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视角下的山地废物管理探索
——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知子洛村为例

司徒忠行， 朱炫屹， 杜发春

（1. 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2. 云南农业大学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日趋繁荣，中国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扮演着“世界制造商”的角色，除了加工可回收废物以供给制造业外，还在生产中制造了废物，由此导致废物产量增加。垃圾焚烧发电的焚烧炉及其相关收集系统等集中式废物基础设施很容易应用到拥有良好运输系统并且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但在垃圾遍布的偏远农村山区，情况却不容乐观。山区生态脆弱、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足等特点迫切需要有效的垃圾管理，因为消费经济及其相关废物已经侵入到了偏远地区。本文希望通过社区发展实践在参与式视角下寻找解决山区垃圾问题的举措，从而引起人们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福贡县的一个偏远农村山区废物管理问题的关注。

一、 文献综述和研究视角

在国际上，关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微观层面或个人行为上，或者从机构和宏观角度，而不是在中间层面，即把嵌套在其直系亲属或社区子系统中的个人作为分析单位。里德等的研究[1]指出，这一研究差距令人担忧，因为个人的变化行为总是在中间层面(即家庭和各种社区)的背景下进行调解或谈判，这限制了分析个人行为变化的效用；同样，更广泛的社会习俗、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永远不会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而是由中间层面再次引导和调解。莫洛尼等[2]提出了与里德等人类似的观点，但进一步阐明了政策通常假定个人行为改变的机制是“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向个人说明环境退化的事实，他们将理性地选择正确的行为。但是莫洛尼等人和哈格里夫斯[3]都指出，行为在现实中从来都是不确定的；相反，他们提出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行为被视为“由发生行为的社会和环境规范和价值观形成和塑造的习惯”[2]。虽然参与式发展还没应用于固体废物，参与式研究已有所应用[4]；区别是参与式研究只围绕社区参与决策，参与式发展还包括垃圾的参与式管理。尽管如此，这项研究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可以应用于参与式发展的实践，在这种方法中，社区创建了一个涉及废物的各种行为实施者和行为过程的心理模型，然后使用软件对其进行模拟，来测试各种干预措施。简而言之，在社区变化方面，专注于山区废物自我管理的社区工作上，将有助于缩小研究差距。

在中国，政府部门经常忽视农村废物治理，因为它在短期内所需成本高昂，而且具有分散性和长期效益[5-6]。此外，农村废物比城市废物更难处理，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建设和运营垃圾基础设施的资金，在经济更边缘化的地区，固体垃圾管理往往更成问题[5,7]。大多数文献中提到，卫生填埋场是中国农村使用的主要方法，因为它初始投资和维护成本低、工艺简单、适用性强，还能够处理混合废物，据说可以防止污染地下水和周围环境[6]。但是在部分缺失基础设施的地区，通常是村庄清洁或收集的地方或转运站的“最后一公里”，人们经常堆积和随意丢弃垃圾，将其烧毁或倾倒至河里[5-7]。针对上述问题，人们采用了一些技术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有机农业生产的废物方面，而且在相关政策建议中，突出强调了增加“宣传”“教育”或类似方法的必要性[5,7-10]。然而，针对如何与农民合作或教育农民的具体细节却含糊不清。综上所述，缺乏环保知识被认为是非环境行为的基础，这可以通过教育得到相应的解决；社区发展是教育的替代方案，但在国内文献中几乎没有先例。

本文基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知子洛村个案研究，以参与式方法对当地农村社区废物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参与式发展是一种概念和方法，它可以从相关领域中汲取经验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它作为一个概念，始于“来自下面”[11]的社区发展特定伦理，或者始于作为主体或变化推动者的外行社区。参与式发展通常会识别并利用社区内的资源来设计解决方案。参与式或协作式研究让社区受访者从主要研究对象发展到正式的共同研究者。这个研究通常需要跟进，因为在参与式发展过程中，受访者可能需要固定的时间、坚定的信心和相关指导才能担任这一角色。参与式研究并不意味着受访者将采取任何变化行动，他们可能只是研究情况或提出合适的外部资源，如果涉及共同试验一项变化行动，那么它将被视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实践中，行动研究和参与式行动研究通常遵循着计划—行动—反思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规划、实施，然后观察和评估变化行动，这可以通过另一轮规划—行动—反思等周期对变化行动进行增量调整[12]。参与式发展重视社区参与，认为它比社区没有发言权、单方面制定的发展方案更有效和更可持续。参与式发展的参与伦理保障了自主性的条件，而它在社区或至少一组其他个人的实践中促进了关联性的条件。因此，只有能力条件才需要通过方案设计来决策采纳。鉴于参与式发展最终是基于参与者的行动及其贡献，可持续的成功取决于持续行动，因此参与式发展必须利用自我维持的内在动力来取得成功。本文将通过行动研究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基于受访者们一起进行的参与式小组研讨和访谈，分析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改变，以便使其后期更好参与到当地山区废物管理中。

二、 福贡县知子洛村的山区垃圾特征

像其他山区一样，福贡县的废物管理状况是山区地形和边缘经济与政策交叉的产物。虽然突出了生物多样性（2 808 种种子植物，25 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92 种哺乳动物，39 种属于国家一至三级保护动物[13]）和其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但环境难以承受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压力，怒江州还是一个“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14]。缺乏改善固体废物系统资金、发展和政策惠及的福贡县在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

以前人们前往福贡县，把垃圾直接扔进怒江、怒江的支流和河岸上。直到2016 年，福贡县怒江河流沿岸有了新的堤防，往日河边斜坡上的垃圾也消失了。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垃圾处理厂，垃圾车继续将垃圾倾倒入怒江中。这几年县级政府计划建设一处填埋场，但选址之处被泥石流破坏了。2016 年，政府批准建造焚化炉以应对福贡县垃圾处理的请求[13]。2017 年2 月影视明星袁立到访福贡，通过其微博对怒江河边垃圾状况进行了报道。2017 年3 月停止了对怒江倾倒垃圾，并开始在附近焚烧收集的垃圾，这也是作为一种临时处理垃圾的管理办法[15]，但制造了一年多的空气污染。与此同时，政府张贴了新的标志，警告人们不要在怒江和各支流倾倒垃圾，否则要承担相应的罚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地人们乱丢垃圾的现象。2018 年8 月该地居民使用的是焚化炉，然而，它的周围仍然围绕着一个大型“开放式垃圾填埋场”，里面都是未经处理的垃圾，污染泄漏附近的支流问题仍然值得人们关注。

知子洛村位于福贡县以南7 km 处，属上帕镇管辖。2018 年整村共有647 户2 685 人，98%的人口为傈僳族，其余为佤族和怒族等。土地面积26 km2，耕地面积95.67 hm2，林地面积34.4 hm2。截至2017 年，237 个家庭，即约37%的家庭仍处于贫困之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981 元，略高于福贡县的平均水平。在垃圾管理方面，建立了2 个“垃圾处理站”，为垃圾压实机或工业料斗，还有160 个垃圾桶分布在学校和篮球场周围。

三、 基于社区废物管理的方案设计

基于参与式发展的原则，这项研究设计了一项山地参与式废物管理的方案，旨在提高福贡县知子洛村受访者对废物管理的参与度。通过2018 年10 月的实地调研，为一组受访者举办了4 次参与式小组研讨。共有7 名受访者参与，其中6 名是傈僳族。

在参与式小组研讨之前，完全避开谈论福贡县知之洛村的废物情况和研究目标，以防止他们知道或者回应相关的意见。鉴于受访者是小组工作理论中所谓的“表现良好的任务小组”[16]，大部分关于建立融洽关系和建立共享规范和文化的工作已经解决，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参与小组讨论活动时已经掌握了相关技能和知晓任务重点。将各种活动综合在一起，这些活动贯穿于所有阶段的参与式小组研讨活动，活动中各环节的名称有：听力基本序列（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回答）、打分制（活动前后分别打分）、休息、游戏、鼓励与支持。前后共开展了4 次参与式小组讨论，分别为参与式诊断、问题树、奇迹提问、行动讨论活动，表1，表2。

（一） 参与式诊断

参与式诊断是让受访者写下与垃圾状况相关的各种问题，并让所有受访者知晓，然后投票决定他们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更深入地研究哪个问题，它处于数据收集和（初步）评估阶段。

（二） 问题树

问题树是将参与式诊断讨论中确定的问题视为“主干”或核心问题，并询问受访者该主要问题可能会产生哪些“分支”或“结果”等后续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些“根源”或起源是什么。最后，哪些实践活动已经发生或有助于解决或应对“问题树”的相关部分。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受访者写下他们的答案，并与相对应的主干问题进行定位。这项活动来自于参与式发展，选择该活动是为了对问题进行初步评估，以提高受访者的洞察力，也作为更具干预性的“解决方案谈话”之前的“问题谈话”。

表 1 山地废物参与式管理设计方案

表 2 山地废物参与式管理情况表

（三） 奇迹提问

奇迹提问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这看起来有点唐突，但是······想象一下，当我们在这里参与活动时，我们正在讨论的相关垃圾问题不复存在，然而你对外面的变化并不知情”。然后问道：一旦你在这里的活动结束并离开，你首先会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不同？你对这有何不同感受？你的行动会有何不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等。谁会注意到你不同的感受或行为？他们的行为会有何不同？这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等到评分时，得分怎么样？如何提高这些分数？在过去，这个分数什么时候更高？如何通过彼此鼓励让“勤奋”和“信心”等题目的分值上升？要求受访者对他们有信心和意愿采取前3 项行动进行投票（使用加权投票），这些行动来自本次和上一次讨论中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或应对措施。奇迹提问后所形成的“奇迹图片”是增加获得奇迹场景的意愿，以及关注受访者应对的能力。

（四） 行动讨论

行动讨论包括与受访者讨论上一场小组讨论（奇迹提问）投票的行动细节。首先，通过让受访者在奇迹图片的不同位置上放置一张行动图片，并让他们描述在这些位置上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小组讨论后重新审视行为对奇迹图片的影响；然后，在主持人主导的讨论中由受访者确定具体的行动细节；最后，还将使用教学方法建议受访者使用前后照片进行对比从而观察行为的变化，并将对受行动影响的人提问作为收集评价数据的一种方式。

四、 参与式发展方案研究结果及其启示

在参与式诊断讨论中，选中了“虽然有垃圾桶，但没有人来处理”问题进行展开讨论。在此次讨论中，关于“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的主题讨论最多。与此同时，也讨论到了对垃圾的处理方法和村民没有合适的位置放置经过自我处理后的废渣等问题。

在问题树活动讨论中，从之前的问题“虽然有垃圾桶，但没有人来处理”开始，讨论围绕“拥有垃圾桶基础设施但没有工作人员管理”的主要问题继续讨论了起来。讨论中发现村民将垃圾桶视为增加混乱而不是减少混乱的因素，导致资源浪费，与此同时也深入了解村民通过自行拆除和滥用垃圾桶的原因。也有受访者提到，管理人员缺乏强制村民加强对垃圾管理的能力，此前针对微博曝光后的严格执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要长期持续下去，受访者提到应当使用罚款。受访者还讨论到废物状况对健康的影响问题，主要是未清理的垃圾气味吸引了各种动物，其中一些会引起卫生健康问题，而另一些则在较小程度上使得垃圾堆更为混乱。臭气也是垃圾未分类燃烧产生的结果，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包括头痛、呼吸困难、焦虑情绪和发痒等症状。针对以上问题，受访者提出收集、燃烧垃圾以及其它的处理方法。在自我收集和燃烧的讨论中，还了解了关于分类、堆肥和回收等信息，从讨论中得知分类的基本原理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分离出可回收物。相反，它主要是为了改善燃烧过程，减少燃烧垃圾的气味从而减少疾病。

在奇迹提问讨论活动中，受访者在活动中提到清洁的梦想等，受访者以此来解释他们评估分数提高的原因。这表明他们的动机由于想象练习而增加了，想象是奇迹图片活动的目标。然而，他们的具体动机在对想象的描述中被明确地命名，即清洁。清洁梦主要的实施环境是家，受访者还简要提到，一种策略可以是让人们把垃圾带回家中，在自己家里焚烧，以减少“到处是垃圾”的现象。受访者也多次描述奇迹图片是垃圾桶消失，而不是“举个例子”垃圾消失。尽管人们通常将奇迹描述为没有这样的问题，但这也可能是一连串的证据，表明他们看到垃圾桶本身不仅没有生产力，而且会产生反生产力，并导致垃圾问题数量的增加。最终，奇迹图片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象一个积极的目标，也是通过想象垃圾消失会对受访者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而获得对垃圾影响的洞察力。然而，通过记录正反馈循环，这一活动也有助于解开受访者与废物情况中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嵌套关系。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彼此、房客、朋友和家人以及陌生人都会受到“奇迹”活动的积极影响。此外，受访者预测这些行为者会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作为结果。

在行动讨论过程中，受访者收集垃圾成为最常见的主题。随着四个参与式小组研讨对话从描述问题转向描述行动，对他们来说，最明显和最相关的行动是从不同的地方收集垃圾。在讨论中他们认为应该对垃圾进行分类，并将可回收物留给其他的路人使之有机会拿去倒卖，这意味着或许其他人更有能力回收它们。受访者还指出，由于可回收物品与普通垃圾混在一起，可能是垃圾箱被视为会制造更多脏乱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当被要求在奇迹图片中定位他们的行动时，受访者把行动放在了三个位置：“每一个地方”，直接美化了环境；垃圾集中的拥挤场所或公共场所，提高清理效率；能相互影响以实现更高清洁度的地方。后面两处描述了级联正反馈，基本上是通过增加采取相同行动的外部行为者数量来实现的。奇迹图片不仅有助于确定废物处理的积极目标，也有助于确定其他行为者行为的积极目标，现实世界的结果可以根据这些目标来衡量。

通过四次参与式小组研讨，发现各项活动的启示大致如下：

（1）垃圾桶旨在减少公共垃圾，然而当未分类的垃圾被扔进公共垃圾桶而且没有被工作人员清理时，它增加了并非减少了周围地区的脏乱程度。主观上说，一开始就不使用垃圾箱可能会更好。然而鉴于村民重视卫生和健康，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处理垃圾。人们认为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回家自我处理是合适的方法，主要的方法是收集和焚烧。为了提高一个地方的清洁度，完善垃圾基础设施似乎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政策决定。鉴于此，村民对上述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当使用和不当对待，不合逻辑；然而从讨论垃圾桶实际上是越来越脏的物体来看，它们的行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相关证据表明，已有垃圾桶的环境往往比没有垃圾箱的环境更脏[17]。

（2）政策不应该等同对待回收利用和垃圾箱，这会降低垃圾分类的动机，增加垃圾清理造成的混乱，相反，每个措施都应该有不同的过程。

（3）鉴于地方政府在农村废物基础设施上投入的资金不足，建议利用怒江州营利性回收商的现有资源和他们的废物清理者网络，设置专业化的废物合作社。受访者出于健康原因，希望改善垃圾状况，他们愿意通过收集和焚烧来达到这一目的，尤其焚烧垃圾是傈僳族的一种社会习俗。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根源，焚烧是受访者采用的一种常见策略，如果不加以鼓励，它很难在社会上被接受。如果政策鼓励村民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垃圾，村民可能比较容易适应。然而，在鼓励这些有利于环境（或有利于健康）行为的同时，应采取措施减轻这种意外的环境损害，可以采取尽量避免垃圾烟雾和管理燃烧垃圾废渣的教育运动。此外，在土地稀缺的地区，解决“没有处理的地方”这一问题变得格外重要，不仅仅是作为他们自我管理废物的一种方式，也是通过建立一个单独的封闭空间来保护他们免受有毒残留物侵害的一种方式。

（4）参与式小组研讨期间所记录的观察内容和对一些受访者的访谈证明了答复者的意识、愿望和能力有所提高，通过讨论期间受访者的直接评论、语言和变化强调的某些字眼就可以明显得知。在整个参与式小组研讨过程中，受访者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强调了说话的字眼。这一变化表明，参与式垃圾处理问题的自主性和意愿有所增加。

（5）研究结果提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办法可应用于一种参与式研究方法，由于它会提高受访者的观察技能特别是与外部行动者复杂的相互影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办法也对提高意愿很有效，可应用于社区发展实践。

五、 研究结论

基于对怒江山区的调研，本文成功地将参与式发展过程应用于偏远山区福贡县知子洛村一个社区的废物管理中，从参与式发展或参与式农村评估过程中综合收集的各方面信息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四个主要结论。

第一，参与式小组研讨提高了受访者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想改变的愿望和能力，从而促使了废物清理活动以及激发了与他人分享活动中所学知识的意愿和能力。在意识这一因素上，本文建议有意访谈法的听力基本序列可以作为教育教学的替代方法，通过突出与受访者相关的知识，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问题和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18]；本文开放式进程为受访者出乎意料的个人健康动机留出了空间，对这一动机的支持证明了受访者行动的有益驱动力；此外本文还描述了一种通过使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办法的目标设定技巧，将意识转换为行动意愿的方法。

第二，利用参与式研讨解决短期治疗办法的奇迹问题作为参与式数据收集的工具来绘制复杂系统及其关系。这对于研究特别有价值，因为环境问题本质上是极其“邪恶”和复杂的。

第三，本文扩展了中国农村山区的废物状况信息，从而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如下：一旦建设垃圾桶等基础设施，就要配备相关工作人员；垃圾和回收系统应当不同；怒江州应当为废铁和玻璃回收提供工业机会；围绕个人健康构建的工作环境可能特别能激发内在动机；当地应当持续其改变行为的做法，尽管必须在燃烧垃圾的周围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第四，呼吁将参与式发展原则应用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偏远农村地区的废物管理行为中，这包括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办法原则成功地从社会工作的跨学科应用到社区工作中，这在以前很少涉及，今后需要更多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