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

2020-06-05 12:23何达何迪
同舟共进 2020年4期
关键词:二哥

何达 何迪

“远游良多艰,壮心未能已”是我的父亲何遂15岁时写的一首诗的结尾两句,六十年后,他重抄写此诗时,加了一段注:“此于1903年,由蜀返闽,舟过瞿塘所作。今已历六十年矣,以生平遭际一何近似乃尔。”回忆我的一生,用父亲这首诗做题目,描述我的少年时光也是很恰当的。

黄埔军校的记忆

我1923年正月初八生于河北省大名府(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现属邯郸市)。尽管父亲是福建人,但却与北方特别是河北结了不解之缘。他1907年19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了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后改为陆军大学)第二期,与河北高阳人孙岳同班,成为挚友。同年,父亲在孙岳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父亲作为北方革命党人、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副官参加了起义,在石家庄截断了清廷南下的军火列车,有力地配合了武昌起义军的行动。

1915年,应北洋政府黎元洪邀请,父亲回到北京,任陆军大学教官。后被派往欧洲观战20个月。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父亲作为15混成旅旅长兼冀南(即大名)镇守使孙岳的参谋长,又回到了河北驻守邯郸。第二年我在大名降生,在我满月的照片上,爹爹写道:“小三以正月八日生,方面大耳巨头,目光耿然有神,啼声极大。命者云是富贵寿考相。年十八当发轫,为社会英终其身,无蹇运也。”看来,父亲对我的出生与未来寄满了希望。

母亲只管生孩子,自己不带,将我交给了从保定来的奶妈高爱带着。而父亲是个待不住的人,在我尚不记事的幼儿时代四处奔走,干了几件大事情。一是参与策划了1924年的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迎接孙中山北上;二是当了一年的北洋政府航空署長,要开辟西北的航线;三是受蒋介石委托,说服直系军阀段云鹏等反水,配合了北伐。

黄埔军校随北伐进展,一大部先迁武汉、后去南京,在广州校本部急需一位代行领导责任的代校务(即代理校长)。蒋介石在几位候选人中选派了父亲,于是1928年春天,我随父母来到了广州。我已经5岁,尽管还没上学,但已开始有了较清晰的记忆。

当时的家在广州长堤,父亲每天早上乘专门的小火轮到长岛上班。我还没有上学,父亲喜欢带着我,副官苏鸿恩总是跟着,另外还有警卫。大家都很喜欢我,还满足我的要求驾驶过小火轮。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父亲在办公室,用脸盆盛墨,把白纸铺在地板上,用扫帚写下七个大字:“和平奋斗救中国。”父亲很兴奋,先教我认字,又对我说:孙总理弥留之际还念叨这七个字,这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七个大字按原样刻在了父亲主持兴建的孙总理纪念碑的东侧,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头脑里。父亲还主持兴建了军校师生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黄埔东江阵亡将士纪念坊,坊中两米多高的碑文是他用颜体楷书书丹的。这些至今都留为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中的一景。

“九一八”事变前后

大约在1929年秋,父亲辞职了,我随父母先到上海接祖母(祖母本住在上海四叔何瓒家里),然后回到北平住西城察院胡同29号老宅。1931年初,陕西方面派专人来请父亲前往,父母带我和妹妹先坐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有专列经三门峡、潼关至西安。我见到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向迎上去的父亲行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师!”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杨虎城。我们被安排住在菊花园,一个四合院,杨家也在菊花园,杨每天都坐车到西安新城去办公。杨夫人谢宝珍漂亮而和蔼,杨的一个儿子杨拯民和我同班(小学三年级),汽车每天送我们到学校上学。父亲看上去公事不多,杨对他很好,有事情总是派车来接,去新城,不是开会就是应酬。往常跟着父亲的有三个人,一个叫叶迺亭,教父亲画国画;一个叫贾班侯,帮父亲练字;另一个叫高尚穆,原本是卖古董的,专门陪父亲找古董,搞考古。

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画画、考古和旅游上。他多次带我登上西安古城,踏访“咸阳古道”,游乾陵、华清池,还去了一次终南山。父亲的游兴很浓,专门去寻找王宝钏等候薛平贵的寒窑,寻找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地方。父亲还带我去了一片古战场,在渭河边。暮色苍茫,驼铃阵阵,荒草漫漫,父亲让我在地上寻找箭簇。我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青铜的锈迹斑斑,我幼小的心中突然感到一丝苍凉。

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不但古诗词,就连《左传》《战国策》等散文也能成篇背下来,他并不把我当孩子,而是满怀激情、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感受和见解,抒发感情。身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环境里,听着父亲激情的讲述,我常感到内心像种子遇到喜雨般,衍生出对祖国广袤大地和悠久历史的热爱。

“九一八”事变打乱了我们全家人生活的节奏。大哥从沈阳逃回来,讲述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经历。他像换了一个人,发疯般投身学生抗日活动。他是家中弟兄的领头羊,二哥总是紧跟他走,我也跟着两个哥哥走。他们多次带我去参加各种抗日集会,还有“飞行集会”——在热闹的大街上突然集会演讲、唱歌,警察一来就一哄而散,大哥和二哥一人拉住我一只手,跑的时候,我脚都不沾地。

大哥、二哥往常在宜昌会馆里自己刻蜡版,印传单,有时塞给我一沓,让我到学校去散发。我就起一个大早,到学校时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把传单一张张放进空着的课桌里。我学会了不少抗日歌曲、进步歌曲,最爱唱的是“少年先锋队队歌”。

记得约在1932年农历年前后,父亲带着大哥到热河前线去慰问东北义勇军。傍晚时分,家里突然闯入多名黑衣大汉,有的拿短枪,有的扛长枪,他们不由分说,把全家老小都赶到后院厨房旁边的一间储藏室里,说是要“借盘缠”。妈妈怀抱达弟护住祖母,平静地说:“你们要钱财,家里的东西随便拿,但不能伤人,伤了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大哥不在,二哥是年龄最大的,他想用敬烟去夺看守的枪,又想溜去报警,都被母亲制止了。天黑下来,直到躲在外面的花把式进来,才知道强人已经走了。

母亲清点财物,发现只少了几件并不值钱的东西——这显然不是劫财。父亲接到电报回来,愤愤地说,这不是抢劫,是恐吓!后来透露出,来抢的人中有北平行营卫队的人。从此家里多了几名保镖,走江湖的,会打拳,常在院子里一展拳脚。

马尾海军学校

热河失陷,1933年中父亲带全家迁往了南京。这年暑假,全家人到庐山避暑。庐山有个“庐林书院”,是宋代朱熹的读书处,有几个学者在那里办学,既读四书五经,也读现代文,是寄宿制的,要求很严。一个月后,全家人都走了。父亲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庐林书院,无人管,在那里天天读古文,心里很是悲伤。我便想了一个主意,那时祖母已随四叔住在上海,我直接给祖母写了一封信,讲自己在这里很孤单、很苦,最后画了一个小人,跪在祖母面前。信发出两三天后,电报就来了,说父亲接到电报,祖母病重,望康儿归。于是我回到了上海祖母身边。

从1933年暑假至1935年初,我都在南洋模范小学读书。1935年上学期,我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初中一年级,这时全家已迁至普陀路四号。上学不久,我突然发烧,是肺病,于是休学。1936年6月我复学了,当时是13岁多一点。此时,海军部要办一所模仿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从多省招收学生。海军部长是陈绍宽,福建人,是当年与父亲同去欧洲观战的海军上校,参加过英、德的海战。父亲从他那里获得消息时,福建的名额已满,我就以舅爹(湖北)之名,贡噶活佛保送的名义参加。全国只收100名学生,每省两个名额,50名学航海,50名学轮机。考场就设在海军部里,考试由陈绍宽亲自主持。最后我考入了轮机班,学制八年,完全是英国式的,航海班念五年书,上舰实习三年;轮机班念六年半书,上舰实习一年半,毕业考前十名送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学校的地址在福州马尾港,校名是海军部海军军官学校。

校长是一名海军少将,姓李,训导主任叫周宪章,是个上校,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教官均为中校或少校,还有4名英国籍教官。学习和生活的纪律都抓得很严,除了语文念古文,修身课念四书五经外,一律都用英文课本,授课的也多为英国教官。

1936年8月末,学生到齐,被分为一个个队:“成功队”“则徐队”“宗棠队”“继光队”等。学习抓得很严,每学年考两次试。除了文化课,还要必修游泳课,先在大游泳池游,而后出海——乘运输舰到近海,在海水中游。一年级500米及格,每多游500米奖励大洋一元,游泳不及格便除名。每个星期天下午放假,上午整理内务,下午可到马尾市去。一出校门就要换上礼服,每个铜扣子都要擦得锃亮,皮鞋也要擦得锃亮。

这期间,我在上海读书时的一位姓张的同学寄了很多书报给我,大哥、二哥也不断寄一些报刊杂志给我,我成了同学中消息最灵通的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二哥寄来大量报刊,同学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走出校门游行,表示支援抗战。校长对大家说:“这只是局部战争,相信上峰会妥善处理,你们都是学生,军校的学生就要安心學习,不得参与外面的各种活动。”这时,我与同学何世庚、赖坚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名叫“三人”,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小字报,在同学中传阅,看到的人当然并不多。后来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同学,叫谭毓枢。

八九月间,日本空袭马尾军港,军港损失虽然不大,却吓坏了学校领导,因为学校就在军港旁边,他们觉得不安全。于是全校迁到了鼓山的涌泉寺,离马尾约20来里路。从此便在涌泉寺大门口的场地上操练,用竹篾子挡住菩萨,在大庙的佛堂里上课了。

自从迁入涌泉寺,学校就很难管住学生了。校方的管理松弛了,学生们便满山遍野地开小会。此时,大哥、二哥还有上海的张同学不断寄来关于抗日的宣传材料,其中有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我如获至宝,由此知道了在中国的陕北有红军。我的思想由此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

向往延安

从家庭方面说,由于父亲比较开明,家庭氛围是和谐而民主的,我读了一些托尔斯泰的小说,特别是《复活》,深受其“勿抗恶”思想的影响;也看到了《产业革命讲话》一书,开始知道“阶级”的概念。在“三人”小团体中,何世庚是城市贫民,他家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听罢便对阶级有了实际的感受,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我的思想朦朦胧胧开始从“勿抗恶”转向要革命,要改变不平,这是思想升华的一个起点,但不是很清晰。更为现实的是,学校不许学生抗日,而共产党是主张坚决抗日的,于是我萌生了到延安去的想法。

这时,学生已经发了枪,每天要在大庙前的广场上操练。下午不上课时,“三人”小团体便跑到“喝水岩”去开小会,抗战了,海军却上了山,我们不能再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决定走。如何走?学校有规定,考试不及格就开除,所以我们准备到大考时罢考,交白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了。

为了准备走,我们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去爬山,从而训练脚力。终于到了年终大考,我们原本准备故意考不及格,明明会答的题目,故意瞎答。考到最后一天,休息时,同学们唱起了抗日歌曲,队长是一个上尉,他抓住年纪最小的谭毓枢,怒斥道:为什么要扰乱考场?说着就要拿竹尺子打谭。我立即冲上去,把竹尺子抢下来,大喊:不许打人,我们唱抗战歌曲有什么错!”上尉怒吼道:“你怎么敢对长官这样?你出去!”我说:“出去就出去,我们不考了!”我和好几个同学一齐走了出来,罢考了。很快,学校就张贴布告,说我临场犯规,侮辱师长,着即开除,限24小时离校。当天下午,我与谭毓枢、赖坚、何世庚等背上绿背包,高唱抗日歌曲,昂首挺胸,大步走下了鼓山。走到半山,听到教堂钟楼敲响了阵阵钟声,这天正是12月25日,圣诞节。

我有个叔叔住在福州苍前街,离开学校后,我们便先集中借住在他家,在那里住了两天,准备去武汉。大家一算账,如果全都乘船坐车去,钱根本不够。我与谭毓枢年龄最小,于是决定我俩乘船坐车去,赖坚与何世庚联络其他同学共约10人组成一个宣传队,步行到武汉。

1937年12月28日,我与谭毓枢辗转到了江山。此时江山属浙江,是浙赣路上的一个大站。我们到了火车站一看,整个车站乱成一片。因为浙北的杭嘉湖已经失守,大批难民涌到浙南,火车根本无票可买,谁有本事谁挤上车。我与谭毓枢爬上了一列火车的车顶,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开了两三天才到长沙。

我知道大哥、二哥所在的外国语补习所已迁至长沙的岳麓山庄上课,便到那里去找他们。大哥、二哥见到我很是意外。我告诉他们,海军学校一打仗居然上了山,我们要抗日,准备到延安去。大哥、二哥也觉得国难当头,再在后方学外语没有意义,于是和我与谭毓枢一起乘火车到武汉。

抗宣七队

不久,大哥随父亲到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当了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机要秘书;二哥则通过林辰先的介绍到延安进入了抗大第四期。父亲带我去汉口的租界中街八路军办事处,我因此知道了“孩子剧团”,并于这年(1938)春节加入了“拓荒剧社”。

我接到通知,带着简单的行李到武昌的育婴堂集合,同行的有我舅爹的女儿陈怀端和谭毓枢。到了育婴堂才知道,“拓荒剧社”已正式改为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抗宣七队”。队长光未然尚未到任,暂由副队长徐世津和另一个副队长王虹梓主持。队员里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田冲、胡宗温、胡丹沸、邬析零等。后来抗宣七队在光未然的带领下东渡黄河,奔赴延安,由此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七队在延安由邬析零担任指挥,做了《黄河大合唱》的首场演出。

在抗宣七队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德佑。其父周苍柏是武汉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也是剧团的主要资助者,捐了2000银元。周德佑当时18岁(其姐周小燕后来成为歌唱家,其兄周天佑成为钢琴家),已是共产党员,也是徐世津的主要助手。他见我与谭毓枢年纪小,对我们十分关照。

春节后,我们坐汽车从汉口出发,一路上雨雪纷纷,第一站是汤池(温泉),位置就在应城附近,那里有一个共产党主持的训练班,负责人是陶铸。我们在训练班住了半个多月,听了形势报告等,一边政治学习,一边排练节目。生活上实行共产主义,每个人带的钱全部交出,由负责生活和财务的副队长王虹梓管理,王夫人汪霓也是队里的演员。每人每月发两元零花钱,每人每天的菜金是一毛二分。其间,周德佑主动借给我好几本书,有高尔基的《童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莱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完全把我吸引住了。

我们开始排练节目,周德佑编剧,徐副队长导演,我演一个抗日小英雄,被日本兵抓住了。演日本兵的是田冲,高高大大的,当演到日本兵用皮带抽打小英雄时,田冲糊涂了,把皮带拿反了,用皮带的铜头抽我,疼得我真的大哭起来,表情极为真切。在白炽的汽油灯下,黑压压的士兵们有的愤怒地举起了枪,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田冲下场后,抱着我说,“我弄错了!我错了!”我一生都记得这件事。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我们便由汤池进发到应城。应城有一个膏盐矿,我们到应城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在这里举行。膏盐矿矿主很有钱,生活奢侈,可是矿工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和周德佑、谭毓枢曾到膏盐矿地下,有一二百米深,工人几乎是赤裸的,终日不见阳光,而且巷道低矮,直不起身子来。联想到矿主奢华的生活,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不平。我们在膏盐矿给工人演出,宣传抗战。后来许多工人通过汤池政治训练班的培养转到了新四军去,有的还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在应城约一个月后,我们又到了皂市繼续演出。由皂市又继续前进到天门县,中间有六七十公里,全体团员步行,正好赶上下雨,道路泥泞,我们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下榻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大家都累坏了。不久,周德佑病倒了,发高烧。当地医疗条件差,徐世津派人把他送回了汉口。但不久,噩耗传来,周德佑去世了。时间大约是1938年3月20日,新华日报》为此出了专版,刊登了其父周苍柏和其母董燕梁的讲话。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都参加了葬礼。周德佑是我的启蒙人,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全队一片哭声,我想着他的音容笑貌,更是恸哭不已。后来我也因伤寒症被送回了武汉,到周苍柏的农场养病,直到康复。

加入共产党

大约在8月,举家入蜀,大哥、二哥已去延安。此时,我很懊丧,好像自己离了队,思想上还是要求抗日,要求参加战斗。到了重庆,我仍想去延安,妈妈哭得很厉害,父亲对周恩来说,我两个儿子都去了延安,老三再走,我就很为难了。博古同志把我找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打消了我去延安的念头。

我考入了由天津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此时已改名南渝中学),校长是张伯苓。我上高一,妹妹何静宜在初中部。张伯苓很开明,学校的气氛比较活跃,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介绍自己在“抗宣七队”的生活,特别写了在膏盐矿的见闻。这些文章被张贴在壁报上,很快引起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有一个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叫王世堂,是共产党员(后脱党),其父王勇公(王考缜)是我父亲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他约我到他家吃饭,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作了积极表示。从此,我经常被约到大操场上谈话,妹妹在远处放哨。我的入党申请就是趴在操场讲台上写的。

1939年5月22日,王世堂通知我,入党申请被批准了。1939年6月9日晚自习后,在学生宿舍后的一个农村场地上,一块大石头上贴上了事先画好的马克思画像,我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入党介绍人是王世堂和齐亮(齐亮后为西南联大中共负责人,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参加的人还有邓鸿举(高三学生,当时系支部书记,后更名邓裕民,1950年代初成为我妹夫)等。

我入党后不久,风声突然紧了起来。邓鸿举首先撤出,经他推荐,全体党员选举我继任党支部书记,属沙磁区(沙坪坝、磁器口地区)特委领导。暑假前,我被通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由蒋南翔主持的“沙磁区学生党支部负责人的培训班”。跑警报时,在防空洞正巧碰上了叶剑英和吴博,吴博是二哥在上海中学的同学,二人关系很要好,她常到我们家中玩。她见了我非常亲热,仍管我叫小三。叶剑英这时知道了我也像两位哥哥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博告诉我说,“你爸妈还和叶参座提到了大哥、二哥,说十分想念这两位去了延安的儿子”。

是年年底,据叶剑英指示,大哥、二哥回到重庆,我们兄弟三人在分别一年多后又团聚了。为了保密,我没告诉他们我也入了党。所以他俩去曾家岩见叶剑英,还说何康没说自已入了党。叶笑说:“你们让他来找我,我替你们打通关系。”再见到我们时,叶交代大哥、二哥都不要回去了,留下来通过父亲及其社会关系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叶的安排下,我们兄弟三人成了特别的党小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1940年冬,叶剑英将我们的关系交给了董必武。董老要求我们广交朋友,好好学业务,长期埋伏,伺机而动。大哥、二哥都有社会职务,而我正要上大学,听到我有志于学习农业,董老特别鼓励我要好好学,说将来我们的工作需要专业人才。从此,我们三兄弟在叶剑英、董老的直接领导下,作为战略棋子部署下来。这是否应验了父亲在我满月时写的“年十八即当发轫”?

我迈入了青年时代。

(何康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原部长、党组书记。何达系何康之弟,何迪系何康之子。本文根据何康2000年的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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