，《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河西地区实在富庶，当地的粮食甚至充裕到可以用来赈济关中平原的灾荒，“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唐朝诗人元稹更是在诗歌《西凉伎》中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借由河西走廊的稳定繁荣，唐朝对外征服了突厥和吐谷浑，并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与吐蕃、阿拉伯帝国在西域进行着长期争霸。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文化、宗教传播进入了鼎盛时期，对此，学者季羡林评价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但河西走廊的繁盛，即将随着安史之乱的到来戛然而止。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从河北范阳起兵叛乱，掀开了此后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叛乱，唐朝不得已将布防在河西、陇右等地的精兵调走，对此《旧五代史》记载：“安禄山之乱，（唐）肃宗在（宁夏）灵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

安史之乱第二年，吐蕃先是占领了陕西凤翔以西、分州以北的十多个州;公元763年，吐蕃又攻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致使唐朝与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失去了联系;此后，吐蕃又沿祁连山北上，陇西、河西地区全部成为了吐蕃人的属地。吐蕃人将掠夺的百万汉人贬为奴隶和贱民，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对吐蕃人弯腰低头，吐蕃人稍微看不顺眼就对汉人大开杀戒，《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史称“河湟之耻”。

【河西地区不稳，加速宋朝灭亡】

史书在论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衰落时，大多关注唐朝由于藩镇割据，导致东南地区的财赋难以完全供给中央，造成财政困窘。但从另一面看，安史之乱还导致唐朝的西北军事负担日益加重和陆上丝绸之路收入锐减，正是这种从东南和西北方向的两面夹击，最终加剧了唐朝的灭亡。

吐蕃在势力最强盛时，甚至攻占到了距离长安城仅仅300多公里外。公元763年，吐蕃人还攻进了长安城，并扶持广武王李承宏当了十多天的傀儡皇帝。

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趁着吐蕃势力衰弱，沙州（敦煌）人张议潮率领当地汉人起义，推翻了吐蕃在当地的统治，随后他又指挥军队，平定了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河西地区十一州，并将河西地区的地图、户籍奉献给唐朝。唐廷随后决定在河西走廊设置归义军，并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归义军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先后经历了唐朝末期和五代十国，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才被李元昊所属的西夏国攻灭。

而未能收复河西走廊，在五代十国中崛起的北宋，在国防上注定是残缺不全的。

从西汉开始，就一直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布置重兵，以实现在国防上“张国臂掖”，但北宋从建立开始，就一直未能收复东北方向的幽云十六州、以及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这使得北宋在国防构筑上存在着重大的战略缺陷，在中原地区面對东北的契丹和女真南下无所适从，在西北则甚至被弱小的西夏所屡屡挫败。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军队在定川寨之战（今宁夏固原西北）中大败宋军，对此李元昊得意地对外宣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假如西夏人占领关中平原，将可以顺势东进中原，而从关中地区沿着黄河直下，十来日航程，兵锋便可直指北宋的首都开封。当时，整个“关右震动”，宋仁宗为此急得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则哀叹说：“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由于失去了河西走廊的拱卫和当地军马的供给，使得北宋在战略上无法形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完整防御体系，屡屡在军事上陷入被动;也无法像汉朝和唐朝一样，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也影响到了中国迁都的走向，赵匡胤试图将首都从开封迁徙到长安，但都被臣子们力谏阻止。

唐以后，中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沿着长安—开封从西向东迁徙，又在此后沿着杭州—南京—北京南北迁移，而这种政治中心的变迁，既有关中地区环境恶化、黄河漕运艰难等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因为从军事上看，关中平原已不适合立都。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北宋军队在王韶的指挥下开始了收复河湟地区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于震慑吐蕃和羌人，进而攻占河西走廊，最终目的指向消灭西夏、统一西北。

战争开始后，宋朝军队转战50多天，跋涉1800多里，先后收复了位处甘肃地区的六州，史称“河湟开边”。之后，北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但由于军事行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吐蕃的叛乱又使得北宋非常被动，故后来主政的司马光等人一度主张放弃河湟地区。曾在河湟地区任职四年的将领孙路，带着一份边关地图当面质问司马光：“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捍蔽。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孙路的意思是，如果放弃已经到手的河湟地区，那么关中地区就很危险了，当初唐朝就是因为失去河湟，导致吐蕃经常入侵陇右、关中地区，如果你放弃这些领土，那么敌人的入侵就会更加便捷，实在后患无穷。

随着金兵的南下，北宋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也岌岌可危。靖康之变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最终彻底放弃了河湟地区，从此南宋只能依赖陕西汉中和四川来构筑西部防线。

蒙古人崛起后，西夏保义元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夏献宗没有履约为由，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西夏发起进攻。次年，成吉思汗在蒙古灭夏战争中去世，西夏最终投降，而蒙古人则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对西夏展开了大屠杀，以防止党项人卷土重来控制河西地区。

此后，倚赖着对于河西地区的控制，1247年，蒙古人又迫使吐蕃人在河西走廊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会盟，将藏区正式纳入版图。1252年，忽必烈又以河西走廊为桥头堡，集结10万大军，绕道川藏地区，迂回穿插上千公里，远程奔袭云南攻灭了大理国，形成了对南宋的南北夹击态势，最终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明朝：沟通西域的经济作用逐渐消退】

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攻克了大都（北京），尽管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但河西地区的蒙古势力仍在。为了巩固西北，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明军在甘肃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县北）大破残元猛将扩廓帖木儿，此后由于没有派兵驻守，河西地区仍为残元势力掌控。

为达到彻底光复河西走廊的目的，在平定辽东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明朝先后在河西地区成立了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五卫、肃州卫等九卫三千户所。为了驻守河西地区，明朝初期仅仅向河西走廊的军事移民就达到20多万人。自汉末三国乱世起，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替入主的局面，转变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人口格局。

但蒙古人并不死心。就在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不久，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的蒙古后裔帖木儿决定率领20万大军，出兵河西走廊东征明朝，但帖木儿出兵后不到三个多月，就在1405年2月死于进军途中。

对于明朝来说，由于帖木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相继阻断，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也失去了进展的空间，因此明朝军队在东进至今天新疆哈密一带后，也停止了西进的步伐。此后，明军甚至放弃了敦煌等地，防线退回到了嘉峪关一带。

对于东西方的政权来说，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裂，加上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崛起，河西走廊对于东西方帝国的意义都有所下降;对于明朝来说，河西走廊更多的只是国防意义，其沟通西域的经济意义已基本消退。

【西域风云史展开新的一页】

但中华民族进取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止。

清朝建立后，蒙古准噶尔部落也逐渐崛起，并于1678年建立了准噶尔汗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汗国追击其他蒙古部落进入内蒙古境内，兵锋直指清朝核心，致使北京震动。随后，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击败了准噶尔部落的入侵。为了达到向西攻克准噶尔汗国的战略目标，随后清廷又以河西走廊为跳板，在河西地区大规模移民屯垦，为进击盘踞今天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准噶尔汗国做准备。此后经历康、雍、乾三代近70年努力，最终彻底平定天山南北地区，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瓦解了准噶尔汗国。

准噶尔汗国虽然平定，但河西走廊作为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区的复杂矛盾，却并未消失。

1862年，陕甘地区大乱。在此背景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1865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趁机入侵新疆，并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当时，整个西部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大有全部脱离清廷统治的危险。1866年，左宗棠奉命出任陕甘总督，最终历时七年之久，于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平定了陕甘叛乱。

历经多年战争，当时清廷已是千疮百孔，财政上难以维续，于是，李鸿章等人甚至提出应该放弃河西走廊和新疆等西部地区。对此左宗棠愤怒地反击说：“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

为了光复南疆，光绪六年（1880年），已经68岁的左宗棠，顾不上“衰朽之躯”，命令2万军队继续挺进新疆伊犁附近。当年4月18日，他亲率1000多亲军，从肃州（甘肃酒泉）大本营西向挺进新疆哈密就近指挥，为了表示维护统一的决心，他甚至命令士兵们给他运了一口棺材随军出征。

就在左宗棠从河西走廊抬棺出征新疆的第二年，湘军在歼灭其他残余分裂势力后，最终于1881年，以大军压境助力清廷谈判，又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了伊犁地区。新疆全境基本光复，而其平定的基础，正是以河西走廊为跳板和大本营。

至此，尽管历经后续百来年的动荡，但河西走廊最终稳固地成为了中华民族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一部河西走廊激荡两千多年的风云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