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的实践理路及演进轨迹

洪汛

〔摘要〕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是保障党员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提升其成效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通过出台系列规定办法、明确指导原则、总结管理经验等一系列举措，有力推进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稳步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基础性工程，呈现出了独有的历史演进轨迹，不仅在管理规则上实现了由规定性文件到制度性法规的体系转换，而且在管理任务上实现了由单一化教育向综合性教育的层次拓展，更是在管理模式上实现了由运动式管理向常态化管理的历史进阶。党员教育管理的演进轨迹既折射出我们党在推进自身建设的方式上、要求上以及理念上的演变，也是党对执政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3-0093-06

党员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战略任务，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则是保障党员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提升其成效的必然要求。2019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这是我们党针对党员教育管理问题颁布的首部以“条例”命名的正式党内法规。该条例对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是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将加强党员教育管理作为提升党员干部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并对如何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其所呈现出的独有的演进轨迹，集中体现了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方式、要求和理念上的重大转变。

一、由规定性文件到制度性法规：党员教育管理规则的体系转换

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实践中，规则的制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关乎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规则体系经历了由零散简单的规定性文件向集中统一的制度性法规的转换，折射出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方式上不断将依规治党引向深入。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员的数量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如党员队伍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 〔1 〕98。为此，中央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党员教育管理问题作出了一系列专门指示，形成了一批党内文件，并将其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规范依据。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等。1951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第一份较为全面的就解决党员教育管理问题所通过的规定性文件。其要求以明确党员标准为主题，推动基层党组织进行普遍的、大范围的思想理论教育，对党内教育对象、内容、时间以及具体方法进行了重要部署 〔2 〕。1953年，为应对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中央又作出了《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党员教育的时限和方式等作了详细的部署，如设置学习组，规定理论学习时间为每周四小时至六小时。高级组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中级组的学习方法原则上以上课为主，全党干部都“必须学习党的政策。政策学习的时间规定为平均每周二小时，一般可在党日（由党支部支配的业余时间）进行” 〔3 〕122-123。《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是1961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呈报中央，被中央批转并要求下发到各地，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执行的重要党内文件。在这份报告中，明确了整顿党的作风“必须从教育训练党员、提高党员的觉悟入手” 〔4 〕699，规定了教育训练党员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要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什么是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4 〕700，强调着重进行正面教育。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党组织下发的，以“决定”“指示”“报告”等命名的党内文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较强的规定性，起到了与党内法规法令相似的作用，能够为开展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一些规范依据。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文件临时性与随意性依然很强，在形式上简单且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在效力上期限也较短，不具备长期执行的规范性与权威性。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复杂残酷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我们党对于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还不够规范，多是以党内文件来代替党内法规的角色，这种做法较为普遍，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我们党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党内制度建设，以推动党和国家制度的规范化。党中央围绕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办法，其中包括1982年岀台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1983年岀臺的《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1991年出台的《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2006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等。这些党内文件虽然仍以“决定”“通知”“意见”等来命名，但较之于过去在系统性与规范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所聚焦的问题也更加具有针对性，即如何结合现代化建设这一主题，来实现对党员教育的长效管理目标。不过从本质上来看，它们依然属于指导性文件，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得到了根本改善。我们党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与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在统一性，这一举措对于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央一方面围绕党内定期开展的教育活动，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准则与实施方案，如《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关于全体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等。这些规范准则与实施方案较之于过去，更加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具体部署的科学性与长效性。另一方面，中央制定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党员教育管理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集中解决了长期以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难题，并为规范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不仅对党员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教育方法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阐释了党员教育管理在新形势下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诸如流动党员的管理、信息化手段的运用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对违反条例行为的处罚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比之前以“决定”“指示”“通知”“意见”等命名的党内文件更加彰显权威性与约束力，这也是其能够成为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本遵循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为初步构建党员教育管理法规体系奠定了基础，开启了党员教育管理法规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规则由文件体系向法规体系转换，从实质上来讲，是即时的党建任务以及分散的党员教育管理规范逐渐向制度化、体系化转变，这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对党内法规建设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几十个直接涉及党规建设的规定和条例，这不仅为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方式上向依规治党不断靠拢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助推其在政治上逐渐走向了成熟。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乃至整个党的建设，其关键仍然在于如何继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从严贯彻执行党内的法规法令，尤其要注重发挥党内法规体系的整体作用与长效作用，提升党内法规对党的建设新情况新问题的预见性和适应性，进而有效应对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二、 由单一化教育到综合性教育：党员教育管理任务的深层次拓展

党员教育管理主要任务的安排是否合理，关系到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最终成效如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的主要任务由开展单一的政治理论学习逐步扩展到全方位的综合教育，其背后反映的是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要求上全面从严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其余无产阶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着科学的认识” 〔5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投身到国家建设当中，保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党对党员干部理论素养的提升尤为重视，因此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方面，这一举措集中体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党开展的三次大规模教育运动过程中。先是在1951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围绕理论教育的核心任务对全党的思想教育规划进行了部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根据党员文化程度的不同，将党内的政治理论教育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新党员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学习政治常识，二是学过政治常识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学习理论常识，三是学过理论常识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随后在1953年至1954年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中，政治理论学习教育仍然是唯一的主题。党中央作出指示，以提高党员干部理论兴趣为目的，要求将学习运动围绕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部分著作来进行，并对理论学习教育的时限作出了严格规定，“为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政治经济学做好准备” 〔3 〕120。除此之外，1964年，中央还专门下发指示，要求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并逐渐将教育对象扩展至全党，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教育学习进行了部署，即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 〔1 〕257。可见，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党员教育管理的主要任务甚至是唯一任务。这样的党员教育管理安排虽然能够通过比较集中的学习教育来迅速提升全党的政治理论素养，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党员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也无法满足党长期执政的多层次需要。

上述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为标志，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开始改变过去单一的政治理论教育的做法，逐步转变成为围绕全方位综合教育来进行。1982年通过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员教育不仅要进行政治理论上的学习，而且要注意开展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培训，规定党员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全体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文化水平和领导管理能力等方面都得到提高，并且作出了将干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提议 〔6 〕88-89。这是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一次重要任务拓展，即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延伸到了文化知识学习以及科学素质培训等多层次教育的综合领域，党员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成为党员教育的核心目标。198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确提出，要“結合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员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教育” 〔1 〕336，强调党员教育管理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是要注重推动党员教育内容的创新，推动其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以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一些党员的思想混乱问题，中央连发两个通知，强调各地必须突出政治理论教育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的首要地位。其中，1989年7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党员教育管理重点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荒疏的问题”，要求“各级干部首先是中高级干部以及宣传、思想工作干部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要把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干部革命化的标志之一，作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一项考核标准” 〔1 〕401。1989年8月，中央再次下发《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要求必须对党员干部突出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理论教育，“针对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散布的错误观点和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着重讲清楚” 〔1 〕408。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看，党员教育管理任务由单一的政治理论教育扩展到全方位综合教育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

2019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的出台，实现了党员教育管理任务更进一步的深层次拓展。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七大类，其中不仅包括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党纪党规教育、宗旨教育等党一贯重视的传统教育内容，还包括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以及提升党员综合素质的知识技能教育等，贯穿了党员队伍从理论思维能力到业务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方面面。这种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多层次任务安排，不仅使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体系更加充实与完善，而且进一步助推了党员队伍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

党员教育管理任务由单一的政治理论学习逐步过渡到全方位的综合教育，是我们党不断提升自身本领以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最好印证，体现了在增强党员个体素质、加强党员队伍管理方面的从严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已經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行动纲领，党员教育管理也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只有制定更高的任务标准、落实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能切实提高党员教育管理的实效性，以应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风险挑战。这其中既包括要解决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条件下由利益分化所带来的思想分歧，还包括在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时刻保持对国际社会多元化思潮的高度警惕，以维护党员队伍的思想意志统一。实践中，我们党要科学安排教育内容，在提升党员队伍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更加注重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知识的培训，以提升党员队伍的综合素质，这不仅是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的根本目标，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三、由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管理：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历史进阶

纵观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其还显现出一个独有的演进轨迹，即从依靠政治运动来推动逐渐过渡到依靠建立健全常态化管理体系来开展，实现了由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管理的模式进阶。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党执政经验不足，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运动式的治理方式，仍然是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则，党员教育管理实践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党员教育，多是结合政治运动来进行的，在管理上也呈现出运动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配合党内大规模的整党运动来进行。在整党运动中，党员教育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如1951年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理论教育，并下发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决定的通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同年2月中央部署的用三年时间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大范围的整顿。二是一些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思想教育运动，如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尽管被冠以“整风”一词，但实际上被定义为“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7 〕。1957年，中央下发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对如何在整风运动中开展党员教育也作出了明确的部署，包括组织座谈会和小组会，以检查思想作风为先等。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身就是以“运动”的历史姿态呈现的，中央为了加强对此次教育运动的管理，使其能够顺利进行，专门出台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对农村党员干部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接受教育，在劳动实践中接受教育等。该文件的核心思想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 〔8 〕，力主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来带动党内教育，助推了党员教育管理向运动化的方向发展。

与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相结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党探索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实践的主要方式，其背后是革命年代治党思维方式的一种延续。改革开放之后，党开始逐步转向通过建立健全常态化管理体系来实现对党员教育的长效管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规范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其目的就是实现党员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常态管理。1982年，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要“把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将制定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提上了党员教育管理日程，并设定了“力争在三五年内使中央党政机关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 〔6 〕86的目标。为了配合这一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1983年，中央又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把集中、系统的教育和经常性的教育很好结合起来” 〔1 〕342，规定党员干部必须了解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根本组织原则、最终目标和现阶段任务、路线方针政策、纪律以及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以便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1 〕336作斗争。除此之外，在中央此后下发的《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强调要把党员教育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主要目标。由此，常态化管理取代运动式管理成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其在随后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中予以确认，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对党员教育的常态化管理作出的专门部署，提出了要将党员教育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开展，称党员的经常性教育是“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并要求围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主题，努力实现“党员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9 〕，从而最终实现对党员教育的常态化管理。

继“经常性教育”被提出多年之后，中央在2019年5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再次提出“日常教育”这一概念，指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党员日常教育的部署上，并就日常教育目标与实施方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我们党探索党员教育常态化管理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日常教育”较之于“经常性教育”，更加突出了党员教育的定期性与常态化，如规定党员应当按期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每月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等，这样的制度化安排有利于党员之间的学习交流、汇报思想等教育方式有效地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以提升党员教育管理的成效 〔10 〕。毫无疑问，党员日常教育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起常态化的管理机制，这也是新时代条件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任何具体实践都是一定思维理念的反映。随着我们党制度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党内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实现了由运动式管理模式向常态化管理模式的转变，这是党员教育管理实践模式的一次进阶，其背后折射出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理念上向制度治理的历史性转变。不可否认，各类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展，对在紧张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肃清党内污浊、加强党员队伍的团结统一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伴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秩序的日趋稳定，以及党的建设的日渐规范，运动式的治理模式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党能够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转变治理理念，顺应时代要求与历史发展趋势来推进自我净化与自我革新，是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其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 〔11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七十多年的积极探索，是一项伟大的实践活动，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对现实的关照。首先，党员教育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成功做法与经验，如注重思想理论教育、定期开展集中学习等 〔12 〕，依然是当前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内容，但需要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加以坚持与创新;其次，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如以开展运动的方式来推动党员教育管理的做法，应该摒弃并提高警惕，以避免再次陷入运动式治理的怪圈。另一方面是此域对他域的启迪。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员教育管理实践为我们党加强其他方面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在推动党员教育管理制度化与规范化过程中的一些有益做法，如培育制度规则意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长效管理机制等，对党员队伍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同样适用。总而言之，我们要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历史实践中，探寻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与整体趋势，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5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11-11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9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9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98-49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8.

〔1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12〕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N〕.学习时报，2008-09-08（01）.

责任编辑 芳 晔

〔收稿日期〕 2020-04-08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KS011）。

〔作者简介〕 洪 汛（1987-），男，湖南衡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