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17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国家主席

王兴华

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李先念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都很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毛泽东对李先念格外青睐，一见到他，便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脱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李先念说：“还差几天满26岁。”毛泽东赞叹地说：“你真年轻，真是前途无量啊！”这次相见，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赏，临别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只恨相见太晚喽！”

17岁成为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民的好带头人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李家大屋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子，号克念。在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是家里的老幺。这个贫困山区、贫困家庭的新生婴儿，注定要在苦水里泡大。

打8岁起，李先念便开始跟父兄下田劳动，放牛拾柴，也干些家务杂活。李先念将满10岁的时候，父亲和伯父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李家大屋的私塾读书。李先念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能读上书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上特别勤奋。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先念越来越懂得读书的重要。私塾读完后，他一心希望能继续到学堂念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他不得不辍学。

后来，李先念学了木匠活，并在汉口球场街的陈福记寿器店当学徒。在武汉期间，李先念的视野逐渐开阔，人与人的关系及一些社会问题，成了他经常思考的焦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国共两党的革命主张和宣传，在武汉这座大工业城市不断引发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的风潮，也深深触动了李先念的心。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高举红旗攻入了湖北省武昌城。李先念挤在人群中，看到戎装整齐、臂戴袖章的革命军人，不禁热血沸腾。那天夜晚，李先念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答案，他毅然卷起铺盖，返回家乡，联络农友，投身到农民运动的红色洪流中去。

当时，李先念家乡的县、区农民协会业已建立，他的二哥陈有元、远方侄儿李泽信和同村好友韩爽先等，都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当年冬季，李先念当选乡农会执行委员，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先念带领农会成员，积极搜寻和捕捉各村藏匿的土豪劣绅，送交革命法庭公审法办。认真清查他们的不义之财，该没收的没收，该退还群众的退还群众，并逐一公布清查结果，账目清清楚楚，深为群众称道。

从此，李先念的名声不胫而走，传遍四乡，连放牛娃都知道他是地主恶霸的死对头，穷苦农民的好带头人。

随着“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1927年11月3日，黄（安）麻（城）特委在七里坪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举行黄麻起义，特委同时调整了部分区委干部，高桥区由熊邦山任区委书记，李先念任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们积极展开串联活动，以原区、乡农民自卫队员为骨干，在各村建立义勇队，参加了这次赫赫有名的武装起义。

黄麻起义胜利后，李先念等人迅即率领队伍返回高桥区，依靠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向土豪劣绅与青洪帮、哥老会、红枪会等发起反击，狠狠打击了他们的气焰。

11月25日，李先念趁着黄麻起义的威慑力，亲率一部分农民武装，一鼓作气，铲除了桂花楼、大塘湾的土豪劣绅，打开他们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当地群众。此时由潘忠汝率领的起义主力鄂东军第一路，开始南下开展土改工作，党的“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得到了渴望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因而推动了黄安县新的斗争高潮。

与此同时，光山红枪会慑于黄麻革命力量的强大，亦派人前来讲和，双方的武装冲突暂时缓解。这一切，给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当即策划军事进攻，企图迅速扑灭黄麻地区燃起的革命烈火。从11月27日至12月5日，敌第30军独立旅和第12军教导师，先后向黄安进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守城群众浴血苦战，英勇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于6日被敌攻入县城，工农革命军遭受惨重损失，黄麻起义严重受挫。

敌人占领黄麻地区后，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血洗革命群众。国民党军与反动地主武装相配合，反复在黄麻地区进行“清乡剿共”。面对这场血腥的浩劫，李先念和战友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黄安失守时，县委书记王志仁和工农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刘光烈均壮烈牺牲。突围而出的部分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等会同在七里坪的曹学楷、戴季英等，于12月下旬在紫云区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要打出这个圈圈，把敌人牵走”，将现有武装和干部，一部分留在當地坚持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游击，伺机打回黄安。他们在闵家祠堂集合了72人，携带长短枪50余支，乘夜向木兰山进发。

路过高桥区时，县委负责人找到了李先念，要他向其他同志转达县委的决定，继续在高桥区坚持斗争，并问他有没有信心。李先念怀着对敌人的强烈仇恨，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有我们在，高桥区的斗争决不会停顿，我们要以牙还牙，讨还血债！”此后，他与詹献庭、熊邦山、王宝珊、韩爽先、陈有元、李泽信等人，在本区本乡分散隐蔽开来，并聚积力量与敌周旋。

1927年12月17日，年满18岁的李先念经韩爽先、李泽信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22岁当团政委，23岁当师政委，24岁当军政委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参军拥军的热潮。李先念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枪杆子，没有主力红军，便没有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更不会有革命的最后胜利。斟酌再三后，李先念征得县委书记郭述申的同意，决定带头率本县的一批青年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

率众参军后，李先念被编入红4军第11师33团，任政委。因当时后勤条件差，参军初期未发军装，李先念平时仍穿着一身长袍大褂，于是战士们都叫他“大褂子政委”。初入红军部队，李先念所面临最大的难关就是军事关。过去李先念只当过副班长，打过麻雀战、游击战，缺乏指挥一个团的经验，更没有硬碰硬地打过大仗、恶仗。一个政委，如果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就会被群众讥讽为“专卖狗皮膏药的”，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建立不起真正的威信来。

1932年1月初，李先念部奉命离开白雀园，向七里坪进发。红33团2000多人集合，一律着浅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等待出发。李先念还纳闷这么多人怎么个走法，挤在一块行军，岂不要把老百姓的庄稼踩坏了？他就问旁边的2营营长孙玉清。孙玉清笑着说：“按1营、2营、3营和团直属队的顺序，一路纵队行军。”李先念这才知道，原来大队人马是这样行进的。

团长吴云山谕令部队“立即出发”，就骑上马随先头部队走了。当马夫把一匹枣红马牵到他面前时，李先念却发了愁，他长到这么大还从来没骑过马，现在当着这么多战士，又不好意思说不会骑，他只得硬着头皮上马。一踩脚蹬子，马一动，骑不上去。再踩脚蹬子，马再一动，还是骑不上去。连续几次上马，都失败了。战士们在旁边暗暗发笑，悄悄说风凉话。

李先念深深感受到，当一个团级指挥员，必须一切从头学起。每道难题，都要靠自己勤学苦练，加倍努力，才能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从那时起，李先念每天凌晨的学习时间里，加进了军事内容。

黄安战役是李先念首次参与指挥一个团作战，在事先战斗准备和战役进行过程中，他不是和吴云山就是和孙玉清在一起，虚心求教，学习本领。一连两仗打下来，李先念对布阵防御、诱敌深入、伺机反击、两翼包抄、分割歼敌、猛打猛追等战术，已经称得上是初步入门。

战争是最大的学校，战场是最好的课堂。李先念凭着他的智慧和努力，经过短时间的战场实践，终于取得了军事难关上的进展与跨越。李先念22岁当团政委，23岁当师政委，24岁当军政委，几乎是3年连升3级。他所率领的红33团被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命名为“共产国际团”，他所在的红11师、红30军后来也成为红四方面军声名赫赫的劲旅。

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红四方面军被迫南下川康邊地区，红军的团结与统一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先念坚决抵制张国焘的瞎指挥，他义正词严地说：“红军的分裂，也就是革命的分裂。”当他得知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时，明确表示：“这怎么行？一国不能有二主，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这样不是把部队搞乱了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的紧要关头，李先念着眼战役反攻的大局，坚决支持徐向前的正确判断和指挥，坚决抵制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对巩固和保持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当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取得了更大进展后，李先念一方面强调特别要搞好团结，另一方面率88师和骑兵师为先遣军，第三次踏进草地，担负为全军开道、筹粮的重任，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团结部队，战胜困难，最终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李先念收到中央及军委电报，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要求红四方面军抽调一个军的兵力，迅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李先念接受任务后，立即做出战斗部署，确定红30军88师为渡河前卫师，第263团为渡河先遣团。他强调指出：“这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执行的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样重要而光荣的任务交给30军，是对全军指战员的信任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令：“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当夜11时，李先念一声令下，战士们驾驶船只奋勇划向河心，犹如神兵天降，向着对岸疾驶。25日晚，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指挥红30军全部渡河完毕。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即任命青海军阀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2防区司令，统一指挥马家军的骑兵第5师，向河西红军堵截进击。盘踞甘肃、青海两省的马家军正规军共有3万多人，民团武装10万余人，武器精良，运动快速，战斗力较强，给西路军造成重创。

1937年1月，马家军发现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集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倪家营子，即集中所有主力部队，进行层层包围，对西路军发起一次次连续进攻。在这场历时40个日夜的倪家营子血战中，李先念指挥红30军与红9军、红5军相配合，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英勇杀敌，威武不屈，共歼敌1万余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36岁领导中原突围，“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一天的时间”

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刘少奇把李先念叫去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原去。刘少奇双目炯炯地看着李先念说：“我只给你讲三点：去了后，一是抓武装，二是抓武装，三还是抓武装。”李先念大声说：“明白！”他双肩一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9年1月，李先念在竹沟镇北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抓武装”的指示精神，认真分析豫鄂边区对敌斗争形势，提出了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军事工作方针，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迅速南下敌后，扩大抗日力量，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李先念亲自担任独立游击大队司令员。

1月17日，游击大队从竹沟镇出发，深入敌后到豫鄂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李先念率领的这支独立游击大队，下辖3个中队，由新四军第4支队部分人员和来自延安的60多名红军干部组成，共有160多人。部队踏上征途后，边行进，边训练，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信阳南鸡公山歼灭伪军一部，在柳林铁路伏击日军装甲车，在信应公路诱歼日军通信兵，可谓出师大捷，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1939年底，豫鄂边区党委将独立游击大队与豫南、鄂中、鄂东地区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他率领挺进纵队驰骋豫鄂大地，屡建奇功。党中央高度评价道：“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证明在一切敌后地区党均可建立武装，而且可以存在和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先念担任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9月，侵华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集中10万兵力进攻长沙，后又攻郑州，并不断抽兵南调，致使武汉外围各据点守备减弱。李先念果断抓住战机，立即部署南下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同时派兵再进鄂皖边地区，扩大新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粉碎日伪“扫荡”，在地域上从东西两面构成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李先念指挥发起了新四军第5师历史上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对盘踞汉阳侏儒山及其附近的伪军主力实施连续攻击，至次年2月，将侏儒山地区的伪军大部歼灭，并歼灭日军200余人，开辟了川汉沔根据地。

在李先念的军事生涯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最重要的闪光点，便是中原突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豫鄂边抗日根据地也改编为中原军区，在国共谈判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巨大让步，中原军区面积因此缩小。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并未停止。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据此随时可切断平汉路交通大动脉，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

1946年6月中旬，國民党当局已决定开打，蒋介石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调集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兵力，部署于中原解放区南北两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随即赶往驻马店设立了指挥所，并限所属部队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解放军中原军区主力。

当时，中原部队有3个转移方向：向东、向北和向西。部队内部众多军事将领要求向东突围，往新四军军部靠拢，这样可以极大减轻新5师的损失。但时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经过反复思考，却选择了向西突围，这样要面临刘峙和胡宗南部队的双重围堵，加大突围的伤亡。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队的突围，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原部队在中原多坚持一天，就能为兄弟解放区多赢得一天的时间。”最后，5万余人的中原部队仅以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就跳出了国民党军队近30万兵力的包围圈，进入陕南地区。

按照当时的突围路线，中原部队进入陕南后预备直接开往延安。但这时，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要求部队不要北上，化整为零在陕南打游击，在条件极为艰苦的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虽然这个命令有点突然，但为整体利益，李先念还是放弃了进入其他解放区的计划，在南线扮演了牵制胡宗南部队的角色，为此，他们通常要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直到7月底，部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取得联系。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当时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你们几个人能活着回来，就是胜利。”为了全国战局，自己一手创办的部队遭受了不少损失，但李先念从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也是李先念日后赢得毛泽东长期信赖的原因之一。

中原突围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战史中极其精彩的一笔，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以少对多的绝对劣势，在自损约五分之二的基础上，先后共歼灭5万余敌军，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使得蒋介石原先打算吃掉中原解放军的计划全盘落空。这样的兵力对比、伤亡交换比和结果，充分显示了李先念统率大兵团同强大敌人作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开国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41岁主政湖北，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

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李先念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去。“当时邓小平曾征求过他的意见，问他是愿意到3兵团工作，还是等湖北解放后，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书的黄达说，李先念选择了后者，他放弃的，是一个“兵团司令”的职务。

那时的湖北，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他一上任时就遇到‘黑白之战。”在李先念身边工作11年的黄达说。“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白银价格也暴涨。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比如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等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黄达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黄达的一个老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县，有一次，这位同事进城来看黄达，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黄达办公室退还文件，于是李先念把这位同事叫到楼上办公室。两个多小时后，同事才下了楼。黄达问谈什么谈了这么长时间，同事说：“我们谈的面很宽，谈土改、农会、问减租的情况，先念同志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告别时，李先念还说：“以后你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给我写信来汇报。”

还有一次，李先念到荆州考察防洪时，遇到基层的一个区长。李先念向区长问了人口、经济情况后，又问供销社建起来没有。区长答不上来，说供销社是由另一个副区长分管，对互助情况也说不清楚，李先念发了火说：“你这样的区长应该重新去学习！”

湖北全境解放后，“城乡改革”成为李先念首要的工作。对此，湖北省做了大量的扎实的准备工作。为了解放和提高（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从根本上制度上解放城乡生产力。在农村，一是为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抓剿匪反霸，减租减息，二是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到1952年底，湖北省共有12570个乡完成土地改革，占全省总乡数的97.4%，人口总计2376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7%，这为下一步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制度基础。史学界称赞道：这是湖北有史以来，最彻底、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

“他在湖北期间做得很出色，中南财政特别稳定，没有出现像其他一些城市物价飞涨等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高敬增说，“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当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李先念在湖北期间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转发全国、向全国推广。这也为李先念日后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主管财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45岁进入中央，成为财政部长

1954年5月，中央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和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李先念，成为被相中的人选之一。

对于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准备不足，因而犹豫不决甚至推辞不就。但两位老领导分别跟他讲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准备。有一天，毛泽东特地打电话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再次说：“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他开的工作会通常都会很长，结束得很晚。特别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关于物价是否上涨，一直争论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得也很热烈。李先念总是让每个人都充分把意见表达完整，他仔细地听。”黄达笑着说。中南海一位负责会议的服务员都有如此总结：陈云开会按时结束，邓小平开会提前结束，李先念开会过时结束。

黄达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为屋子热，工作人员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摆在回廊里，成了办公场所。等到7点钟工作人员上班时，李先念已经将文件处理完毕，“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积压文件”。黄达说，工作人员给李先念挑文件，经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开会时他却说得清清楚楚，记忆力非常好，数字记得非常清楚”。

在新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赢得了最高领导的信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在回忆录里坦率地说：“开始，我真有点为他担心，但先念同志却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时任古巴国家首任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访华，毛泽东安排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还向格瓦拉介绍：“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他指着李先念风趣地说，“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

黄达回忆，李先念工作非常细致。他发现四川有一个外贸的供销社，在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这样又可以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于是发文向全国推广这个办法。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都略显特殊的年月里，他所担负的责任也更特殊。黄达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来电话，让黄达等工作人员通知有关人员前来开会，商讨如何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李先念下了车以后直奔办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顾不上。“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况，非常急迫，都是关于粮食的会。”1960年，全国物价高涨，一个鸡蛋几块钱，远远超出老百姓的負担，李先念决定，包括学生课本、煤油等，与民生相关的18种商品平价供应，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生之苦。

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对李先念在当时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大到宝钢设备的引进，小到女人头上戴的发卡，几乎都是他一手经办的。

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先念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要职。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

出生于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领导人看他，多了些亲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们之间也留下不少难得的轻松而亲密的场景。

有一次在火车上，李先念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玩牌打发时间，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经常被搭档周恩来批评。下了火车，李先念“委屈”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了，你恼我！”周恩来听罢哈哈大笑。

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1935年6月15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李先念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师以下干部都很年轻，指战员装备齐全、朝气蓬勃，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李先念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政委。毛泽东对李先念格外青睐，一见到他，便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脱口问道：“你今年多大啦？”李先念说：“还差几天满26岁。”毛泽东赞叹地说：“你真年轻，真是前途无量啊！”李先念接着说：“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88师师长熊厚发刚刚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呢！”

这次相见，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赏，临别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只恨相见太晚喽！”全国解放不久，龙云从北京回云南，路过武汉，想见李先念，他说：“毛主席对我说，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

后来，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总政治部副主任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去当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4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