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闻”书

2020-06-05 12:23李兴濂
同舟共进 2020年4期
关键词:清华学生

李兴濂

潘光旦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曾提出“清华四哲”之说,除了陈寅恪、叶企孙和梅贻琦,剩下的就是潘光旦了。其中陈寅恪是历史学家,叶企孙是物理学家,梅贻琦则是教育家。至于潘光旦,有人说他是社会学家,因为他当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有人说他是心理学家,因为他翻译过霭理士的名著《性心理学》;还有人说他是民族学家,因为他晚年做出了几项开创性的民族学研究。其实,潘光旦自我定位首先是一位优生学家,其他的“家”都是“派生”出来的。

1922年,国学老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课程,期末,他读到潘光旦上交的读书报告,十分感慨,遂写下一段评语:“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乐观面对人生意外】

1899年8月13日,潘光旦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父亲潘鸿鼎是清末进士并在翰林院任职,所以潘家的生活属于小康,更难得的是小时候潘光旦在父亲的书房随意翻看,父亲对他百无禁忌。

父亲去世后,母亲沈恩佩依然重视潘光旦的教育而且更严格,有一年逃难,所有的细软她都不带,只带了三个儿子跟四担子书——在父母的影响下,潘光旦本人也是嗜书如命。

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14岁的潘光旦进入北京清华学校。当时清华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潘光旦在清华“预备”了九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为重视,“到了外国去我不懂中文,外国人问我一句话我答不出来,多羞耻啊”。然而,三年后,他便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潘光旦性格活跃,喜好运动。在清华学校念书期间,一次跳高时,他纵身越过横竿,由于右脚用力过猛,着地后挫伤了膝盖。后来伤处感染了结核杆菌,不锯掉右腿就会危及生命,最后只好截肢。但潘光旦从未将自己与“残废”二字联系在一起。他说:“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他在一张校友调查表的“爱好”栏里,填的是竟然是“旅行”,后来,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胜残补阙斋”,意为要战胜残疾,弥补缺陷。

虽然两根拐杖成了潘光旦形影不离的伙伴,但在同学面前的他依然豁达洒脱,和同学一起郊游,撑着双拐远足20里山路,爬上山顶看漫山红叶。他没有因为体残而自卑,也不忌讳别人提及这一缺陷。潘光旦曾郑重其事地询问清華代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校长沉吟少顷,然后用不太肯定的语气答道:“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来了。”这句话实在是刺耳刺心、大伤自尊,潘光旦为此难受沮丧了好一阵子。不过,潘光旦的学业成绩名列前茅,连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师都为他鸣不平:“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公论如此,校方只好破例——清华校长易为曹云祥,潘光旦顺利出洋。

出国留学时,潘光旦随身带了一部《十三经注疏》,日日诵读;回国时,倾囊而出购买了一部《达尔文全集》,结果回国的路费出现了困难。作为潘光旦的学生和挚友,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百科全书,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隔着门大声问一下就能知道答案。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两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戏称,此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足有上万余册。

在潘光旦的诸多身份里,最重要、最长久的应当是教育家。他关心青年人的思想,喜欢和青年人打交道,经常在家接待学生。他曾有一个“从游”的比喻,说师生之间就像大鱼和小鱼,大鱼在前引导,小鱼紧跟其后,这就是教育。他非常注意学生对图书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多次为学生作“图书与阅读”指导报告,且常为学生阅读偏向感到不安。据当年外文系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回忆,有一次,潘光旦在学生集会上激动地说,他抽查了一下图书馆借书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说明学生有点偷懒,喜欢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他后来分析说,青年人受时代成见的支配,喜欢读白话、译文书籍与报纸,冷落了外文、文言书籍,这是应该引以为忧的。

【“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

潘光旦一直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抗战时,长沙临时清华大学部分校舍没有完工,租用长沙圣经学院作为校舍。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潘光旦与沈茀斋(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字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先生对沈茀斋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笑得连连喷饭。

潘光旦因独腿,行走用木拐,徐志摩曾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像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抗战时期潘先生在西南联大演讲,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严肃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同学们大笑。一年冬天,校园里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便一直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潘光旦乐呵呵地夸奖:“没想到,你这机灵鬼还有寻根究底的劲头!”

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潘光旦与冯友兰、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潘光旦笑问施嘉炀:公等何日可下蚕室?冯友兰喟然说: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潘光旦爱校如家,不徇私情。一次,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写信给潘光旦,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潘光旦婉拒:“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4年后,潘光旦又面对某人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其孙旁听事宜,认为那是“违例之举”,“于法绝对不妥”,并细数种种不利。其时,潘光旦已不负责清华教务,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清华的制度,并且说服当事人,也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

孔祥熙自称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希望潘光旦能够撰文帮他证明。潘光旦的答复却是没有留任何回旋余地:“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的后人。”要想潘光旦在专业范围内公然撒谎,门都没有。1943年,潘光旦在新著《自由之路》中指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真自由与假自由刚好弄颠倒了,希望再版时予以更正,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对蒋介石大胆指斥,可见其文人节操、书生意气。

潘光旦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不受潮流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他的嘴上常叼一支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这12个字,是潘光旦的自勉,也是他为人的传神写照。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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