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17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国务院副总理

18岁时，进行革命工作的教师张爱萍萌发了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搏斗的念头。“壮怀青萍，仗剑报国。”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誓言。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陈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他让张爱萍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张爱萍把一张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上面还用红圈标明铀235和铀238。从50岁开始，张爱萍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奋斗不已。

因遭到地方军阀通缉，18岁的张爱萍萌发了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搏斗的念头

张爱萍，原名张端绪，1910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张爱萍的奶奶给他讲过早年的一段悲惨往事：因恶地主霸占田地，奶奶请人写状纸，又因不识字受人欺骗，打输了官司，还被骗去了全部积蓄。每次说完自己的遭遇，奶奶都要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人活在世上，不识字不行，没有真本事不行！”奶奶的诉说使张爱萍萌生出对知识对文化的向往，同时也播下对恶霸老财、坑蒙拐骗者、欺软怕硬者和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为尽快增长真本事，惩治、铲除世上的坏人，张爱萍一头扎进书堆里，常常读书到半夜。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各界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当时入中学不久的张爱萍第一次听到“国父”这个词，也第一次听到“孙中山”这个名字，这两个词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特别是听到有关孙中山临终前的《国事遗嘱》，他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沉重，将《国事遗嘱》全文抄到自己的笔记本里。通过上图书馆查资料，他了解到“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心底升起一种使命感，15岁的张爱萍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当年6月1日，达县爆发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张爱萍便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因其敢作敢为，几个月后，张爱萍被推选为达县中学学生会负责人。在他的带领下，当年即把反动校长万如璋赶下了台。

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了。镇压进步势力的枪声不时在达县各地响起，革命者纷纷转入地下，到交通闭塞的农村求生存、求发展，以便蓄积力量，再造革命高潮。刚刚初中毕业的张爱萍，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遭到地方军阀刘存厚通缉，张爱萍萌发了上战场，与敌人面对面搏斗的念头。“壮怀青萍，仗剑报国。”当时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他決定去上海找党组织，如果找不到党组织，就考大学。

张爱萍赴上海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党组织，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两次遭外国巡警和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这段经历，让张爱萍清楚地认识到，只靠游行示威和喊口号，是无法打倒反动派的，他苦苦等待着一个达成心愿的机会。

1928年，苏北如（皋）泰（兴）各地数万农民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大暴动，但前后持续了5天就惨遭镇压。为进一步组织反抗力量，建立更加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192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当地农民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929年底，张爱萍从上海坐江轮，随即将到任的红14军军长何坤一起，踏上了如泰大地。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红1师二大队政委。

尽管投身行伍是张爱萍的夙愿，但他毕竟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新兵。张爱萍主动找到1师政委黎时中说：“政委，我第一次参加部队工作，什么也不懂。我要求从头干起。”

黎时中是张爱萍的达县同乡，曾就读于南通农业大学，并在学校里入党，后任中共南通特委秘书。他俩过去就认识，黎时中很了解张爱萍的能力与才华，他感到张爱萍当大队政委是完全能够胜任的。至于对军事专业不熟悉，这在当时的农民武装中是普遍现象，连黎时中本人都是如此。因此他劝说道：“爱萍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服从斗争的需要。”但到最后，黎时中却被张爱萍说服了，同意让张爱萍先去当小队长。

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时化解开了张爱萍心头的乌云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0月17日晚，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踏上了西去的征途。这时，中革军委调张爱萍任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在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后，于11月8日进入湘南、粤北地区。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红三军团又意外轻取湘粤交界处的重镇宜章城。然而，蒋介石在湘江一线的第四道封锁线上集中了数十万兵力，形势急剧恶化。

11月27日，红4师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到达湘江边。红4师10团于28日首先渡过湘江进至界首。10团与数倍于己之敌激战两昼夜，坚持到12月1日上午才撤离阵地，终于完成了掩护兄弟部队渡江的任务。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后牺牲两名团长以及400多名指战员。

过了湘江以后，整个中央红军已由岀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悲痛欲绝的张爱萍开始思考起红军的未来，幸好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时化解开了张爱萍心头的乌云。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占领桐梓城后，得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正由遵义向桐梓疾进中。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急令13团星夜兼程，力求先敌进占桐梓通向遵义的要隘娄山关。刚刚到达桐梓城外的11团，尚未宿营即接到了彭德怀急令：“娄山关战斗激烈，全团火速前进！”受命后，张爱萍等干部策马加鞭，沿着桐梓到娄山关的大路奔驰。

24日，11团连夜冒雨前进，于拂晓前赶到了板桥附近，与板桥外围敌人交战。11团抢占了板桥镇外的一个山头，趁势向镇里冲击，敌主力不支，向南溃逃而去。随后，红军在板桥周围山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追击战，并于28日再占遵义。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2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为了痛歼来敌，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这两个团，是红一军团的3团和红三军团的11团。张爱萍等接到命令后，立刻紧急集合部队，全团成四路纵队涌向城外。

3团出发的时间比11团早。11团刚走到遵义城外，3团已经迎上了敌人，进入了战斗。3团的一个骑兵通信员，飞也似地来向张爱萍报告说：“来了，中央军增援来了，大概有两个师的人。”说完翻身上马，又飞驰而去。

张爱萍迅速率部来到老鸦山左侧一带山地，刚集合好队伍要进行战前政治动员，敌人约一个多团的兵力，从正面向11团扑来，企图占领11团前面的山头。张爱萍等随即命令2营跑步前进，抢先占领了那个山头。这时，11团左前方的3团和敌人的战斗逐渐激烈起来。

就在11团与敌人激战的同时，10团控制了老鸦山主峰。

下午，敌人把主攻方向转向坚守老鸦山的10团，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占领了老鸦山主峰。敌人不但可以居高临下，威胁11团，更严重的是可以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此时此刻，张爱萍接到了彭德怀的命令：一面固守阵地，一面组织兵力坚决夺回老鸦山。

张爱萍当即组织2营连攻两次，均因地形险恶，未能成功。最后，张爱萍等经过再三研究，又增调第1营1个连。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时，又传来了彭德怀的命令：“为了迅速夺回老鸦山主峰，军委命令干部团从北面向南攻，11团配合干部团从左侧仰攻。”

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干部团首先登上了老鸦山的主峰，山顶上又飘扬起红军胜利的旗帜！就在这时，13团和12团也从遵义通贵阳的公路以西向正面之敌实施猛烈突击。红一军团方向，远远传来了炮声、枪声。

黄昏之前，红军全线展开反击。仅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全面崩溃，主力被红军歼灭在老鸦山下，残部分路向乌江溃退。红一军团向懒板凳方向，红三军团向鸭溪方向，乘胜在夜间展开了追击。11团紧跟溃敌，一口气追到了鸭溪镇。

这一战，吴奇伟的两个师大部被歼灭。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获得的首次大胜利，轰动了全国，震破了云贵川敌人的胆。红军各部队都补充了弹药、物资，换上了新枪，战士们喜气洋洋。

29岁独闯路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决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张爱萍出任中央豫皖苏省委书记。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向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越过津浦路，进入路东，进而挺进苏北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

这时，地处路东的中共安徽宿县县委派刘子吾来了。劉子吾说：“日军由于兵力匮乏，只在路东沿路及沿线的一些重要城镇设了据点，而广大农村，以至于整个洪泽湖地区，都还在咱们中国人手上……”

张爱萍越听越兴奋，假若刘子吾所言属实，那么路东便是几方力量都未控制的真空地带，正是我军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舞台。于是，张爱萍对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说：“我先带个小部队去侦察侦察，摸摸情况，给你打个前站。”

“就是去路东侦察，也用不着你这个刚上任的省委书记去冒险！”彭雪枫说。

张爱萍想，当前没有比真实掌握路东情况更重要更迫切的事情了，他亲自跑一趟，冒点风险，也值得。于是，他带上游击支队民运科长刘作孚，跟着刘子吾出发了。一个深夜，他们越过了津浦路封锁线，次日中午时分，来到了皖东北中心的泗县地区。

张爱萍一行在泗县县政府受到了热情接待。交谈中，他获知县长黎纯一也是四川人。饭局上，张爱萍从黎纯一的口中套出了国民党在皖东北各派的军事实力、他们的政治态度及相互关系等重要情报。

推杯换盏谈兴正浓之际，屋外突然响起枪声。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日本鬼子出动了！”刚才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的黎纯一，丢下贵客，带了几个人溜之大吉。

张爱萍细听了一会儿枪声，便问刘子吾：这一带有国民党正规军吗？”

“没听说有正规部队。”

“这就奇怪了，这枪打得有章法啊。走，看看去。”

张爱萍循着枪声向北走去，约摸20多分钟，迎面看见一座土山，枪声就是从土山上传来的。

在山脚下，他遇到了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回答出乎张爱萍的意料：“我们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二大队。”

“你们大队长是谁？”

“梁兴初。”

张爱萍急忙上山，在山上见到了老熟人梁兴初。梁兴初见到张爱萍也颇感意外。他告诉张爱萍：115师685团于去年秋冬由山西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战略侦察，后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这次南下，是为向敌后挺进作战略侦察，今晚就要撤回鲁南。

时近黄昏，枪声稀疏了，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八路军战士给日本鬼子以重创，但自己的伤亡也不小。虽然梁兴初撤走了，但他派来一支小部队护送张爱萍考察了皖东北各县镇。

考察中，张爱萍探访了皖东北各界头面人物，寻访了散布在角角落落的游击队，还造访了国民党皖东北的“顶尖人物”盛子瑾。考察路东后，他便在路东扎了根，并从山东分局请来金明，一起在洪泽湖边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团结了各路“诸侯”，在这块战斗纷繁的战略要地上，建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不惑之年初创人民海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身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率领六纵、九纵破击津浦铁路，阻击国民党李品仙部北上，先敌控制徐州。不料途中脑部负伤。为了他的身体，组织上先送他到大连、后又到苏联海参崴疗养。

1949年1月，张爱萍回到国内，于渡江战役开始前赶到三野司令部驻地蚌埠，请求参加渡江战役。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三野司令员陈毅对他说：“渡江这一仗你是打不成了。毛主席决心要在渡江期间把海军建起来，他亲自点将让你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立即着手组建海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我们非要干好不可！”

1949年4月23日，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渡江战役获得成功，南京胜利解放！也是这一天，第三野战军前委奉命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40年后，中央军委确定4月23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诞生日。

随后，张爱萍等人从靖江渡过长江到达江阴，开始筹建人民海军。陆续到达的还有三野教导师师部及一个团、苏北海防纵队和野司侦察营等部队。张爱萍把先期到达的部队临时组成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3个办公厅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分别接收上海、江阴、镇江、湖口等地的海军设施和舰船，同时在上海、福建、青岛等地招贤纳士，广为招罗人才。

当时，绝大多数官兵不懂海军，有许多人甚至连大海和军舰都未见过。张爱萍专门找人谈话，征询意见，谋划建设海军。他多次找金声、徐时辅、曾国晟等原国民党海军高层人士，让他们献计献策;组建南京海军学校培训舰员，任命30军参谋长夏光为校长，35军政治部主任孔繁彬为政委，徐时辅为教育科长（后兼华东海军军调处副处长）;组织原海军人员、陆军官兵互教互学，毕业后上舰见习。

张爱萍亲自到上海四川北路曾国晟住处，请他出山担任华东海军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兼舰船修缮委员会主任。曾国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技术署少将署长，著名造船专家。他看到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对其黑暗、腐败十分不满，拒不去台湾，告老还乡，是一位爱国、有正义感、技术全面的海军专家。

曾国晟被请到上海后，住在四川北路的一位亲戚家。张爱萍常轻车简从，和曾国晟促膝谈心，研究修理舰船和征集购置舰船等事宜。曾国晟平时寡言少语，但很有谋略，他的意见很受张爱萍的信任和重视。

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浙东沿海岛屿仍被国民党军占领，长江口又布了水雷，国民党空军常派飞机来上海轰炸，仅1949年7月空袭就有27次之多。1950年2月6日最后一次大轰炸，上海港的码头、舰船和造船厂均遭受很大损失。此时中央军委命令，要华东海军准备渡海舰船，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

华东海军分别从上海、青岛等地筹集大型坦克登陆舰8艘、中型登陆舰6艘。随后，又立即向中央军委申请，向苏联紧急购买苏式舰炮数百门，从陆军调来陆炮近千门，改装上舰。张爱萍偕同曾国晟、陈玉生首先来到江南造船厂，抓恢复整顿工作，成立领导小组，曾国晟任组长、陈玉生任副组长。

1950年初，经中央军委批准，三野七兵团第35军、九兵团第30军及其军部，计1万余人，一起调归华东军区海军。至此，华东军区海军已经是拥有近2万人、领导机关齐全、形成正规编制的作战部队了。

到1950年5月，上海地区的修造船厂共装修大小舰船150余艘次，有力地保证了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为华东海军第一支战舰编队的组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创造了中外海军修船史上的奇迹。后来，这些舰船组编为3个舰队和1个扫雷舰大队，配备了各级领导干部和舰员。

1950年4月23日上午，南京草鞋峡江面，一艘艘银灰色的军舰，整齐地列队碧水，全军将士豪情满怀。庆祝人民海军建军一周年暨军舰授旗命名大会在这里举行。仪式开始，所有战舰汽笛长鸣，声贯江面，气贯苍穹。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说：“去年的今天，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海军，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建设起一支像样的海军。这在世界建军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1951年2月15日，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他从此离开了人民海军。

跳上炮艇，亲自登岛指挥一江山岛战斗

1954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了东矶列岛、头门山、田香、雀儿希等岛屿。此后，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而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他岛屿。

张爱萍通过对一江山岛的地形、地势、天候、潮汐等方面作了周到细致的勘察、考査后，即组织各参战部队加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包括动员教育，侦察敌情，拟制三军协同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军种分训和三军合练，扩建机场，抢修舰艇，调集物资器材，组织通信、气象、测量等各项保障。在三军演练的同时，人民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斗争。

1954年11月11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接到报告：据雷达侦察，连日来国民党海军主要战舰“太平”号护卫驱逐舰每天18时至19时，都从大陈岛出发，经一江山岛外海转向头门山岛，再右绕驶向渔山列岛，巡逻至拂晓前返回大陈岛。

13日晚，张爱萍带领海军参谋郑武潜伏在头门山岛观察。果然，“太平”号沿袭往常的时间、路线徜徉了一遭。张爱萍当即决定：“命令我4艘鱼雷快艇于14日夜埋伏在头门山岛海域，张网以待。”14日接近拂晓时，“太平”號自渔山列岛驶出，乖乖地进入了埋伏区。张爱萍命令4艘快艇一齐行动，呈半圆形包围圈，同时发射鱼雷。随着一阵巨响，“太平”号被击沉。自此，敌舰再也不敢在这片海域露面了。

1955年1月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登陆作战。在明丽的阳光中，张爱萍向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和率领第一梯队登陆的指挥员等再一次明确任务和登陆地段。

时针指向了8时，数十架由强击机和轰炸机组成的“品”字形机群，箭一般地向上下大陈岛及南北一江山岛飞去。顷刻间，大陈列岛和一江山岛相继陷入火的海洋，首当其冲的是敌指挥所和雷达站。当127吨炸弹投掷完毕时，上下大陈岛与一江山岛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指挥系统陷于瘫痪状态。8时15分，人民解放军机群退出战斗返航，9时21分全部安全着陆。

坐镇宁波的前线指挥所副司令员聂凤智向张爱萍报告：“据侦听，在我军对大陈本岛和一江山岛轰炸后，国民党军仍未发现我军战役意图，仍以为我军可能在披山岛登陆。”

9时整，黄朝天命令炮群实施炮火攻击。12时15分，黄朝天又一次命令：“登陆部队起航！”100多艘不同类型的舰船组成的登陆舰队，桅杆上挂着五星红旗，在M-13火箭炮群、海军舰炮及战斗机群的掩护下，犹如万箭齐发，井然有序，浩浩荡荡，驶向一江山岛。张爱萍看在眼里，悦在心中，感叹道：“看，这哪里像海上进军，简直是两湖竞渡，多么壮观呀！”

张爱萍的望远镜犹如扫描器在海面上仔细地搜寻，突然发现，舰队周围掀起数支水柱，他当即判断，这是大陈岛敌炮兵醒悟后进行拦阻射击所致，遂果断命令：“轰炸机大队立即摧毁大陈敌炮阵地！”随着命令的到达，轰炸机群第二次起飞，成吨的炸弹再次倾泻向大陈岛，敌炮兵阵地立即被摧毁。

14时10分，解放军第一梯队在离一江山岛2500米左右处，分三路展开战斗队形，以快速多箭头、多波次地向各登陆地段冲击。一江山岛越来越近。解放军各种火炮、火器，再度进行火力急袭，掩护步兵登陆。

14时29分，5连按预定时间提前一分钟在乐清礁登陆;6连标错了登陆点，在受挫的情况下也于14时31分在北山湾登陆。各登陆部队纷纷向指挥所报告：“我军已成功占领滩头阵地！”

张爱萍接到报告喜不自禁。为了尽快取得胜利，15时许，他不顾自身安全，跨出了指挥所，跃上了炮艇，前去一江山岛。

在张爱萍的亲自指挥下，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击毙、俘获敌守备司令以下1086人，生擒国民党军驻一江山岛最高长官王辅弼。号称大陈列岛“铁门”的一江山岛被彻底打开了，渔山列岛及披山岛之敌迅即撤进大陈本岛。

捷报飞处，全国一片欢腾。毛泽东视察黄浦江时，在“港申”号轮船上，对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1955年，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

50岁开始冲刺“两弹一星”

1960年7月16日，苏联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与此同时，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国内造成了严重经济困难。

1961年，在原子弹上马下马之争中，陈毅喊出了一句著名口号：“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随后，他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去摸清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

张爱萍说：“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

陈毅说道：“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张爱萍真的认真去学了，他家饭厅的墙上，曾贴着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面还有张爱萍为加深记忆用红圈标明的铀235和铀238。

当然仅靠自学是不够的，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成功秘诀，除了“善于学习”之外，第一条就是“知人善任”。

首先，张爱萍抓工作都会先找一个助手，他的标准是，既要懂管理，在科技方面又得是内行，单纯的科学家不行。按照这个标准，张爱萍找到的搭档是刘西尧，他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可算是党的领导干部中极少数的“内行”。另一个得力助手张震寰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型将军，曾就读北大，后来出任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以及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研制等重大国防科技工程的一线指挥，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中，原子弹爆炸倒计时读秒的，就是他的声音。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这是张爱萍知人善任的另一方面。当年，朱光亚只是一位年仅37岁的青年科学家。见到51岁的张爱萍，他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张爱萍却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朱光亚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张爱萍说：“是真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对原子弹一点儿也不懂。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虽然不懂原子弹，但是张爱萍懂科学家。1963年春，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往青海，张爱萍作动员报告时说：“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二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們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不少科学家就是被这番话所打动，奉献了一生。

在茫茫戈壁上，张爱萍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最真挚的情谊。后来，当邓稼先患直肠癌做手术时，75岁高龄的张爱萍，拄着拐杖、忍着伤腿的疼痛，在手术室外静候5个小时，正是这种情谊的体现。

作为领军人物，必须身先士卒，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同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张爱萍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办法。他有一句口头禅，经常对科学家们说：“你们大胆地去工作，只要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是我的。”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张爱萍摸索建立了“两条指挥线”制度，一条是行政指挥线，另一条是技术指挥线，行政指挥线主要做组织保障工作，技术指挥则设立总工程师，放手由专家来担任。

后来，他又建立了“科技委”制度，在总装备部、航天部等科研单位里，由科学专家们组成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和行政单位平行的一个科技决策机构，让科学家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在技术工作上充分享有指挥权、领导权。这两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国防科研工作的宝贵遗产之一。

国防科工委曾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无论什么试验，张爱萍到场肯定成功。子女们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父亲，张爱萍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说：“他（张爱萍）做事很负责，亲自深入第一线检查。后来他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

正是张爱萍等领导人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得新中国仅做了几十次试验，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导弹，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1966年，“文革”爆发。张爱萍受到严重冲击。这时，周恩来向张爱萍伸出了救援之手，让他脱离总参谋部，去当总理的联络员，到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调査部院合并和精简机构的情况，这虽然有工作需要的成分，却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

可是，张爱萍依然如同往常，拿起令箭又冲锋陷阵了。他到处去表态发言，平息动乱，马不停蹄，废寝忘食。没有几个月，他累病了。“革命群众”冲进了病房，连骗带抢地把他押走了，关进了连周恩来也不知道的地方。

由于囚室潮湿，张爱萍的关节炎愈来愈严重，经常疼得无法入睡。一天下午，张爱萍双腿疼痛难忍，摔倒在水泥地上，左股颈骨骨折。阜外医院把这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立即送张爱萍到301医院治疗。经过两次手术，近半年的金属牵引，均告失败。张爱萍只能依靠双拐练习行走。

1974年春，张爱萍迎来了解放。他按照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石一宸提供的线索，去找一位老中医治腿。经过120天的治疗，张爱萍终于可以不用拐杖行走了。1975年春，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持军委工作。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他约张爱萍谈话，希望他出任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做具体工作。当时张爱萍的身份是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然而面对更高的职位，他却毫不犹豫地推辞了，同时，他向邓小平推荐了罗瑞卿。

张爱萍对邓小平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还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19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已经20多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做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当时，张爱萍刚刚确定了国防科委的“三抓”计划，即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并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保证在80年代前半期拿出来。对于年事已高的张爱萍来说，圆满完成“两弹一星”这一历史使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70岁的张爱萍挥毫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同年9月，张爱萍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1982年10月，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完成了由潜艇从水下发射的潜地火箭;1984年4月，成功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静止通信卫星。壮怀青萍的张爱萍，终于亲手铸就了一把把长空神剑，大扬军威国威，实现了他仗剑报国的夙愿。

1987年，中央批准张爱萍离休。

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10位小战士到大领导的成长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两弹一星”领军人——张爱萍》《决策与信息》2014年第12期、《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人生》《党史纵横》2009年第12期、《张爱萍受命组建海军》《解放军报》2012年12月3日、《张爱萍与新中国海军》《铁军》2019年第5期等;作者：潘望、卓雯、徐平、李赞庭、张晓蕾）

张爱萍家风：“我赞成你自食其力”

父亲是个典型的军人。所谓典型，就是有着特有的军人姿态和军人气度，他腰杆笔直，站立时从不插手或背手;坐着时身不靠椅背，不跷二郎腿;除睡觉，决不沾床;衣着简朴无修饰，但却整齐利落。言必信、信必果，承诺的事必须做到。

2002年1月9日是父亲92岁的生日，全家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儿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但父亲做不到。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精力便耗尽了。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了。人们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鼻饲管和导尿管。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

其实，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哟！他会说：“拿去吧，做个纪念。”有时谈到一本书，我说，我先翻翻。他会说：“拿去吧，来，给你签上个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还是上幼儿园时，他就坚持送我去住校，一直到我上中学、参军，中间只是小学五、六年级是走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严厉的代名词，几乎就等同于批评。长大后，我们有了思想上的交流，但这绝不包含生活。我后来调回北京，就带着老婆孩子搬出去，自立门户，衣食住行从不去沾他的光。对我的做法和态度，其实他是看在眼里的，但他只是说：“我赞成你搬出去，也赞成你自食其力。”

他完全不像我对我的儿子那样，他几乎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学习，了解和关注过我的生活，包括今后的前途。当我决心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立志从军，他只说了句：“人各有志！”但当我到部队时，我的信他每封必回，前后几十封，一张一页，密密麻麻。

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没有因为自己的事向父亲开过口，希望借助他的权势来帮助我。我不能让他小看了我，因为，我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信念。也许这就是他留给我的财富，也是他愿意看到的。

有个名叫周立人的老同志，战争年代曾在我父亲身边工作过半年，后来这位老同志从溧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每年入秋都给我家送一篓子螃蟹。他去世前，没有留下别的话，只是叮嘱家人亲友，记住，每年都要代我给爱萍首长送螃蟹。他对我父亲的真挚情感让人唏嘘不止，其实我父亲并没有特别关照过他。当我动情地将这故事讲给我儿子听时，这个新时代的小伙子竟说：“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折服的是我的爷爷。敬仰和爱戴他的人，不是因为他曾给过他们什么利益，而是为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被人格魅力所征服的影响将是永恒的。

2003年7月5日，父亲走了。那天，有上万人为他送行。有军队的将军和士兵，有国防科技战线上的科学家和工人，也有我们住家胡同里左邻右舍的平民百姓，长安街再次拥堵。

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赋有使命的。我相信，這一代英雄，他们都是天上的星宿，他们曾经下界来，按毛泽东说的，“普度众生”。现在，他们要回归了……

（责编：陈毓婧;参考资料：《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1版;作者：张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