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15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全国政协副主席

刘欣 周玉莲 杨笑文

15岁时，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养父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不许她参加革命，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当听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就把她关在房子里。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康桂秀走上井冈山，改名康克清。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17岁的童养媳康桂秀当上了女红军

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出生于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座普通小镇万安县罗塘湾，出生时，父母给她取名康桂秀。由于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出生才40天的康桂秀被送到一户叫罗奇圭的人家当童养媳。

康桂秀被送到罗奇圭家时，罗家的男孩刚夭折不久。按当地的风俗，康桂秀叫作“望郎媳”，就是要讨个吉利，等待第二个男孩出生。遗憾的是养母再没有生育。于是，康桂秀实际上成了罗家的养女。

养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俭朴。在她的影响下，康桂秀小小年纪就能干懂事。康桂秀13岁那年，夏天久旱不雨，稻田裂开一道道口子，禾苗也晒蔫了，乡亲们都想方设法洒水浇田，想保住禾苗。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养父偏巧外出不在家。眼看稻子沒收成，明年全家人就要挨饿，养母急得哭了。康桂秀跑到邻村借来一架水车，母女俩一起上阵，不顾天热劳累，昼夜车水，终于把稻田都灌满了，禾苗又都抬起了头。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罗奇圭家有个聪明能干的媳妇，附近一带没有哪一家的童养媳能比得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康桂秀无形中成了村里童养媳中的“头头”，偶尔她们发生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康桂秀都耐心劝解她们。只要康桂秀一说话，她们都能听。于是，乡亲们把康桂秀称作“媳妇王”。

一天，康桂秀从外面干活回来，刚进家门，就见奶奶手里拿着一套裹脚用的东西，正在等她。

康桂秀大声对奶奶说：“我不裹脚！现在革命了，不兴裹脚。好好的一双脚，裹了怎么能劳动，怎么好走路？”

“养个大脚妹子，将来怎好出嫁？丢死人啦！”奶奶气得浑身发抖。

康桂秀还没见过奶奶气成这个样子，她担心会把奶奶气病，但又不能顺从这个安排。突然，她灵机一动，想了个好主意：“那好，要裹脚，从今以后，家里的水我不挑、柴我也不砍了。”

养母也帮康桂秀说话，因为她自己也是一双大脚。奶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康桂秀不裹脚的要求。

康桂秀高兴极了，她把自己反抗裹脚的办法告诉了小姐妹们，鼓励她们和父母作斗争，坚决不裹脚。姐妹们都照康桂秀的办法，用不挑水、不砍柴向父母抗议，家长们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孩子们的要求。

1925年9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沿赣江北上，一路势如破竹，把旧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罗塘湾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迅速在罗塘湾全面展开了。康桂秀在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新思想，很快成长起来。

1926年初夏，聪明能干的康桂秀参加了村里共青团组织办的妇女训练班，不久，由团支部书记罗诗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她除了干好家里的农活，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唱歌、演戏，她成了村里的“小忙人”。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康桂秀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她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不久，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她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

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罗塘湾到处是白匪军和挨户团，他们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简直杀红了眼。养父罗奇圭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便不许她参加革命，并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农历七月底，养父听到消息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怕康桂秀知道，就叫养母把她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了康桂秀的猜疑。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于是，她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

康桂秀一出去就遇见了本地共产党员柴苟，柴苟对她说：“赶快找妇女协会会员帮红军筹粮食做饭。”第二天，当地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刘光万通知康桂秀参加红军召集的本地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何长工主持，陈毅讲话，当场发出号召：“老表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然后指指身旁的刘光万和游必安说，谁要当红军都可以找他们两人报名。康桂秀找到刘光万，和6个小姐妹一起加入了红军万安游击队。

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不久，康桂秀加入了妇女组，她认识了曾志、贺子珍、伍若兰和吴仲廉等同志。妇女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有时还帮助毛泽东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处，妇女组一住下来，就找群众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还经常张贴朱德、毛泽东发布的布告，写大标语。康桂秀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从布告上和大标语中学认生字，同时领会一些革命道理。

每天行军、工作都十分紧张，生活虽苦，却使康桂秀感到精神充实。不过，康桂秀对家里给起的这个名字，总感到太女孩子气，一直想改，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不久她又在吉安遇到刘光万，他听了康桂秀的想法，表示赞成，想了一下说：“你看叫康克勤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递给她看。康桂秀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也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费事，又觉得一个人光是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吧，这样我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觉得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以后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18岁的她，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康克清走上井冈山时，朱德的名字早已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了。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

康克清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离开家乡向井冈山进发时。到达遂川，陈毅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待命。几十名刚参军的万安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充满喜悦。过了不久，前面的人突然一排接着一排地站了起来，同时有人大声喊道：“朱德军长来了！”康克清起先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那不就是传说中朱毛红军的革命领袖吗？她挤到前面，真的看见了和战士们走在一起的朱德，魁梧的体格，浓密的胡须，敞开的衣领，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满是风尘，显出长途跋涉的辛劳，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神奇色彩，完全是个普通战士的形象。

这时，朱德走到万安农军前停了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把举起的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人们安静。然后，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你们万安的同志吃了苦，受了国民党的压迫，死了好多人。我们这次来，救出了一部分同志，今后还要救出更多的同志来……”康克清和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朱军长对万安人民的关怀。

康克清随红军上井冈山后不久，国民党就集中了湘、粤、赣三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4个月的战火纷飞，敌人始终没能得手。1929年1月，红军前委决定：留下彭德怀一部，红4军其余主力下山到敌人后方开辟革命根据地。就在红军下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同志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朱德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日夜操劳，指挥红军同敌人展开英勇战斗。

战事告一段落后，朱德身边的战友惦记着要给他再找个伴侣。当时，曾志、康克清等十几名女战士同在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做民运工作，任务是随主力部队开进，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军筹粮。她们是军部直属队，行军作战常和军部一同行动。有时在行军途中，朱德还会到她们这里来鼓励女战士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渐渐地，朱德也就认识了这些女兵。

曾志是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长，同朱德等首长们比较熟悉。她一直在暗中观察周围的姑娘，想为朱德选个好伴侣。在曾志的介绍下，朱德与康克清渐渐互生好感。

到了3月初，红军在大柏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随后进入东固休整。这天下午，村边的稻场上传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曾志带着康克清和其他几名女战士来到朱德的住处。她们先和朱德聊了一会儿，在曾志的暗示下先后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康克清和朱德两个人。于是，他们俩坐到了一起，热情地谈起话来。

“当我初次和他接触时，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跟战士一样，又做着士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领袖。我们两人是最要好的同志。但过了这个过渡时期后，我已不能不承认我大概对他产生了爱情。”这是1937年康克清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虽然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引人入胜的插曲，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康克清和朱德的爱情经过。

3月下旬，红军进入闽南，在长汀县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汀县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也是闽西最繁华的县城，在这里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胜利的喜庆中，康克清和朱德在长汀县城“辛耕别墅”——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大家纷纷举杯祝贺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从这以后，不论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也不论是和平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康克清始终伴随着朱德，他们相敬相爱，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康克清同朱德結婚后，战友们都为她高兴。可也有一些人觉得她地位变了，相处时客客气气不像过去那样亲热了。这种评价，使康克清感到特别苦恼。她忘不了朱德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是红军的普通一员。”她决心以此自勉，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结婚后，康克清本来可以和朱德生活在一起，受到应有的照顾。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像过去那样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同大家生活在一起，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她身上的一套军装穿得补丁缝补丁，大伙儿都劝她去总供给部领一套新的穿。她严肃地说：“不，大家现在不都只有一套军装吗？这衣服补好了，还能穿个一年半载的。”

按照当时的制度，她和别人一样，只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才回到朱德那边去。她从不叫朱德为丈夫，总是以同志相称。有些好奇的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红军战士，叫同志好。”

有一次，部队到达吉安，晚上朱德突然发起高烧。康克清得知后立即赶到朱德身边，熬药、用湿毛巾冷敷，一直忙了大半夜，朱德的高温才降了下来。第二天，她按时返回部队照常工作。到了晚上，战友们都非常关心朱德的身体，一个劲儿劝她在朱德身边多待几天，几个手脚麻利的姐妹还捆好了康克清的行李。大家都认为她这几天不会再来了，可天一亮，康克清的身影又出现在操场上，同志们都打心眼里敬佩她。

大家称她“官兵平等的模范”，朱德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1930年6月19日，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不久，党中央又做出决定：将一、三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而康克清被调到方面军总部特务3连任指导员。在特务3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康克清来说是个全新的工作。这里的战士都经过一番挑选，不少是粗通文化的高小学生。当时红军里上过学的人很少，一般把高小学生也看作知识分子。比起他们，康克清是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干部。战士的年龄又都同她差不多，工作中的困难自然更多。

康克清分析自己的有利条件：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他们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自己已有了做指导员工作的初步经验，懂得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也已经能看懂一般的书报了。所以，康克清有足够的信心做好工作。她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岀好榜样;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军事训练，都要严格要求;关心每一个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搞好全连的生活，一定要把伙食搞好。

到特务连的头一天，战士们见指导员是个女的，都在一边窃窃私语，连长也对康克清投来疑问目光。康克清不多说话，只是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经过她认真地工作，严格要求，大家同她很快地亲密起来，她成了连队大家庭里的一员。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了，她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起来。

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直皱眉头。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看见旁边有的战士脚步慢下来，康克清主动上前关心地询问：“是不是饿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往往不等人家回答，她就抢过枪支、弹药帮他们背。

有时，战士们见她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劝她把东西给骡子驮或民夫挑，她说什么也不肯，还温和地笑笑说：“骡马不会说话，如果累死了，公家还要花钱去买。民夫规定挑公物40斤，再加重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了。”

战士们看劝不动她，就悄悄报告给了朱德。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考虑到她每个月有几天行动不方便，朱德想把自己的牲口让给康克清骑一程。她却说：“你是指挥官，指挥官不骑马能行吗？快骑走吧！我不累，保证不掉队。”事后，康克清找到那几个“打小报告”的战士，还“剋”了他们一顿。

1930年12月的头几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片往脖子里钻，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冻得直打冷战，一些战士还冻伤了手脚。白天行军还好过些，到了夜晚宿营就更困难了，能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睡觉，成了部队的头等大事。有一天晚上9时多，司令部的两名副官有事来找康克清。他们先到宿营的村里比较像样的房子找，没有找到她。问了几个战士，说她到村东头去了。他们找到村东头，才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用来放农具的小茅屋里找到康克清。

只见康克清睡在临时搭的一块门板上，身盖一床单毯子，上面压着一件棉衣。四面透风的屋子像个冰窖。两位副官看到总司令的夫人竟睡在这样差的屋子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要给康克清重新换个好一点的房子休息。康克清裹着棉袄摆了摆手说：“战土们都是这样睡的，我是战士，应该在这儿睡。”

时间长了，战士们看见康克清不仅不摆架子，还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战士，都称赞她是“官兵平等的模范”。

王稼祥称赞23岁的康克清：“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抢渡湘江时，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去一多半，只剩下3万余人。为了避开敌人的飞机，红军大多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這个时候，康克清主动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司令部的后面做收容工作。为了不让一名战士掉队，她跑前跑后，指挥战士把因伤或因病走不动的战友集中起来，由担架队负责抬着走。“大家跟上，不要掉队。”黑暗中，不时传来康克清急促的声音。

每逢到达宿营地，大家都歇息安顿下来，康克清仍有干不完的工作，查点人员是否到齐、看望伤病员、对驻地周围的情况进行调查，还要考虑明天的行军计划。

行军途中休息时，她还常帮助朱德抄写命令、起草通知。战士们经常看见他们的指导员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抄写着总部下达的命令。不少人都知道，7年前康克清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文盲，经过这几年勤奋学习，在同志们和朱德的帮助下，她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但，她肩上的担子也更加重了。

当时，中央机关首脑跟在红军总部后边，康克清常常能遇见一些中央首长。

毛泽东这时在中央还不负什么责任，常常带着几个警卫员徒步行军，很少骑马或是坐担架，显得十分轻松。每当他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收容队战士面前，总会出现一些热闹的场面。有几次，身体健壮的康克清身背两三支枪，背包上又摞着个背包走在队伍里。毛泽东见了便打招呼：“你这个指导员真是个大忙人哟，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你背，行吗？”“没问题。”康克清爽快地回答。毛泽东常向她问起部队的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康克清一一回答，他们边走边谈，不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四周的战士看见他们那么高兴，那么轻松，也受到感染，脚下的步子似乎轻快了许多。

有时敌人尾随得很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战斗，所以康克清在行军中还要及时了解敌情，事先准备好几套方案，应付突发事件。一天，部队行进在半山腰的一段羊肠小路上，一面是很高的山崖，一面是密密麻麻的荆棘，走起来很困难。突然，后面传来一阵枪炮声，顿时部队有些乱。康克清立即命令一名干部把收容队收拢一下，加快行军步伐，同时做好战斗准备。她紧跑几步，来到中央首长的队伍里：“首长们快些走，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怕啥子哟！”毛泽东停下脚步，又侧耳听了听，觉得枪声还很远，便微微一笑说：“敌人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放枪是吓唬人呢，再说后面还有红军。你着急，你们就先走嘛！”说完，他朝康克清摆摆手，就朝前走去。

看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那么镇定自若，康克清也放下心来。虽然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她的责任心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康克清被临时派到担架队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担架队，抬的伤病员都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其中好几位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王稼祥就是其中的一位。

虽说担架队前面有红军开路，后边有部队殿后，但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中长途行军，首尾相差几十里，要保护好几十名受伤的团以上干部和中央领导，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康克清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天中午，担架队与中央机关的队伍相遇。康克清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叫担架队停下来，让开道路叫中央机关先行。周恩来笑着摆手说：“你们不必让了，我们就跟在你们后边，也省得再去另找向导带路了。”康克清一听有道理，便带着担架队先走了。但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敌人。康克清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英勇还击，不一会总部增援的部队到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立刻倒下十几个人，其余的敌人像野兔子似的惊慌失措地跑回山上。

步兵班的战士高兴地跳起来要上山去追击敌人，康克清立即制止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和担架队的安全，不是消灭敌人。”很快，特务排的同志们也撤了回来，他们还捡回敌人丢掉的两条枪，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

从后面上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听了情况介绍后，都称赞康克清指挥有方，很好地保护了中央领导的安全。王稼祥从担架上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说：“打得好啊！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永远的“康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康克清专注于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她处事待人和蔼可亲、质朴大方，被大家崇敬而亲昵地称为“康大姐”“康妈妈”。

在长期的妇女工作领导岗位上，康克清一贯坚持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她重视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她十分关心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1979年亲自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特别关心基层和贫困地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妇联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强调把妇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康克清还为增进我国与各国妇女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曾代表我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康克清重视儿童工作。她曾发起建立延安第二保育院，为战区难童和革命者后代的成长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后，她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儿童健康成长。

在康克清的亲自帮助下，盲人作家徐白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盲童刊物——《中国盲童文学》，康克清还亲笔为刊物题名。这份刊物一诞生，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卷起一个又一个爱的旋涡。

1986年7月1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个民族的58名优秀盲童代表齐聚北京——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他们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亲吻着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红旗，聆听着天坛回音壁的奇妙回声，攀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长城。他们，用心灵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此时此刻，身在外地的康克清仍然在惦记着这些盲童。她写来了一封祝贺信，并委托秘书在开幕式上宣读：“亲爱的孩子们，得知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我非常高兴，并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现在虽然身在外地，但与你们的心紧紧相连……”

1978年至1992年擔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康克清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之前她坚持不住院，因为她心里惦记着许多工作：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的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只住两天就出院，然而病魔无情，没料到这一住就再没能回来。

3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别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常委会和大会，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可她仍旧挂念着工作。

康克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想来看她，她对秘书说：“我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可她心里却总是装着别人。1991年，康克清到广州住了4个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张碧梧一直陪着她。后来，康克清送给她一床被套。这次住院，康克清得知张大夫有两个儿子，又特意请人买来一床被套带到广州，并捎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一床，请收下。”康克清对身边的同志说：“张大夫是个好人，该做的工作她都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去做了，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4月初，清明节快到了，病榻上的康克清更加思念她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从1976年朱德病逝以来，每个清明节，她都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也要赶回来。这次她实在去不了了，儿孙们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德的一片深情来到了八宝山，朱德逝世16年来，她未能亲自去扫墓，这是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

不久，康克清病情加重，她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医生努力进行了抢救。康克清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把孩子们都叫到了床前，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我什么都不要，一切后事听从组织上安排……”泪水盈满了康克清的眼眶，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已经没有力气说下去了。孙子们问她：“让我们把您与爷爷放在一起，是吗？”康克清无力地点了点头。

1992年4月22日12时零4分，这位昔日的贫苦“望郎媳”、如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烈火中炼出的金凤凰康克清，终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之旅。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红军女司令康克清》《党史纵览》2014年第4期等;作者：潘望等、李新市等）

朱德家风：革命到底

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

在朱德的遗物中，有一条补了又补的衬裤，上面有17处补丁，无数个小孔。还有一张白麻纱贴花床罩，一边已朽烂，罩面上有6处补丁，这张床罩陪伴朱德度过了晚年生活。后来，康克清又一直用到1992年去世。这张床罩总是破了又缝，缝了又补。这些补丁还是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缝补的。由此可见，他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物品，更是体现出良好家风。

在领导干部子女用车问题上，朱德从不破格，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朱德对家里的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律不准乘坐公家的汽车上学，无一例外，就连康克清都是乘公共汽车去上班。

康克清十分喜爱孩子，但她却终身未生育。朱家的数十个孩子和一大批烈士遗孤，从小到大都是康克清辛勤抚养，她严格的家教，对后代们影响深刻。

这是朱德和康克清在1943年10月28日写给女儿朱敏的一封信，当时朱敏正在苏联国际儿童医院学习，他们便写信勉励她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为建设祖国做准备。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贺高洁，朱敏的表姐）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像（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康克清

1983年“严打”期间，朱德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有关部门向康克清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凡事依靠组织，这是她一贯的思想。

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传说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母亲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认清现实，尊重法律，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朱德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

此后，康克清有时会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們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康克清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为全世界的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奔走呼号，直至逝世。如今，康克清纪念馆不仅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被评为了“江西省首批家风家教示范基地”。

（责编：袁栋梁;参考资料《康克清一生革命的“红军女司令”》《井冈山报》2018年2月7日;作者：刘欣、周玉莲、杨笑文）